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苏剑说：“我的成绩一直很一般，每次大考是马马虎虎能考上。能上绿野中学，在那个时候也是幸事。”
两年前，记者在网上看到《做研究必须实实在在》一文，谈到从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从2006年开始呼吁放宽生育政策、北京从2009年开始由财政补贴地铁票价、从2012年开始全国设定每年经济增速的最低目标为6.5%等，都有经济学家苏剑的贡献，对他顿生崇敬之情，感觉这样的经济学家既“高大上”、又“接地气”。为此，记者萌生了专访他的想法，想听听他是如何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通过多方打探，终于取得了他的联系方式，于是有了和他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关键时刻显身手
1966年4月，苏剑出生在陕西省武功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是家中老三，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由于父母都是文盲，对于几个子女的教育纯属放养。苏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就到村小学就读。
小学读书期间，成绩一般的苏剑在小升初时，顺利地考进了镇中学。进入初中后，苏剑的成绩也不突出，但在初升高时，他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绿野中学。
苏剑说：“我的成绩一直很一般，每次大考是马马虎虎能考上。能上绿野中学，在那个时候也是幸事。绿野中学是我们县的一所重点中学，在当地很有名的。学校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为关学大儒张载先生讲学圣地，时名‘绿野书院’。张载是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因其言简意赅，历代传颂不衰。绿野中学就来自张载的绿野书院。”
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苏剑说：“我是1981年上的高中。到高二时，学校开始分文理班。有一天，班主任到教室说，谁想学文科的，就去对面那个教室就行了。我文理科都学得还行，当时不太了解文科班与理科班的区别，就坐在座位上没动，就这样糊里糊涂留在了理科班，成了一名理科生。”
1983年高考，填报志愿时，苏剑说：“那时对填报志愿也不是很了解，也没人能帮忙。那个年代录取率很低，能考上就不错了，不敢奢望能考多好，我就把目标确定在了陕西省内招生的省属学校，然后再看哪个专业招收人数多，就报考哪个学校，那样被录取的几率就大。”
最终，苏剑填报了陕西工学院的机械制造专业。
读研梦想暂破灭
进入大学后，苏剑发现，他并不喜欢机械制造这个专业，因此逃课成了家常便饭。他常常待在图书馆里，读各种书籍，大多数不是本专业的。
苏剑说：“我本专业的成绩很一般，每门课能过就行，没想要多高的分数。当时的学校管理也比较死板，不能换专业。而且当时的陕西工学院是纯粹的工科院校，也没有文科，所以我要想换专业只能通过读研。作为工科生来说，要换个专业难度也比较大。因此，我一直在做考研准备。然而，到了大四，要报名考研时，报名却成了问题。我们系分管学生工作的系主任坚决不同意我报名。他说：‘你看你这成绩，还报名？你去考不是给我们陕工院丢人吗？’”
一心想继续读研的苏剑，这个梦想暂时破灭了。1987年，大学毕业的苏剑被分配到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家国有企业。
按常理说，进入国有企业工作，等于捧上了“铁饭碗”。但这时，随着“下海潮”的来临，全国掀起了一股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和事业单位人员辞职热。据人社部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苏剑说：“我当时在那个企业做工程技术人员。我对那个专业没有兴趣，对当时国有企业的体制更是厌恶，所以就想离开那个单位。但是，单位始终不放人。毕竟，那时的大学生还比较稀缺，不是想走就能走的。”
梦想需要转个弯
只有心存梦想，才能实现梦想。在单位工作五年后，1992年，苏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
其实，在选择未来去向时，苏剑也有过纠结。他说：“要么自己下海，要么继续读书，去考研，争取做个学者。对我来说，下海就是去南方打工，我没兴趣，所以最终决定做个学者更适合自己。”
目标确定后，工作之余，苏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复习考研上。对于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他开始认真选择。
苏剑说：“大学就读了个不喜欢的专业，再读研究生时，一定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这次，他选择了经济专业。
问及苏剑为何从机械制造專业跨界到经济学专业时，他说：“在确定考研时，首先就问自己，我能考什么呢？我选择经济专业，是因为原来的专业知识有一部分还能用上，因为经济专业考研要考数学，我用工科数学的底子来考相对容易些。同时，我对经济学也的确非常喜欢。”
1995年，苏剑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留校任教，主要讲《宏观经济学》。在这里，他工作了五年。2000年，出国读博深造。
看看外面的世界
