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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汪派汉奸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对伪维新政府竭力打击和排斥，从党政军等方面向维新派汉奸展开攻势，维新派被分化瓦解。
关键词：汪派 维新派 派系斗争
汪精卫投日之初，并无一兵一卒和一块地盘，也没有起到用来诱降蒋介石的作用，因此倍受日军的轻视。汪伪政权是在伪维新政府基础上成立的，依仗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资历，从各方面向维新派夺权。
一、对维新派发动政治攻势
在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夕，汪派就扯起“党统”旗帜为号召，召开伪国民党“六大”，向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派汉奸发动政治攻势。为凑足法定的代表人数，汪派想方设法拉拢各方人员参加。周佛海唆使其亲信丁默村包办了江苏和上海两省市党部，仍不满足，还想染指南京市及浙皖两省，把原国民党中统系统的特务都拉来当“代表”；汪的老婆陈璧君让她的两个弟弟、三个侄子一齐与会；文化汉奸李圣五更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统统提携为“代表”；汪之亲信林柏生则把《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一班伙计拉来壮大声势。尽管如此，仍然不够预计出席大会的300名代表，只好拉拢非国民党籍人员冒充，甚至还出现了非国民党籍人员，同时被指定为两个地区代表的滑稽场面。比如金雄白，分别被林柏生、周佛海指定为广东区、江苏区的代表，金雄白感觉很尴尬，选择做江苏区的代表，结果招致了林柏生极大的不满。汉奸特务还用威胁手段，将人绑架到会场参加大会。如吴淞中学校长程宽正就是一例。程后来千方百计逃出魔窟，投向重庆，并撰文叙述自己的经历，揭露伪六大的本质。最后，伪六大代表也只拼凑240余人。
1939年8月28日，汪伪国民党“六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围绕一些代表的资格问题，又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汪派有人在参加大会的名单中发现了卢英的名字而不满。原来，卢英在八一三事变后投敌，参与伪“上海大道市政府”，任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局长，是个老牌的汉奸。于是这些人以此为理由，推举几个人找到周佛海，问为什么把一个“汉奸”列入名单，他们羞与为伍。周佛海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周佛海既为汉奸卢英做了辩护，又为自己的汉奸面目蒙上了一块遮羞布，使这些自污不觉臭的“代表”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周佛海趁势摊牌说：“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内定卢英为中央委员哩。”[1][p32]经过一番贬值式的协商，最后定了一个折衷方案：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并把他的名字排在最后一个。
在伪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卢英做了底脚货，可下午又发现了几个比卢英更大的老牌汉奸，如维新派的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会场上发生了一阵骚动。丁默村的亲信胡志宁站起来准备发言表示异议，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这时，腰挎手枪的李士群带领两个彪形大汉站在了胡的左右。丁不断向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点，胡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地说了一通题外话。
汪派的表演非常戏剧性，但他们“一点也不感到此中的讽刺意味”[2][p375]。日本外务省官员大田一郎困惑地写道：“简直无法理解，汪、特别是汪的年轻的助手们竟会对王和梁那样粗野”[2][p350-351]。
