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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里，任何一个书写的人都可以自称作家。在维吾尔语里，作家与记工员、记者可以用同一个名词。
——王蒙
著书癖在人群之中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车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
——米兰·昆德拉
去年6月以来，余开伟、黄鹤逸、夏商、张石山、李锐等作家先后退出作协，“作家炒作协”的现象愈演愈烈。年底，广东作协又进行改革，维持了数十年的专业作家体制率先在广东终结。改革的要点，是不再对签约作家发放创作津贴和出版补贴、所有进入文学院的作家都要经过选题申报、筛选、签约才能获得聘任、重奖优秀作品等，即所谓“只养选题不养人”，一些媒体报道说，“本次改革，对原来一直被作协‘养’着、‘吃老本’的作家触动最大，写不出来就得‘下岗’”。
数字显示，中国作家协会现有团体会员39个，个人会员6128人，其中具有专业作家身份的全国不到200人。但现在有人退出作协，更多人拒绝加入，中国的作家、作协和文学是怎么了？
作家的“门槛”
当林宇(化名)向别人介绍自己时，心态总是很复杂。他的名片上印着两行烫金大字：“中国作协会员、专业作家”。可他说，现在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身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林宇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所谓“文学疯狂期”投身写作的。他从地方作协、省作协、乃至中国作协，一级一级往上“爬”。进入地方作协，原则上要求在有公开刊号的杂志或书籍上发表5万～8万字文章；进入省作协，需要有8万字以上的发稿量；据说当年林宇进入中国作协时颇费一番周折。按照要求，他必须将两本个人专著提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组，再由会员组转交专家组审核通过。
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于1953年10月。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能否加入作协，是作家身份认定的关键。照林宇的说法，那些散落在作协之外的民间写字人，只能称为“写手”、“文青”，当他成为作协专业作家，确定自己在文学领域、在经济上都受到承认后，他的心才定下来。
这是仿照前苏联设立的专业作家制度。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是这样剖析的：作家作为国家干部编制的人员进行写作，他们一旦脱离了作协，就失去了作品的发表权，也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更谈不上住房、医疗等福利保障。这使作家写作只能体现国家的意志，难有真正的个人立场。
拿了国家的钱，就要完成国家的任务。过去的专业作家，都有“创作任务”，而今天的林宇，每个月的工资1200元，每年还有4800元的差旅费、办公费补贴。当然，他必须按年完成10万字的发稿量。
每到年终，林宇经常为这10万字“作业”发愁。他说他身边很多人都会自掏腰包买书号。一个丛书书号5万元，几个人分摊。加上印刷费，每个人出万把块钱。这些书的归宿，无非自产自销，多半拿来送人，但一年的工作量毕竟完成了。
随着时代发展，这一制度的弊病已经有目共睹，但真正动摇“作家”门槛根基的，是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型。随着民营资本逐步参与到出版、发行和传媒中去、以及可随意发表作品的互联网的兴起，铁板一块的专业作家体制开始松动。体制外的作家日益增加，很多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跟国外的情形越来越像——今后，作家将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对写作者的称谓。
《黄河》杂志副主编谢泳表示，如果说以前要成为作协会员，必须按规定发表多少作品，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认为成为作家还有什么“门槛”。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作家身份的认定像其他职业一样，主要依靠市场的认可。而现在，作协与作家基本上不存在矛盾，即使有，作家可以选择辞职，这一自由现在得到了保障。
古今中外，在常态社会中，完全依靠写作就能养家糊口的作家少而又少。在西方，作家的生活来源不在稿费，而是有其他固定职业的收入。在中国，作家的稿费收入就更不值一提了。
现在的情况是，作协保证了专业作家们生活的最大开销，比如住房和医疗，然后作家依靠稿费调节日常生活。如果没有这些基本保障，中国大部分专业作家将难以生存。
