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华夏幸福PPP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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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务实的政府,一个干事的民营企业,成就了一座产业新城。”
  2017年12月16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公告透露,公司确认成为河南省郑州市新密产业新城PPP项目的中标单位,三天后,又确认成为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产业新城PPP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方。
  这标志着,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PPP项目再度扩容。

联手


  位于“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固安产业新城,是华夏幸福从2002年起用15年时间打造的最典型的产业新城标杆。
  尽管很难将眼前的固安和2002年时的面貌做视觉对比,但从数据上看,彼时的固安县年财政收入仅1.1亿元,在廊坊市排倒数第二;从产业看,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钓具、肠衣、滤芯、塑料是支撑县域工业的“四大金刚”,转型发展困难重重。
  2002年是一个对各方都很重要的时间点。
華夏幸福的PPP项目之一大厂产业新城内的影视小镇。

  此时,距中央提出各地建设开发区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高新区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建设阶段,一些国家级、省级开发区、高新区正在起步;中央适时提出开发区“二次创业”。科技部随即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决定》和《关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国家高新区已基本完成了初创阶段的主要任务,今后五到十年,将进入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动力,以培养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任务的二次创业阶段”,为二次创业指明了方向。
  这一年,河北廊坊市委市政府、固安县委县政府都希望将已有的开发区升级发展,“以产业兴城”。
  在固安新区管委会主任于洪武的记忆中,固安没什么优势,当时德国奔驰要在北京周边选址建厂,考察了北京的亦庄和河北的固安。尽管河北省给了很多优惠,比亦庄的条件优惠得多,但是奔驰最后还是落户亦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奔驰认为固安严重缺乏良好的城市配套设施,担心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生活不下去而跳槽走人。”
  后来,固安也曾与一河之隔的北京大兴、亦庄谈过合作,希望转移一部分产业,但结果并不理想。
  同样在这一年,成立于1998年7月的华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夏幸福的前身),经历了近4年的发展正在谋求战略转型。固安工业园区将成为其转型的抓手。
  当地产商们竞相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布局时,华夏幸福却做出转向固安、扎根县域的决定。
华夏幸福的PPP项目之一固安产业新城内的航空航天产业基地。

  华夏幸福当时不是大公司,这一后来被认为“很有战略眼光”的决定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不惜重金聘请麦肯锡、罗兰贝格等顶级咨询机构战略规划的基础上。他们最终对固安工业园区的未来路径有了较为清晰的判断——用产业带动城镇,用城镇聚集产业。
  固安工业园区的方案设计,充分借鉴了“英国道克兰港口新城”和“韩国松岛新城”等国际典型案例经验,给了他们一张可供期待并长远绘制的蓝图。这也成为华夏幸福放弃具有成熟配套的廊坊市区的房地产开发,决心转战相对落后、财政收入全省倒数的河北省固安县的“理论支撑”。
  2002年6月,在廊坊市委市政府的指导支持下,通过公开竞标,固安县政府与华夏幸福签订了PPP框架协议,委托华夏幸福统一投资、开发、建设、运营固安工业园区。
  正式签署协议后,“加快城镇化进程”“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要求,给双方长期合作送来了政策。一个为寻求产业支撑伤透脑筋,一个为转型寻求新平台,合作时机恰到好处。
  这一“联手”就走过了15年。项目从2002年启动至今,历经4任县委书记、5位县长,但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华夏幸福,而华夏幸福也不断为区域导入优质产业,促进固安经济转型发展,双方都践行了PPP模式最核心的“契约精神”。
  “一个是务实的政府,一个是干事的企业。”固安新区管委会主任于洪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双方信任的第一步缘于华夏幸福的实干。最初两年时间里,华夏幸福都没急着招商上项目,而是砸下3000多万元扎扎实实做规划,“政府当时心里就有底了,这个企业是真来干事的。”
  现在很难去求证当时见证者的心理活动,但固安当时有强烈的产业突围决心,园区建设处于“缺人、缺钱、缺技术,几乎可以说什么都缺”的状态。长期关注华夏幸福的清华大学PPP中心教授王守清说,“双方诉求和利益一致”,此次合作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破局


