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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必行，呼之欲出——建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战争形态加速演变，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当前世界强军的主要作战形式。一体化联合作战，具有作战力量多元一体、战场空间多维一体、信息系统多类一体、对抗行动多样一体的独有特征。显然，要打这样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其关键是要有上下畅通、指挥统一、实现多方力量聚合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在这方面，外军有许多有益经验可供我军借鉴。比如，美军在联合作战时，经由国家指挥当局授权后，其作战指挥体制由联合（战区）司令部—下属各联合部队司令部—作战部队组成，具有指挥层级简单、指挥畅通等突出特点。尤其是其指挥重心由国家指挥当局下移至联合（战区）司令部，由其负责全权统一指挥战区内的所有作战力量。因而，美军的联合（战区）司令部指挥跨度由原来的5～6个单位增大到9个单位，从战区到师的战役、战术指挥层次由过去的5个减至3个。
又如，俄罗斯在经过几轮军队改革后，在作战指挥体制上同样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2010年7月，俄军宣布调整战略方向、合并军区，成立四大联合战略司令部与四大军区，实现了战略区与军区的统一，建成了联合作战指挥的基本架构。日本近年来在指挥体制改革上不懈努力，最终于2006年撤销了参联会，解除了军种的作战指挥职能，成立了联合参谋部，建立了联合参谋长指挥三军部队和临时联合任务部队的作战指挥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轮裁军与精简整编，中国军队在领导指挥体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制约与影响了中国军队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战斗力。比如，中国军队现行的指挥体制，不仅存在着指挥层级多、指挥链条长的问题，更存在着联合指挥难、联合训练难、联合保障难的突出问题。一个大战区，平时要组织战区内驻有的陆海空二炮等作战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其中的协调难度很大，更不用说在战时进行联合指挥诸军兵种作战。
从根子上讲，中国军队现行的指挥体制，是在机械化战争背景下所建立的模式，已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所要求的“扁平网状”的联合作战指挥需求。因此，中国军队现在就是要以“联合作战”为枢纽，实现“三联”（联合作战指挥、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以“联合作战”为推手，带动中国军队管理体制创新。
其中，在建立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中，酝酿已久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建立，势在必行，也呼之欲出。战区联合指挥体制建立后，主要担负两大职能：一是平时专事训练，根据各战区面对的战略方向以及承担的作战任务，由其负责对战区内所有的诸军兵种作战力量进行联合训练。二是战时专职指挥，由其在战时统一指挥战区内所有作战力量进行一体化联合作战。
为此，围绕着训练与作战这两大职能，其内部机构设置上可能会常设以下几个职能部门：一是人力与人事部门，负责从人力资源上保障;二是情报部门，负责提供全源情报;三是作战部门，为核心部门，其职责最重要，直接负责作战行动;四是训练部门，负責战区内诸军兵种的联合训练工作;五是战斗保障部门，负责后勤、装备、通信与信息等直接的战斗保障工作，从不同领域保障作战行动。
军政军令分开——建立科学高效领导管理体制
当今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在领导指挥体制上，有的采取军令、军政分开的模式，有的采取混合模式。如美军采取的是军令与军政分开的模式，即指挥打仗与平时养兵分开，管指挥打仗的，不管军兵种建设等事项;管养兵的，不参与战时作战指挥。
美军高层领导管理体制即军政系统，主要职能是“养兵”，由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各军种部统管军队建设，包括制定国防政策、国防预算、兵力规划，负责部队的行政管理、战备训练、武器装备采购等。而俄军目前采取的是适度分权的军政军令混合模式。一方面是各军种和其他机构所掌握的作战指挥权向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战略司令部转移，另一方面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如总参谋部）所掌管的军事行政职能向军种和其他机构转移。
当前，我军领导指挥体制采取的是军政军令合一的模式。因国情、军情等方面的不同，究竟哪种模式更合理，并无一定之规。只要是能实现指挥迅捷灵便、领导管理科学高效多能、作战保障有力的模式，都是好模式、好体制。
当前，我军领导指挥体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有些甚至问题很突出。比如，指挥机构臃肿，指挥机构内部设置不合理、部门间职能交叉严重，且多数部门都是负责平时的训练、管理和保障的机构。