据悉，广东作协的改革，是在有前提的条件下进行的。所有在广东作协供职的人，可以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中自由选择。所谓公务员体制，就是保持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但其他的保障比较稳定；而事业单位编制，则比公务员体制工资水平高，但各方面保障不那么稳定。有了这种选择的前提，改革才能进行。因而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广东作协的改革不具有普遍意义。再过十年，等最后一批专业作家退休终老，这一体制将自然终结。
事实上，现在其他地方作协都是只出不进，不再吸纳新的专业作家。
面对市场：“向下飞翔的快感”
谢泳认为，最近十年，有一些不要单位的作家，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了，也没人再强迫他们为意识形态服务。但他们面临另外一种困境——必须向市场低头，“而市场，我们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表示，作协与作家的关系早已不是权力关系，现在影响一个作家的因素很多，比如市场，再特立独行的作家涉及到印数都会紧张，出版社让他改他就改，让他炒作他就积极配合，这算不算一种权力？在这种市场权力下不是很多作家六神无主了吗？大家都在享受向下飞翔的快感，不知道什么时候砰然落地。
似乎是为这番话做注解。去年被多家媒体炒作的福建籍“性作家”陈希我，有一肚子苦水要吐。
1997年，陈希我加入省作家协会。按照惯例，他交纳了十年会费，总计200元。他得到了一本全省作家通讯录，并定时收到汇报作协会员动态和发表信息的免费赠刊。但除此之外，他没有参加过传言中作协的采风活动、文学座谈会，更不用说经由作协推荐到哪家文学期刊发表文章了。
2003年，陈希我突然境遇大变。因为他小说中极具噱头的“性”描写，一夜之间，他的写作突然吸引许多眼球，多家报纸和网站称呼他为“性”作家。文学期刊主动和他联系，向他约稿，搞他的作品专号；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专访，大幅登载；他的一本以“性虐恋”为题材的新长篇小说即将出版，出版社方面表示有多次再版的可能性……
虽然陈希我坚持认为，传媒和看客都将他的写作简单化了，仅仅抓住“性”，而看不到他“文字的力量”，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市场的关注给他带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好处。
中国的文化市场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就像传媒大亨默多克说的，“成功的决窍就是低估人性，把人性估计得越粗俗越好”。市场要求作品必须以大众能理解的方式，说得一清二楚，这对作家和文学的损害非常大。
“与体制内作家相比，现在一些年轻作家的成长历程不一定更好。一帮年轻人有点小才能，写点小说，在城市里泡着，吃喝玩乐。把作家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这很可怕。”
“关键取决于作家的才能，取决于他内心的力量。怨天尤人，在外部因素上大做文章，可能掩盖了我们在才能上，内心力量上的缺欠”。李敬泽说。
大作品如何可能？
实际上，在退不退出作协、是否主动接受市场包装的问题上较劲，并没有多大意义。李敬泽说，假设明天中国作协解散了，中国文学就会好了吗？真正需要勇气的不是退出作协，这只能说明作协现在不受待见。现在让一位作家退出作协，可能比让他停用手机还容易。而我们的作家，他们怀揣中产阶级的梦想，享受市场带来的一切好处，却在耍这种小姿态。
作家王蒙说过，跟过去相比，中国文坛现在是非常多样，但形成不了一个趋势、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或者共同推崇的一个作家。社会上对文学的关注好像也没有过去那么高。有人觉得作家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现实，在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人民也就不关心文学了。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开始再现，文学必然被排挤到边缘去。
陈思和也认为，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原先所处的文化中心的地位渐渐失落，而向社会边缘滑行。一方面，在社会理想激情再三受挫后，难以很快重新获得明确统一的追求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暴露了精英意识自身浮躁膨胀的缺陷。
李敬泽说，作家不要老是埋怨时代，一会说这个妨碍了他、那个制约了他，而不从自己的内心找原因。平心而论，最近十年中国作家还是出了一些成果，在文学这件事上也需要耐心。
上海作家陈村表示，大作品不是计划出来的，只能耐心等待。偌大一个中国，人各有志，会有人去做一些事情。文化包括文学，本来就是社会的奢侈品，其走向很难确定。如果将中国文学史上中前面最好的50位作家都去掉，中国文学就不好看了。而这50人的出现总是带有偶然性。奢侈的含义还在于，社会要养那么多无聊、无能甚至无耻的人，然后才能出一两位大师。
