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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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主体,学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观点.肯定说在自由意志、刑罚根据等哲学层面面临巨大阻碍,同时观点本身存在诸多的矛盾与缺陷,立场过于激进.否定说虽然依托于传统的哲学大厦而占据优势,但是在面对强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教义学疑难时却力有不逮,这突出体现在对正当化事由、共同犯罪等特殊案件的定性与评价中.克服双方缺陷的解决路径是折衷说,它以否定说为基本立场,功利性地接受肯定说的部分主张.具体方案是,以对“人”的形式化解释作为基础,运用刑法教义学中的阶层论,认定强人工智能为特殊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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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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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主体,学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观点.肯定说在自由意志、刑罚根据等哲学层面面临巨大阻碍,同时观点本身存在诸多的矛盾与缺陷,立场过于激进.否定说虽然依托于传统的哲学大厦而占据优势,但是在面对强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教义学疑难时却力有不逮,这突出体现在对正当化事由、共同犯罪等特殊案件的定性与评价中.克服双方缺陷的解决路径是折衷说,它以否定说为基本立场,功利性地接受肯定说的部分主张.具体方案是,以对“人”的形式化解释作为基础,运用刑法教义学中的阶层论,认定强人工智能为特殊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即在不法中肯定其行为主体地位,但在罪责中否定其责任主体地位.这种“准主体”拟制的优点在于:一方面,否认责任主体地位,可以逾越在刑法哲学上须证成“自由意志”的阻碍,将“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理解为保安处分而非刑罚,体现出强人工智能与自然人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承认行为主体地位,可以在教义学层面经受住正当防卫与共同犯罪等特殊问题的检验,在强人工智能时代更好地保护自然人的权利、更准确地评价自然人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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