提到出国读博的事情，苏剑说：“这里边有一定的偶然性。大三时，学校请来一个外教，开了两个英语提高班，一个是给本科生开的，把我给选上了。另一个是青年教师的提高班。我的课堂表现似乎还不错，那个外教有一次跟我说，她给青年教师开的班要举行一次考试，邀请我去参加那个考试。我也不知道那个考试有啥用，就去了。记得那次我的成绩是390分左右，外教说我的成绩不错，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个‘390’分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满分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考完就完了，也没往心里去。”
谈到自己能幸运地进入英语提高班，苏剑说：“如果当时按照成绩选的话，我没有优势，可能是因为当时英语教研室的主任对我印象比较好吧。他给我们班带英语课，我在课堂上比较活跃。虽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时常逃课，但英语课从没逃过。老师喜欢在课堂上提问，经常让我回答，我的回答老师应该挺满意。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是背诵一篇课文，说下次上课之前要抽查。下次课的头天晚上，睡觉前我才想起这个作业，于是赶紧拿起书，去路灯下背课文。第二天，老师要求大家背，全班同学就我一个人背诵下来了。因此，老师对我印象很好，我就进入了英语提高班。通过一年的学习，我的英语水平提高了很多。” 大学毕业后，苏剑工作的地方虽然也在西安，但离市区大约有二三十公里。苏剑说：“周末的时候，我经常去市里的书店逛逛。一次，我在西安的外文书店看到一本有关托福的书。那时对托福不了解，便随手翻看起来。我这才知道，那个外教当时是用的托福考试题在考大家。看了有关托福的书后，我才知道，托福考上500分就能申请出国，而且可能申请到奖学金。我想，我几年前就考到390分了，这几年虽然参加工作，但一直没间断学习英语，几年下来提高100来分应该问题不大吧！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想办法出国留学呢？拿着奖学金去读书多好！”
出国的梦想被点燃后，接下来的时间，苏剑开始备战托福。他买了录音机、托福的磁带，工作之余学习英语。同时，也买了相关的托福资料进行自学。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报名参加托福考试，他取得了627分的好成绩（满分是677分）。在考了托福之后，他又考了GRE，同样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然而，出国留学并不是说走就能走的，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因此，退而求其次，苏剑一边工作，一边找机会。这样的机会并不容易找，直到他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五年后，才成行的。
在留校任教期间，苏剑不仅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比如《如何让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带动就业》《刺激股市：毒药还是良方？》《降低利率有助于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吗？》《IS-LM 模型中的政策效果分析：一个重新表述》等，同时还翻译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高级宏观经济学》《动态宏观经济理论》三本外文书。
苏剑说：“当时，我国的经济学还比较落后，好多高校的高级宏观、高级微观课程都开不出来。我翻译这三本书对我的经济学专业知识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提升。也因为这三本书，让我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里面多少有了点自己的地位。”
苏剑表示，直到现在，在国际上发表学术论文都是很难的，特别是经济类的顶尖刊物。如果他当时选择不出国，前景也会不错。但是，当时他想的是，待在国内，虽然在经济学领域还算可以，但要想有国际竞争力，还得出去读书。加上以前也有出国的愿望，即便出国后再回来，至少了解了国外是怎么回事兒，国际水平是怎样的。
基于此，苏剑选择了出国读博。
经济离不开文化
苏剑说：“当时国家的政策不支持公费出国读学位，但可以进修、做访问学者，所以大家出去读博士基本上都得靠自费。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几个家庭能够支付得起学费，自费出国留学大都得靠奖学金。我拿到的是全额奖学金，免掉学费后每年还有大概13000美元的生活费。那时学费和生活费是个大问题，所以对于出国留学，我的第一选择是能给我全额奖学金的学校，第二才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