——王蒙
著书癖在人群之中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车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
——米兰·昆德拉
去年6月以来，余开伟、黄鹤逸、夏商、张石山、李锐等作家先后退出作协，“作家炒作协”的现象愈演愈烈。年底，广东作协又进行改革，维持了数十年的专业作家体制率先在广东终结。改革的要点，是不再对签约作家发放创作津贴和出版补贴、所有进入文学院的作家都要经过选题申报、筛选、签约才能获得聘任、重奖优秀作品等，即所谓“只养选题不养人”，一些媒体报道说，“本次改革，对原来一直被作协‘养’着、‘吃老本’的作家触动最大，写不出来就得‘下岗’”。
数字显示，中国作家协会现有团体会员39个，个人会员6128人，其中具有专业作家身份的全国不到200人。但现在有人退出作协，更多人拒绝加入，中国的作家、作协和文学是怎么了？
作家的“门槛”
当林宇(化名)向别人介绍自己时，心态总是很复杂。他的名片上印着两行烫金大字：“中国作协会员、专业作家”。可他说，现在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身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林宇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所谓“文学疯狂期”投身写作的。他从地方作协、省作协、乃至中国作协，一级一级往上“爬”。进入地方作协，原则上要求在有公开刊号的杂志或书籍上发表5万～8万字文章；进入省作协，需要有8万字以上的发稿量；据说当年林宇进入中国作协时颇费一番周折。按照要求，他必须将两本个人专著提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组，再由会员组转交专家组审核通过。
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于1953年10月。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能否加入作协，是作家身份认定的关键。照林宇的说法，那些散落在作协之外的民间写字人，只能称为“写手”、“文青”，当他成为作协专业作家，确定自己在文学领域、在经济上都受到承认后，他的心才定下来。
这是仿照前苏联设立的专业作家制度。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是这样剖析的：作家作为国家干部编制的人员进行写作，他们一旦脱离了作协，就失去了作品的发表权，也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更谈不上住房、医疗等福利保障。这使作家写作只能体现国家的意志，难有真正的个人立场。
拿了国家的钱，就要完成国家的任务。过去的专业作家，都有“创作任务”，而今天的林宇，每个月的工资1200元，每年还有4800元的差旅费、办公费补贴。当然，他必须按年完成10万字的发稿量。
每到年终，林宇经常为这10万字“作业”发愁。他说他身边很多人都会自掏腰包买书号。一个丛书书号5万元，几个人分摊。加上印刷费，每个人出万把块钱。这些书的归宿，无非自产自销，多半拿来送人，但一年的工作量毕竟完成了。
随着时代发展，这一制度的弊病已经有目共睹，但真正动摇“作家”门槛根基的，是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型。随着民营资本逐步参与到出版、发行和传媒中去、以及可随意发表作品的互联网的兴起，铁板一块的专业作家体制开始松动。体制外的作家日益增加，很多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跟国外的情形越来越像——今后，作家将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对写作者的称谓。
《黄河》杂志副主编谢泳表示，如果说以前要成为作协会员，必须按规定发表多少作品，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认为成为作家还有什么“门槛”。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作家身份的认定像其他职业一样，主要依靠市场的认可。而现在，作协与作家基本上不存在矛盾，即使有，作家可以选择辞职，这一自由现在得到了保障。
古今中外，在常态社会中，完全依靠写作就能养家糊口的作家少而又少。在西方，作家的生活来源不在稿费，而是有其他固定职业的收入。在中国，作家的稿费收入就更不值一提了。
现在的情况是，作协保证了专业作家们生活的最大开销，比如住房和医疗，然后作家依靠稿费调节日常生活。如果没有这些基本保障，中国大部分专业作家将难以生存。
