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肖像雕塑，是人类认识自我、表现自我、肯定自我的一种方式。从外貌特征、内在心灵、标准理想诸多方面，肖像雕塑有着更为直接的表现力。在中国雕塑发展的过程中，肖像雕塑相对比较薄弱，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更多重视的是文字对精神面貌的记载。历史上虽然有些雕塑在神貌刻画上富于特征，但往往是某一类人的共性体现。佛教雕塑更是带着理想的造型，在慈悲的情态中程式化了。上个世纪初叶的现代雕塑兴起，是以学习西洋雕塑为标志的，而且主要是在人物肖像方面。写实是这一时期的特征，从20世纪20年代带有希腊风格的写实到50年代打着苏联现实主义烙印的写实，中国的现代雕塑在“学舌”中摸索。而后，在政治偶像的塑造中，这一写实被“红”、“光”、“亮”所改造而逐渐概念化与公式化。随着文化革命后的拨乱反正，肖像雕塑在探求表现人的个性方面以及在艺术方法表达的探索方面，艺术家们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并不乏佳作。
　　我们回顾一下美术的发展，从写实表述到抽象表现到装置观念，再到影像信息，似乎肖像雕塑已被排斥于主流之外，甚至成为了历史博物的代名词。这一艺术有存在的价值吗？有发展的可能吗？它的空间如何呢？这是本期所要讨论的问题。
　　
　　雕塑人生
　　文/中国雕塑学会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程允贤
　　
　　表现历史人物可以有多种形式，但是用造型艺术的手段比文学手段更有难度，尤其是用雕塑这种靠体量的三度空间语言来表现体现于时间过程中的人物性格。对肖像雕塑这一门受空间形态局限的艺术来说，无形的思想和有复杂性的社会经历的表面要靠肖像艺术来体现，这就为从事这门艺术者提出了同时表达自己思想的要求。雕塑创作既然是表现人的，它首先是研究人。因此，肖像雕塑更需通过人物的外貌提示他的心灵。“形神兼备”是一种艺术评价的标准，而雕塑家在塑造中应当“以形写神”。研究人物生理的造型特征是必要的，因为这种特征也能反映时代属性、社会属性和人物的个性。但是，只有深入研究塑造对象的精神特征，才有可能透过一般性找到特殊性。只有具备人物个性，折射出人物的时代共性，才是肖像雕塑艺术的“创新”。如果仅仅是外在形式的花样翻新，肖像雕塑的“创新”就缺乏可靠保证。只有对人物心灵和人物外在形态作了深入探索，才能从这种探索中找到特定的形式、变化的手法和适应作者个性的风格。这种探索是无止境的。同一个人物，不同雕塑家会有不同的表现；而同一个雕塑家在探索同一个人物的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作品出现。古典大师的作品证明，肖像雕塑是属于青铜白石的永恒艺术。
　　虽然古今中外优秀的肖像雕塑都是形神兼备的，但雕塑不论古今中外，成功的作品总是写实与理想这两重性的结合。古代西方雕塑重写实，古代东方雕塑重意象。西方古代雕塑往往在解剖真实的基础上概括，东方古代雕塑却要求气韵流畅而对个别的细节作出提炼取舍。我认为肖像雕塑“神完气足”的境界即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表现，也应当是肖像雕塑的审美价值。肖像雕塑虽不能直接体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史、哲修养和气质，但不能以只求生理性的表面性的像为满足。20世纪的西方现代艺术从东方艺术中汲取了许多营养，而我们立足在东方，难道不需要汲取西方艺术之长吗？肖像雕塑在我国雕塑史上是一个薄弱环节，而时代却在呼唤肖像雕塑。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肖像雕塑家，要掌握科学的、写实的表现手段，在创作中不但要“以形写神”，而且要做到气韵贯通，力争使作品“神完气足”。我致力于方兴未艾的肖像雕塑事业，既有得其所哉的愉快，也有新的问题和我为难，我要以悟道者的精神继续从事沉默的劳作，愿为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的作品而继续努力。
　　


　　漫谈肖像雕塑艺术
　　文/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城雕委艺委会主任 曹春生
　　
