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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爱在台上演戏,常是因为演戏的时候,原本无聊无趣、无声无臭的日子,陡然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了。为了这高于生活的体验,舍本赔吆喝他们都在所不惜,难怪被人叫疯子。看客喜欢看台上戏耍,不仅为台上的戏好看,还因为出了剧院可以继续评点台下的演戏人,好像他们下了台后举手投足也非同寻常。这么拎不清,难怪看客被人叫傻子。其实两边都不能怪。因为真有那么一些戏剧人下台后仍然不肯罢休,还一门心思耸人听闻,要让出了剧场的观众继续瞠目结舌而后已。
乔·奥顿(Joe Orton),一九三一年出生在英国莱斯特市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花匠,母亲是车工。奥顿小时候哮喘,在这个安静无奇的小城镇里耽误了学业,没能入文法学校,可母亲在他身上寄托了厚望,所以送他上了私立学校。毕业后,奥顿没找到像样工作,只好干些没出息没出路的活计。就这样,他蹉跎了十八载光阴。唯一能让这个小青年寄托幻想、消磨时光的事就是镇上的业余演剧。
一九五一年他终于获得了当地教育部门奖学金,赴伦敦英国戏剧表演最高学府——皇家戏剧学院(RADA)学习。在学校他结识了同性的终生伴侣肯尼斯·哈利维尔(Kenneth Halliwell)。这对宝贝演艺上没搞出什么名堂,就一起转向文学,合伙码字。可几个大部头小说写下来,一页都没化成铅字。他们靠着哈利维尔的一笔不大的遗产苟延残喘,不得已两人轮流打半年工、写半年字。寂寂无名的几年里,两人只有一件勾当获得了小小的社会反响:他们从公共图书馆借出图书,在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书页边涂抹猬亵言辞,又为花卉图册添加色情照片,结果双双被擒,对对坐牢半年。但身陷囹圄时,奥顿笔耕不辍,写了第一个剧本《楼梯口的小混混》(The Ruffian on the Stair),投寄英国高雅文化殿堂BBC,竟获采用。
从此,这个刑满释放的同性恋一发不可收拾。从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七年,四年撰写了三出大戏、四个小品。他成心扮边缘人,专事挑衅社会、专写惊世文章,废寝忘食,乐此不疲。一九六四年的《款待斯隆先生》(Entertaining Mr Sloane)在商业戏剧重镇伦敦西区上演,标志着他功成名就。剧名中的主人翁斯隆是位姿容美好的翩翩少年,寓所的老女人凯瑟和她弟弟埃德都垂涎其美色,争相献媚。斯隆乐得两边渔利。不久,凯瑟和埃德的父亲肯普发现借宿家中的白面郎君其实是一个杀人恶魔,威胁要检举揭发他。斯隆立马杀了肯普。儿子和女儿趁机敲诈斯隆。于是该斯隆轮流伺候凯瑟和埃德了。凯瑟和埃德兄妹丧尽天良,说起自己的动机头头是道,天衣无缝,把能骗过自己、别人没法在太阳地里抖落的东西,在众人面前说得朗朗上口、顿挫悠扬。
《款待斯隆先生》非常符合传统客厅剧的要求。剧坛泰斗、审慎的同性恋绅士睿惕艮很赏识这部新作,当演出移到西区舞台时,他甚而亲投三千英镑,襄助盛举。
