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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市场主体，更应模范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和路线方针政策，主动承担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
树立宽广世界生态眼光 自觉增强国际环境意识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同时意味着生态环境保护的全球化。前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融荣认为：作为共和国脊梁的中央企业，承担着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责任，“是用来踢世界杯的”！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或者中国企业）要想在“世界杯”的国际竞争中获胜，要想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获胜，就应该以宽广的世界生态眼光，认清并把握世界环境保护的历史潮流，提升统筹国内国际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大局的能力，以自身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推动全人类共同呵护地球家园，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历史转变。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诞生一百年来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这种财富在最近的百年间更是呈加速度增长的态势。然而，与这种巨大财富增长相伴的却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与深重的环境破坏。“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人类对环境的最可怕的破坏是用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的污染。这种污染多数是无法救治的，由它所引发的恶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它不仅存在于生物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存在于生物组织中。在当今对环境的普通污染中，化学药品是辐射线的凶恶但却被人忽视的同谋，它们共同改变着世界生物的根本性质”。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她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中发出的呐喊，振聋发聩。
发生于1948年的美国“多谎拉烟雾事件”、1952年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5年的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68年的日本爱知米糠油事件……等一系列震惊世界的环境污染事件，不仅为《寂静的春天》所描写的可怕景象提供了铁证，而且以其十分惨烈的方式唤醒了人类沉睡已久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1968年，意大利菲亚特公司董事长帕塞伊邀请了西方30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形成“罗马俱乐部”，讨论人类目前和未来的处境。讨论的情况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得到集中反映。1970年，日本反对只发展经济不考虑环境保护的市民人数第一次以45%对33%的比例占据社会主流。1970年4月22日，美国2 000万群众参加了环保游行，这一天被称为“地球日”而得到永久性纪念，开启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先河。从此，环境保护的绿色运动、绿色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迅速升温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的纷纷成立，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呼吁世界各国共同保护自然环境。这标志着环境文化的理念开始成为人类共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文化的理念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继《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之后，《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全球共识持续深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确认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2012年6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集中讨论了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两个主题，以期实现重拾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找出目前我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不足，以及继续面对不断出现的各类环境挑战三大目标。
生态经济革命要求现代企业必须进行绿色经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必须重建企业与环境的新型关系。美国学者R.布朗在《生态经济革命》中指出：“‘在商言商’，没有利润，企业无法生存，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能否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应该也攸关企业的命运。当世界以坚实的步伐迈向可持续发展之际，不管是大企业或是中小企业，皆有其应克尽之责和课题。”另一美国学者乔格·温特在《企业与环境》中也指出：“总经理可以不理会环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来公司必须善于管理生态环境，才能赚钱。”这些思想得到了发达国家政府与企业的深刻理解与普遍响应。
自“人类环境大会”之后，欧、美、日等国政府和企业便行动起来，环境保护成为了许多政府与企业的自觉行动。如1981年丹麦政府制定法令，规定啤酒和软饮料只有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才可上市出售。丹麦联合酿酒公司迅速回应了此项法令，其99%的瓶子得到回收，有些瓶子重复使用达30多次；日本的《家电循环法》，使上百万台旧家电变废为宝；《汽车循环法案》使几百万吨旧汽车变废为宝；《建设循环法》使几千万吨建设工地废弃物变废为宝。据美国国际环保商业公司统计的数据，美国企业新产品中的绿色产品，已经从1990年的5%提高到1997年的80%。到2000年，德国的废钢回收率为80%，荷兰为78%，奥地利为75%，美国为67%。到2002年时，宝马德国公司国内汽车回收处理再利用的部件已达到90%。美国杜邦化学公司认为：“要使公司继续生存下去，就要在保护环境方面，胜过他人。”“应该告诫那些故意无限期拖延面对环境问题的公司，社会不能容忍它。”美国第二大化学公司也认为：“在你一开始选择企业的产品及考虑它的发展战略时，就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企业在规划自己公司的发展方向时，若忽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将会被时代摒弃，进而逐渐消失。” 在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持续努力下，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文明中曾经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治理，一种新型的生态工业文明形态得以正式确立起来并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在提升本国环境保护水平的同时，还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环境保护树立了标杆，甚至对其产品形成了某种绿色壁垒。
深刻认识中国环境形势 主动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1978年，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中国应制订环境保护法；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严重污染环境、长期不改的，要停产治理，并追究领导责任，实行经济处罚，严重的给予法律制裁。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1982年我国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写入了《宪法》。1984年中央将环保提到了“基本国策”的地位。1992年我国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1997年《刑法》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1999年我国将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应履行的责任写入了《宪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才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政府机关要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应当在该规划审批前，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同年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明确提出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