　　肖像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历史上有过很辉煌的时期。作为特定的历史人物肖像艺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很多。而表现人物面部特征的雕塑艺术无论是宗教艺术还是陵墓艺术，都有过很多。从秦兵马俑开始就是肖像艺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有这种肖像艺术的特征在里面。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肖像雕塑的历史还是很久远的。从近代历史上看，中国雕塑的近代存在和城市雕塑、历史人物雕塑结合得也很好。在我看来，肖像艺术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雕塑形式都是会永久保存下去的。
　　尽管现在由于时代发展的不同，可能有一部分人热衷于其它的样式，但总的作为这种形式仍然会有人从事这门艺术。特别在我们国家来讲，我们对名人、英雄或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有贡献的人物都有纪念他们的传统和习惯。我认为这种艺术形式不会消亡，可能有一段时间不那么发展，但是它还是比较好的形式。肖像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无论是从文化的、艺术的角度都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遗产。这种艺术不会消亡，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不同的进展。
　　对肖像艺术，我认为，首先要对你所做的人物有透彻的了解，我们做肖像，形似、神似这两个都要抓住。肖像是比较难的，做人体，可以从大的着眼点把形体、动作做得很好。但肖像处理上基本的技能要有，对基本的造型能力规律要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学生在做雕塑时，强调科学性，工作方法也有科学性，整体的观察、空间的观察、结构的观察和上下左右的关系，要很好地了解解剖。如果光知道神似不知道科学性的东西，可能做出来像我们中国传统肖像的雕塑，气势很大，动辄肚子上就是疙瘩肉。如果我们做的话，就会知道他的结构，但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为你的肖像服务的，在结构造型非常准确的情况下，追求更好地表现人物精神风貌。有时候为了能更好地达到这个，就必须要舍弃一点，淡化一点，而不能完全把它做得很解剖，这个关系要摆好，空间要找好。有时候看不懂空间，可以走动走动，看看空间的关系。时间长了，就会很清楚，就是锻炼的问题。做雕塑的人，你要不做几十遍的头像习作，达不到那个标准，没有做一定的数量的肖像，要想达到一定的水平是不行的。这个需要非常多的实践，通过老师、前人得到的一些经验，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把它记住，并理解地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另外做肖像不一定只做他的头，有时候也做他的身架，他的精神特征可以用动作表现，既有习惯性的东西，也有特质性的东西。我做雕塑《贾作光》时，贾先生都82岁了。他80岁的时候学校叫我给他塑个像，我看过他的资料，也跟他谈过，他的特点就是老是动，肩膀头老是动，我就把他的肩膀头转过来。揭幕的时候，在舞蹈学院，表彰他，年轻人给他献哈达，表演舞蹈，最后他也起来跳，都82岁了，特别棒，他是个舞蹈家，他就这样，所以在仅有的空间中，他就老晃。他这个人就是只要一进入舞蹈，就变了一个人，完全不是个老人。所以你要分析这些特征。
　　如果是个肖像群，你就得考虑既有统一性，又有个性，肖像做好要有很好的技巧，技巧又需要根基，手头工作要到位。这个就是多年磨练的。像泥人张，他做的一套都规范了，他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里面，这些共同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必须牢牢把握。然后再是每个人的个性。要做出他的特征，要分析他。另外眼睛的处理也很重要，有的眼睛挖很多圈，有的眼睛很多淡色，绝非一个黑洞，如果眼睛是浅绿色或是浅蓝色的淡色就不能挖洞，可以将眼睛做成球体，然后画几条线。中国人的眼球主要是挖成黑洞，外国人的眼睛不需要，估计跟色彩有关。这是黑白灰的关系。