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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的书信，主要收录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的《施蛰存全集》第5卷北山散文集第4辑和大象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的《施蛰存海外书简》。自《施蛰存全集》出版以来，施蛰存的书信又不断被发现。笔者之前已公布了新找到的施蛰存给李启伦、胡从经、宋桂煌、薛汕、顾国华、《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书信共计七通，近日又找到施蛰存的集外书简三通。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9年12月4日举办的“百年风云——世界名人字札”的拍品琳琅满目，收有梁实秋、陈纪滢、蒲薛凤、林海音、苏雪林、王映霞、柯灵、李霁野、周梦蝶等名家的书信，其中有施蛰存的书信共四通，收信人均是秦贤次。1990年6月16日这一通，已先后收入《施蛰存海外书简》和懒《施蛰存全集》，另外三通失收，当为集外书简。
第一通，照录如下：
贤次先生：
陈子善转来尊函及附件，敬悉。
我想，这位名人郭建英，恐怕不是20-30年代在上海写文章、画漫画的郭建英，虽然面相倒仿佛类似。
这位名人郭建英逝世于1979，但广州出版的《随笔》二月刊在1980年以后还有过署名郭建英的文章，我去信向《随笔》编辑问过，没有得到回信，你不妨托人在广州就近查问。
我在编“戴望舒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特辑”，《香港文学》推出，大约要编在七、八月号，有纪弦一文。
烦问问吴兴文，我的《唐诗百话》何时能印出？
近复，即问好
施蛰存25/5/90
郭建英，“193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经系，随即进中国通商银行任秘书。1935年赴曰任中国驻长崎领事馆领事。但他仕途短暂，两年后即回国，弃政从商。40年代后期赴台，先后任台湾第一银行副理、总经理。1979年，郭建英在台湾国泰租赁公司董事长任上谢世”。单看这份简历，的确很难把具有企业家身份的郭建英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能写能译能画能编的文人郭建英联系起来，即使是与郭建英打过交道的施蛰存也不例外。施蛰存在1991年2月25日给马国亮的信中就提道：“《台湾名人录》中有一位‘郭建英’做过驻日本长崎领事，后在台湾办银行事业，已于七十年代去世。此人不知是否三十年代为良友出版物作画之郭建英，想兄必知之。”
关于郭建英，施蛰存在1990年6月16日给秦贤次的信中谈得更详细些：“郭建英大约就是足下上次所寄资料之企业家。此人英、曰文均佳，又长于绘画作线，画Design甚潇洒。我的《文艺风景》第一期中有一页‘诗画舫’，一诗一画，即郭建英手笔，良友公司所出书刊画报，亦有郭氏画迹。建议足下去函香港《良友》画报社马国亮兄，他一定知道郭氏情况。郭是刘呐鸥之好友，我也是由呐鸥介绍认识，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郭氏常来水沫书店，故为我们的刊物写了不少文章。”
何为“诗画肪”？蛰存（施蛰存）在1934年6月1日出版的《文艺风景》创刊号的《编辑室偶记》中说：“诗画舫将为本刊每期的一种特色的附录。中外古今，诗与画好像一向很有关系的。为企图增加读者对于诗的趣味起见，每期将有一首诗用饰绘来精印。至于这被采用的诗及画，也不一定都是创作的。也许我们还可以找一些外国名诗及其原来的精致的插绘，翻译重印，以介绍给读者。至于诗画舫这名称，当然是旧名新用的了。”可惜的是，“诗画舫”这一特色栏目仅设一期就终止了，“诗画舫’的取消，乃是一件对于读者抱歉的事，而决不是改进之一端。这里有着种种关系，使编者不能把这理想的计划继续下去。而最大的原因，则应当是为了不能印刷得精致的缘故。编者原意是希望印得异常精美的，现在倘若只能以拙劣的印品贡献给读者哂笑，倒不如暂行停止，等本刊在別方面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然后再来解决怎样使‘诗画舫’复活的问题”。很遗憾的是，《文艺风景》仅出两期就停刊，“诗画舫”也无从“复活”。
施蛰存所言“一诗一画，即郭建英手笔”，并不确实。《文艺风景》创刊号“诗画舫”栏目，刊出的“一诗一画”并不都是郭建英的手笔，画是建英（郭建英）的画，诗是陈江帆的《祝福》。关于诗人陈江帆与《祝福》，同为诗人的孙望这样评论：“在本质上说来，有点近于戴望舒的作风的，便要推陈江帆的那首《祝福》。但他比了戴望舒，似乎更要纤丽而清弱些。”