最终，Brandeis University（布兰戴斯大学）向苏剑抛来橄榄枝。苏剑入读了该校的国际经济学与金融学专业，四年后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苏剑再次回到母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谈及留学期间的影响，苏剑说：“第一是受到了严格的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训练。比如，训练怎样做研究、怎样写论文。同时，国外的学术氛围很好，思想比较开放，没有不能谈的事儿，没有不能用的方法，也没有不可见的人。那些教授都很平和，只要是谈学术问题而不是闲谈，他们都非常欢迎。你能感受到他们做研究的认真态度，而且学风严谨，绝对不允许学术作假，研究报告拿出来都是非常可信的。第二是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和人有了更多的了解。迄今为止，在面对一些国际经济形势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自己的判断比别人要好一点，原因就在于我对美国的社会和人的了解。了解多种文化，对理解美国经济形势是很有帮助的，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同时，苏剑也强调，影响经济的随机因素很多，事前往往无法把握，所以好多情况下是靠运气。实际上，在经济问题上预测对的并不多。比如炒股，有人看涨有人看跌，只要有交易，就会至少有一半人是错的。预测错了，也不一定就有多丢人，因为大家都是人不是神，预测只是基于当时的信息和知识做出的判断，预测出现较大误差甚至出现方向性错误都是可能的。但核心问题是，经济学家在预测前，要认真做研究，端正心态，客观中立，尽力而为，而不是忽悠人。
很多情况下，专家可能没有普通人预测得好，原因是专家考虑问题可能太细。在经济学研究中，常把小问题放大，放大以后预测出的结论很可能就是错误的。而公众可能反而抓住了主要因素。所以，深入研究也有代价，就是有可能过于注重细节，反而轻视了更重要的因素，导致预测准确性降低。
家乡的味道最美
最后，在谈到最喜欢的食物时，苏剑表示，最喜欢吃饺子，因为里面有肉有菜有面。他还谈到在西安工作期间，经常周末去陕西省图书馆看书、借书，中午就去图书馆附近的饺子馆，吃上一盘热乎乎的饺子，算是对自己的犒劳。因为喜欢这一口，至今还时不时要吃上一顿。
除了饺子，苏剑还喜欢家乡的面食。他说，走出了陕西，就吃不出家乡面食的味道了。后来长居北京，饮食是以米饭和炒菜为主。喜欢家乡的那一口，只能出差或者回老家时去饱餐一下。
这或许就是哪里长大，喜欢吃哪里的饭的缘故。苏剑也不例外，在他心里，依然是家乡的味道最美！
本期人物：
苏剑，美国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国际经济学与金融学博士，北京市新世纪人文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副主席，曾任方正证券首席宏观经济顾问（2014.9-2016.8）;研究/教学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参与或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著有专著《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内外失衡下的中国宏观调控》《宏观经济学（中国版）》等;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和政策评论文章。
两年前，记者在网上看到《做研究必须实实在在》一文，谈到从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从2006年开始呼吁放宽生育政策、北京从2009年开始由财政补贴地铁票价、从2012年开始全国设定每年经济增速的最低目标为6.5%等，都有经济学家苏剑的贡献，对他顿生崇敬之情，感觉这样的经济学家既“高大上”、又“接地气”。为此，记者萌生了专访他的想法，想听听他是如何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通过多方打探，终于取得了他的联系方式，于是有了和他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关键时刻显身手
1966年4月，苏剑出生在陕西省武功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是家中老三，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由于父母都是文盲，对于几个子女的教育纯属放养。苏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就到村小学就读。
小学读书期间，成绩一般的苏剑在小升初时，顺利地考进了镇中学。进入初中后，苏剑的成绩也不突出，但在初升高时，他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绿野中学。
苏剑说：“我的成绩一直很一般，每次大考是马马虎虎能考上。能上绿野中学，在那个时候也是幸事。绿野中学是我们县的一所重点中学，在当地很有名的。学校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为关学大儒张载先生讲学圣地，时名‘绿野书院’。张载是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因其言简意赅，历代传颂不衰。绿野中学就来自张载的绿野书院。”
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苏剑说：“我是1981年上的高中。到高二时，学校开始分文理班。有一天，班主任到教室说，谁想学文科的，就去对面那个教室就行了。我文理科都学得还行，当时不太了解文科班与理科班的区别，就坐在座位上没动，就这样糊里糊涂留在了理科班，成了一名理科生。”
1983年高考，填报志愿时，苏剑说：“那时对填报志愿也不是很了解，也没人能帮忙。那个年代录取率很低，能考上就不错了，不敢奢望能考多好，我就把目标确定在了陕西省内招生的省属学校，然后再看哪个专业招收人数多，就报考哪个学校，那样被录取的几率就大。”
最终，苏剑填报了陕西工学院的机械制造专业。
读研梦想暂破灭
进入大学后，苏剑发现，他并不喜欢机械制造这个专业，因此逃课成了家常便饭。他常常待在图书馆里，读各种书籍，大多数不是本专业的。