我们做雕塑讲求疏密，讲求黑白灰的效果，就像画连环画一样，有的地方一片空白，有的一大块黑色，肖像也可以有变化，头发的走向都有讲究，有人做得面面俱到，但很死板。一个聪明人做肖像，懂得抓重点、取舍，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当然还有另一种做法，做得深入进去，让人看得很有意思。但是做肖像就不一定非要做成这样，做得比较写意一点、放松一点也很好。有时比较严谨，一笔从哪里开始，怎么转，到哪里消失都有交代。现在我们的学生应该除了做好安排的基本作业外，课外多做做，同学、家人都做做，起码做几十件，只要愿意，很用心去研究，那么自然就会很不一样。（此稿据采访曹春生教授谈话整理而成，略有删改）
　　
　　浅谈肖像雕塑的本土审美意象风格的取向
　　文/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小鹭
　　
　　在国际多元化并置的今天，中国雕塑这既有本土文化传统又有外来文化影响的造型艺术形式，伴随着国家的强盛、社会的需求正呈现方兴未艾的景象。肖像雕塑因其与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识的密切关联，而更加成为当前人们广泛关注的对象。
　　在当代全球化情境下，从事民族绘画的笔者认为当代中国肖像雕塑应具有地域艺术的意匠审美特点，融会时代精神，反映当代生活和吸收外来文化精华，方能使民族雕塑立足于世界雕塑之林。
　　就具体的肖像雕塑的艺术匠心探讨起来，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吸取传统绘画的“立意”和“为象”的理念，即对现实形象的描写，是在理解、怀有某种特定感情的基础上，经过作者的意匠经营，构成性的意象（俗称腹稿）。例如，秦汉雕塑所追寻的阳刚之美。由于初期的造型“意象”，或称之为灵感的遗觉像，常常是不确定、不清晰的，必须经过反复的琢磨、多次的推敲，才能逐渐地充分清晰地反映瞬间客观对象的艺术形态。即东晋顾恺之所谓的“以形写神”，这里是指人物可测可知的肖像内在精神，而不是指“阴阳不测之谓神”或“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的“神”。因此，追求“写神”和“致用”，强调以渗透作者情意的气质与力度为基础，殚精竭虑地寻求肖像雕塑的内在神韵和气韵，应是匠心的关键所在。
　　其次，可以借鉴本土画论中的“写形”和“写意”的观念，引导肖像雕塑的表现。所谓“写形”和“写意”，就是写神，“写”乃塑造肖像时自始至终，连绵相属，气脉不断，方能雕尽意在，象应神全。即胸有成竹，一气呵成。此时匠心需要：集中注意观察肖像全貌而默记，必须在瞬间就能把经过分析而复合的整体印象清晰地记忆下来，直到“写”的过程结束。只有经由如此往复循环的环节，才能逐步提高营造神形兼备的肖像雕塑的表现技巧。
　　第三，可以从中国水墨画的“书画同源”的意识中得到启示。在书法与绘画中，民族传统审美趣味讲求具有骨气形态的用笔和起承转合的整体贯气构图。进而形成徐疾、刚柔、粗细、繁简、燥湿、浓淡和明暗的矛盾形式美感语言。倘若肖像雕塑也能吸收本土艺术的书写意趣的审美精神，巧妙地运用体块结构、石刻用线、材质肌理和气势力度的对照等雕塑的形式语汇，超越西方自然写实主义的理念，就能通达东方艺术审美所谓的“逸格”的境地。
　　追溯中国肖像雕塑的发展历程，最初也是融合了西渐的希腊犍陀罗、印度鹿野宛等风格特征，经过南北朝、隋唐的漫长吸收与消化，才使肖像雕塑（特别是佛教肖像雕塑）这一外来艺术完全本土化、世俗化了。例如，印度鹿野宛强调性感的“薄衣贴体”的川东艺术风貌，逐渐融合成为追求雄浑、丰满和温和的“曹衣出水”的本土风格，并波及传统佛教绘画的审美趣味。
　　在当今外来文化艺术移入更为宽松的背景下，我们还应该承接传统文化中勇于吸收外来艺术精华并加以消化壮大本土艺术的这种胸襟和气概，本土文化艺术精神，方能推动我国肖像雕塑的更大发展空间和国际影响力。
　　


　　肖像雕塑随感
　　文/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所长 李晓峰
　　
　　提起肖像雕塑，对中年以上的国人来说，会想到曾遍及神州大地的毛主席塑像，对有过西方文化熏染的人来说会想到古罗马的经典雕塑人像。
　　古罗马的雕像风行，一方面秉承了所崇奉的古希腊雕塑艺术，一方面基于所醉心的现实主义的世俗化的需求，雕塑的肖像在极尽惟妙惟肖的逼真性之余，大大地扩张膨胀了世俗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结，更有甚者的面模使用便是极端的佐证。
