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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中，不同地域下的中国中下层民众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有的卖身投靠、有的消极反抗、有的英勇抗争。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民众，表现出抗战的热情。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下层民众；抗战情况；研究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正式走上全民抗战的道路。抗战历时八年之久，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中国当时人口超过4亿，但由于民众处于一种很涣散的状态，而且不少人的民族、主权观念缺失，使得抗战中出现了少数人抗战、多数人观战、一部分人投敌的状况。
一、沦陷后的城市民众状况
城市沦陷后，中国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和屈辱。日军攻城伊始，首先必是惨绝人寰的抢劫、强奸、烧杀等。其后，为消磨中国人的反抗意志，也为了加强和美化自己的统治，日军便开展了奴化教育。如在太原的国师附小旧址上，开设“新民学校”，还“另设小学教员训练班及地方人员训练班。”日本人还用留声机，吸引老百姓，为自己的统治作宣传。因此，沦陷区一些人没有抗日，相反做了日本人的帮凶，成了不齿的“汉奸”。甘心做汉奸的人中，多是一些品行不良的游手好闲之徒，也有极少数民族观念淡泊、求家人在乱世中能平安而当“汉奸”的人。如1938年9月6日的《大公报》，刊登了“一个汉奸的忏悔”的文章。这是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汉奸寄来的信，他是河南新乡人，日军攻陷新乡时，没逃出河南。他的舅舅是个落伍军人，劝他去为日本人做事。他当时的想法就是“饭碗问题只要解决，妻子老小只要安全，有何不可的。”做汉奸后，替日本人收集情报，收了不少钱，倒也十分高兴。但半年后，其妻、表妹等都被日军强暴，这才唤醒了他。于是他写信讲述自己的经历，规劝国人：“凡是用中华精血做成的人，千万不要再当汉奸。”可见，日本人只将他们当走狗待。当然，在沦陷区内，存在着一些自发的反日行为。如在天津，“常常地在黑漆的电影院里，会看到同蝴蝶一样地飞起许许多多地白纸片。纸片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军阀’，‘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等宣传语”。“在北平，在幽静的小巷里，常常地会看到，黑墙上白粉笔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参加游击战反对日寇的侵略。”在街上贴着的“彻底消灭党军”的标语到夜晚就会被撕烂，日本人刚换新的标语第二天就会被撕碎，甚至连日本人驻军门口的牌子也在夜里被打烂几次。
二、乡村沦陷区的民众状况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是国家控制力最弱的地区，在生产方式、受教育状况、生活状况等方面都比较落后。日军占领后，各派势力趁机进行权力角逐。以人口不过20余万的河南省内黄县为例，抗战开始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很快溃逃，牢中囚犯出狱大肆抢劫，民众也将县里的义仓抢夺一空。县郊的土匪趁乱攻城，与守城的乡绅民团血战，日军路过时，误以为有抗日武装，又进入村落屠杀、几个月间800多人丧生。其中200多人被日军杀害，其余死于自相残杀。后来，局面依然混乱，县里乡绅和日军勾结，组织傀儡政权，附近的红枪会则和河南境内的一支国民党军队联手进攻乡绅领导的民团。不久，红枪会投降日军。1940年初，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也投降日军，被改编为伪军。日军在当地的兵力，也不过一个小队。整个内黄县仅剩下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抗击日伪军。游击队之所以存在和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从上至下的抗日政策是一致的。而内黄县其他势力则缺乏一个上层领导，也没有明确纲领，各自的行动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所以，沦陷区的农村处于一种封闭、被动状态，当日军行动威胁到生命安全时，才会有一些零星的自发反抗。但当日军统治固定下来，并在乡村中建立伪机构加以维持时，村民们的反抗情绪被转移了，不少人开始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而非國家、民族的命运。他们虽痛恨日本人和汉奸，但也无能为力，不主动去反对侵略者，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地方权力的考虑在若干民众心里，似乎比抗日情绪来得重要。”
三、国统区和根据地的民众状况
抗战期间，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由于两党统治方针不同，民众状况也有差别。国统区内法币发行量猛增，加上以前方巨大的物资消耗，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出现，民众生活往往得不到保障。一些官员尚能靠贪污度日，一些下级官员、知识分子就生活在苦海之中了。如西安一中学教员讲课时晕倒，原因是一家七八口人全靠薪水度日。薪水少，他几天都没吃饭了。学生知道后质问校长，结果引发了一场风潮。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情况与国民党统治区大相迥异。共产党将动员、组织民众抗日与进行社会改革很好地结合。第一、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使农民得到了较多的经济利益。之后，又推行了“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等税收调节政策，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得以提升。第二、通过民主选举，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政治结构。第三、通过广泛开展扫盲运动，传播新的文化，改造农村中的旧观念。如到1939年底，晋察冀边区小学达700余所。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农村，用通俗的语言传播新民主主义诉文化，在农村中开展“街头诗运动”、“街头剧运动”等。以抗日为内容的合唱、戏曲、话剧遍及各个村落，文化教育使农民思想获得了解放，农民的自主意识得到极大提高，抗战热情高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斗争。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博物馆）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下层民众；抗战情况；研究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正式走上全民抗战的道路。抗战历时八年之久，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中国当时人口超过4亿，但由于民众处于一种很涣散的状态，而且不少人的民族、主权观念缺失，使得抗战中出现了少数人抗战、多数人观战、一部分人投敌的状况。