施蛰存是戴望舒最亲密的朋友，对戴望舒怀有倾吐不尽的感情。1985年是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刘以鬯计划在《香港文学》推出“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为此向施蛰存约稿。施蛰存一开始答应写篇纪念文章，但“因为没有材料可写”未能交稿。虽然自己没写文章，但施蛰存还是为“特辑”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不但向刘以鬯建议“中文大学卢玮銮女士专研究望舒在香港的资料，也可以请她写一篇文章”，还将他自己珍藏的戴望舒的遗稿《林泉居日记》节抄了部分，并写了“附记”交《香港文学》刊出（在施蛰存看来，节抄三五千字《林泉居日记》，似乎比他写的文章“更有意義”）。
1990年是戴望舒逝世四十周年。施蛰存1989年12月27日致信故剑：“一九九〇年二月廿曰是戴望舒逝世四十年纪念，想组织几篇文章在港或台刊物上发表。二月已来不及，拟在五、六月号上刊出，已托孔海珠写信给刘以鬯，问问《香港文学》可出否。你如有机会，打个电话去问问他的意思。大约可有吴晓铃、孙源、冯亦代、纪弦和我的文章。”施蛰存1990年3月1日致信刘以鬯谈“特辑”的组稿计划：“我计划有下列诸文：（1）吴晓铃、冯亦代、纪弦、我、利大英各一篇。（2）望舒未完译稿《堂吉诃德先生传》之一章，有很多注。此稿因不全，无法出版，但比杨绛译得好。因为是学术性的译文，我想发表一章，留一鸿爪。现在，纪弦已答应。他直接寄与兄而将复印本寄我。兄收到今后，暂勿付字房。吴晓铃病人医院，怕不能写了。我的一篇最早要三月底可交。利大英的一篇尚得回信……稿全后，由兄决定排在第几期……我希望四月底为‘死线’，努力争取三月底交全……冯亦代寄了任之栖的文章，是否也在专辑中？冯自己还写不写？我以为文章不宜太多，按照我的计划够了。”据刘以鬯回忆，“直到5月底，施蛰存才将《戴望舒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特辑》的文章收齐，共三万字”。最终，1990年7月5日出版的《香港文学》第67期推出了“戴望舒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特辑”，包括施蛰存自己写的《诗人身后事》、纪弦的隴舒二三事》、孙源的《追忆良师益友戴望舒》、Lee，Gregory的《戴望舒在法国》、孔海珠的《<断指）的本事》，还有戴望舒译的西班牙赛尔房特思的《吉诃德先生传》第四章。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这是鲁迅的话，我想这也是施蛰存的心声吧。自从戴望舒逝世后，施蛰存为好友做了各种努力，正如他在《诗人身后事》中所言：“四十年来，我对亡友的职责，只是为他经营后事。一个文人的后事，不是处理田地、房产、企业，而只是几卷遗文残稿。望舒的文稿，在前三十年，我只尽了保藏之责，但也有一小部分损失。近十年间，我为他经营编集和出版，做了一部分工作，还留下不少。现在我写此文，作一个总结和交代，为研究戴望舒及其诗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份信息。”
另外，关于繁体字本《唐诗百话》的出版过程也值得一说。施蛰存的《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简体字本。施蛰存后来想在香港的出版社出版《唐诗百话》的繁体字本，未果，又先后联系了台湾的洪范、联经。1988年4月13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必须寄人台湾，有行家见到，‘洪范’才会承受出版，否则他们以为一般的论唐诗的书，不会考虑。”1988年11月14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一本交给‘联经’的吴兴文。”1989年1月19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的事不用问吴兴文了，随便他们怎么办都不计较。”1989年5月2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已决定‘联经’出台湾版，十月份可印出。”1989年6月6日，施蛰存致信古剑：“今附寄一函及一份勘误表，烦代寄台湾吴兴文先生。”1989年6月21日，施蛰存致信古剑：“托你转一信给吴兴文，希望吴有回信。如果吴有信给你，如果《唐诗百话》事没有变卦，请你写个信，转达我的意思：我要将四幅插图改换其中二幅，又书中诗人画家还可以加两幅。另外，有一份勘误表正在印，印好后即与图版资料一起寄给他，如事有变卦，则一切不必谈了。”