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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尹伟伦是个大忙人。每次约他采访，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唯独例外的是，一说想了解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提案，马上就可以得到满意的答复。还有一点雷打不动，每年“两会”闭幕之后，他都会挤时间及时向学校师生传达领会精神，与大家分享对生态文明事业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建议，畅谈参加盛会的收获、体会。今年亦是如此。
抓紧启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今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受到了尹伟伦的关注。他特别注意到，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森林生态安全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强调指出：“森林关系国家生态安全。要着力提高森林质量，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质量优先”，并明确指示要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他说，这为新时期我国林业现代化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应尽快加以实施、争取尽早启动。
尹伟伦直言不讳地说，森林质量不高，生产潜力发挥不出来，生态功能自然就低下，这是我国林业最突出的问题。
目前，世界平均每公顷森林蓄积为131立方米，德国、新西兰等林业发达国家更是达到300多立方米，每公顷森林年均生长量8立方米以上。而我国平均每公顷森林蓄积只有89.79立方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21立方米，不到德国的1/4；每公顷森林年均生长量为4.23立方米，只有林业发达国家的1/2左右；人工林每公顷蓄积仅为52.76立方米，不到新西兰的1/5；用材林中可采蓄积仅占23%，生态功能好的森林面积只占13%，质量等级好的森林面积只占19%。
对此，尹伟伦忧心忡忡。他认为，森林质量低下直接影响森林的多种功能发挥，难以适应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基本要求。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尹伟伦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林业“重两头轻中间”，只重视造林绿化和采伐利用，忽视中间的抚育经营过程与技术。由于森林经营规划制度缺失，政策扶持不到位，理论技术体系落后，采伐利用方式简单粗放，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森林经营严重滞后，森林抚育历史欠账多，过密过疏林分多、密度适宜林分少，纯林多、混交林少，森林结构不合理。这些问题的突出表现是，难以真正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维护国土安全、淡水安全、物种安全、气候安全、生态安全以及木材安全的功能。
尹伟伦说，我国中、幼龄林占森林总面积的64%，具备培育优质高效森林的天然禀赋和机会，森林质量提升潜力巨大。根据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分析，现实林分生产力未达到其生产潜力20%的占43%，达到20?50%的占26%，达到50%以上的只占31%。林地生产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
搞研究出身的尹伟伦，喜欢用数据支撑自己的观点。他说，科研结果和生产实践证明，经过科学合理的抚育经营，调整优化森林采伐利用方式，我国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可增加20?40%，北方森林的生产力可达年均生长量7立方米/每公顷，南方可达15?20立方米/公顷。相对于现有森林年均生长量4.23立方米/公顷，提质增效有很大空间。
据实地调查，哈尔滨市丹清河实验林场通过十多年近自然多功能经营，森林蓄积量由160.8万立方米提高到207.5万立方米，平均每公顷蓄积量由120立方米提高到152.6立方米，林木净生长率由2.75%提高到5.2%。
他兴奋地指出，如果能加强对森林的抚育经营，用二三十年时间，将我国的森林蓄积量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与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相适应的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将基本建成，森林生态功能将显著增强，生态容量将明显扩大。
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五个
方面。
一是森林资源总量将大幅度增加。全国森林蓄积量将由现在的151亿立方米增加到230亿立方米，增加79亿立方米。
二是森林碳汇将大幅度增加。全国森林植被总碳储量将由现在的84.27亿吨增加到130亿吨以上，增加45.73亿吨。
三是森林蓄水保水量将大幅度增加。森林每年涵养水源蓄水量将由现在的5807.09亿立方米增加到6980.09亿立方米，增加1173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三峡水库容量）。
四是土壤侵蚀量将大幅度减少。森林每年保育土壤量将由现在的81.91亿吨增加到97.91亿吨，每年土壤侵蚀量减少16亿吨（是目前全国主要江河流域每年土壤侵蚀量的1.3倍）。
五是森林生态服务价值将大幅度提升。森林每年提供的主要生态服务价值将由现在的12.68万亿元增加到31万亿元以上，增加18.32万亿元。
如何通过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加强森林经营、提升森林质量？尹伟伦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尹伟伦呼吁，将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列为供给侧改革、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工程给予重点支持。由国务院制定印发中长期《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年）》。