　　东方的雕像传统却是相反，非人间的，超越世俗的宗教造像人所共知。尽管有秦汉的兵马俑和将士俑的生动雕像，但相对于整个中国雕塑文化传统，它是个未达自觉的例外，尤其与长达千年的佛教造像的自觉相比。
　　宗白华先生就曾敏锐提出，西洋的绘画源于雕塑乃至建筑，东方的雕塑源于绘画乃至音乐。
　　雕塑的肖像使人“鼓”起来，尽管颜色褪去，却更加实体化了，相比而言，绘画的肖像使人“瘪”进去，虽然施尽五彩，却仍走向的是心理化。这并不是说雕塑肖像没有心理内涵，正如绘画肖像同样也具有立体感效果一样。这样的对比，意在凸显雕塑肖像所擅长的语言特性。
　　西方的雕像成就在于它的世俗性基础，所以，它的圣像雕塑远不及人像雕塑的成就；东方的雕像成就在于它的宗教性基础，所以，它的人像雕塑远不及圣像雕塑的成就。更重要的问题是，西方通过更加吻合物化现实的雕塑肖像让精神实体化，与东方通过更加非现实的心理化塑造肖像让实体精神化，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丰厚的人类文化遗产，也留下了我们今天反省和探讨肖像雕塑艺术的思考前提。
　　美学家王朝闻在革命时期的圣地延安最早雕塑毛主席像，出人意外地选择的是全侧面，虽然是浮雕的形式，雕塑手段也显然延续了中国绘画性的雕塑传统，却又打破了宗教造像的正面格式，让雕像更加人间化。作者曾回忆当时创作的立意：如何让人物形象在显示出革命领袖的独特气质的时候，避免帝王气和神化倾向，尤其人物的嘴角所表现出的自信、坚定和智慧。可以说，王朝闻的这件作品是中国现代雕塑承上启下的里程碑，与后来泛滥的毛主席雕像那千篇一律的教化性、程式性、粉饰性截然不同，尽管这件不大的雕像在后来主要流传于《毛选》、《语录》的印刷品上。
　　几乎也是革命时代（包括思想的、艺术的、社会的革命等等）产生的伏尔泰雕像（乌东作）、巴尔扎克像（罗丹作），均将肖像雕塑提升到彰显人物的丰富精神内涵与深刻思想锋芒的境界上，尽管它们的实体媒材那样质朴无华，特别是与绘画（尤其是西洋油画）相比。
　　1985年在北京大学树立起来的李大钊、陈独秀塑像（曾韶竹、傅天仇作），打破神化雕像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肖像雕塑的智慧思想之流。记得钱绍武先生和我说起为已故的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先生雕像的事，有意选用了坚硬的花岗岩，因为江丰的左是那样的顽固，却又真诚得可爱，一个花岗岩的脑袋添加给肖像雕塑了一个可审美范本。
　　提及雕像不同于画像的根本，并不是让雕像划地为牢，而是探寻、回归雕像的本性和开放性的无限可能。
　　2000年上海双年展，有两件日本艺术家舟越桂的雕像作品引人关注，其带有终极关怀的“一往而情深”将西方的实体模写与东方的意蕴流露结合的天衣无缝。
　　曾与当代杰出的青年雕塑家吴为山谈到他的雕塑艺术，特别是他的“中华学人雕像系列”，谈到了雕像的写实性与写意性、模仿性与表现性的关系，让我对雕像如何“鼓”出来有了新的体会。实体的价值在于如何使实体展现精神的充盈，比如吴为山肖像雕塑的表现性绝非仅仅是主题与材料的表现性，更是契合了主题、材料的艺术家主体创造的灵性，正如吴为山强调的，这灵性应该包含着“诗性、哲性、慈性、美性、神性……”
　　于是，看似最受物性所拘泥的肖像雕塑，反而能际会生动广阔、丰富充盈的无限精神世界，这也就是雕塑肖像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状貌的全息图景的终极指归。早在古埃及，雕塑家就被誉为“使人永生的人”，早在东晋，画家顾恺之就能为所画者凭添三毛以彰显隐寓在面相背后的真相……那么，当代的肖像雕塑更有理由实现实体中的幻化、模写中的表现、泥性中的灵性、镣铐中的舞蹈。
　　


　　肖像雕塑小议
　　文/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李向伟
　　
　　肖像者，人物写真之像也。历来对肖像作品的评价不外两个标准，一曰形似，二曰传神。形似者止于外在形貌，仅得人物皮相；神似者则入乎形貌之内，揭示出人物的精神。此外更有一种“写意”之作，其“意”超乎被画者的形神之上，使肖像超越了肖像自身，进而成为作者抒情咏志的媒介，成为负载着某种观念意蕴的象征。
　　历史上最古老的肖像雕塑大约要首推古埃及的法老雕像了。古埃及人的厚葬风习以及对墓主人的肖像刻画，其意都在企望“不死的灵魂”能够借助保存完好的“木乃伊”以及那些健美的雕像而复生。这种源自主观意志的“创作动机”反映在肖像雕塑上，便体现出一种近乎概念般的完美追求以及近乎板滞、僵化的造型风格。