1989年7月25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吴兴文有信来，《唐诗百话》决定印台版，允付我US$400。”1989年8月22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吴兴文、秦贤次来过了，《唐诗百话》事已定局，我已将改正本交给吴，把‘解放’等词都删掉了。还要写一篇‘台版后记’，过两天写好后，仍寄给你，为我转去。”1990年7月12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台湾版须年底才可出版，吴兴文转知我了。”1991年6月13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台湾出版业亦不景气，《唐诗百话》暂不去问。吴兴文会有信来的，‘联经’如不出，可以给中正书局出。”遗憾的是，不知为何，联经最终未能出版《唐诗百话》。1993年10月12曰，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不是吴兴文介绍的，‘联经’不想出，现在是文史哲出版社承接排印了，排了九百页，恐将印成两册洋装本。”最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3月推出三卷本的繁体字《唐诗百话》，施蛰存还是很开心的，1994年他致信黄沛荣、林玫仪：“《唐诗百话》印刷精美，请代为向彭正雄先生致我谢意。不过，如有机会再版，希望换一个硬封面，大红色不好，有些像商行名录。又，此书仍有误字，已校出十多个，等我看完后，即将勘误表寄去”，“《唐诗百话》定价700新台币，平装也要600，大陆人士怕买4
1993年10月19日，施蛰存致信秦贤次，其中他提到，“我想找杜衡的政论及经济学著作，如遇见，亦请代收一本”。
第三封信，摘录如下：
贤次先生：
杜衡曾任河南大学教职一事，确是大家都忘记了，《现代作家书简》一书我久已失去，你需要的是否花城新印本？
何以知道是河南大学？我记得好像是安徽大学，杜任教不久，大约只有一个学期。
我们认识朱湘在此以前，《新文艺》中已有朱湘之文，杜去河大，可能是朱湘介绍的。
缪钺字彦夷，非“威夷”（或当时字威夷），现在川大。
“春霆”即孙晓村，震旦大学同学（高我们二年），为民主党派人士去世不久。
我的《妇心三部曲》是书贾所起书名，其实此书收长篇一，中篇二，不相干，不成为“三部曲”，以后请不要用此书名。
《第九个浪头》我未参加译事，只是校阅了一下，不能列入我的名下。
我希望足下编一个《杜衡年表》，我可助成之。
施蛰存 1994.1.8
赵景深称施蛰存、杜衡和戴望舒为“文士三剑客”。施蛰存建议秦贤次编《杜衡年表》，遗憾的是，秦贤次最终并未编出《杜衡年表》。不过，笔者注意到《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l期刊有窦康编的《戴杜衡先生年谱简编》，这也算是了施蛰存的一个心愿。
杜衡到底是在安徽大学还是在河南大学教过书呢？解读杜衡1930年11月13日給戴望舒的信是关键。花城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的孔令境编的《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5月初版）收录了这封信。杜衡在信中介绍了他当时在某大学任教的情况，但并未明说这所大学是哪所大学。窦康编的《戴杜衡先生年谱简编》认为这所大学是安徽大学。秦贤次对此持不同意见，他细查了杜衡信中提及的熊正瑾、刘节、缪钺等人的“简历”，认为杜衡与朱湘等当时任教的不是安徽大学，而是河南大学。
以往我们只知道，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废名、苏雪林、林庚、吴组缃等现代作家，在大学开设过“新文艺试作”“新文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等有关新文学的各类课程。根据杜衡给戴望舒的信可知，杜衡当时在河南大学国文系也开设了讲授新文学的课程——“现代文艺”，选这门课的学生“是开新记录的，多到九十七人（文科总计不过男女学生二百另七人，预科生独多，但预科不能选本科课程）”。不过，杜衡当时在河南大学的处境有些尴尬，“我的地位，在学校当局看来，多少带着点‘点缀’性质，因为我是被称为‘新文艺’教授，这个确实比较地扫兴，然亦是必然之事，无法可施。我竭力想标示并非完全是‘新文艺’的，但你卖些什么资格好;此中情形，会意可耳”。在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当时的处境都差不多，正如王瑶所言：“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向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 施蛰存在给秦贤次的信中之所以提起“缪钺，字彦夷，非‘威夷’（或当时字威夷），现在川大”，估计是针对杜衡致戴望舒信中的“国文系另一教授亦浦之友，姓缪名钺，字威夷，江苏溧阳人，教授六朝文，词选，杜诗等”这一句。
