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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山文化“熊陶尊”是我国国家一级文物，其罕见的器型与内壁中珍贵的酒制品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该陶尊造型的判断存在一定争议，主要集中在该陶尊是“熊陶尊”还是“猪陶尊”。从造型角度进行分析，该陶尊造型与新石器时期猪的形象不符，解释为熊更合理。从文化角度分析，熊在红山文化中具有重要宗教地位，在陶器上对于熊形象进行模仿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就目前的考古研究资料，将该陶尊认定为“熊陶尊”，无论是在外形还是文化内涵方面，都可以做出更好的解释。
关键词：“熊陶尊”;红山文化;熊崇拜;造型考辩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5-0001-05
红山文化“熊陶尊”为我国辽宁省朝阳市德辅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如图1所示[1-2]，该陶尊通体长约12.2cm、宽约6.2cm、高约6.5cm、重286g，材质为夹砂红陶，器物形制为一兽形陶尊，造型兼具熊与猪的外形特征。该陶尊起初是民间收藏之物，故此难以追溯出详细的出土地址，德辅博物馆收藏之后，郭大顺先生将其断代为红山文化时期出土物，邵国田、王冬力、杨朴、杨旸、张丽红等知名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该陶尊是带有宗教性质的酒具①。
“熊陶尊”对于红山文化研究有两大重要意义：一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制品中，此种从造型上对自然动物进行模仿的陶器十分罕见，其发现是红山文化研究资料的重要更新;二是经科学检测，“陶熊尊”内壁上附着的沉积物为水果发酵而产生的酒液凝结体，说明此陶尊曾盛放过果酒，这是第一件能够直接证明红山文化确凿存在酒制品的考古资料。这二者对于红山文化研究的价值无疑是极为重大的。邵国田、王冬力、杨朴、杨旸等认为这是红山文化酒文化及宗教文化的体现，具有重大研究意义。基于“熊陶尊”在科研中的重要性，对于其造型所选取物象进行考辩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1 “熊陶尊”造型争议
“熊陶尊”的民间收藏者起初为其命名为“猪陶尊”，德辅博物馆将该陶尊收藏之后受民间收藏者影响，也曾将它命名为“猪形红陶罐”，后根据郭大顺先生、邵国田先生等的意见将其更名为“熊陶尊”。目前关于“熊陶尊”造型所选取物象尚存在一些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该陶尊是“熊陶尊”还是“猪陶尊”。邵国田、王冬力、杨朴、杨旸等学者支持“熊陶尊说”;张丽红、陶松林等学者力主“猪陶尊说”。争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1 器物整体外形
“熊陶尊”认为该器物的整体外形明显与熊相同。邵国田、王冬力曾将熊陶尊与德辅博物馆馆藏兴隆洼文化石熊进行对比，认为该器物粗壮的四肢与宽短的尾巴明显是对熊外形的模仿。“猪陶尊”对此持有相反观点。张丽红曾将兴隆洼文化石熊（如图2所示）、小河沿文化蚌雕熊偶（如图3所示）、小河沿文化猪首陶器（如图4所示）进行对比，发现该陶尊与新石器时期辽西地区的熊形象不同，反而与小河沿文化猪首陶器中的猪形象相似，认为该陶尊的整体外形与其形态肥硕的特点都与现实生活中的猪相同[3]。
1.2 器物局部特征
“熊陶尊”认为古人表现猪时都刻画猪的獠牙，该陶尊并无獠牙，因此不是猪[4]。张丽红曾做过相关解释：“熊陶尊”与小河沿文化猪首陶器（如图4所示）中的猪形象相似，古代曾有对猪形象的类似处理，并认为该器物吻部上翘、眼睛小而圆、耳朵较大等特点明显与熊有异，反而与现实生活中“猪”的形象如出一辙。陶松林持与张丽红相同观点。邵国田、王冬力曾提到过“至于论其吻长、耳尖等特征不是熊的均不足论，因为现实中的熊就有长尾尖耳者。”似乎是对“熊陶尊”长吻、贴耳等特征的回应，但其观点模糊，并不十分明确。