长期以来，我军领导指挥体制上存在着两大短板：一是领兵打仗的指挥职能弱化，二是对全军建设与发展的战略管理能力弱化。这与构建信息化战争所要求的“扁平网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也直接制约与影响了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实施科学的领导管理。
为此，陆、海、空与二炮等诸军兵种可探索脱离作战指挥链，建立各自军种部，主要担负军兵种平时建设与管理职能;在战时，则向各战区联合指挥机构提供合格的部队及其各种战斗支援;同时，国防部可探索采取实体化的方式，担负起国防与军队建设战略规划、国防科研、国防动员、国防预算和装备采办等主要工作，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实现全方位的军民深度融合。
腾笼换鸟，体量瘦身——裁减老旧装备与非战斗人员，编强作战部队
当前，中国军队建设正沿着信息化与机械化复合式发展道路加速发展。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总体水平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少差距：即保持着以二代装备为主、三代先进装备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这就意味着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中仍然存在着不少老旧装备，急需淘换。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历经多轮裁军与精简整编，虽然数量规模已不是最突出的矛盾，但仍然保持着不小的规模，这使得当前中国军队在数量规模上，仍存在精简的空间。
再次，当前中国军队在数量规模上存在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陆、海、空与二炮诸军兵种比例不合理，作战部队与非作战部队比例不合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不合理，最终带来了官兵比例不合理。
习主席明确要求限期压缩老旧装备数量，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这就要求以编强作战部队为重点，通过裁、减、并等方法，将老旧装备尽快淘换下去，将相当数量的非战斗人员移出军队编制序列，从而把空余出来的编制员额与省下来的国防经费，用于编强作战部队，购置新型武装装备，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尤其是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改善军种比例，并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增强中国军队战斗力。
（摘自《南方周末》2015.9.10，有删节）
（本文选自：报刊荟萃·非常关注 2015年11期）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战争形态加速演变，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当前世界强军的主要作战形式。一体化联合作战，具有作战力量多元一体、战场空间多维一体、信息系统多类一体、对抗行动多样一体的独有特征。显然，要打这样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其关键是要有上下畅通、指挥统一、实现多方力量聚合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在这方面，外军有许多有益经验可供我军借鉴。比如，美军在联合作战时，经由国家指挥当局授权后，其作战指挥体制由联合（战区）司令部—下属各联合部队司令部—作战部队组成，具有指挥层级简单、指挥畅通等突出特点。尤其是其指挥重心由国家指挥当局下移至联合（战区）司令部，由其负责全权统一指挥战区内的所有作战力量。因而，美军的联合（战区）司令部指挥跨度由原来的5～6个单位增大到9个单位，从战区到师的战役、战术指挥层次由过去的5个减至3个。
又如，俄罗斯在经过几轮军队改革后，在作战指挥体制上同样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2010年7月，俄军宣布调整战略方向、合并军区，成立四大联合战略司令部与四大军区，实现了战略区与军区的统一，建成了联合作战指挥的基本架构。日本近年来在指挥体制改革上不懈努力，最终于2006年撤销了参联会，解除了军种的作战指挥职能，成立了联合参谋部，建立了联合参谋长指挥三军部队和临时联合任务部队的作战指挥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轮裁军与精简整编，中国军队在领导指挥体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制约与影响了中国军队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战斗力。比如，中国军队现行的指挥体制，不仅存在着指挥层级多、指挥链条长的问题，更存在着联合指挥难、联合训练难、联合保障难的突出问题。一个大战区，平时要组织战区内驻有的陆海空二炮等作战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其中的协调难度很大，更不用说在战时进行联合指挥诸军兵种作战。
从根子上讲，中国军队现行的指挥体制，是在机械化战争背景下所建立的模式，已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所要求的“扁平网状”的联合作战指挥需求。因此，中国军队现在就是要以“联合作战”为枢纽，实现“三联”（联合作战指挥、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以“联合作战”为推手，带动中国军队管理体制创新。