成名作《人赃俱获》(Loot)称得上是一出奇剧。不过,剧中故事要真发生在台下,就难以让人笑得出来了:老麦克利维刚死了老妻,正准备出殡。儿子哈尔和狐朋狗友丹尼斯刚劫了银行,正准备把赃款带回家隐藏,警探“真苏格兰场”就追踪前来。情急之下两个流氓打起了哈尔母亲遗体的主意。他们把尸体从棺材中拉出来,放回去,颠过来倒过去,一会儿把尸体头朝下竖立,一会儿把尸体剥去衣服,终于把钱藏进了棺材。警探则不住骚扰活着的人,第一个是死者生前的护士绯儿;那绯儿很有几分姿色,嫁过七个丈夫,一个个都被绯儿亲手送上了黄泉路。她眼下的猎物正是新鳏夫麦克利维。可一来二去,她竟然发觉了两个小把戏的秘密,遂决定改嫁儿子的坏朋友。谁知人算不如天算,那辆载着藏有赃款的遗体殡仪车,路上遭遇车祸,赃款又鬼使神差回到家中。懵头懵脑又自以为是的警探“真苏格兰场”终于明白了秘密,决定利用职权分享赃款。警探、儿子、坏朋友、护士绯儿,皆大欢喜,只剩下老父亲麦克利维不好安排。警探自告奋勇,说要为老头儿安排一个意外死亡。
《人赃俱获》里面,奥顿把自己的闹剧天才发挥得真个是淋漓尽致。法国闹剧在佩多止于奸情,在英国止于误传的奸情,在奥顿则成了疯狂过山车,什么色情、同性恋、抢劫、谋杀、亵渎遗体,总之永无止境,永无禁区。比如,腾空棺材一场戏里,死者的假眼珠,像酒吧里的花生米被传来递去,死者的假牙被拿在手里,充作弗拉门戈舞的响板,让两个小流氓按拍起舞。英国引为骄傲的警察——苏格兰场的警探,不是法制的化身,也不是水泥丛林中的侠客,而是一个流氓志同道合的同志。
《管家看见了什么?》(What the Butler Saw)是一出注定要被客厅剧作家贬斥为“胡编乱造”的闹剧。精神病大夫普兰蒂斯骚扰前来应聘秘书职位的少女,才哄得她宽衣解带接受检查,妻子就到了家。尾随她前来的是她过夜旅馆的少年男仆。这小厮同夫人一夜春风后,竟然要挟夫人,要在她丈夫的精神病院谋个秘书差事。精神病大夫为了不暴露病床上赤身露体的小姐,做出了种种旁人看来乖张无稽的举动。这时,政府医疗管理部门的兰斯博士前来检查工作,一见裸露身体的少女,马上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臆想她是乱伦的受害者,要把她送入精神病院。紧要关头,马齐中士上场,他是奉命来寻找最近被无政府主义者炸毁的丘吉尔铜像上的某个特殊部件。据报,该部件嵌入少女死去的姨妈的遗体。这样,每人都带有各自任务,都有各自对情势的解读,结果错中出错,乱上添乱,事情的发展也愈来愈不可思议。为给小姐遮羞、给自己遮丑,精神病大夫普兰蒂斯安排警察卸装、小厮扮小姐、小姐扮警察。而医管部门的兰斯博士不解大夫的苦衷,诊断这位同行发了疯,应当马上就近关进他自己的这所精神病院。兰斯博士和普兰蒂斯夫人,一个撑着紧身衣,一个攥着手枪,满台追逐普兰蒂斯大夫,一时间子弹横飞、鲜血四溅。紧要关头,普兰蒂斯太太认出了少女佩戴的胸针,小厮也拿出了一模一样的另一只,两只胸针合二为一——原来少女和小厮竟然是普兰蒂斯太太生下的双胞胎,是嫁给普兰蒂斯大夫前在某旅馆遭污后怀下的一对孽种。这时,普兰蒂斯大夫涕泗滂沱,将一对青年搂在胸前,声泪俱下,说这胸针就是他的,是他轻薄一位旅馆女招待后留下的纪念。而警察也不辱使命,找到了少女姨妈的遗物:一个小匣子藏匿着他寻觅的民族英雄丘吉尔的圣物:
马奇中士从匣中取出超大铜像的某部件。众人景仰。
兰斯:(赞美)那阴霾日子里,倘若我们民族得见现在诸位目睹的这一切,那将何等振奋人心啊。那时,我们却只能面对一只雪茄。即使诸位所见的这象征物,与实物相比,仍然相形见绌啊!
