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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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5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拥有35万至350万元人民币财富的成年人达1.09亿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在这个收入区间里,中国的人数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多。
  这一群体对教育分工持有全新的态度,甚至不再拘泥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2016年,艾瑞咨询调查了1015位家庭年收入在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的家长。他们之中,父母共同负责教育、母亲负责教育、父亲负责教育的比例分别是27.3%、42.7%、30%,几乎呈三足鼎立之势。


  上海松江,女作家毛利和她的丈夫陈华椋达成了“爸爸回家”协议。那是2018年的一个周末,夫妻俩相对坐着,一人一台电脑工作,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毛利刚刚把一本书的版权卖掉,收入100万元,“有底气过一点自己想要的生活”。她提议,不如丈夫辞掉工作,回家全职带小孩。
  陈华椋不假思索地说“好”。他以为那是一个玩笑。毕竟,“哪对夫妻平时不开开辞职的玩笑”。毛利又问了一遍。陈华椋从屏幕前抬起头。他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长期与妻子分隔两地,每月只有几天能回到上海的家中。儿子艾文在手机那头长大,还有一年就要升入小学。父子俩几乎天天都要视频通话。其实哪有那么多话可聊,小男孩低头玩着玩具,间或蹦两句见闻,陈华椋就看着他玩儿。
  陈华椋一直觉得自己有损失。岳母和妻子合力带娃,他只知辛苦,却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辛苦。“那些辛苦本该也是属于我的。”他说,“虽然是辛苦,但没有经历,人生也不完整。”
  他想了一会儿,最多一分钟,然后又说了一遍:“好啊。”第二天,他坐高铁回到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
  毛利依据陈华椋上一份工作的薪资水平,给他开出每月两万元的全职爸爸“工资”,有需求可以申请追加预算。她觉得这很划算,100万元至少可以发上3年。这些钱将保障家庭的日常开销、儿子的玩具和练习本,以及丈夫的劳动付出。
  当陈华椋忙前忙后时,她心安理得地窝在一个角落写稿不去帮忙。她如今处在传统故事里丈夫的位置,但她不想像他们一样,所以“工资”得发多一点儿。她曾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讽刺过他们:宣称养着全家,其实妻子劳动折算的市场价值远远高于他们的供给——“算盘也打得太精了一点儿”。
  她觉得,有些人可能天生不适合育儿,比如自己,不如让适合的人去做合适的事。一个家里,“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没有输赢”。


  陈华椋职务里最重大的一项任务,是筹备艾文进入小学。夫妻俩希望艾文能进入国际学校。踏入校门的流程和应届生找工作差不多:准备简历,资料初筛,笔试,面试,不仅面试学生,还要考家长。陈华椋也像所有求职期的大学生一样,关注了20多个学校的微信公众号,以便随时获取信息。
  艾文被套入崭新挺括的毛呢三件套西装,拍摄了人生第一张简历照片。陈华椋花费一晚写了800字阐述儿子优点的简历,这让作家妻子都自叹不如。在毛利眼中,小孩子有时十分难缠,可以为获得一颗糖手段频出,且十分擅长与家长理论。对此,陈华椋写道:“最宝贵的是,他經常能指出长辈的一些错误……我们用这种方式共同进步。”
  “我这样写,是因为我真的是这样看他的呀。”陈华椋说。
  艾文不爱背古诗,也尚未在数学或写作上展现出什么异于常人的天赋。他迷恋了一阵葫芦丝,坚持天天练习。还有一段时间,陈华椋沉迷于高尔夫少年英才的美梦,向毛利申请了两万元,给儿子报名参加了两轮相关课程,成功让儿子学会了挥杆。
  小男孩的精力主要贡献给了发呆、捡贝壳,坚持在每一趟旅行里去遍能去的海滩。他的热爱大多与升学无关,包括爱一切虫子。陈华椋为这份热爱骄傲:“你知道蜗牛的眼睛长在哪里吗?我儿子知道,他观察得很仔细,画得也很清晰,就在较长的那对触角的顶端。”
  但他还需要说服学校理解儿子的可贵之处。国际学校会定期举办校园宣讲,类似公司招聘开宣讲会。最忙的时候,陈华椋一周要跑一家学校,参观一下校园,听一听办学理念,顺便分析揣测哪些特质能获得主考官的喜爱。
  有一次,一位校长的演讲让他心潮起伏得几乎要大声叫好,关键词包括“个性”“关怀”“身心发展”。演讲结束,家长将负责招生的老师团团围住,老师开门见山:“数学什么基础?英文达到什么水平了?练过钢琴吗?”
  更难熬的是面试。孩子们被领去一间大教室,家长则在另一间。孩子们在休息时间能看动画、吃零食,一切都安排得像一场游戏。而家长听着音乐声和笑声传过来,极力辨认着自家小孩的声音。除了熟人能简单聊几句,他们全程沉默,人们都盯着挂钟。陈华椋心中有两个词轮番闪现:成功、淘汰。
  似乎有一整个新兴群体都在为孩子而奔忙。艾瑞咨询2016年的调查显示,他们都生活在一二线城市,超过九成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一半以上是中高管理层及专业人士。这些家庭里,超过一半的子女在上课外辅导班,其中有78.9%的人在子女课外学习上投入万元以上,而95.7%的人希望子女能接受“个性化教育”。