苏剑说：“我本专业的成绩很一般，每门课能过就行，没想要多高的分数。当时的学校管理也比较死板，不能换专业。而且当时的陕西工学院是纯粹的工科院校，也没有文科，所以我要想换专业只能通过读研。作为工科生来说，要换个专业难度也比较大。因此，我一直在做考研准备。然而，到了大四，要报名考研时，报名却成了问题。我们系分管学生工作的系主任坚决不同意我报名。他说：‘你看你这成绩，还报名？你去考不是给我们陕工院丢人吗？’”
一心想继续读研的苏剑，这个梦想暂时破灭了。1987年，大学毕业的苏剑被分配到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家国有企业。
按常理说，进入国有企业工作，等于捧上了“铁饭碗”。但这时，随着“下海潮”的来临，全国掀起了一股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和事业单位人员辞职热。据人社部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苏剑说：“我当时在那个企业做工程技术人员。我对那个专业没有兴趣，对当时国有企业的体制更是厌恶，所以就想离开那个单位。但是，单位始终不放人。毕竟，那时的大学生还比较稀缺，不是想走就能走的。”
梦想需要转个弯
只有心存梦想，才能实现梦想。在单位工作五年后，1992年，苏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
其实，在选择未来去向时，苏剑也有过纠结。他说：“要么自己下海，要么继续读书，去考研，争取做个学者。对我来说，下海就是去南方打工，我没兴趣，所以最终决定做个学者更适合自己。”
目标确定后，工作之余，苏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复习考研上。对于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他开始认真选择。
苏剑说：“大学就读了个不喜欢的专业，再读研究生时，一定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这次，他选择了经济专业。
问及苏剑为何从机械制造專业跨界到经济学专业时，他说：“在确定考研时，首先就问自己，我能考什么呢？我选择经济专业，是因为原来的专业知识有一部分还能用上，因为经济专业考研要考数学，我用工科数学的底子来考相对容易些。同时，我对经济学也的确非常喜欢。”
1995年，苏剑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留校任教，主要讲《宏观经济学》。在这里，他工作了五年。2000年，出国读博深造。
看看外面的世界
提到出国读博的事情，苏剑说：“这里边有一定的偶然性。大三时，学校请来一个外教，开了两个英语提高班，一个是给本科生开的，把我给选上了。另一个是青年教师的提高班。我的课堂表现似乎还不错，那个外教有一次跟我说，她给青年教师开的班要举行一次考试，邀请我去参加那个考试。我也不知道那个考试有啥用，就去了。记得那次我的成绩是390分左右，外教说我的成绩不错，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个‘390’分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满分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考完就完了，也没往心里去。”
谈到自己能幸运地进入英语提高班，苏剑说：“如果当时按照成绩选的话，我没有优势，可能是因为当时英语教研室的主任对我印象比较好吧。他给我们班带英语课，我在课堂上比较活跃。虽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时常逃课，但英语课从没逃过。老师喜欢在课堂上提问，经常让我回答，我的回答老师应该挺满意。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是背诵一篇课文，说下次上课之前要抽查。下次课的头天晚上，睡觉前我才想起这个作业，于是赶紧拿起书，去路灯下背课文。第二天，老师要求大家背，全班同学就我一个人背诵下来了。因此，老师对我印象很好，我就进入了英语提高班。通过一年的学习，我的英语水平提高了很多。” 大学毕业后，苏剑工作的地方虽然也在西安，但离市区大约有二三十公里。苏剑说：“周末的时候，我经常去市里的书店逛逛。一次，我在西安的外文书店看到一本有关托福的书。那时对托福不了解，便随手翻看起来。我这才知道，那个外教当时是用的托福考试题在考大家。看了有关托福的书后，我才知道，托福考上500分就能申请出国，而且可能申请到奖学金。我想，我几年前就考到390分了，这几年虽然参加工作，但一直没间断学习英语，几年下来提高100来分应该问题不大吧！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想办法出国留学呢？拿着奖学金去读书多好！”
出国的梦想被点燃后，接下来的时间，苏剑开始备战托福。他买了录音机、托福的磁带，工作之余学习英语。同时，也买了相关的托福资料进行自学。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报名参加托福考试，他取得了627分的好成绩（满分是677分）。在考了托福之后，他又考了GRE，同样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然而，出国留学并不是说走就能走的，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因此，退而求其次，苏剑一边工作，一边找机会。这样的机会并不容易找，直到他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五年后，才成行的。