  但困难很快接踵而至。
  先是2003年的非典影响了园区的招商引资,接着2004年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发区大整顿,更是让华夏幸福在固安工业园的前期投资有可能血本无归,包括土地整理、道路修建和厂房建设等,华夏幸福已经投入了近5亿元。
  最终,依靠开发区整顿相关文件中“有区位发展优势可以保留”的条款,毗邻北京的固安工业园得以幸运地保留下来。
  名正言顺之后,华夏幸福从2006年开始才能够真正一心一意建设固安工业园。然而,更多的难题接踵而来。
  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企业与政府合作进行开发区建设,双方在合作中的身份和关系如何定位;第二是园区前期投入资金需求巨大,当时没有PPP模式的说法,固安自身财政只有一个亿左右,靠政府付费的BT模式开发完全没法操作;第三是华夏幸福之前并没有大区域工业园区的规划经验。   在着手解决这三个难题的过程中,华夏幸福逐步摸索出一套独树一帜的产业新城模式:
  对于与政府关系,华夏幸福与固安县政府达成“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的共识,厘清各自边界,共同遵守。在规划方面,企业提出方案建议,政府通过专家会论证,审批通过后交给企业进行实施。
  对于资金难题,华夏幸福早期采用自有资金投入,最困难时房地产开发用地直接变现投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资金难题;后来华夏幸福上市,借助创新的资本运作与融资能力来解决。
  对于缺乏规划经验的短板,华夏幸福以苏州工业园为对标目标,请新加坡邦城、麦肯锡、罗兰贝格等一众国际顶级咨询机构,在当时勒紧腰带的拮据状况下斥资3000万元规划了固安产业发展蓝图。
  “我们认真考察和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新城,如美国尔湾、硅谷和波斯顿等成功案例,邀请世界排名数一数二的国际顶级的城市和产业规划咨询团队为固安量身设计,使固安从一开始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华夏幸福执行总裁张书峰说。
  事实证明,固安工业园周边几乎同时起步的工业园区当中,只有固安以高起点和大手笔赢得了先机并不断巩固领先优势。
  产业是城市的发动机。华夏幸福在固安产业发展方面,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阶段,如今正进入到创新驱动和资本驱动阶段,契合了国家提出来的创新驱动发展。
  “截至目前,我们在固安已经形成了以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打破韩国技术垄断的AMOLED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形成了以航天科技集团固安航天产业基地项目,数维翔图彩虹4无人机项目,北航航空发动机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为代表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形成了以拥有30多项国外新药研发成果的德益阳光、太东科技等企业为代表的固安肽谷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张书峰说,“这三个产业集群都是千亿级的。”
  15年前,固安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如今已经形成“3 1 3”的产业结构,即新型显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智能网联汽车先导产业,以及临空服务、文体康养和都市农业三大特色产业。
  此外,还与清华大学、中科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国内外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签署了合作协议,在固安建设中试孵化基地、科研产业园和博士后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产业发展是我们的核心。”张书峰介绍,华夏幸福组建了大约4600人的产业研究和发展团队,建立了一个有30万条精准信息的企业大数据,面向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十大行业进行全产业链招商。
  截至2017年6月,华夏幸福已为固安产业新城累计引入企业超580家,实现项目签约投资额近1400亿元。

模式


  固安工业园项目,实际上是固安县政府采购华夏幸福在产业新城内提供的设计、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服务。
  按照2002年华夏幸福与固安县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以“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为原则,恰恰体现了“伙伴关系、长期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等PPP核心理念。而当时,国内没多少人知道PPP开发模式,更不要说产业新城这种全流程、综合性的整体规划模式。
  2017年2月6日,我国首个关于各类开发区的总体指导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区建设,探索多元化的开发区运营模式”,鼓励以PPP模式开展开发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项目建设,鼓励社会资本在现有开发区中投资、建设、运营特色产业园。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华夏幸福早已跳出业内“就园区建园区”的局限,确立以“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系统化发展理念,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用城市拉动产业升级,使得产业和城市融为一体,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和民生保障模式三位一体的新型产业新城。
  华夏幸福执行总裁吴中兵介绍说,这一模式既能发挥政府所独具的政策、行政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又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灵活性、自主性和创新性,有效地解决过去在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中资金、人才、资源优化配置等“死疙瘩”难题。
  他把华夏幸福产业新城PPP模式,总结为四个基本特点。
  首先,这一模式坚持以产业发展服务为核心。“华夏幸福以产为魂、以城為体,聚焦产业发展服务,扭住不放、深耕细作。”吴中兵说。
  第二,坚持产品的完整性。华夏幸福服务的内容包括:规划设计、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建设、产业发展服务、城市运营等,提供的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揽子、综合性、全流程解决方案,是一个以规划为引领、各项功能有机统一的完整的公共产品。
  “它既不是单一的、孤立的PPP项目,也不是简单的单体项目的累加,有效地克服了单体项目短期效应的弊端,确保了整体效益和长期运营的效果。”吴中兵表示。
  第三,坚持运营的高效性,确保物超所值。华夏幸福秉承产城融合的理念,以产兴城、以城带产,推动产业聚集、打造区域造血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城市功能、打造了宜居宜业的美好城市,人民群众有更强幸福感和获得感。不管与传统的政府亲自操作相比,还是与单体PPP项目相比,其效果都更加明显。
  第四,坚持与政府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华夏幸福创造性地引入了一套互利共赢、政府没有任何财政风险的机制,即除了接受严格的绩效考评、满足物有所值和财承评价等条件之外,华夏幸福只有帮助政府实现发展目标和增量财政,才能获取收益,即有更严格的评价标准,与政府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固安、大厂、溧水、嘉善等项目取得的效果和各地政府的欢迎态度,是对产业新城PPP模式的很好的证明。