关于“春霆”，施蛰存在1990年6月16日给秦贤次的信中介绍得更详细：“孙春霆：笔名晓村，现在即用晓村，杭州人，与望舒居同里巷，又为震旦同学。一九二七年转入北京中法大学，毕业后作政治活动，曾在汪精卫之农村资源委员会任职。抗战时期，任第三战区军粮督导专员（顾祝同所部），驻上饶，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五六年我曾与晓村夫妇同去为望舒扫墓，有一照片，即将在《香港文学》七月号发表（《戴望舒逝世四十年纪念特辑》）。”
《妇心三部曲》，奥显尼兹勒著，施蛰存译，神州国光社1931年6月出版，收有《蓓尔达·茄兰夫人》《毗亚特丽思》《爱尔赛小姐》。书前有施蛰存1931年5月所写的《译者序》：“本书是他底三种小说底译本。《蓓尔达·茄兰夫人》是一个长篇，其他两种是中篇小说。因为这三种著作都是他底佳作（尤其是《爱耳赛小姐》是欧洲近代文学中有名的作品），而且都是描写女性心理的，所以把他们结合起来，冠以《妇女三部曲》这个题名，我想读者一定不会觉得不适当的。”施蛰存在1944年6月24日所写的《<自杀以前>译本题记》中又说：“有一个时候，我曾经热爱过显尼志勒的作品。我不解德文，但显氏作品的英、法文译本却一本没有逃过我的注意。最先，我译出了《蓓尔达·迦兰》，应出版商庸俗的请求，改名《多情的寡妇》，由复旦书局印行过。后来又译了《毗亚特丽思》及《爱尔赛》连同《蓓尔达·迦兰》，三种合刊一册，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题名曰《妇心三部曲》——又是一个庸俗的书名，其后又译出了《中尉哥斯脱尔》，改题《生之恋》，曾在《东方杂志》上分期发表过……《妇心三部曲》一书自神州国光社歇业后，久已不见于书市，近在长汀县立图书馆中见到一本，已甚破损，但读者有批注其上，谓此书甚好看，请馆员加意爱护，并妥为修补装订，我甚为感动，不意十余年前旧译，尤有嗜痂者。”由此可见，的确施蛰存对“妇心三部曲”这一庸俗的书名一直没有好感，这也就难怪他对秦贤次说“以后请不要用此书名”。
《第九个浪头》，原著者是Ilya Ehrenburg，翻译者是施蛰存、王仲年、王科一，文化工作社1953年1月出版，系“世界文学译丛”第44种。施蛰存在1952年11月10日所写的“译者题记”中介绍了他们翻译《第九个浪头》的方法：“《第九个浪头》已经首先在苏联《旗》杂志上发表，并且同时有了英、法、德文译本。我们这个译本是从本年4月份的英文版《苏联文学》月刊所载英译本转译的……我们的译本是采取分译互校的方法完成的，这也可说是一种集体翻译的工作，但是限于译者们共同的缺点——见闻不广，国际知识不够丰富，译这本书非常费力。虽然经过仔细的互校与讨论，恐怕还有许多错误，希望读者们随时发现，予以指正。”由此可见，关于《第九个浪头》，施蛰存信中所说的“未参加译事，只是校阅了一下”并不是事实，他们三人当时是采用分译互校的方式翻譯这本书的。此外，文化工作社1952年4月还出版了施蛰存翻译的伊凡.伐佐夫著的《轭下》，系“世界文学译丛”第36种，1953年3月出版了施蛰存翻译的戈美尔.巴希洛夫著的《荣誉》，系“世界文学译丛”第47种。
此外，秦贤次与施蛰存的第一次见面也值得一说。“百年风云——世界名人学札”有一张秦贤次与施蛰存的合影，附有秦贤次的题记，“1988.10.10第一次赴上海，并访问施蛰存先生于其自宅秦贤次识于2019.10.24”。秦贤次在1988年7月19日《联合报.副刊》写有《施蛰存简介》，但两人第一次见面却是在1988年10月10日。秦贤次去上海参加首届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第一天到上海，第二天就去拜访了施蛰存。1990年4月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丛刊》第4辑刊有秦贤次的《上海六日记》，其中有关于这次拜访的记录，1988年10月10日早餐后，“应我们的要求，请陈子善兄带路拜访三十年代即已成名的老作家施蛰存先生。施先生原本即已认得小思，而我曾在今年七月十九日的联合报副刊上介绍过他，因此访谈的气氛相当融洽愉快。我访问的重点在于施先生早年的学生生涯，台湾已故作家刘呐鸥，以及他认识的来台作家等。在访问前，我偶然发觉施先生在自藏的香港三联版《施蛰存》（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一书中将应国靖先生所写的《施蛰存年表》一文用红笔改正了不少地方，因此我针对其改正处请施先生详加说明。目前在台的老作家中，施先生在略为回忆后，提到了苏雪林女士、王梦鸥先生，以及姚一苇先生等三人。最后，应我的要求，施先生在我的手册上题写了‘好风东来’四个字。同时，除了赠送我二本他珍藏多年的二十年代现代书局初版《法兰西短篇杰作集》一、二册外，还请我将一九四〇年纪弦先生赠送给他的诗集《爱云的奇人》带回台湾后再还赠给目前居住美国的原作者”。此外，秦贤次在1990年1月1日出版的台北《文讯月刊》第51期还写有《创作翻译皆高手的施蛰存》。