花园夕照和天空晚霞衬托下,高擎民族遗产的马奇警员身上放射着一片金光。
普兰蒂斯:好,中士,今天暴露了一些很不一般的问题,我们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您配合我们不要让它们见报,该不成问题吧?
马奇中士:没问题,先生。
兰斯:很高兴,你不鄙薄传统。那就让我们端正好衣冠,笑对世人吧。
奥顿身为同性恋,有过牢狱之灾,一直在社会边缘游荡,对英国主流社会自是横竖看不上眼。他曾咬牙切齿地咒骂英国是“裙下发出熏人臭气的老娼妓”,在剧中诋毀丘吉尔自是不在话下。在他,权威机构就是为让人摧毁才设立的,图腾就是为让人亵渎才供奉的,美德就是为最终让人揭露为怪癖才培育的。
在《人赃俱获》里,葬礼和尸体都遭到了亵渎,而在《管家看见了什么?》里,连民族英雄都要戏耍,挑战礼法和传统到这种地步,就很难说是讽刺揶揄了。奥顿写作本来就不是揭露英国绅士阶层的虚伪。所谓虚伪,是指嘴上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而他安排走上舞台的男男女女本来就不仁不义、无羞无耻。他们的创作者奥顿,并不是蔑视伦理道德,而是无视伦理道德。他轻薄的不是芸芸众生,而是人世的道德原则,在他的舞台上活动着的统统是拟人化的贪婪、色欲和权力。
奥顿从不痛心疾首,从不正颜厉色,从不批判谴责。别人看是人类的蠢行、恶行、暴行。他看了,只觉得开心好玩。奥顿这种态度同十七八世纪之交复辟王朝时期的喜剧家有几分相像。那时,方正君子批评喜好这类喜剧的国王查理一世,说他从不相信“男人可以忠信,女人可以贞节”,抨击诸如康格里夫和威彻利这样的作家“视恶习为滑稽,认无耻作幽默”。奥顿不问青红皂白,取笑一切道德规范,目中从无正人君子、名媛淑女,只有一肚子下水的直立猴子,还真像是“复辟王朝”喜剧家再世。
奥顿的剧作自然是闹剧一路,但表演起来不可以洒狗血,台词不可以舞台腔。这是因为他的幽默虽过分,虽刻意悖逆伦常,但终究是冷幽默,其效果有赖于语气的平和同内容乖张间的反差。他抖包袱的办法通常是陡转,两人对话,前一句尚属正常,后一句就能非同寻常,由此产生一种乖张突兀。例如,妻子说:“我在旅店过夜,开电梯的小青年竟然强奸我。”丈夫说:“他得手了吗?”“没有”“旅店服务质量有待改进!”又如,妻子说:“不要开枪,不要伤了我丈夫手脚。”大夫说:“不会。”妻子说:“小心啊,打断手脚,等会儿给他套紧身衣(精神病人专用的)就费劲了。”观众被误导,被戏耍,回过味来哭笑不得。奥顿从《人赃俱获》巡回演出的失败中明白过来:“《楼梯口的小混混》写作方法不是写实的,但表演导演一定得写实,切忌为作者花哨的台词配上花哨的调度。”
奥顿的喜剧不冷嘲不怒骂,只是坏笑。当时负责BBC戏剧部的马丁·艾斯林还记得奥顿处女作是怎样用监狱特制信封寄来的。马丁认为奥顿毫无意义,因为他的剧作就没有任何正面价值。奥顿就好像幼稚的“坏孩子”,破坏,却无力颠覆,他无意战斗,专事胡闹,大人纵容他的胡闹,但最终还是把他当玩笑。他巧舌如簧,别有风趣,却不振聋发聩。因为有趣,在有些人眼里,他简直是王尔德第二。不同的是他的世界比王尔德温文尔雅的客厅要疯狂,要过分,要不可理喻。拿他比王尔德,是因为两位都伶牙俐齿,都不刻薄,都把舞台当成了游乐场。但在王尔德,本来挺正经的事,让他一说,好像就不大正经,可毕竟还是正经的,于是听众莞尔,称其为雅谑。奥顿,听起来挺正经的话,再一听就走了味,说的原来都不正经,观众听明白了有的忍俊不禁,有的就撇嘴皱眉,这就是恶谑了。