据悉，广东作协的改革，是在有前提的条件下进行的。所有在广东作协供职的人，可以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中自由选择。所谓公务员体制，就是保持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但其他的保障比较稳定；而事业单位编制，则比公务员体制工资水平高，但各方面保障不那么稳定。有了这种选择的前提，改革才能进行。因而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广东作协的改革不具有普遍意义。再过十年，等最后一批专业作家退休终老，这一体制将自然终结。
事实上，现在其他地方作协都是只出不进，不再吸纳新的专业作家。
面对市场：“向下飞翔的快感”
谢泳认为，最近十年，有一些不要单位的作家，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了，也没人再强迫他们为意识形态服务。但他们面临另外一种困境——必须向市场低头，“而市场，我们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表示，作协与作家的关系早已不是权力关系，现在影响一个作家的因素很多，比如市场，再特立独行的作家涉及到印数都会紧张，出版社让他改他就改，让他炒作他就积极配合，这算不算一种权力？在这种市场权力下不是很多作家六神无主了吗？大家都在享受向下飞翔的快感，不知道什么时候砰然落地。
似乎是为这番话做注解。去年被多家媒体炒作的福建籍“性作家”陈希我，有一肚子苦水要吐。
1997年，陈希我加入省作家协会。按照惯例，他交纳了十年会费，总计200元。他得到了一本全省作家通讯录，并定时收到汇报作协会员动态和发表信息的免费赠刊。但除此之外，他没有参加过传言中作协的采风活动、文学座谈会，更不用说经由作协推荐到哪家文学期刊发表文章了。
2003年，陈希我突然境遇大变。因为他小说中极具噱头的“性”描写，一夜之间，他的写作突然吸引许多眼球，多家报纸和网站称呼他为“性”作家。文学期刊主动和他联系，向他约稿，搞他的作品专号；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专访，大幅登载；他的一本以“性虐恋”为题材的新长篇小说即将出版，出版社方面表示有多次再版的可能性……
虽然陈希我坚持认为，传媒和看客都将他的写作简单化了，仅仅抓住“性”，而看不到他“文字的力量”，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市场的关注给他带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好处。
中国的文化市场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就像传媒大亨默多克说的，“成功的决窍就是低估人性，把人性估计得越粗俗越好”。市场要求作品必须以大众能理解的方式，说得一清二楚，这对作家和文学的损害非常大。
“与体制内作家相比，现在一些年轻作家的成长历程不一定更好。一帮年轻人有点小才能，写点小说，在城市里泡着，吃喝玩乐。把作家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这很可怕。”
“关键取决于作家的才能，取决于他内心的力量。怨天尤人，在外部因素上大做文章，可能掩盖了我们在才能上，内心力量上的缺欠”。李敬泽说。
大作品如何可能？
实际上，在退不退出作协、是否主动接受市场包装的问题上较劲，并没有多大意义。李敬泽说，假设明天中国作协解散了，中国文学就会好了吗？真正需要勇气的不是退出作协，这只能说明作协现在不受待见。现在让一位作家退出作协，可能比让他停用手机还容易。而我们的作家，他们怀揣中产阶级的梦想，享受市场带来的一切好处，却在耍这种小姿态。
作家王蒙说过，跟过去相比，中国文坛现在是非常多样，但形成不了一个趋势、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或者共同推崇的一个作家。社会上对文学的关注好像也没有过去那么高。有人觉得作家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现实，在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人民也就不关心文学了。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开始再现，文学必然被排挤到边缘去。
陈思和也认为，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原先所处的文化中心的地位渐渐失落，而向社会边缘滑行。一方面，在社会理想激情再三受挫后，难以很快重新获得明确统一的追求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暴露了精英意识自身浮躁膨胀的缺陷。
李敬泽说，作家不要老是埋怨时代，一会说这个妨碍了他、那个制约了他，而不从自己的内心找原因。平心而论，最近十年中国作家还是出了一些成果，在文学这件事上也需要耐心。
上海作家陈村表示，大作品不是计划出来的，只能耐心等待。偌大一个中国，人各有志，会有人去做一些事情。文化包括文学，本来就是社会的奢侈品，其走向很难确定。如果将中国文学史上中前面最好的50位作家都去掉，中国文学就不好看了。而这50人的出现总是带有偶然性。奢侈的含义还在于，社会要养那么多无聊、无能甚至无耻的人，然后才能出一两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