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多年希望被拆掉的老宅，终于在震耳欲聋的爆破声中被夷为平地，被爆破声卷走的还有一墙之隔的京剧团、邮电医院、水晶宫——食品公司的冷库、煤管局等這些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我并没亲眼见到这一幕，只是听老妈和兄长在电话中提起，但不知为何，当时心里竟然陡升惆怅之感，一种没有了根基的眩晕似有似无地开始袭击我，那种原本应有的遂了心愿的满足感不知道溜到何处乘凉去了，总之是没来找过我。
　　老宅并不是我的祖屋，我没有那样的荣耀，尽管我常常渴望在一片山清水秀之地有那么一处很古旧的小屋小院，曾因为住着我的祖先而让我既有敬畏感也有亲近感，以便使我能够在发思古之幽情的时候想一想或者看一看。但这确实是不可实现的一种奢望了。
　　老宅是一栋呈L型的四层楼的砖房，里面曾经住了近20家人，我一出生就住在那里，直到十几岁上大学后远离了它，中间又断断续续回去过，和它应该有20来年的缘分。这栋楼建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当时那条街的一道风景——一个大资本家的别墅。顶楼有主人房、儿童房、大浴室（关起门来放水可以游泳）、晒台、晒台上有插旗杆的专用台和孔。我们想像得出它当时有旗子在顶楼飘飞的样子一定很威风。三楼是书房、钢琴房，二楼是客房、厨房、杂物间，底层是工人房和保姆房。每层楼都有抽水马桶、带浴缸的洗澡房。每间屋子门外都有竹子和木头做成的半截门，夏天用半截门相当于挂门帘不关门的作用，通风、凉快。不管楼梯、过道、房间，地下一律用上好的木地板。
　　解放后资本家去了国外，这别墅由国家接手，就分给一家公司先当办公室，后变成员工宿舍。我老妈也是这家公司的员工，所以也在这栋楼分得一间，本来我们是住在三楼的一间小屋，后来和顶楼的段伯伯换到了过去的主人房。
　　童年的时候，我们总是从公共走道一会窜到东家一会窜到西家玩耍，楼梯拐角处还是我们女孩子游戏的地方，有时候在地上用粉笔画上一些格子，然后用单脚或者双脚把串起的算盘子踢进这些格子里面；有时候是用鸡毛和铜钱做成的毽子比赛踢毽；有时候和发小一起耳语一些那个时候觉得是好笑加秘密的事情。
　　楼梯的扶手一直都保持光滑铮亮，因为我们从来不好好下楼梯，都是整个身体爬在扶手上往下滑，虽然大人们总是制止，怕我们不小心跌下楼去，但我们总是视他们的叫喊声为耳旁风。扶手是楼里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我们天天都在用我们的衣服裤子为它做清洁。
　　能插旗杆的大晒台也变成了我们顶楼五家人的公共厨房，白天煮饭，夏夜的晚上就成了大家乘凉的地方。不过成年男人们大多守着自家屋子不出来，只有孩子们和女人们爱在晒台讲故事聊家常。
　　楼下几层没有晒台，夏夜就把凉椅、凉床搬到大门口的街边上去，几乎各栋楼的居民们那个时候都在街边上乘凉，我们有时候也下去凑热闹。加之每个月的水电费是每家轮流做帐收取，所以大家的交流特别多，左邻右舍关系大都特别好。
　　本来楼里每层楼都有很好的厕所和洗澡间，安装的都是高级马桶和浴盆，但有的家庭住房面积不够，就把这本来是必须存在的地方给改造成住房强占了。四层楼只有底楼的后院留下一个蹲位，由于黑黢黢的没有灯，除了男人们去方便，我们小孩子和女人们基本不去，都在自家的痰盂里面解决，然后拎到底楼去倒。后来连男人们也不大去了，他们宁愿去周边的公共厕所，像我兄长那般大的男孩子也借故上厕所而达到顺便出去玩耍一下的目的。
　　以前大上海有每天早上女人们集体出来倒马桶刷马桶的壮观情景，而我们楼里，每天晚上有我们小孩子集体约好下底楼倒痰盂的大队伍，上海人方便是用木质马桶，我们用的是带盖子的洋瓷痰盂。谁只要在晚上七八点钟的过道上吼一声：倒尿罐咯！其他人就应和：来咯！小孩子们到底贪玩，有时候把要倒的痰盂齐齐放在过道上，又凑到谁家看稀奇去了，遇到回来得晚的人一个不小心就踢翻，然后听见他们重重地哀叹：耶，又埋地雷索！我们就在屋内哈哈大笑。笑过之后还得出去硬着头皮打扫过道卫生。
　　记得三楼有个被我们称做长外婆的人，由于她从来对我们没有笑容，经常骂骂咧咧，说着难懂的外地话，又经常在楼道活剐兔子，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她，认为她太残忍。她长得很高很瘦，永远像踩着高跷一样，我们私底下就给她取了一些外号，什么木乃伊，什么高脚鸡。她的家门正对着楼梯，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有心理负担，我们每次拎着痰盂走在这片楼梯上都步履不稳，好几次从楼梯上摔下去，自然，手里的痰盂也摔在她的门口，自然，又惹来她一片叫骂声。然后我们一边装着虔诚的样子做她家门口的清洁，一边在心里幸灾乐祸笑：活该！活该挨臭！