施蛰存交游极广，笔者期待更为完备的《施蛰存书信集》与《施蛰存所藏友朋书札》能早曰问世，必将丰富我们对施蛰存的认识和促进我们对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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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照录如下：
贤次先生：
陈子善转来尊函及附件，敬悉。
我想，这位名人郭建英，恐怕不是20-30年代在上海写文章、画漫画的郭建英，虽然面相倒仿佛类似。
这位名人郭建英逝世于1979，但广州出版的《随笔》二月刊在1980年以后还有过署名郭建英的文章，我去信向《随笔》编辑问过，没有得到回信，你不妨托人在广州就近查问。
我在编“戴望舒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特辑”，《香港文学》推出，大约要编在七、八月号，有纪弦一文。
烦问问吴兴文，我的《唐诗百话》何时能印出？
近复，即问好
施蛰存25/5/90
郭建英，“193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经系，随即进中国通商银行任秘书。1935年赴曰任中国驻长崎领事馆领事。但他仕途短暂，两年后即回国，弃政从商。40年代后期赴台，先后任台湾第一银行副理、总经理。1979年，郭建英在台湾国泰租赁公司董事长任上谢世”。单看这份简历，的确很难把具有企业家身份的郭建英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能写能译能画能编的文人郭建英联系起来，即使是与郭建英打过交道的施蛰存也不例外。施蛰存在1991年2月25日给马国亮的信中就提道：“《台湾名人录》中有一位‘郭建英’做过驻日本长崎领事，后在台湾办银行事业，已于七十年代去世。此人不知是否三十年代为良友出版物作画之郭建英，想兄必知之。”
关于郭建英，施蛰存在1990年6月16日给秦贤次的信中谈得更详细些：“郭建英大约就是足下上次所寄资料之企业家。此人英、曰文均佳，又长于绘画作线，画Design甚潇洒。我的《文艺风景》第一期中有一页‘诗画舫’，一诗一画，即郭建英手笔，良友公司所出书刊画报，亦有郭氏画迹。建议足下去函香港《良友》画报社马国亮兄，他一定知道郭氏情况。郭是刘呐鸥之好友，我也是由呐鸥介绍认识，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郭氏常来水沫书店，故为我们的刊物写了不少文章。”
何为“诗画肪”？蛰存（施蛰存）在1934年6月1日出版的《文艺风景》创刊号的《编辑室偶记》中说：“诗画舫将为本刊每期的一种特色的附录。中外古今，诗与画好像一向很有关系的。为企图增加读者对于诗的趣味起见，每期将有一首诗用饰绘来精印。至于这被采用的诗及画，也不一定都是创作的。也许我们还可以找一些外国名诗及其原来的精致的插绘，翻译重印，以介绍给读者。至于诗画舫这名称，当然是旧名新用的了。”可惜的是，“诗画舫”这一特色栏目仅设一期就终止了，“诗画舫’的取消，乃是一件对于读者抱歉的事，而决不是改进之一端。这里有着种种关系，使编者不能把这理想的计划继续下去。而最大的原因，则应当是为了不能印刷得精致的缘故。编者原意是希望印得异常精美的，现在倘若只能以拙劣的印品贡献给读者哂笑，倒不如暂行停止，等本刊在別方面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然后再来解决怎样使‘诗画舫’复活的问题”。很遗憾的是，《文艺风景》仅出两期就停刊，“诗画舫”也无从“复活”。
施蛰存所言“一诗一画，即郭建英手笔”，并不确实。《文艺风景》创刊号“诗画舫”栏目，刊出的“一诗一画”并不都是郭建英的手笔，画是建英（郭建英）的画，诗是陈江帆的《祝福》。关于诗人陈江帆与《祝福》，同为诗人的孙望这样评论：“在本质上说来，有点近于戴望舒的作风的，便要推陈江帆的那首《祝福》。但他比了戴望舒，似乎更要纤丽而清弱些。”