1.3 文化内涵表现
“熊陶尊”认为“熊”是红山文化的图腾信仰，“熊陶尊”是对这种图腾信仰的反应。邵国田、王冬力列举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中与“熊”有关的文化遗存，分析出新石器时期辽西地区曾出现过对于“熊”的图腾信仰，这种信仰甚至在青铜时代仍存在。杨朴和杨旸认为“熊”是对红山文化的反映，将“熊陶尊”解读为女神、孕育、创造的象征、红山文化派生出的象征形式、红山文化女神文明的“圣杯”。“猪陶尊”另有解释，张丽红认为“猪”是红山文化女神崇拜的图腾，“猪图腾”自古以来都是传统祭典牺牲仪式中的重要角色，若是把该陶尊的造型解释为“猪”，对其表现的文化内涵既能够进行合理解释，又符合红山文化女神崇拜的文化传统，因此其认为“猪”的形象出现在宗教性器具中更为合理。以上三方面为“熊陶尊”造型的主要争议。
2 “熊陶尊”形制辨析
鉴于“熊陶尊”对于红山文化的重要意义，在“熊陶尊”造型中所选取物象之确定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2.1 从器形角度分析
2.1.1 红山文化时期的“猪”形象
无论是对于“熊陶尊”的整体外形还是对其局部特征的争论，都难以绕开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红山文化时期的猪到底是何形象[5]。“猪陶尊”，该陶尊与现实生活中猪的许多特点相符，严格来说该陶尊造型与现代猪有相近之处，但值得探讨的是红山文化时期是否已经出现这种现代猪的形象。根据考古发现，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发展出畜牧业②，但当时畜牧技术处于起步阶段，并不会对野猪进行完全驯化。刘敦愿先生曾对湘潭县出土的商代豕尊进行研究，证明该豕尊反映了商代家猪的形象，即商代家猪仍具备鬃毛、獠牙等野性特征，说明商代养殖猪外形仍带有野性特征。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馆藏的西周玉猪（如图5所示），表明西周时期的艺术品中才出现与现代猪近似的猪类形象。商代畜牧业发展历史远远长于红山文化，據此可以推测，红山文化时期不会比商代更早出现现代猪的形象，红山文化养殖猪的形象应与野猪相似，具备獠牙、鬃毛等外形特征。“熊陶尊”与现代家猪形象有符合之处，但与红山文化时期猪的形象有差别，因而该陶尊并非选取猪的形象。当然，并不排除红山文化时期出现过对家猪进行阉割的可能。对家猪进行阉割有可能会让当时的家猪褪去野性特征，从而表出与现代家猪近似的形象，但在崇拜生殖的红山文化时代，将阉割猪的形象安排在生活器皿甚至宗教器皿中，显然是不可能的。 2.1.2 从器物的整体外形来看
“熊陶尊”着重表现动物头部与前躯硕大、躯体重心微微前倾的特点，应是为了强调该动物具备强大的心肺功能，善于冲击。粗壮的四肢是对该动物强大力量的表现。因此该动物为强壮、善于搏斗的猛兽。熊无疑符合以上所有特征。关于该器形体型肥胖、腹部硕大的特点：一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增加器物内部容积;二是一种艺术的加工与夸张变形，可作为强调器物体形肥硕、强壮之解释，这种做法在商周时期的豕尊、豕卣、鸡卣等器物的造型安排上极为常见。
2.1.3 从器物的局部特征来看
“熊陶尊说”支持者认为当时猪的形象应有獠牙等特征，上文已经对此已经分析过，在此不多赘述。支持“猪陶尊”的学者认为该陶尊长吻、贴耳等特征与熊的形象不符，这里对该两处作出解释推测。
关于吻部的造型，长吻的特征并非猪独有，熊也有长吻特征，长吻的造型安排是创作者考虑到器物的平衡性与画面协调性而进行的艺术夸张。吻部翘起被认为是对猪嘴部的模仿，但东北地区的野猪并无吻部翘起的显著特征。现代猪的吻部是翘起的，但上文分析红山文化时期尚未出现现代猪，因此吻部与猪的形象关联不大。该陶尊吻部翘起的设计应是基于整体造型考虑，为了防止该器物吻部显得过分纤细，而将吻部前端翘起以增加视觉厚度，在这种表现手法的帮助下，如图1中的（1）所示，该陶尊正面视角下的吻部是较为宽厚的，这种表现意图更像是为突出动物的咬合力，展示该动物体魄的强壮。
关于贴耳这一特征的安排可作两种解释。其一是为了表现一种将熊驯化的愿望。在自然界中，动物在攻击或戒备等状态下往往表现出毛发直立、耳朵竖起的特征，而该陶尊贴耳的特征是在强调该动物并无敌意甚至已被驯服，表达出当时人们既崇拜熊，又希望其力量能被自身掌控，从而获益。其二是出于实用考虑，原始时期制陶不易，直立的耳朵不易于保存，容易碰断，因此将其竖耳处理成贴耳。