有评家把他的喜剧手法同萧伯纳相提并论,可谓不着边际,奥顿何尝有萧伯纳的深邃犀利,或有相似之处就是他也喜欢冒犯观众,而观众中有些偏偏喜欢被他冒犯、喜欢听他津津乐道恶行丑行,因为他娓娓道来,端的有声有色。
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礼崩乐坏,年轻的奥顿生逢其时,一时间如冉冉升起的明星;而他的同性恋人哈利维尔却仍寂然无声。一九六七年八月,就在奥顿的《楼梯口的小混混》和《厄平翰营地》同时在伦敦商业剧场上演的两个月后,哈利维尔在他们同居的家中用大棒子将奥顿砸得脑浆涂地,随后自己服了安眠药。
奥顿不幸的故事和王尔德不幸的故事都拍成了电影,两部都拍的好。王尔德的那部《王尔德受审记》(The Trials of Oscay Wilde),彼得·芬奇主演,堪称表演一流,荣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实至名归。奥顿的一部《竖耳恭听》(Prick Up Your Ears),坎洛奇主演,无疑人物塑造一流。看了王尔德那部,会对主人公油然生出一些尊敬;看了奥顿的那部,或许会学麦克白的样儿叹息:“熄灭了,短烛;消逝了,生命之影;本不过一段戏文,疯子讲述,莫问意义。”王尔德毕竟有《少奶奶的扇子》,还有《快乐王子》,更有《里丁监狱之歌》,不仅令人解颐,亦能动人心魄,情致之外兼有情怀。
奥顿日记身后刊行于世,读后给人三個印象:一是视界狭窄,二是生活放荡,三是政治冷漠。奥顿是绝不会如沃尔夫对王尔德的鉴定所说那样,整晚在绅士俱乐部侃什么社会主义的,趁生命的短烛没熄灭,他还得赶紧和演艺界名流放歌狂饮,去公共厕所猎色寻欢呢。他的座右铭,也可以当做墓志铭的是:“彻彻底底摒弃价值观念,痛痛快快享受性交快乐。”
乔·奥顿(Joe Orton),一九三一年出生在英国莱斯特市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花匠,母亲是车工。奥顿小时候哮喘,在这个安静无奇的小城镇里耽误了学业,没能入文法学校,可母亲在他身上寄托了厚望,所以送他上了私立学校。毕业后,奥顿没找到像样工作,只好干些没出息没出路的活计。就这样,他蹉跎了十八载光阴。唯一能让这个小青年寄托幻想、消磨时光的事就是镇上的业余演剧。
一九五一年他终于获得了当地教育部门奖学金,赴伦敦英国戏剧表演最高学府——皇家戏剧学院(RADA)学习。在学校他结识了同性的终生伴侣肯尼斯·哈利维尔(Kenneth Halliwell)。这对宝贝演艺上没搞出什么名堂,就一起转向文学,合伙码字。可几个大部头小说写下来,一页都没化成铅字。他们靠着哈利维尔的一笔不大的遗产苟延残喘,不得已两人轮流打半年工、写半年字。寂寂无名的几年里,两人只有一件勾当获得了小小的社会反响:他们从公共图书馆借出图书,在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书页边涂抹猬亵言辞,又为花卉图册添加色情照片,结果双双被擒,对对坐牢半年。但身陷囹圄时,奥顿笔耕不辍,写了第一个剧本《楼梯口的小混混》(The Ruffian on the Stair),投寄英国高雅文化殿堂BBC,竟获采用。