施蛰存是戴望舒最亲密的朋友，对戴望舒怀有倾吐不尽的感情。1985年是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刘以鬯计划在《香港文学》推出“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为此向施蛰存约稿。施蛰存一开始答应写篇纪念文章，但“因为没有材料可写”未能交稿。虽然自己没写文章，但施蛰存还是为“特辑”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不但向刘以鬯建议“中文大学卢玮銮女士专研究望舒在香港的资料，也可以请她写一篇文章”，还将他自己珍藏的戴望舒的遗稿《林泉居日记》节抄了部分，并写了“附记”交《香港文学》刊出（在施蛰存看来，节抄三五千字《林泉居日记》，似乎比他写的文章“更有意義”）。
1990年是戴望舒逝世四十周年。施蛰存1989年12月27日致信故剑：“一九九〇年二月廿曰是戴望舒逝世四十年纪念，想组织几篇文章在港或台刊物上发表。二月已来不及，拟在五、六月号上刊出，已托孔海珠写信给刘以鬯，问问《香港文学》可出否。你如有机会，打个电话去问问他的意思。大约可有吴晓铃、孙源、冯亦代、纪弦和我的文章。”施蛰存1990年3月1日致信刘以鬯谈“特辑”的组稿计划：“我计划有下列诸文：（1）吴晓铃、冯亦代、纪弦、我、利大英各一篇。（2）望舒未完译稿《堂吉诃德先生传》之一章，有很多注。此稿因不全，无法出版，但比杨绛译得好。因为是学术性的译文，我想发表一章，留一鸿爪。现在，纪弦已答应。他直接寄与兄而将复印本寄我。兄收到今后，暂勿付字房。吴晓铃病人医院，怕不能写了。我的一篇最早要三月底可交。利大英的一篇尚得回信……稿全后，由兄决定排在第几期……我希望四月底为‘死线’，努力争取三月底交全……冯亦代寄了任之栖的文章，是否也在专辑中？冯自己还写不写？我以为文章不宜太多，按照我的计划够了。”据刘以鬯回忆，“直到5月底，施蛰存才将《戴望舒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特辑》的文章收齐，共三万字”。最终，1990年7月5日出版的《香港文学》第67期推出了“戴望舒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特辑”，包括施蛰存自己写的《诗人身后事》、纪弦的隴舒二三事》、孙源的《追忆良师益友戴望舒》、Lee，Gregory的《戴望舒在法国》、孔海珠的《<断指）的本事》，还有戴望舒译的西班牙赛尔房特思的《吉诃德先生传》第四章。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这是鲁迅的话，我想这也是施蛰存的心声吧。自从戴望舒逝世后，施蛰存为好友做了各种努力，正如他在《诗人身后事》中所言：“四十年来，我对亡友的职责，只是为他经营后事。一个文人的后事，不是处理田地、房产、企业，而只是几卷遗文残稿。望舒的文稿，在前三十年，我只尽了保藏之责，但也有一小部分损失。近十年间，我为他经营编集和出版，做了一部分工作，还留下不少。现在我写此文，作一个总结和交代，为研究戴望舒及其诗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份信息。”
另外，关于繁体字本《唐诗百话》的出版过程也值得一说。施蛰存的《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简体字本。施蛰存后来想在香港的出版社出版《唐诗百话》的繁体字本，未果，又先后联系了台湾的洪范、联经。1988年4月13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必须寄人台湾，有行家见到，‘洪范’才会承受出版，否则他们以为一般的论唐诗的书，不会考虑。”1988年11月14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一本交给‘联经’的吴兴文。”1989年1月19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的事不用问吴兴文了，随便他们怎么办都不计较。”1989年5月2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已决定‘联经’出台湾版，十月份可印出。”1989年6月6日，施蛰存致信古剑：“今附寄一函及一份勘误表，烦代寄台湾吴兴文先生。”1989年6月21日，施蛰存致信古剑：“托你转一信给吴兴文，希望吴有回信。如果吴有信给你，如果《唐诗百话》事没有变卦，请你写个信，转达我的意思：我要将四幅插图改换其中二幅，又书中诗人画家还可以加两幅。另外，有一份勘误表正在印，印好后即与图版资料一起寄给他，如事有变卦，则一切不必谈了。”1989年7月25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吴兴文有信来，《唐诗百话》决定印台版，允付我US$400。”1989年8月22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吴兴文、秦贤次来过了，《唐诗百话》事已定局，我已将改正本交给吴，把‘解放’等词都删掉了。还要写一篇‘台版后记’，过两天写好后，仍寄给你，为我转去。”