　　如果说古埃及人是凭借着观念与知识去塑造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像的话，稍晚些的古希腊人则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的生活与人物。正是由于对种种生动细节的持久不懈的观察与研究，希腊人才创造出了像米洛斯的阿芙罗蒂德和拉奥孔那样的精美雕像。这些雕像一反埃及人的概念公式与僵滞之风，呈现出一派血肉丰满、生动鲜活的生活特征。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生动传神的肖像雕塑应当是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它为后人树立了一种“高不可及的典范”（马克思语），影响至为深远。
　　此后肖像雕塑的发展，似乎不断重复着上述两大风格的变换：当作者运用头脑中的知识去塑造时，其雕塑便呈现出概念化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雕像与中世纪基督教中的众神雕像）；当作者运用眼睛去观察身边的人物细节时，其雕像也便生活鲜活起来，成为个性鲜明、神态各异的人物写真（例如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种种写实雕像）。
　　当然，若细研究下去，肖像雕塑的风格又绝不笼统地止于上述两种，而是呈现出缤纷多彩的万千气象。米开朗基罗的雕像于严谨精细中透出英雄主义的气概；罗丹的雕像于娴熟的塑痕中流露出浪漫主义的情怀；布德尔德塑像于略感僵硬中显示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感；而摩尔的雕像名曰“皇帝”或“皇后”，实则不过是某种符号化的空间观念了……这些作品虽然都顶着“肖像雕塑”的名目，实际上却折射出作者们个个不同的个性、情怀、观念和理想。
　　 如此看来，肖像雕塑的内涵与意义已远远不止于肖像本身，而可以有着无限多样的“韵外之旨”和“象外之意”了。
　　
　　捕捉肖像雕塑最感人的那个“点”
　　文/美术理论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李树榕
　　
　　名人肖像雕塑，多以伟人为原型。而伟人都有相对明确而统一的历史“公论”：邓小平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老子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哲学家”等等，这是民族的共识和骄傲，是历史的记忆和评定。为此，名人肖像创作，需要尊重公论而又超越公论的艺术想象、尊重限定而又突破限定的“自由选择”。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名人肖像雕塑有着明显的“偶像化”、脸谱化倾向，要让“神化”了的名人具有感人的那个“点”，没有独到的见地、美学勇气和真情实感是做不到的！
　　怎样在石头、青铜诸材质中表现动人魂魄的感情，从雕塑家创作心理过程看，必须拥有四个环节：对表象的人物有感情、有兴趣，进而有研究、有见地，对独到的创意有方法、有自信，进而有预断、有结果。从日前四川广安揭幕的李象群作品《邓小平铜像》看，这四个环节的合力形成了最感人的那个“点”——微笑。当塑像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晚年小平慈爱、安详的“微笑”，平易而有亲和力。象群很聪明，他设计出小平同志坐在藤椅上的体态，淡化了人物身材并不高大的弱点；随意的坐姿比严谨的站姿少了几分领袖的威严感，多了几分平常人的贴近感；而贴近感又从他慈爱、安详的“微笑”中传达出来。这是“小平精神”最准确最深刻的揭示。这“微笑”是由衷而会心的，表现出了“总设计师”亲见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的精神反映；这“微笑”面对的是家乡的青山绿水和广安的父老乡亲。15岁离家，小平再没回过故乡，却以“中国人民的儿子”之大爱富强了整个祖国。他欣慰、平和、自信地笑，这“微笑”是无私的爱、智慧的爱洋溢出的大气派！象群随意轻松的雕塑手法是与小平“举重若轻”的人生风格相一致的，实在是难能可贵。