伪六大的召开有几点微妙之处：第一，攫取了伪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取得对维新派的政治优势；第二，汪集团对维新派恩威并施，在以伪代表相拉拢的同时，又给他们套上了“国民党员”这个枷锁，使之行动有所顾忌，不敢造次，还可以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第三，汪派先天实力不足，区区几个小角色，还不敷在粉墨登场时跑龙套之需，拉拢维新派中的一部分人为我所用，也是无奈之举。
二、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向维新派夺权
维新派汉奸集团的首要人物，温宗尧早已老朽昏庸，尸素其位；梁鸿志虽贵为伪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但并无实权。汪派为了照顾梁的“体面”，原定他为“立法院长”。但陈公博投汪后，自请“立法院”，梁只好让出，再降为 “监察院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伴食宰相”。当时上海有人做对联讥讽云：“孟光轧姘头梁鸿志短；宋江打败仗吴用威消”。梁鸿志被汪派随意处置，深为不满，竟霸住原国民政府的办公处不让，作为自己监察院的办公地址，汪伪国民政府只好令择他处，到原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去办公。好在梁平时喜欢舞文弄墨，附庸风雅，胡诌几首歪诗自赏，借以打发寂寞的时光。当初，梁鸿志倚仗日军支持组织伪维新政府，野心勃勃地写下“齐人初返汶阳田，世难千钧我一肩”的诗句，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此时的梁鸿志，却以“抛却文书即酒杯，駸駸佳日去难回，身疑春茧重重缚，心似劳薪寸寸灰”哀叹自己的命运。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去，陈公博辞去伪立法院长，梁鸿志接任，与伪监察院几无任何区别。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有一文一武，即陈群和任援道。汪派认为陈“外表吊儿郎当，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其实工心计、有手腕”，“深怕他在日人面前捣鬼，破例任其为‘内长’，正所以示羁縻也。”[3][p116]陈群自知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所以处处小心做人，卖力做事。尽管如此，汪派仍然处心积虑削弱陈的实力。1942年，汪精卫主张行政简单化，各部只设次长1人，但各部次长均不愿辞职，矛盾迭起。陈群只好让自己的手下辞职，接受汪派的王敏中（周系“十人团”成员）任内政部次长，陈逐渐被架空。1943年9月，李士群被日伪毒毙，陈外调为江苏省长，内政部则由周系的梅思平接任。1944年8月，陈群又被调为有职无权的考试院院长。任援道任伪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总兵力约2万人，是汪政权初期最主要的一支伪军。1941年1月，伪军委会取消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和各绥靖司令部，所部改称第一方面军，下设7个师、2个独立旅、1个教导旅和2个独立团，实力更加增强。任留给汪派的印象是，“胸有城府，处处有保留，话没有说尽”，凭借手中掌握的军事实力和老牌汉奸的资历，得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院长空缺），代理院务，后又兼“海军部长”，始终大权在握，是维新派中的一个特例。 汪派在中央取得对维新派的优势后，开始从地方上向维新派夺权了。首先把南京市长高冠吾调走，以工商部政务次长蔡培取而代之，高调任江苏省长，原省长陈则民调为空头的监察委员。蔡培不是汪派人物，不久即由周佛海系统的周学昌取代，并在南京任上一直做到汪政权解体。上海是国际性的大城市，控制在有日军背景的傅筱庵手上，梁鸿志曾想取代他而没有如愿，汪派对上海同样志在必得。1940年10月，傅被重庆军统人员刺死，上海市长空缺，陈公博坐上了伪上海市长的位子。陈有“立法院”和“政训部”职务在身，事实上无法顾及上海市政，具体事务则由市府秘书长苏锡文处理。因苏的汉奸资历与傅同样老，所以他的秘书长一职不久也被免去，换成了陈的亲信胡泽吾。翌年5月，陈公博兼任伪上海保安司令，上海完全控制在汪派手中。
汪派也做好了拿掉伪浙江省长汪瑞闿的准备，但还没有等到把他解职，汪瑞闿病死，周系十人团成员、浙江民政厅长沈尔乔暂代省长权力，不久由伪实业部长梅思平兼浙江省长，掌握了浙省大权。梅有中央“组织部”和行政院“实业部”部务在身，并未实际到职，仍由沈代理浙江行政。由于梅兼理而不到职，给公馆派制造了口实而被迫下台，把省长让给了“社会名流”傅式说，公馆派才无话可说。傅与梅是表兄弟，与周佛海关系较密，是投汪最早的人物之一。傅由有名无实的铁道部长（铁道完全控制在日本华中铁道公司手中）转任浙江省长，自然是满心欢喜。