在留校任教期间，苏剑不仅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比如《如何让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带动就业》《刺激股市：毒药还是良方？》《降低利率有助于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吗？》《IS-LM 模型中的政策效果分析：一个重新表述》等，同时还翻译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高级宏观经济学》《动态宏观经济理论》三本外文书。
苏剑说：“当时，我国的经济学还比较落后，好多高校的高级宏观、高级微观课程都开不出来。我翻译这三本书对我的经济学专业知识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提升。也因为这三本书，让我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里面多少有了点自己的地位。”
苏剑表示，直到现在，在国际上发表学术论文都是很难的，特别是经济类的顶尖刊物。如果他当时选择不出国，前景也会不错。但是，当时他想的是，待在国内，虽然在经济学领域还算可以，但要想有国际竞争力，还得出去读书。加上以前也有出国的愿望，即便出国后再回来，至少了解了国外是怎么回事兒，国际水平是怎样的。
基于此，苏剑选择了出国读博。
经济离不开文化
苏剑说：“当时国家的政策不支持公费出国读学位，但可以进修、做访问学者，所以大家出去读博士基本上都得靠自费。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几个家庭能够支付得起学费，自费出国留学大都得靠奖学金。我拿到的是全额奖学金，免掉学费后每年还有大概13000美元的生活费。那时学费和生活费是个大问题，所以对于出国留学，我的第一选择是能给我全额奖学金的学校，第二才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
最终，Brandeis University（布兰戴斯大学）向苏剑抛来橄榄枝。苏剑入读了该校的国际经济学与金融学专业，四年后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苏剑再次回到母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谈及留学期间的影响，苏剑说：“第一是受到了严格的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训练。比如，训练怎样做研究、怎样写论文。同时，国外的学术氛围很好，思想比较开放，没有不能谈的事儿，没有不能用的方法，也没有不可见的人。那些教授都很平和，只要是谈学术问题而不是闲谈，他们都非常欢迎。你能感受到他们做研究的认真态度，而且学风严谨，绝对不允许学术作假，研究报告拿出来都是非常可信的。第二是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和人有了更多的了解。迄今为止，在面对一些国际经济形势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自己的判断比别人要好一点，原因就在于我对美国的社会和人的了解。了解多种文化，对理解美国经济形势是很有帮助的，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同时，苏剑也强调，影响经济的随机因素很多，事前往往无法把握，所以好多情况下是靠运气。实际上，在经济问题上预测对的并不多。比如炒股，有人看涨有人看跌，只要有交易，就会至少有一半人是错的。预测错了，也不一定就有多丢人，因为大家都是人不是神，预测只是基于当时的信息和知识做出的判断，预测出现较大误差甚至出现方向性错误都是可能的。但核心问题是，经济学家在预测前，要认真做研究，端正心态，客观中立，尽力而为，而不是忽悠人。
很多情况下，专家可能没有普通人预测得好，原因是专家考虑问题可能太细。在经济学研究中，常把小问题放大，放大以后预测出的结论很可能就是错误的。而公众可能反而抓住了主要因素。所以，深入研究也有代价，就是有可能过于注重细节，反而轻视了更重要的因素，导致预测准确性降低。
家乡的味道最美
最后，在谈到最喜欢的食物时，苏剑表示，最喜欢吃饺子，因为里面有肉有菜有面。他还谈到在西安工作期间，经常周末去陕西省图书馆看书、借书，中午就去图书馆附近的饺子馆，吃上一盘热乎乎的饺子，算是对自己的犒劳。因为喜欢这一口，至今还时不时要吃上一顿。
除了饺子，苏剑还喜欢家乡的面食。他说，走出了陕西，就吃不出家乡面食的味道了。后来长居北京，饮食是以米饭和炒菜为主。喜欢家乡的那一口，只能出差或者回老家时去饱餐一下。
这或许就是哪里长大，喜欢吃哪里的饭的缘故。苏剑也不例外，在他心里，依然是家乡的味道最美！
本期人物：
苏剑，美国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国际经济学与金融学博士，北京市新世纪人文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副主席，曾任方正证券首席宏观经济顾问（2014.9-2016.8）;研究/教学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参与或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著有专著《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内外失衡下的中国宏观调控》《宏观经济学（中国版）》等;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和政策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