从此,这个刑满释放的同性恋一发不可收拾。从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七年,四年撰写了三出大戏、四个小品。他成心扮边缘人,专事挑衅社会、专写惊世文章,废寝忘食,乐此不疲。一九六四年的《款待斯隆先生》(Entertaining Mr Sloane)在商业戏剧重镇伦敦西区上演,标志着他功成名就。剧名中的主人翁斯隆是位姿容美好的翩翩少年,寓所的老女人凯瑟和她弟弟埃德都垂涎其美色,争相献媚。斯隆乐得两边渔利。不久,凯瑟和埃德的父亲肯普发现借宿家中的白面郎君其实是一个杀人恶魔,威胁要检举揭发他。斯隆立马杀了肯普。儿子和女儿趁机敲诈斯隆。于是该斯隆轮流伺候凯瑟和埃德了。凯瑟和埃德兄妹丧尽天良,说起自己的动机头头是道,天衣无缝,把能骗过自己、别人没法在太阳地里抖落的东西,在众人面前说得朗朗上口、顿挫悠扬。
《款待斯隆先生》非常符合传统客厅剧的要求。剧坛泰斗、审慎的同性恋绅士睿惕艮很赏识这部新作,当演出移到西区舞台时,他甚而亲投三千英镑,襄助盛举。
成名作《人赃俱获》(Loot)称得上是一出奇剧。不过,剧中故事要真发生在台下,就难以让人笑得出来了:老麦克利维刚死了老妻,正准备出殡。儿子哈尔和狐朋狗友丹尼斯刚劫了银行,正准备把赃款带回家隐藏,警探“真苏格兰场”就追踪前来。情急之下两个流氓打起了哈尔母亲遗体的主意。他们把尸体从棺材中拉出来,放回去,颠过来倒过去,一会儿把尸体头朝下竖立,一会儿把尸体剥去衣服,终于把钱藏进了棺材。警探则不住骚扰活着的人,第一个是死者生前的护士绯儿;那绯儿很有几分姿色,嫁过七个丈夫,一个个都被绯儿亲手送上了黄泉路。她眼下的猎物正是新鳏夫麦克利维。可一来二去,她竟然发觉了两个小把戏的秘密,遂决定改嫁儿子的坏朋友。谁知人算不如天算,那辆载着藏有赃款的遗体殡仪车,路上遭遇车祸,赃款又鬼使神差回到家中。懵头懵脑又自以为是的警探“真苏格兰场”终于明白了秘密,决定利用职权分享赃款。警探、儿子、坏朋友、护士绯儿,皆大欢喜,只剩下老父亲麦克利维不好安排。警探自告奋勇,说要为老头儿安排一个意外死亡。
《人赃俱获》里面,奥顿把自己的闹剧天才发挥得真个是淋漓尽致。法国闹剧在佩多止于奸情,在英国止于误传的奸情,在奥顿则成了疯狂过山车,什么色情、同性恋、抢劫、谋杀、亵渎遗体,总之永无止境,永无禁区。比如,腾空棺材一场戏里,死者的假眼珠,像酒吧里的花生米被传来递去,死者的假牙被拿在手里,充作弗拉门戈舞的响板,让两个小流氓按拍起舞。英国引为骄傲的警察——苏格兰场的警探,不是法制的化身,也不是水泥丛林中的侠客,而是一个流氓志同道合的同志。
《管家看见了什么?》(What the Butler Saw)是一出注定要被客厅剧作家贬斥为“胡编乱造”的闹剧。精神病大夫普兰蒂斯骚扰前来应聘秘书职位的少女,才哄得她宽衣解带接受检查,妻子就到了家。尾随她前来的是她过夜旅馆的少年男仆。这小厮同夫人一夜春风后,竟然要挟夫人,要在她丈夫的精神病院谋个秘书差事。精神病大夫为了不暴露病床上赤身露体的小姐,做出了种种旁人看来乖张无稽的举动。这时,政府医疗管理部门的兰斯博士前来检查工作,一见裸露身体的少女,马上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臆想她是乱伦的受害者,要把她送入精神病院。