1990年7月12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台湾版须年底才可出版，吴兴文转知我了。”1991年6月13日，施蛰存致信古剑：“台湾出版业亦不景气，《唐诗百话》暂不去问。吴兴文会有信来的，‘联经’如不出，可以给中正书局出。”遗憾的是，不知为何，联经最终未能出版《唐诗百话》。1993年10月12曰，施蛰存致信古剑：“《唐诗百话》不是吴兴文介绍的，‘联经’不想出，现在是文史哲出版社承接排印了，排了九百页，恐将印成两册洋装本。”最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3月推出三卷本的繁体字《唐诗百话》，施蛰存还是很开心的，1994年他致信黄沛荣、林玫仪：“《唐诗百话》印刷精美，请代为向彭正雄先生致我谢意。不过，如有机会再版，希望换一个硬封面，大红色不好，有些像商行名录。又，此书仍有误字，已校出十多个，等我看完后，即将勘误表寄去”，“《唐诗百话》定价700新台币，平装也要600，大陆人士怕买4
1993年10月19日，施蛰存致信秦贤次，其中他提到，“我想找杜衡的政论及经济学著作，如遇见，亦请代收一本”。
第三封信，摘录如下：
贤次先生：
杜衡曾任河南大学教职一事，确是大家都忘记了，《现代作家书简》一书我久已失去，你需要的是否花城新印本？
何以知道是河南大学？我记得好像是安徽大学，杜任教不久，大约只有一个学期。
我们认识朱湘在此以前，《新文艺》中已有朱湘之文，杜去河大，可能是朱湘介绍的。
缪钺字彦夷，非“威夷”（或当时字威夷），现在川大。
“春霆”即孙晓村，震旦大学同学（高我们二年），为民主党派人士去世不久。
我的《妇心三部曲》是书贾所起书名，其实此书收长篇一，中篇二，不相干，不成为“三部曲”，以后请不要用此书名。
《第九个浪头》我未参加译事，只是校阅了一下，不能列入我的名下。
我希望足下编一个《杜衡年表》，我可助成之。
施蛰存 1994.1.8
赵景深称施蛰存、杜衡和戴望舒为“文士三剑客”。施蛰存建议秦贤次编《杜衡年表》，遗憾的是，秦贤次最终并未编出《杜衡年表》。不过，笔者注意到《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l期刊有窦康编的《戴杜衡先生年谱简编》，这也算是了施蛰存的一个心愿。
杜衡到底是在安徽大学还是在河南大学教过书呢？解读杜衡1930年11月13日給戴望舒的信是关键。花城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的孔令境编的《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5月初版）收录了这封信。杜衡在信中介绍了他当时在某大学任教的情况，但并未明说这所大学是哪所大学。窦康编的《戴杜衡先生年谱简编》认为这所大学是安徽大学。秦贤次对此持不同意见，他细查了杜衡信中提及的熊正瑾、刘节、缪钺等人的“简历”，认为杜衡与朱湘等当时任教的不是安徽大学，而是河南大学。
以往我们只知道，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废名、苏雪林、林庚、吴组缃等现代作家，在大学开设过“新文艺试作”“新文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等有关新文学的各类课程。根据杜衡给戴望舒的信可知，杜衡当时在河南大学国文系也开设了讲授新文学的课程——“现代文艺”，选这门课的学生“是开新记录的，多到九十七人（文科总计不过男女学生二百另七人，预科生独多，但预科不能选本科课程）”。不过，杜衡当时在河南大学的处境有些尴尬，“我的地位，在学校当局看来，多少带着点‘点缀’性质，因为我是被称为‘新文艺’教授，这个确实比较地扫兴，然亦是必然之事，无法可施。我竭力想标示并非完全是‘新文艺’的，但你卖些什么资格好;此中情形，会意可耳”。在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当时的处境都差不多，正如王瑶所言：“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向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 施蛰存在给秦贤次的信中之所以提起“缪钺，字彦夷，非‘威夷’（或当时字威夷），现在川大”，估计是针对杜衡致戴望舒信中的“国文系另一教授亦浦之友，姓缪名钺，字威夷，江苏溧阳人，教授六朝文，词选，杜诗等”这一句。
关于“春霆”，施蛰存在1990年6月16日给秦贤次的信中介绍得更详细：“孙春霆：笔名晓村，现在即用晓村，杭州人，与望舒居同里巷，又为震旦同学。一九二七年转入北京中法大学，毕业后作政治活动，曾在汪精卫之农村资源委员会任职。抗战时期，任第三战区军粮督导专员（顾祝同所部），驻上饶，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五六年我曾与晓村夫妇同去为望舒扫墓，有一照片，即将在《香港文学》七月号发表（《戴望舒逝世四十年纪念特辑》）。”