2.2 从纹饰角度分析
该陶尊目前展现出的纹饰并不复杂，仅在器物腹部划刻出四排从肩部向臀部横向排列、竖向延伸的直线“之字纹”。如图1中的（5）所示，比较特别的是，排与排间的“之”字尖部相对，产生了菱形网格纹的艺术效果。“之字纹”在红山文化陶器纹样中极为常见，是红山文化陶器形制中的经典纹样。陶尊上的纹样则是“之字纹”的一种应用变形，排与排之间“之”字尖部相对所产生菱形网格纹的效果推测是有意为之。该纹样或可与半坡船形彩陶壶的纹样作相同解释，即所表现的物象可能是渔网，是对当时渔猎文化的反映。据《易经》记载：“古者庖羲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为网罾，从佃从渔④。”也就是说渔网在农业经济刚刚出现的新石器时期就已经被发明出来，渔网的渔猎效率远高于原始渔猎方法，红山人在陶器上刻画纹样来歌颂渔网的生产力显然是再正常不过。熊是捕魚高手，这种纹样出现在熊形陶尊显然是为了强化这一意象，即歌颂渔猎经济生产。这种“之”字纹的使用方式既写实形象，又不逾越红山文化中陶器惯用“之”字纹的传统。“之”字尖部相对还可作另一种解释，尖部相对是为了表现一种对抗，即“针锋相对之意”，这样应用的目的推测是为了表达对熊强大力量的崇拜。
3 宗教崇拜角度下的“熊陶尊”
经过上述分析可初步推断该陶尊造型中所选取的物象是熊。红山文化时期陶器往往体现当时的原始文化信仰，从此角度可对“熊陶尊”造型进行进一步论证。
3.1 红山文化熊崇拜在后世文化中的体现
3.1.1 我国东北地区“满-通古斯”民族与肃慎
我国东北地区满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的民族语言都属于满-通古斯语族，与这些民族拥有的共同起源有关⑤。朝鲜族学者郑东日认为：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现代通古斯诸民族，可上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古代民族肃慎。又说：“据我们考证，肃慎的确是通古斯诸民族的始祖”。满族⑥、赫哲族、鄂温克族都是由古时肃慎演变而成的民族，这些民族语言的文化都起源于肃慎。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⑦，肃慎与红山文化在地域范围上大致重合，在时间上相近⑧，肃慎文化无疑会对红山文化进行文化上的传承。
3.1.2 我国东北地区“满-通古斯”民族语言中熊崇拜的体现
民族学相关成果的研究表明，我国东北地区的部分现代通古斯诸民族仍留存对熊的崇拜情节。满族词语“uduwen”和“ungga”读音相近，前者可解释为汉语熊类的一种，后者的意思为长辈，这代表在满族文化中，熊与长辈、先祖有意义上的联系。而赫哲语称“熊神”为“mafka sewun”，“mafka”义为“祖父”，鄂温克语称公熊为“amihang”，这个词又是“祖父的”意思，称母熊为“eniheng”，此词又有“祖母”之意，表现出“满-通古斯语”民族先民们视熊为祖先的无比崇敬之情⑨。这种将动物与祖先进行联系的现象在“满-通古斯语”民族文化中较为常见，最为知名的便是满族萨满与鹰的传说。满族传说中，神鹰为人间带来了光与火，从此大地冰雪消融，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神鹰也为此而牺牲，而神鹰的灵魂化为第一个女萨满⑩。另有一则传说，一对夫妇诞下一女后三年便去世，鹰神格格将这个小女孩抚养长大，将其培养成世上第一个女萨满[6]。满族先民在神话传说中将祖先萨满视为神鹰或神鹰抚育长大的孩子，其实就是对鹰崇拜的演变，因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将祖先转化为图腾上的动物，使自己与崇拜的鹰图腾联系得更紧密。满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等民族的语言中，熊与长辈、祖先有如此意义上的联系，势必也是这些民族在传承中对于熊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这些民族语言中反映出的熊崇拜也是肃慎熊崇拜的表现。