然而，由于传统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未能转变，这种重视却未能阻止我国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发生。
30多年的经济迅猛发展与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加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国民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然而，我国为此而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也是前所未有的。有关资料表明，中国的煤炭、石油、钢铁等能源消耗全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全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全世界第一；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劳动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的1/30；化学需氧量排放是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全世界第一，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二，并很快将成为第一；我国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受到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化学物质处理率不足30%；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1.5亿亩土地受到污染，其中一部分是重金属污染，很难恢复；4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一半多的城市空气不达标，其中1/3的城市空气是严重污染，每年有1 50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患上呼吸道的各种疾病，据肿瘤专家统计，在我国每年200多万癌症病死者中，70%跟环境污染有关。2013年春天北方地区的雾霾和PM2.5浓度，更是令人谈霾色变。
现实的严峻性还在于，与高消耗高污染并存的是我国资源的极度匮乏。资料表明，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人均资源占有率则更低。传统工业化需要的土地、水和矿产资源三大自然要素，我国已耗损大半，今后的发展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有人计算，按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有12个地球的资源来支撑，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众所周知的老污染以外，一些新的污染，如废旧电子电器的问题、机动车尾气问题、室内建材污染问题、食品饮料的化学添加剂问题等也接连而来。因为我们缺少资源，许多地方就进口洋垃圾，将洋垃圾中有用的部件拆了，没用的就扔掉，造成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这在沿海城市十分突出，使部分地方的土壤、地下水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严重缺水与严重水污染、严重缺少耕地与严重耕地污染、严重缺乏资源与严重资源消耗，构成了中国当前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
事实上，造成中国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未究现象大量而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发展思维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几乎全面承袭了西方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对GDP的崇拜长期左右着政府官员和企业的行为。如在“十五”计划时，各省市GDP的指标全都超额完成了，一些人因此升官，一些人因此发财，一些人因此上了广播电视，但是能耗的指标和环保的主要指标没有一项完成，全部都欠账不说，而且还有反弹。在传统的发展思路引导下，政府要财政收入，企业要短期利润，官员要靠单纯的GDP增长来反映业绩，他们不仅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环保上，相反，他们许多人迷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往往成为劳民伤财的高耗造污工程，许多花费不菲的节能减排设备设施，成了应付上级环保检查的摆设。
普遍而严峻的资源环境危机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已经或将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甚至外交后果。一是使中国对本土能源过度消耗而且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低下。人们在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兴奋的同时，往往忘记了这些成绩背后的资源消耗、垃圾成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工业污染、城市污染和农村污染全面爆发，抵消了相当部分发展成果。据世界银行所作的统计，仅空气污染造成的一系列损失，将达到中国GDP的13%。这表明环境保护必将迫使我们回头支付巨大的治理成本，而这些治理成本很可能抵消过去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二是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据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以后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最近几年来，随着民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各地环境纠纷的规模也呈现扩大加深态势，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动荡不安。三是导致人民健康状况恶化。种种污染造成的恶性疾病向低龄化、普遍化发展，癌症村、儿童血铅中毒、儿童白血病等患者大量发生，这大大降低了老百姓的健康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存发展的质量。四是可能带来严重的国际问题。现在各主要西方国家已经把环境保护和人权宗教联系在一起，变成对华外交的主题之一。有专家分析，也许再过若干年，中国将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要减排，是天文数字，经济负担非常重；要不减，在国际上将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的外交形象、政治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愈来愈不可能存在。”中国当前严峻的环境形势，比之恩格斯所处时代面临的情况，不知要严峻多少倍。因此，“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尤显重要而紧迫。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表率
持续的全球保护浪潮与中国面临的严峻环境形势，加深了我们对恩格斯以下前瞻性论断的理解：“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因此，当我们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作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形态去把握和建设时，就必须对我们现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科技教育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根本的变革，尤其是对传统的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进行根本的变革，做到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以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建立节约环保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增强永续发展能力为着眼点，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本质要求。这是一个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全过程的系统工程。尽管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政府、企业与个人，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责任与使命，但由于企业是资源的直接消耗者和污染的直接排放者，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就更为特殊而重大。