《妇心三部曲》，奥显尼兹勒著，施蛰存译，神州国光社1931年6月出版，收有《蓓尔达·茄兰夫人》《毗亚特丽思》《爱尔赛小姐》。书前有施蛰存1931年5月所写的《译者序》：“本书是他底三种小说底译本。《蓓尔达·茄兰夫人》是一个长篇，其他两种是中篇小说。因为这三种著作都是他底佳作（尤其是《爱耳赛小姐》是欧洲近代文学中有名的作品），而且都是描写女性心理的，所以把他们结合起来，冠以《妇女三部曲》这个题名，我想读者一定不会觉得不适当的。”施蛰存在1944年6月24日所写的《<自杀以前>译本题记》中又说：“有一个时候，我曾经热爱过显尼志勒的作品。我不解德文，但显氏作品的英、法文译本却一本没有逃过我的注意。最先，我译出了《蓓尔达·迦兰》，应出版商庸俗的请求，改名《多情的寡妇》，由复旦书局印行过。后来又译了《毗亚特丽思》及《爱尔赛》连同《蓓尔达·迦兰》，三种合刊一册，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题名曰《妇心三部曲》——又是一个庸俗的书名，其后又译出了《中尉哥斯脱尔》，改题《生之恋》，曾在《东方杂志》上分期发表过……《妇心三部曲》一书自神州国光社歇业后，久已不见于书市，近在长汀县立图书馆中见到一本，已甚破损，但读者有批注其上，谓此书甚好看，请馆员加意爱护，并妥为修补装订，我甚为感动，不意十余年前旧译，尤有嗜痂者。”由此可见，的确施蛰存对“妇心三部曲”这一庸俗的书名一直没有好感，这也就难怪他对秦贤次说“以后请不要用此书名”。
《第九个浪头》，原著者是Ilya Ehrenburg，翻译者是施蛰存、王仲年、王科一，文化工作社1953年1月出版，系“世界文学译丛”第44种。施蛰存在1952年11月10日所写的“译者题记”中介绍了他们翻译《第九个浪头》的方法：“《第九个浪头》已经首先在苏联《旗》杂志上发表，并且同时有了英、法、德文译本。我们这个译本是从本年4月份的英文版《苏联文学》月刊所载英译本转译的……我们的译本是采取分译互校的方法完成的，这也可说是一种集体翻译的工作，但是限于译者们共同的缺点——见闻不广，国际知识不够丰富，译这本书非常费力。虽然经过仔细的互校与讨论，恐怕还有许多错误，希望读者们随时发现，予以指正。”由此可见，关于《第九个浪头》，施蛰存信中所说的“未参加译事，只是校阅了一下”并不是事实，他们三人当时是采用分译互校的方式翻譯这本书的。此外，文化工作社1952年4月还出版了施蛰存翻译的伊凡.伐佐夫著的《轭下》，系“世界文学译丛”第36种，1953年3月出版了施蛰存翻译的戈美尔.巴希洛夫著的《荣誉》，系“世界文学译丛”第47种。
此外，秦贤次与施蛰存的第一次见面也值得一说。“百年风云——世界名人学札”有一张秦贤次与施蛰存的合影，附有秦贤次的题记，“1988.10.10第一次赴上海，并访问施蛰存先生于其自宅秦贤次识于2019.10.24”。秦贤次在1988年7月19日《联合报.副刊》写有《施蛰存简介》，但两人第一次见面却是在1988年10月10日。秦贤次去上海参加首届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第一天到上海，第二天就去拜访了施蛰存。1990年4月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丛刊》第4辑刊有秦贤次的《上海六日记》，其中有关于这次拜访的记录，1988年10月10日早餐后，“应我们的要求，请陈子善兄带路拜访三十年代即已成名的老作家施蛰存先生。施先生原本即已认得小思，而我曾在今年七月十九日的联合报副刊上介绍过他，因此访谈的气氛相当融洽愉快。我访问的重点在于施先生早年的学生生涯，台湾已故作家刘呐鸥，以及他认识的来台作家等。在访问前，我偶然发觉施先生在自藏的香港三联版《施蛰存》（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一书中将应国靖先生所写的《施蛰存年表》一文用红笔改正了不少地方，因此我针对其改正处请施先生详加说明。目前在台的老作家中，施先生在略为回忆后，提到了苏雪林女士、王梦鸥先生，以及姚一苇先生等三人。最后，应我的要求，施先生在我的手册上题写了‘好风东来’四个字。同时，除了赠送我二本他珍藏多年的二十年代现代书局初版《法兰西短篇杰作集》一、二册外，还请我将一九四〇年纪弦先生赠送给他的诗集《爱云的奇人》带回台湾后再还赠给目前居住美国的原作者”。此外，秦贤次在1990年1月1日出版的台北《文讯月刊》第51期还写有《创作翻译皆高手的施蛰存》。
施蛰存交游极广，笔者期待更为完备的《施蛰存书信集》与《施蛰存所藏友朋书札》能早曰问世，必将丰富我们对施蛰存的认识和促进我们对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