3.1.3 我国东北地区“满-通古斯”民族熊崇拜与红山文化
肃慎文化熊崇拜应是对红山文化熊崇拜的传承与发扬，进而流传到诸多现代通古斯民族中。红山文化熊崇拜流传几千年而未被消磨，甚至在这些民族的语言中仍有体现，足见红山文化时期对于熊崇拜之深刻。红山文化中如此重要的动物出现在当时陶尊造型上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
关键词：“熊陶尊”;红山文化;熊崇拜;造型考辩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5-0001-05
红山文化“熊陶尊”为我国辽宁省朝阳市德辅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如图1所示[1-2]，该陶尊通体长约12.2cm、宽约6.2cm、高约6.5cm、重286g，材质为夹砂红陶，器物形制为一兽形陶尊，造型兼具熊与猪的外形特征。该陶尊起初是民间收藏之物，故此难以追溯出详细的出土地址，德辅博物馆收藏之后，郭大顺先生将其断代为红山文化时期出土物，邵国田、王冬力、杨朴、杨旸、张丽红等知名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该陶尊是带有宗教性质的酒具①。
“熊陶尊”对于红山文化研究有两大重要意义：一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制品中，此种从造型上对自然动物进行模仿的陶器十分罕见，其发现是红山文化研究资料的重要更新;二是经科学检测，“陶熊尊”内壁上附着的沉积物为水果发酵而产生的酒液凝结体，说明此陶尊曾盛放过果酒，这是第一件能够直接证明红山文化确凿存在酒制品的考古资料。这二者对于红山文化研究的价值无疑是极为重大的。邵国田、王冬力、杨朴、杨旸等认为这是红山文化酒文化及宗教文化的体现，具有重大研究意义。基于“熊陶尊”在科研中的重要性，对于其造型所选取物象进行考辩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1 “熊陶尊”造型争议
“熊陶尊”的民间收藏者起初为其命名为“猪陶尊”，德辅博物馆将该陶尊收藏之后受民间收藏者影响，也曾将它命名为“猪形红陶罐”，后根据郭大顺先生、邵国田先生等的意见将其更名为“熊陶尊”。目前关于“熊陶尊”造型所选取物象尚存在一些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该陶尊是“熊陶尊”还是“猪陶尊”。邵国田、王冬力、杨朴、杨旸等学者支持“熊陶尊说”;张丽红、陶松林等学者力主“猪陶尊说”。争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1 器物整体外形
“熊陶尊”认为该器物的整体外形明显与熊相同。邵国田、王冬力曾将熊陶尊与德辅博物馆馆藏兴隆洼文化石熊进行对比，认为该器物粗壮的四肢与宽短的尾巴明显是对熊外形的模仿。“猪陶尊”对此持有相反观点。张丽红曾将兴隆洼文化石熊（如图2所示）、小河沿文化蚌雕熊偶（如图3所示）、小河沿文化猪首陶器（如图4所示）进行对比，发现该陶尊与新石器时期辽西地区的熊形象不同，反而与小河沿文化猪首陶器中的猪形象相似，认为该陶尊的整体外形与其形态肥硕的特点都与现实生活中的猪相同[3]。
1.2 器物局部特征
“熊陶尊”认为古人表现猪时都刻画猪的獠牙，该陶尊并无獠牙，因此不是猪[4]。张丽红曾做过相关解释：“熊陶尊”与小河沿文化猪首陶器（如图4所示）中的猪形象相似，古代曾有对猪形象的类似处理，并认为该器物吻部上翘、眼睛小而圆、耳朵较大等特点明显与熊有异，反而与现实生活中“猪”的形象如出一辙。陶松林持与张丽红相同观点。邵国田、王冬力曾提到过“至于论其吻长、耳尖等特征不是熊的均不足论，因为现实中的熊就有长尾尖耳者。”似乎是对“熊陶尊”长吻、贴耳等特征的回应，但其观点模糊，并不十分明确。
1.3 文化内涵表现
“熊陶尊”认为“熊”是红山文化的图腾信仰，“熊陶尊”是对这种图腾信仰的反应。邵国田、王冬力列举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中与“熊”有关的文化遗存，分析出新石器时期辽西地区曾出现过对于“熊”的图腾信仰，这种信仰甚至在青铜时代仍存在。杨朴和杨旸认为“熊”是对红山文化的反映，将“熊陶尊”解读为女神、孕育、创造的象征、红山文化派生出的象征形式、红山文化女神文明的“圣杯”。“猪陶尊”另有解释，张丽红认为“猪”是红山文化女神崇拜的图腾，“猪图腾”自古以来都是传统祭典牺牲仪式中的重要角色，若是把该陶尊的造型解释为“猪”，对其表现的文化内涵既能够进行合理解释，又符合红山文化女神崇拜的文化传统，因此其认为“猪”的形象出现在宗教性器具中更为合理。以上三方面为“熊陶尊”造型的主要争议。