　　 铸铜《鲁迅与青年》是对鲁迅先生精神最独到见地的阐释，铜的质感彰显着棱角和锐气，把瘦骨嶙峋、引颈翘盼、孤寂落寞的晚年鲁迅塑造得催人泪下，浓郁的“悲剧”气息便蔓延开来。历史证明，鲁迅是一位勇敢的独行者，他的清醒、透彻、高远、犀利甚至尖刻，都在拯救民众于愚顽的前行中汇集起来，形成了“鲁迅性格”。不论是仙台学医，还是弃医从文，鲁迅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自我批判都为了一个目标：既疗救民众的疾苦，又疗救民众的魂魄。但是，先生的愿望实现了吗？能实现吗？这是雕像携带着作者的思考一并呈现出来的严峻问题，于是“鲁迅像”在《阿Q正传》、《灯下漫笔》、《过客》、《风波》等宏大的思想背景中变成了一面镜子，令所有懂得鲁迅的人驻足，由此反省自己的灵魂，正视曾经有过的苟且和龌龊……凡崇高型的“悲剧人物”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苦，知其苦，品味苦，却不会因苦而退缩。鲁迅是如此，谭嗣同、屈原等都是如此。他们的身躯或许并不高大，他们的品格却撼人魂魄，因此他们与普通的民众共呼吸、共脉搏！“悲剧感”是最动人的那个点！
　　老子，是因为智慧的深度而难以表现的人物。田世信选用木雕和烧陶两种材质创作的《老子像》，以其朴拙而有意味的特点，与老子“大拙其外，大智其中”的人生境界相吻合。从形体看，头部约占身高四分之一强，让人不禁想起丰子恺漫画的一个标题“重量都在头上”。从面部看，厚笨的唇、硕大的鼻、逼仄的额，集憨朴、愚纳为一体。然而睿智却“都在眼上”：肿眼泡、大泪囊，智慧的造型，似笑非笑。眼神，是“老子像”最成功的地方：含而不露，琢磨不透，深不见底。在此，塑像“活”了，由个性而精神，由精神而灵魂，由内而外地散发出破译人生规律的光芒：“道法自然”、“弱者道之用”、“清净无为”——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哲学（辩证法）宝库，而且创建了通观、通晓基础上“通脱”（超凡脱俗）的智慧境界。有人说，当愚者不以愚为“愚”的时候，实乃大愚。同理，田先生创作的“老子”，是智者不以智为“智”，实乃大智了。当然，其中也有难以与当下文化理念相对接的“玄妙”之处：知足不争、少思寡欲，以卑弱自处求得保全自己。所以“大智若愚”是老子的精神核心，也是“老子像”最感人的那个点！
　　


　　对肖像雕塑的一点思考
　　文/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宗教艺术硕士研究生孙蕊
　　
　　雕塑是一门粗犷而又精细的艺术，是一门劳心而又劳力的艺术，是一门古典而又摩登的艺术，这种艺术最有希望接近永恒……
　　雕塑本身就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技艺。作为肖像雕塑，首先是形要准，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应该能够表现出形的特征，然后才是人物的神情。在西方传统艺术中的肖像雕塑以形为第一要务，以传神为最高境界。无形难以传神，是最一般的道理，这在关于形神关系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也有辩证的表述。“神形兼备”是中国肖像的最高境界，其主要内容是肖像作品在反映人物对象时达到形与神的完美统一。肖像雕塑通过人物的面部五官、头部、颈部和胸部形体关系的塑造来刻画形象。 这要求雕塑家充分掌握塑像者的资料，对其形与神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消化，最终升华出其形与神的个性特征，用单纯凝炼的艺术语言塑造形象，要善于摄取人物的第一印象，往往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灵魂的履历恰恰寓于艺术家的第一印象之中。
　　中国是具有雕塑传统的国度，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杰出的作品，我国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发掘出的兵马俑群，数量惊人，形体硕大，气势磅礴，震撼世界。虽然他们都是全身立像，但是具有极强的肖像雕塑性。其中的将军俑身高1.95m左右，不仅是我国最大的俑，而且具有高度的写实性，其形象似是以秦军将士为模特儿塑造的。他们的相貌、神情、性格各不相同，或稳健，或威猛，或稚气未脱，甚至可以看出是哪个地区的人。兵马俑真实地再现了每个细节，体现了秦代雕塑家对人物形与神的把握功力。
　　