　　记得楼里还有两个老爷爷，和这个长外婆相反，是受我们大家尊重的人，一个姓戈一个姓曹，都长着一把长长的白胡子，仙风道骨般清朗。他们经常轮番杵着拐杖坐在楼下大门口的花台旁，做义务看门人，凡是有不认识的人来楼里，首先得经过他们这一关的盘问。孩子们在大门前的街边玩耍，他们也时常提醒要注意马路上的车，要注意不许跟陌生人搭腔，免得被骗子拐走了。一度因为有他们的把守，我们这栋楼从来没有出现过偷盗的事件。所以只要看见那飘飘的白胡子，我们都觉得非常安全。
　　楼里还有个特色人物，就是之前我提到的和我家换屋子的段伯伯。每天他会挑着担子上楼来收大厨房的垃圾和打扫楼道卫生，而大家也都很尊重他。他家住在三楼一间小小的房子里面，有老伴和儿子，而那间屋子正是我家原来住的，我们住的主人房以前是他家的。由于他和老伴中年得子，害怕宝贝儿子小伍在顶楼玩耍不安全，而我家老少三代又在小房间里面挤不下，他就和我们主动互换了。用大房间换小房间的事情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但这是那个年代的真事。
　　后来才知道，一直在楼里打扫卫生的段伯伯，竟然是公司的党委书记，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才被发配来下苦力。他和我老爹一样，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获得平反。当时表面平静的他，内心不知道该有过怎样的挣扎和痛苦？
　　这栋楼由于年久失修，有的地方损坏了，房产公司派人来做了一次大动作的修缮，记得那段时间我和老妈住进了她的办公室，白天办公的桌子，晚上就用来睡觉，兄长去了姑姑家暂住，老爹去学校临时借用了一间小屋子居住。 　　大楼修缮好之后我们的房间发生了变化，西边倚在楼下房顶的窗户直接扩大到外墙，面积大了，一间房变成了两间，楼上还增加了一个可以住人的阁楼。这样相安无事住了十来年，问题又慢慢出现了，比如木楼板的缝隙足以让我们看到楼下邻居的生活，夏季一声闷雷整栋房子好像要倒掉一样摇晃，电路也经常出些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个极为不安全的地方。加之厕所问题一直困扰着每家每户，而那时又出现了时髦的自家带阳台、厕所还有厨房的单元楼，于是，有条件的人家都换房换走了，尽管深知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段，留念却也无奈。没条件搬走的，心里就巴不得它快点被拆除掉，然后当拆迁户住新楼。
　　盼了很多年，周边几乎都是李嘉诚等大富豪出资修建的大厦了，我们那老宅还千疮百孔地立在这重庆市区最昂贵的黄金地段。此时我们原來的住户早已经搬走得所剩无几，那里基本成了外来农民工租住的地方。我们也只是偶尔路过去看看热闹。看了之后感叹一声：耶，居然还在！
　　直到大家都盼得没有希望了，这个曾经带给我们欢笑和苦恼的大楼才终于被拆掉，好大一片工地啊，外围写着“环球金融中心”的字样，一个曾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变成了和我们完全无关的机构。
　　有些东西失去了才觉得倍加怀念，这是我们的悲哀。我每次回重庆都要站在这曾经的老宅前许久，我在想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我们的老宅不是古迹、不是文物，只是民国时期的一栋小别墅而已，没有多少人记得起它。它最初的主人估计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分享它的老一代员工们也多数作古，只有我们这些在里面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下一代还时常怀念起它。与其说是怀念它也不那么确切，我们真正怀念的恐怕是自己的青春，它只是一个与我们的青春有些关联的背景和符号。它在我们的心里是否得到过真正的尊重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
　　我重庆的朋友在微信里感叹：外地朋友要看重庆最有特色的吊脚楼，可吊脚楼早就被拆得无踪无影。是啊，重庆以前十七个城门不也只有一个通远门还完整保留着吗？一个古城没剩下多少古旧的东西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仿古之作，一些蹩脚的赝品，这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问题，这是历史积淀遭遇急功近利的结果。与其把旧城改造得四不像，不如好好修缮保护，留一段历史的原貌给世人。这道理大家似乎都明白。可是，在时髦和享受面前，我们自己能做到不浮躁、不折腾、不追逐吗？除了苍白无力的哀叹，我们还能做什么？！
　　东方莎莎，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得过全国冰心散文奖等几十项国家级和省市级文学奖，著有散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并被翻译成日语、蒙语等多种文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