高冠吾调江苏后，汪派一直以江苏尚在维新派手中而大伤脑筋。1941年，李士群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掌握了清乡的实权。李在苏州设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总揽党政军大权，俨然另一个江苏省政府，多次与高冠吾发生冲突。“潘宏器事件”后①，伪行政院干脆一道命令，委李为江苏省长，调高任安徽省长，原安徽省长倪道烺只落了个挂名的国府委员。1943年底，周佛海的心腹罗君强取代高冠吾主持皖政，高则调任江西省长。时江西名义上为省，实际控制地区不过赣北数县而已。高冠吾被汪派踢来踢去，不禁牢骚满腹，委屈地说：“我高冠吾一向敬佩汪先生，也不知哪里得罪了汪先生，对我总是过不去。诸位祝我荣就新职，想别人是越调越好，我高某越调越倒霉了！”[4][p193]其实，如果高冠吾环顾左右，看看他昔日同僚的下场，他好歹总算保住了一个“省长”的位子，已经算是幸运多了。但到了1945年3月，高冠吾终于连江西省长也被免去了，调任空头的国府委员，未能避免与他维新派同僚一样的命运。
汪政权成立后，陈璧君看中了广东地盘，一心要谋夺广东。她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把伪广州市长彭东原的亲信、控制广州警务的李道轩调为省府委员，把彭的心腹许少荣外调为汕头市长，以此架空彭东原；然后明升暗降，把彭调为广东监察使，免去其广州市长职务，最后又调彭为“驻日总领事”，广东逐渐成为公馆派的私产。陈璧君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特殊头衔坐镇指挥，“全权负责广东政务，每隔几个月，就在南京与广东之间往返一次”[5][p121]，成为历任伪广东省长的“太上女皇”。伪湖北省主席何佩瑢，1942年6月死在任上，汪派嫡系杨揆一接任。何在任时，与“汉口特别市”市长张仁蠡争权夺利，积不相容。1941年12月底，汪精卫令张仁蠡设法访借文廷式遗著，克日进呈。张费尽周折，大破悭囊，购到原稿献给汪精卫。汪得到献书后，对张大加青睐，立即畀以伪“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头衔，张趁机要求调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张赴津后，伪“汉口特别市”由杨揆一兼任，湖北完全落入汪派的手中。
三、削弱维新派的军事力量
汪派还千方百计削夺维新派的军事力量，如利用“清乡”的机会，逼迫维新派的绥靖军与重庆国民党军队作战，削弱其军事实力。高冠吾取代陈则民主政江苏时，陈则民是以日军为背景的“江苏绅商集团”中人，组织江苏省总商会与伪江苏省政府抗衡。李士群利用这个集团，结成“倒高同盟”，不断与高冠吾发生冲突。1942年10月，李士群列举高冠“十大罪状”向伪监察院弹劾，并暗示绅商集团的江上达、蒋光宇等人向南京的日军最高当局打通关节。江上达向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等人建议：“为了确保江苏治安，复兴江苏经济，最好能使江苏军政统一，选派既能负责‘清乡’，又能管理行政的大员担任省长，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6][p209]这种手法，表面上不得罪高冠吾，实际上帮了李士群的大忙。10月下旬，汪伪行政院免去高冠吾江苏省保安司令的兼职，改由李士群接任，同时命令驻防苏南地区的伪和平建国军第一方面军所属各师归李士群指挥。这不但是对高冠吾是一个沉重打击，而且把维新派掌握军权的任援道也拉入了斗争漩涡。任援道心有不甘，立即出面反击李士群，指使他的私人秘书吴观蠡投稿上海某小报，以《愚园路某公馆的秘闻》为标题，影射李士群和叶吉卿夫妇的荒淫生活。李大为恼怒，派特务把这家报馆捣毁，打伤编辑和职员数人，并派特务在深夜到任援道住宅搜索吴观蠡，吴早已闻风远遁。其实，任援道及其子任祖萱都不在上海，任援道吸毒贩毒，家中藏有大量鸦片和白粉，都被特务顺手抢走，任知道后敢怒不敢言。
伪吴县县长孙靖华，曾经是被高冠吾重用的心腹。孙看到高将失势，又探悉绅商集团与李士群结成倒高同盟，便不惜出卖高冠吾，揭发他勾结苏州大毒贩小金保贩毒分赃的秘密。李士群如获至宝，立即逮捕小金保，用严刑逼供，招出他与高冠吾的关系是由省政府一个赵秘书拉线的，按月给高的赃款也是由赵秘书来取。事发后，高冠吾抢先下手扣押了赵，把责任全部推到赵的身上，对外宣称是赵勾结小金保贩毒，赵畏罪自杀，死在省政府的警卫室。日军苏州宪兵队听到这个消息，派人到“清乡”办事处捉拿小金保，李士群推说已经解往上海调查统计部，暗中把他掩护起来。后来李任伪江苏省长，小金保成为李的贩毒合伙人。日宪还派人到省政府追问贩毒的真相和查究赵的死因，弄得高冠吾焦头烂额，狼狈不堪。高冠吾遭到李士群的四面围攻，任援道也被牵制，维新派人物都不敢露面支持，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汪政权的军事顾问、直接参与策划和实施“清乡”事务的晴气庆胤回忆：“在旧维新政府系统的绥靖军内，反对清乡工作的运动最为猛烈。