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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国感觉自己才刚刚开始做梦，就被人摇醒了。梦里，他睡在了一个铁盒子里，四周冷冰冰的，没有一点声音。铁盒子突然摇晃起来，像地震。他睁开眼，看到护士戴着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举着一支针筒对着他，像举着一把枪，冷冷地说：10号，叫什么名字？刘建国。刘建国卷着舌头回答。
这几天，刘建国已经把这三个字的普通话读音练得很标准很利索了。他纳闷的是，躺在病床上那么多天了，那些输液的、抽血的、做B超的护士都已经熟悉了，为什么每个护士进来之后还是要叫他自报家门？他感觉自己像犯了事进了局子，时刻都在验明正身。10号成了他的代号，在这里，刘建国就是10号，送饭的、送水的、换衣服的阿姨，每天也都这样叫唤：10号，开饭了；10号，你的水……
10号是刘建国住的床号。此刻，他正躺在10号床上让护士抽血。不知为什么，住院的时间越长，扎的针越多，反而越来越怕疼了。护士用酒精棉球在手上擦拭的时候，他就紧张起来了，一扎入，刘建国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同室的另两个病友都笑话他，挺大个人像孩子一样，这么怕疼。
刘建国说，这么多年了，没扎过针。他很少生病，偶尔头痛感冒，刮刮痧，或者随便吃两颗感冒药就好了。这一次生病，他说纯粹是个意外。侧着身子睡觉的时候，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以至于左侧的背给扭了。当时也没在意，去卫生院配了麝香虎骨膏贴上，以为马上就会好的。过了几天，越来越疼，就连晚上转个身都一阵阵地剧痛。于是到当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胸腔积液，轻度。医生说没事，开好了方子，输液消炎。挂了几天盐水没见好。再去医院的时候，换了个老医生，再一查查出了大问题。那个戴着老花镜的专家医生举着几张片子反复地照看，好长时间才慢吞吞地说：双肾严重结石、积水，左边一个快报废了。说这话的时候，神色凝重，还很费力地摇了摇头。刘建国还没说什么，儿女们都急了，连夜开了个紧急家庭会议，第二天就把他送到了省城大医院。
刘建国的堂妹的表兄熟悉省里的一个医生，凭着这层关系，刘建国联系上了泌尿科的一个专家。专家同样戴着老花镜，一头白发，看了片子后也是这个说法，需要住院手术。前提是得把胸腔积液这个问题处理好，炎症消掉后才能手术。胸腔属于呼吸道，于是，刘建国住进了呼吸内科，因为床位紧张，先被安排在了走廊上。
刘建国和他的老婆阿菊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呼吸内科。咋一看，还挺像深入贫穷山区观光旅游的游客。其实，刘建国就是这样想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没什么大碍。他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那么多年了，一直很健康。他把到呼吸内科住院治疗的性质定为调理，有那么一点到此一游的味道，而重头戏理所当然是在泌尿科。他甚至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在呼吸科耽误时间，直接进入泌尿科消消炎然后手术就可以了，但专家的话他不敢不听。
刘建国能吃能喝能睡，说起话来喉咙还特响亮。因为住院的时候已经周末了，所有的检查和化验都要放到下周一，所以这两天挂完两袋水后就没事了。他就到处溜达，从最东边走到最西边，又从最西边逛到最东边，看护士们蝴蝶般穿梭的身影，看那些病人忧心忡忡痛苦无助的眼神。完全像个闲人，仿佛这里的一切与他无关。宣传栏里的内容从头至尾读了好几遍，墙上的护士照他也看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还是他们乡村卫生室的护士漂亮，有亲切感。有一个姓名四个字的护士，他记住了，以前也不知道这世上居然还有四个字的名字。
在护士台的背景墙壁上，他看到了两排字，上一排是“呼吸内科住院病区”，紧接着下一排是“肺癌诊治中心”，他是第一次知道两者的关系竟如此紧密，这一发现也让刘建国心惊肉跳。每次看到癌症的“癌”字，他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他们老家背后那座荒山，山上都是一个个洞穴，还有一座座坟包。按他的说法，一座山不长树，不开花，到处都是一个一个奇形怪状的洞和包，那是多么恐怖的景象。
护士台上摆着一个塑料架子，上面插着每个病人的登记卡。刘建国很好奇，每次走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凑上去，试探着看一眼。护士们并没有赶他，他的胆子慢慢地大起来了。趁着没人，刘建国就停了下来，半趴在柜子前，做贼一般，轻手轻脚地翻看起来。
登记卡像明信片，写着病人的名字年龄和病情。刘建国一床一床地看下去。大多数是中老年人，有肺炎的，支气管炎的，也有同他一样胸腔积液的，更多的是肺癌患者。刘建国有点始料未及，他想数数到底有多少人患了肺癌，数着数着，他就不敢数下去了。
东边的病房突然嘈杂起来，有人大声喊医生，护士台的警报也急促地响起。护士们跑过去了，医生也急匆匆赶来，很多人围在门口朝里张望。护工推着一辆推车从人群里挤出来，快速地往电梯赶。刘建国从人缝中看到，车里躺着一个干瘪的老头，嘴上套着氧气罩，两只眼睛空洞地张着。走廊上的人都在小声议论着刚才的那个老头，刘建国没有去听，他的脑子里一直晃动那两只空洞的眼睛，就像老家荒山上的洞穴。