　　表达艺术，感悟艺术，将文化、思想倾注于技艺，使之有一种感染力、生命力，这便是雕塑作品的特质。在欣赏一件雕塑作品时，第一眼是欣赏形式和风格语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后，人们便会对作品提出“问题”：这作品的内容、意义是什么，它要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表达什么思想或感情。现代许多抽象雕塑，以其形体的简明和空间意向性而具有很强的与环境融合性和夺目性。不以描绘具体物象为目标的抽象艺术，通过线条、块面、形体、材质等来传达各种情绪，激发人们的想象，启迪人们的思维。而肖像雕塑同样通过对人物表情、神态甚至是动作的刻画来象征某段历史，表达某种思想，表达某种审美观念。
　　因此，我们做雕塑，做文化名人，首先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要盲目地跟着人家走。第一眼就能抓住人的视线，这是雕塑作品最基本的素质。只能过第一关而经不起后来人们提问的雕塑不是真正好的雕塑，可是，对第一眼难以过关的雕塑要冷静地分析，不宜轻易下结论和作判断，因为雕塑的文化性或精神性常常藏在形式后面而不显露于外，这需要社会有相当的文化水准、艺术鉴赏水平和识别能力，还需要有宽容精神来判断和分析。艺术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些最初得不到承认的艺术作品，并非它们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作品中所体现的观念和审美趣味走在了社会和大众的前面，社会和大众在审美上对它们的认可还没有心理上和修养上的准备。但随着时间向前推移，它们会逐渐“征服”社会和大众而获得普遍的认可。
　　
　　中国古代佛教造像中的肖像雕塑
　　文/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尚荣
　　
　　中国的古代雕塑，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被分为宗教雕塑、明器雕塑、陵墓雕塑、纪念性雕塑、建筑装饰雕塑、工艺性雕塑六个大类。
　　


　　 (1)其中纪念性雕塑颇少，肖像雕塑更少。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塑人的习惯，历来多为仙佛造像。现代雕塑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不过百年，鲁迅曾经于1933年说过：“塑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开始塑人了！”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大量的雕塑遗存中罕有肖像雕塑，尤其是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肖像雕塑。
　　史载：“上古时代，黄帝既崩，其臣左彻削木为黄帝像，率诸侯朝祭之。”此乃后世道家之言，不足为凭。
　　 （2）《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中所记载的为范蠡造像：“范蠡既去，越王乃使良工铸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侧。”此亦不可考。直至东汉为纪念建都江堰的太守李冰所塑的《李冰像》，今仍存之可见，造像风格虽浑然质朴，艺术感染力却是不强。后有五代王建像，虽不失为一件成功的写实肖像，但人物神采拘谨，毫无古代帝王气度。浩浩荡荡的几千年，肖像雕塑若仅以此一两件雕塑搪塞敷衍，实在谓为憾事。
　　石窟艺术中的敦煌石窟雕塑艺术，多经清代重修，所存精品已是寥寥无几：“今存者中最完善者，即受后世重修最甚者，其实则在美术上受摧残最甚者也。”
　　 （3）然而，17窟藏经洞中的洪 像，却令人观后不禁大为动容！17窟是被人封闭并发现的小洞，为唐代洪 方丈小室、个人纪念堂。洪 (？－862），唐沙洲僧，大中三年(848)助张议潮起事，任河西都僧统。这尊像为其真身塑像。前额饱满，鼻直唇厚，沉稳敦厚之性情自然流露；双目平视，面有细纹，整个塑像端严清峻，气度不凡!面部运用了精湛的写实手法进行塑造，而身体部分写意的衣纹处理生动地表现了身体的结构体量，真乃大手笔也！此雕像堪称中国古代佛教造像中精品，也是中国肖像雕塑史上的典范之作。
　　带着对中国古代肖像雕塑传统的期待去对佛教造像进行梳理，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精品，如广州六榕寺北宋铜雕《慧能坐像》，虽晚于洪 像，但同样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同样具有重要的肖像雕塑意义。如果我们将这个意义扩大，再扩大，就会有更多、更精彩的具有肖像意义的佛教雕塑作品涌现，如莫高窟285窟西魏《禅僧像》、419窟隋代《迦叶》、巩县石窟第1窟的北魏－东魏的《维摩诘》等等都是这一意义下的肖像雕塑。