他们随着清乡工作的向前发展，丧失了迄今为止一直是驻屯地——占领区——内的地区。而且，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不问愿意与否都被推上第一线，被迫同重庆军队作战，而这又是他们所最不愿意干的。”[7][p193]伪绥靖军第3师，原驻江苏太仓附近，参加苏州地区第1期清乡后被命令调往常州南部，准备参加第2期清乡。新的驻防地区是国民党军队的游击区，第3师不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遂与之秘密协定互不侵犯。这一情报很快被李士群的特务侦知，立即向日军报告，结果该师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一夜之间被解除了武装。绥靖军遭此打击，处于人人自危的境地。“十万人马的绥靖军通过这一事件才认识到清乡工作的本质，他们互相传告，认为清乡工作的进展会夺去他们的安居之地，协助清乡工作就是要自己的命。”[7][p194]于是他们尽量设法自保，并积极策划反对清乡委员会。直至李士群因汪派内讧被毒毙，清乡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显著而被取消，伪绥靖军和汪派势力的矛盾才缓和下来，由原来的激烈对抗变为淡然相处了。以后由于维新派西山落日，不再成为气候，而周佛海私人势力急骤膨胀，大有架空汪精卫之势，公馆派急起抵制，拉拢维新派以对付周派，汪派内部矛盾成为汉奸派系斗争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蔡德金、尚岳.魔窟——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2]约翰·亨特·博伊尔（美）.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1978。
[3]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1988.
[4]何国涛.汪伪巨奸派系之争.文史资料选辑（39）.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5]陈昌祖.参与汪伪“和平运动”始末.台湾：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
[6]蒋光宇.李士群谋夺江苏省长的经过.江苏文史资料（29）.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89。
[7]晴气庆胤（日）.沪西“七十六号”特工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关键词：汪派 维新派 派系斗争
汪精卫投日之初，并无一兵一卒和一块地盘，也没有起到用来诱降蒋介石的作用，因此倍受日军的轻视。汪伪政权是在伪维新政府基础上成立的，依仗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资历，从各方面向维新派夺权。
一、对维新派发动政治攻势
在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夕，汪派就扯起“党统”旗帜为号召，召开伪国民党“六大”，向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派汉奸发动政治攻势。为凑足法定的代表人数，汪派想方设法拉拢各方人员参加。周佛海唆使其亲信丁默村包办了江苏和上海两省市党部，仍不满足，还想染指南京市及浙皖两省，把原国民党中统系统的特务都拉来当“代表”；汪的老婆陈璧君让她的两个弟弟、三个侄子一齐与会；文化汉奸李圣五更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统统提携为“代表”；汪之亲信林柏生则把《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一班伙计拉来壮大声势。尽管如此，仍然不够预计出席大会的300名代表，只好拉拢非国民党籍人员冒充，甚至还出现了非国民党籍人员，同时被指定为两个地区代表的滑稽场面。比如金雄白，分别被林柏生、周佛海指定为广东区、江苏区的代表，金雄白感觉很尴尬，选择做江苏区的代表，结果招致了林柏生极大的不满。汉奸特务还用威胁手段，将人绑架到会场参加大会。如吴淞中学校长程宽正就是一例。程后来千方百计逃出魔窟，投向重庆，并撰文叙述自己的经历，揭露伪六大的本质。最后，伪六大代表也只拼凑240余人。