他建议，加大相关政策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目前，中央财政每年安排的森林抚育补贴资金59.5亿元，平均每亩补贴100?120元，只能安排抚育任务5300万亩，资金总量少、补贴标准低，难以满足森林经营实际需要。建议将森林抚育补贴标准由现行的平均每亩100?120元提高到300元，每年安排补贴资金360亿元；二是加快推进林木采伐管理改革。建立以森林经营方案为依据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加快修订相关技术规程和管理办法，推动以皆伐、轮伐等简单的森林采伐利用方式为主向渐伐、径级择伐、单株木择伐等更高水平的精细化采伐利用方式转变，改变经营方式简单粗放状况；三是加强林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林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营林机械设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内容，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力度，改善林业生产条件，提高机械化水平。 尹伟伦说，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重在精准提升。一要分类管理、分区施策、科学经营。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定位，实行重点公益林严格保护、兼用林多功能经营、商品林集约经营策略，将森林经营方向、经营目标以及多功能森林经营理论和技术体系落实到各经营区，落实到山头地块；二要完善森林经营技术体系和技术标准。研究推广不同森林类型经营作业法，建立健全森林经营相关技术标准，依据国家标准制定符合各地实际的地方实施细则（或地方标准），加大执行力度，提高森林经营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科学规范开展经营活动；三要把现有中幼林作为抚育经营重点。加大森林抚育规模，加快森林抚育步伐，还清历史欠账，使现有中幼龄林得到及时全面抚育，并适时、多次、持续开展抚育经营。针对退化的低效林，采取补植补造、促进天然更新等抚育措施，加强退化林修复，促进森林正向演替。
发展油用植物产业助推精准扶贫
2013年11月，习总书记走进了湘西花垣县排碧乡的十八洞村，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
今年3月8日，习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的审议时，他又一次问起了精准扶贫的情况。
尹伟伦清楚地记得，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
尹伟伦说，林业在精准扶贫上应该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提案之一，谈的就是大力发展油用牡丹和文冠果产业、助力精准扶贫。
油用牡丹和文冠果，都是原产于中国的优良木本油料植物，耐干旱、耐瘠薄、耐盐碱，抗寒能力强，适应范围广。它们都被列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中重点发展的树种。尹伟伦说，这些木本油料植物完全可以在荒山秃岭地区广泛种植，实现不与农争田，不与人争粮的发展粮油之路，对解决我国食用油短缺和农业耕地不足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是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
尹伟伦强调，我国6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山区，林地资源是山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希望和潜力所在。
油用牡丹和文冠果技术要求和市场门槛都不高，又可以兼顾经济和生态两个效益的发挥。据计算，种植油用牡丹和文冠果仅第一产业一亩地一年的产值就达到8800元，远远高于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而且长期受益。因此被很多群众称为“种植油用牡丹和文冠果，半亩地可脱贫，半亩地可致富！”。尹伟伦说，非常适合在山区大面积发展，以及在退耕还林工程中采用与推广应用。这是农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创业、脱贫致富的理想方式。
尹伟伦称，截止2014年底，全国油用牡丹种植面积为98万亩，主要分布在山东、甘肃、陕西、安徽、河南等25个省份，油用牡丹加工企业24 家，年产牡丹籽油2000吨；全国文冠果种植面积为50万亩，主要分布在甘肃、陕西、内蒙、辽宁、吉林、河南、山东等14个省份。文冠果加工企业10余家，年产文冠果油200吨。这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兴产业。它的发展有待政策引导和政策支持，也有很多科技提升问题有待支持立项、研发与推广。
从目前全国油用牡丹和文冠果发展现状来看，主要存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市场及群众认知程度较低、产业化水平有待加强等问题。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油用牡丹和文冠果产业发展，推动今后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实施“精准扶贫”伟大战略、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尹伟伦郑重地提交了一份提案。
尹伟伦建议，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扩大宣传，使全社会认识油用牡丹和文冠果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大做强油用牡丹和文冠果产业；要将油用牡丹和文冠果套种的模式作为当前扶贫攻坚的抓手和平台，在全国适宜区域推广；在中国退耕还林工程将要更新的面积和新安排的面积中，将油用牡丹和文冠果套种的模式作为主导模式进行推广。
尹伟伦呼吁，科技部门应该拔出一定的科研经费，对木本油料优良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深加工技术等科技问题给与支持立项研究；财政部门批准建立油用牡丹和文冠果相关基金，并予以资金支持；林业部门将油用牡丹和文冠果种植面积纳入林木覆盖率计算范围。
“要制订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扶持政策和措施，以促进油用牡丹和文冠果产业发展。”尹伟伦说。
国家公园建设重在保护生态系统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2015年中央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系列文件中对建立国家公园提出了具体要求。
今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召开。习总书记特别强调“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公园，更好保护珍稀濒危动物。”
尹伟伦说，习总书记的讲话更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公园要加强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的根本要求。也表明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加快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改革措施，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创新和亮点。