紧要关头,马齐中士上场,他是奉命来寻找最近被无政府主义者炸毁的丘吉尔铜像上的某个特殊部件。据报,该部件嵌入少女死去的姨妈的遗体。这样,每人都带有各自任务,都有各自对情势的解读,结果错中出错,乱上添乱,事情的发展也愈来愈不可思议。为给小姐遮羞、给自己遮丑,精神病大夫普兰蒂斯安排警察卸装、小厮扮小姐、小姐扮警察。而医管部门的兰斯博士不解大夫的苦衷,诊断这位同行发了疯,应当马上就近关进他自己的这所精神病院。兰斯博士和普兰蒂斯夫人,一个撑着紧身衣,一个攥着手枪,满台追逐普兰蒂斯大夫,一时间子弹横飞、鲜血四溅。紧要关头,普兰蒂斯太太认出了少女佩戴的胸针,小厮也拿出了一模一样的另一只,两只胸针合二为一——原来少女和小厮竟然是普兰蒂斯太太生下的双胞胎,是嫁给普兰蒂斯大夫前在某旅馆遭污后怀下的一对孽种。这时,普兰蒂斯大夫涕泗滂沱,将一对青年搂在胸前,声泪俱下,说这胸针就是他的,是他轻薄一位旅馆女招待后留下的纪念。而警察也不辱使命,找到了少女姨妈的遗物:一个小匣子藏匿着他寻觅的民族英雄丘吉尔的圣物:
马奇中士从匣中取出超大铜像的某部件。众人景仰。
兰斯:(赞美)那阴霾日子里,倘若我们民族得见现在诸位目睹的这一切,那将何等振奋人心啊。那时,我们却只能面对一只雪茄。即使诸位所见的这象征物,与实物相比,仍然相形见绌啊!
花园夕照和天空晚霞衬托下,高擎民族遗产的马奇警员身上放射着一片金光。
普兰蒂斯:好,中士,今天暴露了一些很不一般的问题,我们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您配合我们不要让它们见报,该不成问题吧?
马奇中士:没问题,先生。
兰斯:很高兴,你不鄙薄传统。那就让我们端正好衣冠,笑对世人吧。
奥顿身为同性恋,有过牢狱之灾,一直在社会边缘游荡,对英国主流社会自是横竖看不上眼。他曾咬牙切齿地咒骂英国是“裙下发出熏人臭气的老娼妓”,在剧中诋毀丘吉尔自是不在话下。在他,权威机构就是为让人摧毁才设立的,图腾就是为让人亵渎才供奉的,美德就是为最终让人揭露为怪癖才培育的。
在《人赃俱获》里,葬礼和尸体都遭到了亵渎,而在《管家看见了什么?》里,连民族英雄都要戏耍,挑战礼法和传统到这种地步,就很难说是讽刺揶揄了。奥顿写作本来就不是揭露英国绅士阶层的虚伪。所谓虚伪,是指嘴上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而他安排走上舞台的男男女女本来就不仁不义、无羞无耻。他们的创作者奥顿,并不是蔑视伦理道德,而是无视伦理道德。他轻薄的不是芸芸众生,而是人世的道德原则,在他的舞台上活动着的统统是拟人化的贪婪、色欲和权力。
奥顿从不痛心疾首,从不正颜厉色,从不批判谴责。别人看是人类的蠢行、恶行、暴行。他看了,只觉得开心好玩。奥顿这种态度同十七八世纪之交复辟王朝时期的喜剧家有几分相像。那时,方正君子批评喜好这类喜剧的国王查理一世,说他从不相信“男人可以忠信,女人可以贞节”,抨击诸如康格里夫和威彻利这样的作家“视恶习为滑稽,认无耻作幽默”。奥顿不问青红皂白,取笑一切道德规范,目中从无正人君子、名媛淑女,只有一肚子下水的直立猴子,还真像是“复辟王朝”喜剧家再世。