一、沦陷后的城市民众状况
城市沦陷后，中国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和屈辱。日军攻城伊始，首先必是惨绝人寰的抢劫、强奸、烧杀等。其后，为消磨中国人的反抗意志，也为了加强和美化自己的统治，日军便开展了奴化教育。如在太原的国师附小旧址上，开设“新民学校”，还“另设小学教员训练班及地方人员训练班。”日本人还用留声机，吸引老百姓，为自己的统治作宣传。因此，沦陷区一些人没有抗日，相反做了日本人的帮凶，成了不齿的“汉奸”。甘心做汉奸的人中，多是一些品行不良的游手好闲之徒，也有极少数民族观念淡泊、求家人在乱世中能平安而当“汉奸”的人。如1938年9月6日的《大公报》，刊登了“一个汉奸的忏悔”的文章。这是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汉奸寄来的信，他是河南新乡人，日军攻陷新乡时，没逃出河南。他的舅舅是个落伍军人，劝他去为日本人做事。他当时的想法就是“饭碗问题只要解决，妻子老小只要安全，有何不可的。”做汉奸后，替日本人收集情报，收了不少钱，倒也十分高兴。但半年后，其妻、表妹等都被日军强暴，这才唤醒了他。于是他写信讲述自己的经历，规劝国人：“凡是用中华精血做成的人，千万不要再当汉奸。”可见，日本人只将他们当走狗待。当然，在沦陷区内，存在着一些自发的反日行为。如在天津，“常常地在黑漆的电影院里，会看到同蝴蝶一样地飞起许许多多地白纸片。纸片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军阀’，‘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等宣传语”。“在北平，在幽静的小巷里，常常地会看到，黑墙上白粉笔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参加游击战反对日寇的侵略。”在街上贴着的“彻底消灭党军”的标语到夜晚就会被撕烂，日本人刚换新的标语第二天就会被撕碎，甚至连日本人驻军门口的牌子也在夜里被打烂几次。
二、乡村沦陷区的民众状况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是国家控制力最弱的地区，在生产方式、受教育状况、生活状况等方面都比较落后。日军占领后，各派势力趁机进行权力角逐。以人口不过20余万的河南省内黄县为例，抗战开始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很快溃逃，牢中囚犯出狱大肆抢劫，民众也将县里的义仓抢夺一空。县郊的土匪趁乱攻城，与守城的乡绅民团血战，日军路过时，误以为有抗日武装，又进入村落屠杀、几个月间800多人丧生。其中200多人被日军杀害，其余死于自相残杀。后来，局面依然混乱，县里乡绅和日军勾结，组织傀儡政权，附近的红枪会则和河南境内的一支国民党军队联手进攻乡绅领导的民团。不久，红枪会投降日军。1940年初，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也投降日军，被改编为伪军。日军在当地的兵力，也不过一个小队。整个内黄县仅剩下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抗击日伪军。游击队之所以存在和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从上至下的抗日政策是一致的。而内黄县其他势力则缺乏一个上层领导，也没有明确纲领，各自的行动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所以，沦陷区的农村处于一种封闭、被动状态，当日军行动威胁到生命安全时，才会有一些零星的自发反抗。但当日军统治固定下来，并在乡村中建立伪机构加以维持时，村民们的反抗情绪被转移了，不少人开始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而非國家、民族的命运。他们虽痛恨日本人和汉奸，但也无能为力，不主动去反对侵略者，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地方权力的考虑在若干民众心里，似乎比抗日情绪来得重要。”
三、国统区和根据地的民众状况
抗战期间，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由于两党统治方针不同，民众状况也有差别。国统区内法币发行量猛增，加上以前方巨大的物资消耗，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出现，民众生活往往得不到保障。一些官员尚能靠贪污度日，一些下级官员、知识分子就生活在苦海之中了。如西安一中学教员讲课时晕倒，原因是一家七八口人全靠薪水度日。薪水少，他几天都没吃饭了。学生知道后质问校长，结果引发了一场风潮。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情况与国民党统治区大相迥异。共产党将动员、组织民众抗日与进行社会改革很好地结合。第一、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使农民得到了较多的经济利益。之后，又推行了“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等税收调节政策，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得以提升。第二、通过民主选举，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政治结构。第三、通过广泛开展扫盲运动，传播新的文化，改造农村中的旧观念。如到1939年底，晋察冀边区小学达700余所。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农村，用通俗的语言传播新民主主义诉文化，在农村中开展“街头诗运动”、“街头剧运动”等。以抗日为内容的合唱、戏曲、话剧遍及各个村落，文化教育使农民思想获得了解放，农民的自主意识得到极大提高，抗战热情高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斗争。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