国家公园是保护地的重要类型，其概念源自美国，后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目前世界各地共建立了约5200余处国家公园。
尹伟伦说，国家公园是国家为了保护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景观和文化资源而特别划定并管理的保护地，具有保护、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区发展等功能，是实现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区域。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3将国家公园定义为“是指大面积的自然或接近自然的区域，重点是保护大面积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设立目的是为了保护大规模的生态过程，以及相关的物种和生态系统特性。为公众提供了理解环境友好型和文化兼容型社区的机会，例如精神享受、科研、教育、娱乐和参观。”由于国家公园较好地处理了自然生态保护与资源持续利用之间的关系，被看作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国家进步的象征。
去年1月，国家发改委会同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选定的9个试点省（直辖市），分别选择了北京八达岭、吉林长白山、黑龙江伊春、浙江开化、福建武夷山、湖北神农架、湖南城步、云南普达措、青海三江源作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到目前为止，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实施方案经过了第一轮评审及审查。
尹伟伦指出，这些试点方案编制水平参差不齐。总体上讲，多数试点单位选址的基本生态系统破碎化比较严重。有些人为拼凑之感，甚至个别选地以历史建筑古迹为主，旅游开发难以控制，缺乏自然动植物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更不可能保证其动植物生态系统的完整生态过程。
针对当前有些省份、部门及社会对国家公园的内涵及功能认识有所偏颇、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不明确、未能准确把握国家公园的内涵等问题，尹伟伦对国家公园建设的健康、科学发展提出了建议。
尹伟伦认为，要坚持“保护自然生态为第一要义”的国家公园建设宗旨。国家公园不是一般的供人游憩的公园。它是保护地的重要类型，主要是以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过程、维持生物多样性为主要目的，必须按照中央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坚持“保护自然生态为第一要义”的国家公园建设宗旨。在探索及建设实施过程中，既要借鉴世界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理念，又要深入总结我国自然保护的优秀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
尹伟伦建议，要尽快明确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克服试点区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目前，由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尚未出台，国家公园归谁所有，由谁来管理，怎么管理等问题皆不明确。尤其是国家公园的政策、机构、资金投入等机制不够明朗，各试点省在试点实施方案编制的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较多，使得管理体制不知如何规范，导致评审和试点工作也难以把握。
尹伟伦说，这些问题的明确，既可以为国家公园的规范审定指明方向，也能保证试点单位的选址及创新机制制定的正确可行，从而使中国的国家公园试点工作更加顺利地开展。
抓紧启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今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受到了尹伟伦的关注。他特别注意到，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森林生态安全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强调指出：“森林关系国家生态安全。要着力提高森林质量，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质量优先”，并明确指示要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他说，这为新时期我国林业现代化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应尽快加以实施、争取尽早启动。
尹伟伦直言不讳地说，森林质量不高，生产潜力发挥不出来，生态功能自然就低下，这是我国林业最突出的问题。
目前，世界平均每公顷森林蓄积为131立方米，德国、新西兰等林业发达国家更是达到300多立方米，每公顷森林年均生长量8立方米以上。而我国平均每公顷森林蓄积只有89.79立方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21立方米，不到德国的1/4；每公顷森林年均生长量为4.23立方米，只有林业发达国家的1/2左右；人工林每公顷蓄积仅为52.76立方米，不到新西兰的1/5；用材林中可采蓄积仅占23%，生态功能好的森林面积只占13%，质量等级好的森林面积只占19%。
对此，尹伟伦忧心忡忡。他认为，森林质量低下直接影响森林的多种功能发挥，难以适应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基本要求。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尹伟伦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林业“重两头轻中间”，只重视造林绿化和采伐利用，忽视中间的抚育经营过程与技术。由于森林经营规划制度缺失，政策扶持不到位，理论技术体系落后，采伐利用方式简单粗放，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森林经营严重滞后，森林抚育历史欠账多，过密过疏林分多、密度适宜林分少，纯林多、混交林少，森林结构不合理。这些问题的突出表现是，难以真正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维护国土安全、淡水安全、物种安全、气候安全、生态安全以及木材安全的功能。
尹伟伦说，我国中、幼龄林占森林总面积的64%，具备培育优质高效森林的天然禀赋和机会，森林质量提升潜力巨大。根据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分析，现实林分生产力未达到其生产潜力20%的占43%，达到20?50%的占26%，达到50%以上的只占31%。林地生产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