在中国宏大的企业群体中，由于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发挥特别重要作用，因而更应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引领者、推动者、实践者，始终走在前列、当好表率。
做承担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表率。一般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有八大重点任务，主要包括：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第二，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第三，深化节能减排，加大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治理力度，强化核与辐射监管能力，明显改善环境质量。第四，切实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现城乡生态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五，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第六，建立健全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构建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第七，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生态文明理念。第八，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对此，国有企业要根据自身所处行业和本企业的特点，逐一将这些重点任务中直接与企业相关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实到本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做出成效、创造经验，引导其他企业一道前进。
做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绿色发展的表率。实现绿色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以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为主线，把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业务流程、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在生产流程上，建立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技术、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物流、绿色回收的闭合性循环经济新模式，使本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更符合生态文明要求。要加快淘汰不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老旧设备和生产工艺，大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特别要着力培育和构建绿色发展的技术研发、技术转化和技术保障体系，大力引进、培养科技人才，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低碳能源和低碳生产新技术、新工艺。要着眼全球新一轮发展机遇，围绕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和新兴产业，抢占世界绿色经济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推动我国企业产业升级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要加大对节能减排技术的投入，重点加强对节能技术、节水技术、废弃物再利用技术、生产过程的无废少废技术以及生产绿色产品的清洁生产技术等的研究与开发，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使最新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广大企业降低能耗、水耗，实现废物转变成资源的链接或进行无害化处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做全社会其他企业节能减排的表率。中央企业在积极发挥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节能环保装备、技术和服务的同时，大力做好节能减排降耗工作。资料表明，在“十一五”时期，中央企业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显著，到2010年底，中央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按可比价计算）比2005年下降20.3%；五年累计节能1.75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节能量的27.8%。供电煤耗、吨钢综合能耗居国内领先水平，部分企业相关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纳入国家节能考核的190家中央企业，五年节能4 900万吨标准煤，是节能考核目标的1.8倍，占全国千家企业节能量的32.7%。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36.3%，降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36.1%，降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3.7个百分点。特别是五大火力发电中央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295.9万吨，完成国家“十一五”减排总量目标的116%，超额完成国家发改委下达的任务。
如鞍钢集团钢渣处理率和利用率分别达到100%和70%，保持了世界领先水平。武钢在节能减排中实施了“三同时”，即同时设计对节能减排的项目、同时施工、同时向主体装备一样管理，整个投资在主体装备中占11%～12%；耗“新水”从“十一五”初期的每吨27立方米降低到“十一五”末的4立方米，整个新水循环使用率达到97%，提前一年完成了与政府签订的“十一五”节能减排指标。南方电网还积极发挥电网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引导作用，通过实施火电机组“上大压小”、推行节能发电调度、降低输配电损耗、促进客户侧节能等工作，10年累计节约标准煤1.8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5亿吨、二氧化硫排放340万吨。国家电网通过结构调整，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技术改造和科学管理，2009年平均供电煤耗比2005年下降30克/千瓦时，达到340克/千瓦时，提前完成了“十一五”355克/千瓦时的目标，位居世界先进水平之列。燕山石化实现了废气、废料的回收利用，经过处理的废水除一部分用作城市景观用水外，还有一部分被加工成了矿泉水。通过先进工艺的加工，这种矿泉水不仅已经达到了饮用水标准，而且口感好，市场销售供不应求。大庆油田把节能减排与油稳气增并步同行，努力实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清洁节约型增长。他们优化老区，少建站、不建站，采暖、供电、进站路等配套系统互为利用。简化新区，积极推行“丛、树、简、智”的地面建设模式，大幅度降低了新区开发建设投入和运行成本。控制新建低效产能，坚持“靠精细水驱挖潜保稳产”。3年多来，与原规划相比，大庆油田少钻井8 715口，少建产能362.6万吨，节约投资238亿元，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做带头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履行环境责任的表率。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包括建设完善的法律制度、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培养专业的执法队伍、采取行之有效的执法手段等。应当看到，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律与环境法规、环境标准，以及与环境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但也要看到，一方面环境保护立法需要继续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还比较突出。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方阵中的国家队，更应模范执行国家的环境保护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为其他企业依法经营管理、遵守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与标准发挥表率作用。以实际行动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上做出新亮点，在循环经济发展与低碳技术上实现新突破，在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与提升质量效益方面跨上新台阶，在推动全社会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方面作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任 真）