1939年8月28日，汪伪国民党“六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围绕一些代表的资格问题，又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汪派有人在参加大会的名单中发现了卢英的名字而不满。原来，卢英在八一三事变后投敌，参与伪“上海大道市政府”，任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局长，是个老牌的汉奸。于是这些人以此为理由，推举几个人找到周佛海，问为什么把一个“汉奸”列入名单，他们羞与为伍。周佛海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周佛海既为汉奸卢英做了辩护，又为自己的汉奸面目蒙上了一块遮羞布，使这些自污不觉臭的“代表”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周佛海趁势摊牌说：“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内定卢英为中央委员哩。”[1][p32]经过一番贬值式的协商，最后定了一个折衷方案：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并把他的名字排在最后一个。
在伪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卢英做了底脚货，可下午又发现了几个比卢英更大的老牌汉奸，如维新派的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会场上发生了一阵骚动。丁默村的亲信胡志宁站起来准备发言表示异议，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这时，腰挎手枪的李士群带领两个彪形大汉站在了胡的左右。丁不断向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点，胡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地说了一通题外话。
汪派的表演非常戏剧性，但他们“一点也不感到此中的讽刺意味”[2][p375]。日本外务省官员大田一郎困惑地写道：“简直无法理解，汪、特别是汪的年轻的助手们竟会对王和梁那样粗野”[2][p350-351]。
伪六大的召开有几点微妙之处：第一，攫取了伪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取得对维新派的政治优势；第二，汪集团对维新派恩威并施，在以伪代表相拉拢的同时，又给他们套上了“国民党员”这个枷锁，使之行动有所顾忌，不敢造次，还可以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第三，汪派先天实力不足，区区几个小角色，还不敷在粉墨登场时跑龙套之需，拉拢维新派中的一部分人为我所用，也是无奈之举。
二、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向维新派夺权
维新派汉奸集团的首要人物，温宗尧早已老朽昏庸，尸素其位；梁鸿志虽贵为伪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但并无实权。汪派为了照顾梁的“体面”，原定他为“立法院长”。但陈公博投汪后，自请“立法院”，梁只好让出，再降为 “监察院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伴食宰相”。当时上海有人做对联讥讽云：“孟光轧姘头梁鸿志短；宋江打败仗吴用威消”。梁鸿志被汪派随意处置，深为不满，竟霸住原国民政府的办公处不让，作为自己监察院的办公地址，汪伪国民政府只好令择他处，到原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去办公。好在梁平时喜欢舞文弄墨，附庸风雅，胡诌几首歪诗自赏，借以打发寂寞的时光。当初，梁鸿志倚仗日军支持组织伪维新政府，野心勃勃地写下“齐人初返汶阳田，世难千钧我一肩”的诗句，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此时的梁鸿志，却以“抛却文书即酒杯，駸駸佳日去难回，身疑春茧重重缚，心似劳薪寸寸灰”哀叹自己的命运。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去，陈公博辞去伪立法院长，梁鸿志接任，与伪监察院几无任何区别。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有一文一武，即陈群和任援道。汪派认为陈“外表吊儿郎当，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其实工心计、有手腕”，“深怕他在日人面前捣鬼，破例任其为‘内长’，正所以示羁縻也。”[3][p116]陈群自知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所以处处小心做人，卖力做事。尽管如此，汪派仍然处心积虑削弱陈的实力。