搞研究出身的尹伟伦，喜欢用数据支撑自己的观点。他说，科研结果和生产实践证明，经过科学合理的抚育经营，调整优化森林采伐利用方式，我国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可增加20?40%，北方森林的生产力可达年均生长量7立方米/每公顷，南方可达15?20立方米/公顷。相对于现有森林年均生长量4.23立方米/公顷，提质增效有很大空间。
据实地调查，哈尔滨市丹清河实验林场通过十多年近自然多功能经营，森林蓄积量由160.8万立方米提高到207.5万立方米，平均每公顷蓄积量由120立方米提高到152.6立方米，林木净生长率由2.75%提高到5.2%。
他兴奋地指出，如果能加强对森林的抚育经营，用二三十年时间，将我国的森林蓄积量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与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相适应的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将基本建成，森林生态功能将显著增强，生态容量将明显扩大。
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五个
方面。
一是森林资源总量将大幅度增加。全国森林蓄积量将由现在的151亿立方米增加到230亿立方米，增加79亿立方米。
二是森林碳汇将大幅度增加。全国森林植被总碳储量将由现在的84.27亿吨增加到130亿吨以上，增加45.73亿吨。
三是森林蓄水保水量将大幅度增加。森林每年涵养水源蓄水量将由现在的5807.09亿立方米增加到6980.09亿立方米，增加1173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三峡水库容量）。
四是土壤侵蚀量将大幅度减少。森林每年保育土壤量将由现在的81.91亿吨增加到97.91亿吨，每年土壤侵蚀量减少16亿吨（是目前全国主要江河流域每年土壤侵蚀量的1.3倍）。
五是森林生态服务价值将大幅度提升。森林每年提供的主要生态服务价值将由现在的12.68万亿元增加到31万亿元以上，增加18.32万亿元。
如何通过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加强森林经营、提升森林质量？尹伟伦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尹伟伦呼吁，将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列为供给侧改革、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工程给予重点支持。由国务院制定印发中长期《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年）》。
他建议，加大相关政策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目前，中央财政每年安排的森林抚育补贴资金59.5亿元，平均每亩补贴100?120元，只能安排抚育任务5300万亩，资金总量少、补贴标准低，难以满足森林经营实际需要。建议将森林抚育补贴标准由现行的平均每亩100?120元提高到300元，每年安排补贴资金360亿元；二是加快推进林木采伐管理改革。建立以森林经营方案为依据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加快修订相关技术规程和管理办法，推动以皆伐、轮伐等简单的森林采伐利用方式为主向渐伐、径级择伐、单株木择伐等更高水平的精细化采伐利用方式转变，改变经营方式简单粗放状况；三是加强林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林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营林机械设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内容，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力度，改善林业生产条件，提高机械化水平。 尹伟伦说，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重在精准提升。一要分类管理、分区施策、科学经营。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定位，实行重点公益林严格保护、兼用林多功能经营、商品林集约经营策略，将森林经营方向、经营目标以及多功能森林经营理论和技术体系落实到各经营区，落实到山头地块；二要完善森林经营技术体系和技术标准。研究推广不同森林类型经营作业法，建立健全森林经营相关技术标准，依据国家标准制定符合各地实际的地方实施细则（或地方标准），加大执行力度，提高森林经营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科学规范开展经营活动；三要把现有中幼林作为抚育经营重点。加大森林抚育规模，加快森林抚育步伐，还清历史欠账，使现有中幼龄林得到及时全面抚育，并适时、多次、持续开展抚育经营。针对退化的低效林，采取补植补造、促进天然更新等抚育措施，加强退化林修复，促进森林正向演替。
发展油用植物产业助推精准扶贫
2013年11月，习总书记走进了湘西花垣县排碧乡的十八洞村，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
今年3月8日，习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的审议时，他又一次问起了精准扶贫的情况。
尹伟伦清楚地记得，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
尹伟伦说，林业在精准扶贫上应该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提案之一，谈的就是大力发展油用牡丹和文冠果产业、助力精准扶贫。
油用牡丹和文冠果，都是原产于中国的优良木本油料植物，耐干旱、耐瘠薄、耐盐碱，抗寒能力强，适应范围广。它们都被列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中重点发展的树种。尹伟伦说，这些木本油料植物完全可以在荒山秃岭地区广泛种植，实现不与农争田，不与人争粮的发展粮油之路，对解决我国食用油短缺和农业耕地不足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是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
尹伟伦强调，我国6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山区，林地资源是山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希望和潜力所在。
油用牡丹和文冠果技术要求和市场门槛都不高，又可以兼顾经济和生态两个效益的发挥。据计算，种植油用牡丹和文冠果仅第一产业一亩地一年的产值就达到8800元，远远高于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而且长期受益。因此被很多群众称为“种植油用牡丹和文冠果，半亩地可脱贫，半亩地可致富！”。尹伟伦说，非常适合在山区大面积发展，以及在退耕还林工程中采用与推广应用。这是农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创业、脱贫致富的理想方式。
尹伟伦称，截止2014年底，全国油用牡丹种植面积为98万亩，主要分布在山东、甘肃、陕西、安徽、河南等25个省份，油用牡丹加工企业24 家，年产牡丹籽油2000吨；全国文冠果种植面积为50万亩，主要分布在甘肃、陕西、内蒙、辽宁、吉林、河南、山东等14个省份。文冠果加工企业10余家，年产文冠果油200吨。这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兴产业。它的发展有待政策引导和政策支持，也有很多科技提升问题有待支持立项、研发与推广。