树立宽广世界生态眼光 自觉增强国际环境意识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同时意味着生态环境保护的全球化。前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融荣认为：作为共和国脊梁的中央企业，承担着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责任，“是用来踢世界杯的”！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或者中国企业）要想在“世界杯”的国际竞争中获胜，要想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获胜，就应该以宽广的世界生态眼光，认清并把握世界环境保护的历史潮流，提升统筹国内国际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大局的能力，以自身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推动全人类共同呵护地球家园，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历史转变。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诞生一百年来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这种财富在最近的百年间更是呈加速度增长的态势。然而，与这种巨大财富增长相伴的却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与深重的环境破坏。“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人类对环境的最可怕的破坏是用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的污染。这种污染多数是无法救治的，由它所引发的恶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它不仅存在于生物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存在于生物组织中。在当今对环境的普通污染中，化学药品是辐射线的凶恶但却被人忽视的同谋，它们共同改变着世界生物的根本性质”。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她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中发出的呐喊，振聋发聩。
发生于1948年的美国“多谎拉烟雾事件”、1952年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5年的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68年的日本爱知米糠油事件……等一系列震惊世界的环境污染事件，不仅为《寂静的春天》所描写的可怕景象提供了铁证，而且以其十分惨烈的方式唤醒了人类沉睡已久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1968年，意大利菲亚特公司董事长帕塞伊邀请了西方30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形成“罗马俱乐部”，讨论人类目前和未来的处境。讨论的情况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得到集中反映。1970年，日本反对只发展经济不考虑环境保护的市民人数第一次以45%对33%的比例占据社会主流。1970年4月22日，美国2 000万群众参加了环保游行，这一天被称为“地球日”而得到永久性纪念，开启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先河。从此，环境保护的绿色运动、绿色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迅速升温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的纷纷成立，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呼吁世界各国共同保护自然环境。这标志着环境文化的理念开始成为人类共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文化的理念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继《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之后，《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全球共识持续深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确认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2012年6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集中讨论了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两个主题，以期实现重拾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找出目前我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不足，以及继续面对不断出现的各类环境挑战三大目标。
生态经济革命要求现代企业必须进行绿色经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必须重建企业与环境的新型关系。美国学者R.布朗在《生态经济革命》中指出：“‘在商言商’，没有利润，企业无法生存，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能否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应该也攸关企业的命运。当世界以坚实的步伐迈向可持续发展之际，不管是大企业或是中小企业，皆有其应克尽之责和课题。”另一美国学者乔格·温特在《企业与环境》中也指出：“总经理可以不理会环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来公司必须善于管理生态环境，才能赚钱。”这些思想得到了发达国家政府与企业的深刻理解与普遍响应。
自“人类环境大会”之后，欧、美、日等国政府和企业便行动起来，环境保护成为了许多政府与企业的自觉行动。如1981年丹麦政府制定法令，规定啤酒和软饮料只有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才可上市出售。丹麦联合酿酒公司迅速回应了此项法令，其99%的瓶子得到回收，有些瓶子重复使用达30多次；日本的《家电循环法》，使上百万台旧家电变废为宝；《汽车循环法案》使几百万吨旧汽车变废为宝；《建设循环法》使几千万吨建设工地废弃物变废为宝。据美国国际环保商业公司统计的数据，美国企业新产品中的绿色产品，已经从1990年的5%提高到1997年的80%。到2000年，德国的废钢回收率为80%，荷兰为78%，奥地利为75%，美国为67%。到2002年时，宝马德国公司国内汽车回收处理再利用的部件已达到90%。美国杜邦化学公司认为：“要使公司继续生存下去，就要在保护环境方面，胜过他人。”“应该告诫那些故意无限期拖延面对环境问题的公司，社会不能容忍它。”美国第二大化学公司也认为：“在你一开始选择企业的产品及考虑它的发展战略时，就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企业在规划自己公司的发展方向时，若忽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将会被时代摒弃，进而逐渐消失。” 在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持续努力下，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文明中曾经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治理，一种新型的生态工业文明形态得以正式确立起来并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在提升本国环境保护水平的同时，还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环境保护树立了标杆，甚至对其产品形成了某种绿色壁垒。
深刻认识中国环境形势 主动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1978年，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中国应制订环境保护法；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严重污染环境、长期不改的，要停产治理，并追究领导责任，实行经济处罚，严重的给予法律制裁。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1982年我国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写入了《宪法》。1984年中央将环保提到了“基本国策”的地位。1992年我国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1997年《刑法》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1999年我国将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应履行的责任写入了《宪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才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政府机关要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应当在该规划审批前，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同年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明确提出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