1942年，汪精卫主张行政简单化，各部只设次长1人，但各部次长均不愿辞职，矛盾迭起。陈群只好让自己的手下辞职，接受汪派的王敏中（周系“十人团”成员）任内政部次长，陈逐渐被架空。1943年9月，李士群被日伪毒毙，陈外调为江苏省长，内政部则由周系的梅思平接任。1944年8月，陈群又被调为有职无权的考试院院长。任援道任伪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总兵力约2万人，是汪政权初期最主要的一支伪军。1941年1月，伪军委会取消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和各绥靖司令部，所部改称第一方面军，下设7个师、2个独立旅、1个教导旅和2个独立团，实力更加增强。任留给汪派的印象是，“胸有城府，处处有保留，话没有说尽”，凭借手中掌握的军事实力和老牌汉奸的资历，得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院长空缺），代理院务，后又兼“海军部长”，始终大权在握，是维新派中的一个特例。 汪派在中央取得对维新派的优势后，开始从地方上向维新派夺权了。首先把南京市长高冠吾调走，以工商部政务次长蔡培取而代之，高调任江苏省长，原省长陈则民调为空头的监察委员。蔡培不是汪派人物，不久即由周佛海系统的周学昌取代，并在南京任上一直做到汪政权解体。上海是国际性的大城市，控制在有日军背景的傅筱庵手上，梁鸿志曾想取代他而没有如愿，汪派对上海同样志在必得。1940年10月，傅被重庆军统人员刺死，上海市长空缺，陈公博坐上了伪上海市长的位子。陈有“立法院”和“政训部”职务在身，事实上无法顾及上海市政，具体事务则由市府秘书长苏锡文处理。因苏的汉奸资历与傅同样老，所以他的秘书长一职不久也被免去，换成了陈的亲信胡泽吾。翌年5月，陈公博兼任伪上海保安司令，上海完全控制在汪派手中。
汪派也做好了拿掉伪浙江省长汪瑞闿的准备，但还没有等到把他解职，汪瑞闿病死，周系十人团成员、浙江民政厅长沈尔乔暂代省长权力，不久由伪实业部长梅思平兼浙江省长，掌握了浙省大权。梅有中央“组织部”和行政院“实业部”部务在身，并未实际到职，仍由沈代理浙江行政。由于梅兼理而不到职，给公馆派制造了口实而被迫下台，把省长让给了“社会名流”傅式说，公馆派才无话可说。傅与梅是表兄弟，与周佛海关系较密，是投汪最早的人物之一。傅由有名无实的铁道部长（铁道完全控制在日本华中铁道公司手中）转任浙江省长，自然是满心欢喜。
高冠吾调江苏后，汪派一直以江苏尚在维新派手中而大伤脑筋。1941年，李士群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掌握了清乡的实权。李在苏州设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总揽党政军大权，俨然另一个江苏省政府，多次与高冠吾发生冲突。“潘宏器事件”后①，伪行政院干脆一道命令，委李为江苏省长，调高任安徽省长，原安徽省长倪道烺只落了个挂名的国府委员。1943年底，周佛海的心腹罗君强取代高冠吾主持皖政，高则调任江西省长。时江西名义上为省，实际控制地区不过赣北数县而已。高冠吾被汪派踢来踢去，不禁牢骚满腹，委屈地说：“我高冠吾一向敬佩汪先生，也不知哪里得罪了汪先生，对我总是过不去。诸位祝我荣就新职，想别人是越调越好，我高某越调越倒霉了！”[4][p193]其实，如果高冠吾环顾左右，看看他昔日同僚的下场，他好歹总算保住了一个“省长”的位子，已经算是幸运多了。但到了1945年3月，高冠吾终于连江西省长也被免去了，调任空头的国府委员，未能避免与他维新派同僚一样的命运。
汪政权成立后，陈璧君看中了广东地盘，一心要谋夺广东。她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把伪广州市长彭东原的亲信、控制广州警务的李道轩调为省府委员，把彭的心腹许少荣外调为汕头市长，以此架空彭东原；然后明升暗降，把彭调为广东监察使，免去其广州市长职务，最后又调彭为“驻日总领事”，广东逐渐成为公馆派的私产。陈璧君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特殊头衔坐镇指挥，“全权负责广东政务，每隔几个月，就在南京与广东之间往返一次”[5][p121]，成为历任伪广东省长的“太上女皇”。伪湖北省主席何佩瑢，1942年6月死在任上，汪派嫡系杨揆一接任。何在任时，与“汉口特别市”市长张仁蠡争权夺利，积不相容。1941年12月底，汪精卫令张仁蠡设法访借文廷式遗著，克日进呈。张费尽周折，大破悭囊，购到原稿献给汪精卫。汪得到献书后，对张大加青睐，立即畀以伪“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头衔，张趁机要求调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张赴津后，伪“汉口特别市”由杨揆一兼任，湖北完全落入汪派的手中。
三、削弱维新派的军事力量