奥顿的剧作自然是闹剧一路,但表演起来不可以洒狗血,台词不可以舞台腔。这是因为他的幽默虽过分,虽刻意悖逆伦常,但终究是冷幽默,其效果有赖于语气的平和同内容乖张间的反差。他抖包袱的办法通常是陡转,两人对话,前一句尚属正常,后一句就能非同寻常,由此产生一种乖张突兀。例如,妻子说:“我在旅店过夜,开电梯的小青年竟然强奸我。”丈夫说:“他得手了吗?”“没有”“旅店服务质量有待改进!”又如,妻子说:“不要开枪,不要伤了我丈夫手脚。”大夫说:“不会。”妻子说:“小心啊,打断手脚,等会儿给他套紧身衣(精神病人专用的)就费劲了。”观众被误导,被戏耍,回过味来哭笑不得。奥顿从《人赃俱获》巡回演出的失败中明白过来:“《楼梯口的小混混》写作方法不是写实的,但表演导演一定得写实,切忌为作者花哨的台词配上花哨的调度。”
奥顿的喜剧不冷嘲不怒骂,只是坏笑。当时负责BBC戏剧部的马丁·艾斯林还记得奥顿处女作是怎样用监狱特制信封寄来的。马丁认为奥顿毫无意义,因为他的剧作就没有任何正面价值。奥顿就好像幼稚的“坏孩子”,破坏,却无力颠覆,他无意战斗,专事胡闹,大人纵容他的胡闹,但最终还是把他当玩笑。他巧舌如簧,别有风趣,却不振聋发聩。因为有趣,在有些人眼里,他简直是王尔德第二。不同的是他的世界比王尔德温文尔雅的客厅要疯狂,要过分,要不可理喻。拿他比王尔德,是因为两位都伶牙俐齿,都不刻薄,都把舞台当成了游乐场。但在王尔德,本来挺正经的事,让他一说,好像就不大正经,可毕竟还是正经的,于是听众莞尔,称其为雅谑。奥顿,听起来挺正经的话,再一听就走了味,说的原来都不正经,观众听明白了有的忍俊不禁,有的就撇嘴皱眉,这就是恶谑了。
有评家把他的喜剧手法同萧伯纳相提并论,可谓不着边际,奥顿何尝有萧伯纳的深邃犀利,或有相似之处就是他也喜欢冒犯观众,而观众中有些偏偏喜欢被他冒犯、喜欢听他津津乐道恶行丑行,因为他娓娓道来,端的有声有色。
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礼崩乐坏,年轻的奥顿生逢其时,一时间如冉冉升起的明星;而他的同性恋人哈利维尔却仍寂然无声。一九六七年八月,就在奥顿的《楼梯口的小混混》和《厄平翰营地》同时在伦敦商业剧场上演的两个月后,哈利维尔在他们同居的家中用大棒子将奥顿砸得脑浆涂地,随后自己服了安眠药。
奥顿不幸的故事和王尔德不幸的故事都拍成了电影,两部都拍的好。王尔德的那部《王尔德受审记》(The Trials of Oscay Wilde),彼得·芬奇主演,堪称表演一流,荣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实至名归。奥顿的一部《竖耳恭听》(Prick Up Your Ears),坎洛奇主演,无疑人物塑造一流。看了王尔德那部,会对主人公油然生出一些尊敬;看了奥顿的那部,或许会学麦克白的样儿叹息:“熄灭了,短烛;消逝了,生命之影;本不过一段戏文,疯子讲述,莫问意义。”王尔德毕竟有《少奶奶的扇子》,还有《快乐王子》,更有《里丁监狱之歌》,不仅令人解颐,亦能动人心魄,情致之外兼有情怀。
奥顿日记身后刊行于世,读后给人三個印象:一是视界狭窄,二是生活放荡,三是政治冷漠。奥顿是绝不会如沃尔夫对王尔德的鉴定所说那样,整晚在绅士俱乐部侃什么社会主义的,趁生命的短烛没熄灭,他还得赶紧和演艺界名流放歌狂饮,去公共厕所猎色寻欢呢。他的座右铭,也可以当做墓志铭的是:“彻彻底底摒弃价值观念,痛痛快快享受性交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