然而，由于传统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未能转变，这种重视却未能阻止我国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发生。
30多年的经济迅猛发展与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加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国民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然而，我国为此而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也是前所未有的。有关资料表明，中国的煤炭、石油、钢铁等能源消耗全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全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全世界第一；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劳动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的1/30；化学需氧量排放是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全世界第一，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二，并很快将成为第一；我国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受到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化学物质处理率不足30%；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1.5亿亩土地受到污染，其中一部分是重金属污染，很难恢复；4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一半多的城市空气不达标，其中1/3的城市空气是严重污染，每年有1 50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患上呼吸道的各种疾病，据肿瘤专家统计，在我国每年200多万癌症病死者中，70%跟环境污染有关。2013年春天北方地区的雾霾和PM2.5浓度，更是令人谈霾色变。
现实的严峻性还在于，与高消耗高污染并存的是我国资源的极度匮乏。资料表明，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人均资源占有率则更低。传统工业化需要的土地、水和矿产资源三大自然要素，我国已耗损大半，今后的发展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有人计算，按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有12个地球的资源来支撑，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众所周知的老污染以外，一些新的污染，如废旧电子电器的问题、机动车尾气问题、室内建材污染问题、食品饮料的化学添加剂问题等也接连而来。因为我们缺少资源，许多地方就进口洋垃圾，将洋垃圾中有用的部件拆了，没用的就扔掉，造成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这在沿海城市十分突出，使部分地方的土壤、地下水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严重缺水与严重水污染、严重缺少耕地与严重耕地污染、严重缺乏资源与严重资源消耗，构成了中国当前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
事实上，造成中国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未究现象大量而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发展思维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几乎全面承袭了西方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对GDP的崇拜长期左右着政府官员和企业的行为。如在“十五”计划时，各省市GDP的指标全都超额完成了，一些人因此升官，一些人因此发财，一些人因此上了广播电视，但是能耗的指标和环保的主要指标没有一项完成，全部都欠账不说，而且还有反弹。在传统的发展思路引导下，政府要财政收入，企业要短期利润，官员要靠单纯的GDP增长来反映业绩，他们不仅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环保上，相反，他们许多人迷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往往成为劳民伤财的高耗造污工程，许多花费不菲的节能减排设备设施，成了应付上级环保检查的摆设。
普遍而严峻的资源环境危机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已经或将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甚至外交后果。一是使中国对本土能源过度消耗而且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低下。人们在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兴奋的同时，往往忘记了这些成绩背后的资源消耗、垃圾成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工业污染、城市污染和农村污染全面爆发，抵消了相当部分发展成果。据世界银行所作的统计，仅空气污染造成的一系列损失，将达到中国GDP的13%。这表明环境保护必将迫使我们回头支付巨大的治理成本，而这些治理成本很可能抵消过去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二是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据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以后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最近几年来，随着民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各地环境纠纷的规模也呈现扩大加深态势，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动荡不安。三是导致人民健康状况恶化。种种污染造成的恶性疾病向低龄化、普遍化发展，癌症村、儿童血铅中毒、儿童白血病等患者大量发生，这大大降低了老百姓的健康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存发展的质量。四是可能带来严重的国际问题。现在各主要西方国家已经把环境保护和人权宗教联系在一起，变成对华外交的主题之一。有专家分析，也许再过若干年，中国将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要减排，是天文数字，经济负担非常重；要不减，在国际上将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的外交形象、政治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愈来愈不可能存在。”中国当前严峻的环境形势，比之恩格斯所处时代面临的情况，不知要严峻多少倍。因此，“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尤显重要而紧迫。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表率
持续的全球保护浪潮与中国面临的严峻环境形势，加深了我们对恩格斯以下前瞻性论断的理解：“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因此，当我们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作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形态去把握和建设时，就必须对我们现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科技教育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根本的变革，尤其是对传统的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进行根本的变革，做到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以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建立节约环保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增强永续发展能力为着眼点，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本质要求。这是一个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全过程的系统工程。尽管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政府、企业与个人，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责任与使命，但由于企业是资源的直接消耗者和污染的直接排放者，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就更为特殊而重大。