2 “熊陶尊”形制辨析
鉴于“熊陶尊”对于红山文化的重要意义，在“熊陶尊”造型中所选取物象之确定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2.1 从器形角度分析
2.1.1 红山文化时期的“猪”形象
无论是对于“熊陶尊”的整体外形还是对其局部特征的争论，都难以绕开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红山文化时期的猪到底是何形象[5]。“猪陶尊”，该陶尊与现实生活中猪的许多特点相符，严格来说该陶尊造型与现代猪有相近之处，但值得探讨的是红山文化时期是否已经出现这种现代猪的形象。根据考古发现，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发展出畜牧业②，但当时畜牧技术处于起步阶段，并不会对野猪进行完全驯化。刘敦愿先生曾对湘潭县出土的商代豕尊进行研究，证明该豕尊反映了商代家猪的形象，即商代家猪仍具备鬃毛、獠牙等野性特征，说明商代养殖猪外形仍带有野性特征。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馆藏的西周玉猪（如图5所示），表明西周时期的艺术品中才出现与现代猪近似的猪类形象。商代畜牧业发展历史远远长于红山文化，據此可以推测，红山文化时期不会比商代更早出现现代猪的形象，红山文化养殖猪的形象应与野猪相似，具备獠牙、鬃毛等外形特征。“熊陶尊”与现代家猪形象有符合之处，但与红山文化时期猪的形象有差别，因而该陶尊并非选取猪的形象。当然，并不排除红山文化时期出现过对家猪进行阉割的可能。对家猪进行阉割有可能会让当时的家猪褪去野性特征，从而表出与现代家猪近似的形象，但在崇拜生殖的红山文化时代，将阉割猪的形象安排在生活器皿甚至宗教器皿中，显然是不可能的。 2.1.2 从器物的整体外形来看
“熊陶尊”着重表现动物头部与前躯硕大、躯体重心微微前倾的特点，应是为了强调该动物具备强大的心肺功能，善于冲击。粗壮的四肢是对该动物强大力量的表现。因此该动物为强壮、善于搏斗的猛兽。熊无疑符合以上所有特征。关于该器形体型肥胖、腹部硕大的特点：一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增加器物内部容积;二是一种艺术的加工与夸张变形，可作为强调器物体形肥硕、强壮之解释，这种做法在商周时期的豕尊、豕卣、鸡卣等器物的造型安排上极为常见。
2.1.3 从器物的局部特征来看
“熊陶尊说”支持者认为当时猪的形象应有獠牙等特征，上文已经对此已经分析过，在此不多赘述。支持“猪陶尊”的学者认为该陶尊长吻、贴耳等特征与熊的形象不符，这里对该两处作出解释推测。
关于吻部的造型，长吻的特征并非猪独有，熊也有长吻特征，长吻的造型安排是创作者考虑到器物的平衡性与画面协调性而进行的艺术夸张。吻部翘起被认为是对猪嘴部的模仿，但东北地区的野猪并无吻部翘起的显著特征。现代猪的吻部是翘起的，但上文分析红山文化时期尚未出现现代猪，因此吻部与猪的形象关联不大。该陶尊吻部翘起的设计应是基于整体造型考虑，为了防止该器物吻部显得过分纤细，而将吻部前端翘起以增加视觉厚度，在这种表现手法的帮助下，如图1中的（1）所示，该陶尊正面视角下的吻部是较为宽厚的，这种表现意图更像是为突出动物的咬合力，展示该动物体魄的强壮。
关于贴耳这一特征的安排可作两种解释。其一是为了表现一种将熊驯化的愿望。在自然界中，动物在攻击或戒备等状态下往往表现出毛发直立、耳朵竖起的特征，而该陶尊贴耳的特征是在强调该动物并无敌意甚至已被驯服，表达出当时人们既崇拜熊，又希望其力量能被自身掌控，从而获益。其二是出于实用考虑，原始时期制陶不易，直立的耳朵不易于保存，容易碰断，因此将其竖耳处理成贴耳。
2.2 从纹饰角度分析