从目前全国油用牡丹和文冠果发展现状来看，主要存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市场及群众认知程度较低、产业化水平有待加强等问题。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油用牡丹和文冠果产业发展，推动今后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实施“精准扶贫”伟大战略、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尹伟伦郑重地提交了一份提案。
尹伟伦建议，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扩大宣传，使全社会认识油用牡丹和文冠果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大做强油用牡丹和文冠果产业；要将油用牡丹和文冠果套种的模式作为当前扶贫攻坚的抓手和平台，在全国适宜区域推广；在中国退耕还林工程将要更新的面积和新安排的面积中，将油用牡丹和文冠果套种的模式作为主导模式进行推广。
尹伟伦呼吁，科技部门应该拔出一定的科研经费，对木本油料优良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深加工技术等科技问题给与支持立项研究；财政部门批准建立油用牡丹和文冠果相关基金，并予以资金支持；林业部门将油用牡丹和文冠果种植面积纳入林木覆盖率计算范围。
“要制订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扶持政策和措施，以促进油用牡丹和文冠果产业发展。”尹伟伦说。
国家公园建设重在保护生态系统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2015年中央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系列文件中对建立国家公园提出了具体要求。
今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召开。习总书记特别强调“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公园，更好保护珍稀濒危动物。”
尹伟伦说，习总书记的讲话更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公园要加强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的根本要求。也表明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加快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改革措施，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创新和亮点。
国家公园是保护地的重要类型，其概念源自美国，后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目前世界各地共建立了约5200余处国家公园。
尹伟伦说，国家公园是国家为了保护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景观和文化资源而特别划定并管理的保护地，具有保护、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区发展等功能，是实现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区域。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3将国家公园定义为“是指大面积的自然或接近自然的区域，重点是保护大面积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设立目的是为了保护大规模的生态过程，以及相关的物种和生态系统特性。为公众提供了理解环境友好型和文化兼容型社区的机会，例如精神享受、科研、教育、娱乐和参观。”由于国家公园较好地处理了自然生态保护与资源持续利用之间的关系，被看作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国家进步的象征。
去年1月，国家发改委会同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选定的9个试点省（直辖市），分别选择了北京八达岭、吉林长白山、黑龙江伊春、浙江开化、福建武夷山、湖北神农架、湖南城步、云南普达措、青海三江源作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到目前为止，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实施方案经过了第一轮评审及审查。
尹伟伦指出，这些试点方案编制水平参差不齐。总体上讲，多数试点单位选址的基本生态系统破碎化比较严重。有些人为拼凑之感，甚至个别选地以历史建筑古迹为主，旅游开发难以控制，缺乏自然动植物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更不可能保证其动植物生态系统的完整生态过程。
针对当前有些省份、部门及社会对国家公园的内涵及功能认识有所偏颇、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不明确、未能准确把握国家公园的内涵等问题，尹伟伦对国家公园建设的健康、科学发展提出了建议。
尹伟伦认为，要坚持“保护自然生态为第一要义”的国家公园建设宗旨。国家公园不是一般的供人游憩的公园。它是保护地的重要类型，主要是以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过程、维持生物多样性为主要目的，必须按照中央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坚持“保护自然生态为第一要义”的国家公园建设宗旨。在探索及建设实施过程中，既要借鉴世界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理念，又要深入总结我国自然保护的优秀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
尹伟伦建议，要尽快明确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克服试点区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目前，由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尚未出台，国家公园归谁所有，由谁来管理，怎么管理等问题皆不明确。尤其是国家公园的政策、机构、资金投入等机制不够明朗，各试点省在试点实施方案编制的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较多，使得管理体制不知如何规范，导致评审和试点工作也难以把握。
尹伟伦说，这些问题的明确，既可以为国家公园的规范审定指明方向，也能保证试点单位的选址及创新机制制定的正确可行，从而使中国的国家公园试点工作更加顺利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