复制


  在业内人士看来,开发房地产和运营产业新城完全是两个行业,后者的专业难度前者无法想象。   产业新城的基础是产业,而单一产业的发展前景有限。只有实现产业集群的有效聚拢,才能促进整个产业园区的发展升级,实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在这种思路下,华夏幸福以产业优先作为核心策略,聚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10大产业,打造百余个产业集群,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全球技术—华夏加速—中国创造”的发展战略,建立“孵化器-加速器-专业园区-产业新城”的产业培植链条。
  目前,华夏幸福的创新网络已经覆盖全球7个国家与地区,在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德国柏林、韩国首尔、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立了近70个产业孵化器,推进全球科技创新成果在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内进行产业化。
  以人为本是华夏幸福产业新城的重要基因,将产业新城的生产、生活、生态完美融合到城市的空间规划中,是华夏幸福一直以来的追求。
  以固安产业新城为例,截至2016年底,华夏幸福在规划范围内实现了“十通一平”;建设中央公园、城市环线绿廊、孔雀大湖、大广带状公园、中国(固安)单车运动中心等八大公园,形成“一核一环两廊多片”的城市景观体系;为满足区域内居民生活所需,打造了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文化为一体的商业体系——幸福港湾;教育配套方面,形成了北京八中固安分校、幸福学校、幸福幼儿园、职业教育学院等多所中小学及职业学校的合理布局,全面覆盖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构建全龄教育体系,提升本地教育质量;通过幸福医院等综合三甲医院、综合门诊、社区医院、社区诊所构建多层次医疗体系,极大提升固安城市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因引入华夏幸福,固安全面拉开快速发展的序幕。财政收入从2002年的1.1亿元,到2016年的80.9亿元。曾经的传统农业县,已经转变成为智慧生态、宜居宜业、创新驱动的现代化产业新城。
  2011年,携“固安模式”和“产业新城”概念,华夏幸福成功上市。
  “固安模式”为地方发展特别是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2013年,国家对PPP项目大力推广,华夏幸福产业新城PPP模式得到国家的肯定。
  2015年7月,固安县政府与华夏幸福共同探索的PPP模式,作为创造性典型经验,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并入选国家发改委首批PPP项目典型案例;2016年10月,华夏幸福固安高新区及南京溧水产业新城项目,双双入选第三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2017年5月,安徽来安产业新城入选发改委第二批PPP项目典型案例。
  华夏幸福产业新城PPP模式异地复制已初见成效。目前,产业新城已经布局到河北大厂、南京溧水、浙江嘉善等全国12个省市的多个地方,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果,累计招商引资突破4000亿元。
  15年来,华夏幸福不但探索出了产业新城PPP开发模式,还趟出了一条中国县域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在吴中兵看来,华夏幸福产业新城PPP模式对于推动产业发展、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利用产业服务和城市运营方面的经验和资源,补齐了县域发展中资金、人才、技术、能力等方面的短板;二是通过PPP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出社会资本参与城镇综合开发的新路子;三是坚持科技创新和资本创新双轮驱动,推动产业集群集聚,为區域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动能。
  “这种PPP模式具有较高的借鉴推广价值。”王守清认为,华夏幸福产业新城PPP模式在整体推进过程中,较好解决了县域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一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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