其中，在建立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中，酝酿已久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建立，势在必行，也呼之欲出。战区联合指挥体制建立后，主要担负两大职能：一是平时专事训练，根据各战区面对的战略方向以及承担的作战任务，由其负责对战区内所有的诸军兵种作战力量进行联合训练。二是战时专职指挥，由其在战时统一指挥战区内所有作战力量进行一体化联合作战。
为此，围绕着训练与作战这两大职能，其内部机构设置上可能会常设以下几个职能部门：一是人力与人事部门，负责从人力资源上保障;二是情报部门，负责提供全源情报;三是作战部门，为核心部门，其职责最重要，直接负责作战行动;四是训练部门，负責战区内诸军兵种的联合训练工作;五是战斗保障部门，负责后勤、装备、通信与信息等直接的战斗保障工作，从不同领域保障作战行动。
军政军令分开——建立科学高效领导管理体制
当今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在领导指挥体制上，有的采取军令、军政分开的模式，有的采取混合模式。如美军采取的是军令与军政分开的模式，即指挥打仗与平时养兵分开，管指挥打仗的，不管军兵种建设等事项;管养兵的，不参与战时作战指挥。
美军高层领导管理体制即军政系统，主要职能是“养兵”，由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各军种部统管军队建设，包括制定国防政策、国防预算、兵力规划，负责部队的行政管理、战备训练、武器装备采购等。而俄军目前采取的是适度分权的军政军令混合模式。一方面是各军种和其他机构所掌握的作战指挥权向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战略司令部转移，另一方面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如总参谋部）所掌管的军事行政职能向军种和其他机构转移。
当前，我军领导指挥体制采取的是军政军令合一的模式。因国情、军情等方面的不同，究竟哪种模式更合理，并无一定之规。只要是能实现指挥迅捷灵便、领导管理科学高效多能、作战保障有力的模式，都是好模式、好体制。
当前，我军领导指挥体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有些甚至问题很突出。比如，指挥机构臃肿，指挥机构内部设置不合理、部门间职能交叉严重，且多数部门都是负责平时的训练、管理和保障的机构。
长期以来，我军领导指挥体制上存在着两大短板：一是领兵打仗的指挥职能弱化，二是对全军建设与发展的战略管理能力弱化。这与构建信息化战争所要求的“扁平网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也直接制约与影响了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实施科学的领导管理。
为此，陆、海、空与二炮等诸军兵种可探索脱离作战指挥链，建立各自军种部，主要担负军兵种平时建设与管理职能;在战时，则向各战区联合指挥机构提供合格的部队及其各种战斗支援;同时，国防部可探索采取实体化的方式，担负起国防与军队建设战略规划、国防科研、国防动员、国防预算和装备采办等主要工作，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实现全方位的军民深度融合。
腾笼换鸟，体量瘦身——裁减老旧装备与非战斗人员，编强作战部队
当前，中国军队建设正沿着信息化与机械化复合式发展道路加速发展。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总体水平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少差距：即保持着以二代装备为主、三代先进装备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这就意味着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中仍然存在着不少老旧装备，急需淘换。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历经多轮裁军与精简整编，虽然数量规模已不是最突出的矛盾，但仍然保持着不小的规模，这使得当前中国军队在数量规模上，仍存在精简的空间。
再次，当前中国军队在数量规模上存在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陆、海、空与二炮诸军兵种比例不合理，作战部队与非作战部队比例不合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不合理，最终带来了官兵比例不合理。
习主席明确要求限期压缩老旧装备数量，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这就要求以编强作战部队为重点，通过裁、减、并等方法，将老旧装备尽快淘换下去，将相当数量的非战斗人员移出军队编制序列，从而把空余出来的编制员额与省下来的国防经费，用于编强作战部队，购置新型武装装备，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尤其是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改善军种比例，并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增强中国军队战斗力。
（摘自《南方周末》2015.9.10，有删节）
（本文选自：报刊荟萃·非常关注 201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