该陶尊目前展现出的纹饰并不复杂，仅在器物腹部划刻出四排从肩部向臀部横向排列、竖向延伸的直线“之字纹”。如图1中的（5）所示，比较特别的是，排与排间的“之”字尖部相对，产生了菱形网格纹的艺术效果。“之字纹”在红山文化陶器纹样中极为常见，是红山文化陶器形制中的经典纹样。陶尊上的纹样则是“之字纹”的一种应用变形，排与排之间“之”字尖部相对所产生菱形网格纹的效果推测是有意为之。该纹样或可与半坡船形彩陶壶的纹样作相同解释，即所表现的物象可能是渔网，是对当时渔猎文化的反映。据《易经》记载：“古者庖羲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为网罾，从佃从渔④。”也就是说渔网在农业经济刚刚出现的新石器时期就已经被发明出来，渔网的渔猎效率远高于原始渔猎方法，红山人在陶器上刻画纹样来歌颂渔网的生产力显然是再正常不过。熊是捕魚高手，这种纹样出现在熊形陶尊显然是为了强化这一意象，即歌颂渔猎经济生产。这种“之”字纹的使用方式既写实形象，又不逾越红山文化中陶器惯用“之”字纹的传统。“之”字尖部相对还可作另一种解释，尖部相对是为了表现一种对抗，即“针锋相对之意”，这样应用的目的推测是为了表达对熊强大力量的崇拜。
3 宗教崇拜角度下的“熊陶尊”
经过上述分析可初步推断该陶尊造型中所选取的物象是熊。红山文化时期陶器往往体现当时的原始文化信仰，从此角度可对“熊陶尊”造型进行进一步论证。
3.1 红山文化熊崇拜在后世文化中的体现
3.1.1 我国东北地区“满-通古斯”民族与肃慎
我国东北地区满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的民族语言都属于满-通古斯语族，与这些民族拥有的共同起源有关⑤。朝鲜族学者郑东日认为：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现代通古斯诸民族，可上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古代民族肃慎。又说：“据我们考证，肃慎的确是通古斯诸民族的始祖”。满族⑥、赫哲族、鄂温克族都是由古时肃慎演变而成的民族，这些民族语言的文化都起源于肃慎。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⑦，肃慎与红山文化在地域范围上大致重合，在时间上相近⑧，肃慎文化无疑会对红山文化进行文化上的传承。
3.1.2 我国东北地区“满-通古斯”民族语言中熊崇拜的体现
民族学相关成果的研究表明，我国东北地区的部分现代通古斯诸民族仍留存对熊的崇拜情节。满族词语“uduwen”和“ungga”读音相近，前者可解释为汉语熊类的一种，后者的意思为长辈，这代表在满族文化中，熊与长辈、先祖有意义上的联系。而赫哲语称“熊神”为“mafka sewun”，“mafka”义为“祖父”，鄂温克语称公熊为“amihang”，这个词又是“祖父的”意思，称母熊为“eniheng”，此词又有“祖母”之意，表现出“满-通古斯语”民族先民们视熊为祖先的无比崇敬之情⑨。这种将动物与祖先进行联系的现象在“满-通古斯语”民族文化中较为常见，最为知名的便是满族萨满与鹰的传说。满族传说中，神鹰为人间带来了光与火，从此大地冰雪消融，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神鹰也为此而牺牲，而神鹰的灵魂化为第一个女萨满⑩。另有一则传说，一对夫妇诞下一女后三年便去世，鹰神格格将这个小女孩抚养长大，将其培养成世上第一个女萨满[6]。满族先民在神话传说中将祖先萨满视为神鹰或神鹰抚育长大的孩子，其实就是对鹰崇拜的演变，因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将祖先转化为图腾上的动物，使自己与崇拜的鹰图腾联系得更紧密。满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等民族的语言中，熊与长辈、祖先有如此意义上的联系，势必也是这些民族在传承中对于熊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这些民族语言中反映出的熊崇拜也是肃慎熊崇拜的表现。
3.1.3 我国东北地区“满-通古斯”民族熊崇拜与红山文化
肃慎文化熊崇拜应是对红山文化熊崇拜的传承与发扬，进而流传到诸多现代通古斯民族中。红山文化熊崇拜流传几千年而未被消磨，甚至在这些民族的语言中仍有体现，足见红山文化时期对于熊崇拜之深刻。红山文化中如此重要的动物出现在当时陶尊造型上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