  《爱、金钱与孩子》一书中说:调查数据显示,相对于极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更倾向于“鸡娃”,即给孩子“打鸡血”,设定较高的培养目标。这可能是因为,中产阶级通过教育深造获得了社会资源,他们相信奋斗,又深感不安,害怕孩子会失去他们努力得来的一切。
  这个观点也让毛利印象深刻。可能因为类似的不安定感,在艾文求学的道路上,她在两种心情间反复横跳。和某个家长聊了两句,她深感耽误了小孩,要赶紧抓紧学习。过两天翻了几本书,她又恢复了“佛系”心态,要让孩子有做孩子的权利。“做父母,很多时候要在很久之后,才能判断自己当时做得对不对。”   丈夫陈华椋从未陷入过这种摇摆。“可能她是写书的,比较细腻。”陈华椋说。


  21世纪家庭关系研究中著述最多的理论之一是父亲在位理论。研究指出,高质量的父亲在位,涉及与孩子的情感、表达、教育指导、身体互动等一系列方面,通常还与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有着良性关系。一个优秀的父亲,面对问题要一马当先(before the other),触手可及(at hand),总是在场(in attendance),且能起到实际作用(his existence)。
  如果陈华椋正走在通往这些优秀品质的路上,那么搬家可以算作一座里程碑。搬家前夜,他一个人躺在新家里,激动得一夜未眠。
  他们一家搬离了与岳父母同住的郊区大房子,住进了一套小公寓——租的。在原来的房子,做儿女的职责是接受无穷无尽的馈赠。
  房子位于松江区——上海之根。毛利的邻居里,女孩从临近大学拿到文凭,通常会在本地小伙子中挑选一番,比对过双方手上的房本、车本,然后相夫教子。毛利是个不太一样的本地女孩。她身高超过1.7米,短发,站起来很有气势。她嫁给了一个福建男人,现在还给他开工资。
  福建男人陈华椋搬入新家后,终于可以实施一直令他心痒的一项工程:教儿子洗澡。艾文惧怕莲蓬头洒下来的水,于是陈华椋建议他佩戴护目镜进浴室。他护卫在旁。
  他们保持着随时会翻船的友谊。陈华椋愿意陪儿子在海滩挖上几个小时的沙子,也最懂他的心思。艾文使尽手段买了好几盒鲜肉月饼,只咬了兩口就放在一边,只有陈华椋看出他是要用月饼盒子做纸船。
  辅导作业时,陈华椋不得不一再控制自己的脾气。丈母娘探视时赶上,在旁假装经过好几个来回,战战兢兢地问女儿:“是不是太凶了?”毛利亲自上场试过一次,在儿子第20次用橡皮擦掉没错的地方时,她破口大吼。陈华椋幽幽地说:“其实我每次都能忍到第50次。”
  他没忘记自己“员工”的身份。每天夜里儿子睡着,他会回顾一下这一天的工作。如果儿子哭着说“我再也不和爸爸做朋友了”,那么这是客户的负面反馈,他会反思一下自己是否该有所改进。
  他始终没和在福建老家的父亲细致讨论过自己全职爸爸的身份。他知道老父亲并不支持。
  2019年4月,艾文被一所不错的国际学校录取了。促使陈华椋做全职爸爸的最大任务完成,他还想继续做下去。
  闲暇时,他和同住上海的几个全职爸爸有规律地聚餐。席上几乎都是外国面孔。大家聊足球、明星,不聊小孩。小孩已经占据生活太多了,况且,男人聚会,聊天本来就是酒菜的陪衬。
  (杨贺勤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1月27日,本刊节选,辛 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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