　　所以，对中国古代肖像雕塑、对中国古代雕塑、对中国古代雕塑传统的认识和界定还有待于进行更深一步的审视和梳理，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注释：
　　（1）孙振华《中国雕塑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4年10月第7页
　　（2）梁思诚《中国雕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第3页
　　（3）同上，第58页
　　
　　图说中国肖像雕塑风格的七大类型
　　文/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教授 吴为山
　　中国雕塑传统历史久远，其作品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都展示着其不同的精神特征，它演化为不同的风格。我们常常谈传统、谈继承。传统有其内在的潜流，也有其外在的表现。通过对中国肖像雕塑的直觉感受和理性分析，归纳为七种类型的风格。
　　
　　一、原始的意象风
　　是生命自然状态的发散表现，是直觉感受的表达，无所谓技巧。遭遇鲜明的表情与外貌特征的塑造，直截了当表现心灵。(图1：新石器时代《石雕人头》)
　　
　　二、诡魅的抽象风
　　人类的抽象本能只有在表现神秘主义的那一刻才能找到最彻底的结合。虚像与幻念是自由发挥的最好的理由。（图2：三星堆青铜面具）
　　
　　三、秦俑装饰性的写实风
　　中国的写实，是带着装饰意味的写实，这种“装饰”，是东方天理之光，是智慧的提炼，是匠心所致的概括。它较于商代的抽象更贴近生活情感。（图3：秦始皇陵兵马俑）
　　
　　四、汉代写意风。
　　神意的瞬间，捕捉生活、生命的真实，洋溢着浓郁的情韵。这是浪漫主义的体现，是写意风的特质。汉代的俑，虽为陪葬而作，但它投射了工匠们对极乐世界的遥想。不可否认，这是现实反射的影子。（图4：东汉《执镜提鞋女俑》）
　　
　　五、佛教理想化的造型风
　　庄严与慈悲是超越现实造型的精神基础。它外化为形式，这形式综合了严谨的法度与理想的形态。它弥漫着普渡众生的慈光。（图5：麦积山菩萨造像）
　　
　　六、帝陵程式化夸张风
　　为守护帝陵，这些人物造型立于天地之间的神道上，它的体量、它的神气要能震住一个广阔的空间，一个悠远的时间，因此决定了“夸张”是其必然的选择！程式也是与“尽忠职守”并存的。（图6：明石武将）
　　
　　七、民间朴素的表现风
　　只为生活的装点，只为朴素的叙说。
　　圆厚、圆润、饱满、充实是民间朴素的表现风，它是温情脉脉的劳动的抒情。（图7：大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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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讣告
　　
　　 2004年11月11日23时10分，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朝闻，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6岁。
　　 王朝闻，1909年4月生于四川合江。中共党员。1927年始，先后在私立成都艺专、岷江大学、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1937年抗战爆发，从事抗日救亡活动。40年代在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任教。1949以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宣部等单位工作。60年来创作了一批影响广泛的雕塑作品：《鲁迅》、《民兵》、《刘胡兰》、《毛泽东选集》封面浮雕等。出版有《新艺术创作论》、《论凤姐》、《审美谈》等20多部理论著作，1998年辑为《王朝闻集》（22卷）出版，荣获1999年国家图书奖。历任《美术》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