汪派还千方百计削夺维新派的军事力量，如利用“清乡”的机会，逼迫维新派的绥靖军与重庆国民党军队作战，削弱其军事实力。高冠吾取代陈则民主政江苏时，陈则民是以日军为背景的“江苏绅商集团”中人，组织江苏省总商会与伪江苏省政府抗衡。李士群利用这个集团，结成“倒高同盟”，不断与高冠吾发生冲突。1942年10月，李士群列举高冠“十大罪状”向伪监察院弹劾，并暗示绅商集团的江上达、蒋光宇等人向南京的日军最高当局打通关节。江上达向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等人建议：“为了确保江苏治安，复兴江苏经济，最好能使江苏军政统一，选派既能负责‘清乡’，又能管理行政的大员担任省长，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6][p209]这种手法，表面上不得罪高冠吾，实际上帮了李士群的大忙。10月下旬，汪伪行政院免去高冠吾江苏省保安司令的兼职，改由李士群接任，同时命令驻防苏南地区的伪和平建国军第一方面军所属各师归李士群指挥。这不但是对高冠吾是一个沉重打击，而且把维新派掌握军权的任援道也拉入了斗争漩涡。任援道心有不甘，立即出面反击李士群，指使他的私人秘书吴观蠡投稿上海某小报，以《愚园路某公馆的秘闻》为标题，影射李士群和叶吉卿夫妇的荒淫生活。李大为恼怒，派特务把这家报馆捣毁，打伤编辑和职员数人，并派特务在深夜到任援道住宅搜索吴观蠡，吴早已闻风远遁。其实，任援道及其子任祖萱都不在上海，任援道吸毒贩毒，家中藏有大量鸦片和白粉，都被特务顺手抢走，任知道后敢怒不敢言。
伪吴县县长孙靖华，曾经是被高冠吾重用的心腹。孙看到高将失势，又探悉绅商集团与李士群结成倒高同盟，便不惜出卖高冠吾，揭发他勾结苏州大毒贩小金保贩毒分赃的秘密。李士群如获至宝，立即逮捕小金保，用严刑逼供，招出他与高冠吾的关系是由省政府一个赵秘书拉线的，按月给高的赃款也是由赵秘书来取。事发后，高冠吾抢先下手扣押了赵，把责任全部推到赵的身上，对外宣称是赵勾结小金保贩毒，赵畏罪自杀，死在省政府的警卫室。日军苏州宪兵队听到这个消息，派人到“清乡”办事处捉拿小金保，李士群推说已经解往上海调查统计部，暗中把他掩护起来。后来李任伪江苏省长，小金保成为李的贩毒合伙人。日宪还派人到省政府追问贩毒的真相和查究赵的死因，弄得高冠吾焦头烂额，狼狈不堪。高冠吾遭到李士群的四面围攻，任援道也被牵制，维新派人物都不敢露面支持，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汪政权的军事顾问、直接参与策划和实施“清乡”事务的晴气庆胤回忆：“在旧维新政府系统的绥靖军内，反对清乡工作的运动最为猛烈。他们随着清乡工作的向前发展，丧失了迄今为止一直是驻屯地——占领区——内的地区。而且，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不问愿意与否都被推上第一线，被迫同重庆军队作战，而这又是他们所最不愿意干的。”[7][p193]伪绥靖军第3师，原驻江苏太仓附近，参加苏州地区第1期清乡后被命令调往常州南部，准备参加第2期清乡。新的驻防地区是国民党军队的游击区，第3师不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遂与之秘密协定互不侵犯。这一情报很快被李士群的特务侦知，立即向日军报告，结果该师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一夜之间被解除了武装。绥靖军遭此打击，处于人人自危的境地。“十万人马的绥靖军通过这一事件才认识到清乡工作的本质，他们互相传告，认为清乡工作的进展会夺去他们的安居之地，协助清乡工作就是要自己的命。”[7][p194]于是他们尽量设法自保，并积极策划反对清乡委员会。直至李士群因汪派内讧被毒毙，清乡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显著而被取消，伪绥靖军和汪派势力的矛盾才缓和下来，由原来的激烈对抗变为淡然相处了。以后由于维新派西山落日，不再成为气候，而周佛海私人势力急骤膨胀，大有架空汪精卫之势，公馆派急起抵制，拉拢维新派以对付周派，汪派内部矛盾成为汉奸派系斗争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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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翰·亨特·博伊尔（美）.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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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晴气庆胤（日）.沪西“七十六号”特工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