在中国宏大的企业群体中，由于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发挥特别重要作用，因而更应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引领者、推动者、实践者，始终走在前列、当好表率。
做承担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表率。一般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有八大重点任务，主要包括：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第二，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第三，深化节能减排，加大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治理力度，强化核与辐射监管能力，明显改善环境质量。第四，切实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现城乡生态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五，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第六，建立健全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构建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第七，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生态文明理念。第八，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对此，国有企业要根据自身所处行业和本企业的特点，逐一将这些重点任务中直接与企业相关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实到本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做出成效、创造经验，引导其他企业一道前进。
做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绿色发展的表率。实现绿色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以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为主线，把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业务流程、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在生产流程上，建立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技术、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物流、绿色回收的闭合性循环经济新模式，使本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更符合生态文明要求。要加快淘汰不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老旧设备和生产工艺，大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特别要着力培育和构建绿色发展的技术研发、技术转化和技术保障体系，大力引进、培养科技人才，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低碳能源和低碳生产新技术、新工艺。要着眼全球新一轮发展机遇，围绕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和新兴产业，抢占世界绿色经济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推动我国企业产业升级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要加大对节能减排技术的投入，重点加强对节能技术、节水技术、废弃物再利用技术、生产过程的无废少废技术以及生产绿色产品的清洁生产技术等的研究与开发，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使最新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广大企业降低能耗、水耗，实现废物转变成资源的链接或进行无害化处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做全社会其他企业节能减排的表率。中央企业在积极发挥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节能环保装备、技术和服务的同时，大力做好节能减排降耗工作。资料表明，在“十一五”时期，中央企业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显著，到2010年底，中央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按可比价计算）比2005年下降20.3%；五年累计节能1.75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节能量的27.8%。供电煤耗、吨钢综合能耗居国内领先水平，部分企业相关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纳入国家节能考核的190家中央企业，五年节能4 900万吨标准煤，是节能考核目标的1.8倍，占全国千家企业节能量的32.7%。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36.3%，降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36.1%，降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3.7个百分点。特别是五大火力发电中央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295.9万吨，完成国家“十一五”减排总量目标的116%，超额完成国家发改委下达的任务。
如鞍钢集团钢渣处理率和利用率分别达到100%和70%，保持了世界领先水平。武钢在节能减排中实施了“三同时”，即同时设计对节能减排的项目、同时施工、同时向主体装备一样管理，整个投资在主体装备中占11%～12%；耗“新水”从“十一五”初期的每吨27立方米降低到“十一五”末的4立方米，整个新水循环使用率达到97%，提前一年完成了与政府签订的“十一五”节能减排指标。南方电网还积极发挥电网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引导作用，通过实施火电机组“上大压小”、推行节能发电调度、降低输配电损耗、促进客户侧节能等工作，10年累计节约标准煤1.8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5亿吨、二氧化硫排放340万吨。国家电网通过结构调整，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技术改造和科学管理，2009年平均供电煤耗比2005年下降30克/千瓦时，达到340克/千瓦时，提前完成了“十一五”355克/千瓦时的目标，位居世界先进水平之列。燕山石化实现了废气、废料的回收利用，经过处理的废水除一部分用作城市景观用水外，还有一部分被加工成了矿泉水。通过先进工艺的加工，这种矿泉水不仅已经达到了饮用水标准，而且口感好，市场销售供不应求。大庆油田把节能减排与油稳气增并步同行，努力实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清洁节约型增长。他们优化老区，少建站、不建站，采暖、供电、进站路等配套系统互为利用。简化新区，积极推行“丛、树、简、智”的地面建设模式，大幅度降低了新区开发建设投入和运行成本。控制新建低效产能，坚持“靠精细水驱挖潜保稳产”。3年多来，与原规划相比，大庆油田少钻井8 715口，少建产能362.6万吨，节约投资238亿元，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做带头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履行环境责任的表率。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包括建设完善的法律制度、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培养专业的执法队伍、采取行之有效的执法手段等。应当看到，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律与环境法规、环境标准，以及与环境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但也要看到，一方面环境保护立法需要继续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还比较突出。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方阵中的国家队，更应模范执行国家的环境保护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为其他企业依法经营管理、遵守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与标准发挥表率作用。以实际行动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上做出新亮点，在循环经济发展与低碳技术上实现新突破，在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与提升质量效益方面跨上新台阶，在推动全社会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方面作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任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