走廊里很快变得安静了。护工回来把推车放到了走廊的角落里，车上的枕头和被单已经折得整整齐齐，像是从未动过。窗外的一缕光照在白色的床单上，有些刺眼。刘建国迎着护工走过去，问：人哪去了。护工耸了耸间，两只手在他面前一摊。
从护士台回来后，他的心里多了一丝阴影，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战战兢兢起来。
搬进病房的时候，他特意跑到护士台看了同室两个病友的“名片”，果然，都是肺癌。他又重复确认了一遍自己的卡片，这才犹犹豫豫地走进去。一直到门口的时候，他都在纠结着自己该以怎样的表情来面对他们。他不能表现得过于轻松，又不能太沉重，这之间的度确实很难把握。刘建国最后是面无表情地走进了房间，走到那个叫10号的床上。他看到白色的被子和枕头放得整整齐齐，就跟角落的推车上的一模一样，他的心里“咯噔”了一下，然后像重病患者一样躺了上去。
房间里的气氛出乎意料的轻松。隔壁11床是个白发老头，身體有点胖，面色红润，躺在床上安静地看报，看不去不像个病人。一个老女人斜躺在他的脚后，手托着腮看着阿菊整理物品，时不时地指点一下。12床是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床上窃窃私语着，女人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旁若无人。 阿菊很快就和隔壁的老女人聊起来，像熟人一样。刘建国是隔了很久才转过头去看他们，他抹了抹脸，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神清气爽地坐起来，加入了她们的聊天。
话题从家长里短转到了各自的病情，对方主动介绍了他们的病情与病史。让刘建国惊异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病没有一点忌讳，说起来一套一套，像讲解员一样介绍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讲述让刘建国感到好像是在说一个遥远的陌生的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人的故事。这次他是来复查的，老头说到最后，指了指12床的男青年，说，他们还要厉害些。于是，男青年也加入了聊天。
男青年笑眯眯地点着头，说，我查出来的时候，是晚期了。刘建国和阿菊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不知该做出什么反应。男青年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刚发现的时候，确实是天塌了一样，把我们都震傻了。我们抱头痛哭，就哭，什么也不想，不做。后来也就慢慢想通了，还能怎么样，看自己的造化吧。
刘建国听他轻描淡写地说完，很佩服男青年这样轻松的心态和顽强的毅力。男青年笑了下，说，没办法，想不通也要想通了。年轻的女人靠在他屈起的膝盖上，放了手中的手机，对着他们说，他也就难过了两天，是吧？说着用征询的目光看了一下他，他点了点头。女人继续说，他还要反过来劝我们呢！我们也不知哭了多少回了，现在妈妈她们还接受不了呢！男青年说，我精神状态不好，她们更想不通了。无论如何，我得挺住，我挺住了，她们才有可能挺住。男青年略微停了停，说，这事搁别人身上，都会劝，一旦落在自己身上，到底是难受的。他还说，这个病啊，一旦爆发，三到六个月就完蛋。
刘建国静静地听，自始至终没有插话，他完全进入了男青年的世界，脸上的表情很丰富，好几次，他都差点哭出来。男青年看上去一脸的无所谓，和女人嬉笑着闹了会，便双双出去了。11床的老女人迫不及待地凑过头来，压低声音告诉刘建国，那男人才43岁，女的34岁，有个儿子，还只5岁呢，罪过啊——
刘建国很压抑，有点喘不过气来。他感觉到自己一不小心迷了路，走到了一个陌生的荒草丛生的地方，到处是一坑一坑的水，他绕来绕去地向前走，一不留神，一脚陷进泥潭里，随后整个身子都开始往下沉。他越使劲，越往下沉，一点一点地下沉。他极力想阻止这种感觉的蔓延，于是主动说起了自己的病情，他轻松地调侃着，特意强调了这个病的无足轻重，以及与他们的迥然不同。他用这种方式维护着自己身体的地位，并由此来找回原先的那种轻松状态。果然，他慢慢地脱离了下沉的感觉。一旦停止讲话，一切都寂静下来，他会发现自己又在慢慢地无休止地下沉，他想挣扎，却无处着力。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也就是在住进来的第二天，刘建国开始了高烧，持续不退。用了很多药，都没什么大效果。他开始厌食、嗜睡，连话都懒得多讲了，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不知白天黑夜。
一个半夜里，他上吐下泻起来，泻着泻着，他发现自己的大便竟是黑色的，像墨汁。值班医生这才慌了，一下子很多白大褂呼啦啦地围在了刘建国的病床边，问前问后，谁都要插进来问几句，很像集体审讯。然后是抽血，B超，CT，各种检查抢着做开了。盐水包换成了大袋的，好几袋挤着挂在了床的上空。监护仪也搬到了床头，跳跃着一条条股票分时线一样的彩线，不时发出嘀嘀的警报。10号的刘建国俨然成了一个病危的人。隔壁病房的人时常也会进来，探听10号的病情。
白大褂之间也有争执，终于有了初步诊断，是消化道出血，或者肠或者胃。这是内科医生说的。
医生开始找家属谈话，职业地谈话，危言耸听。阿菊哭哭啼啼起来，她想不通，生龙活虎的一个人，住院住着住着怎么住成了病危。子女们都赶到了，在很多诸如病危告知书等一系列看也看不懂的纸上签了字。
刘建国虚脱地躺在床上，翻着白眼，就这样翻了一天。
烧开始退了，还是便血，好在次数明显减少。还是翻着白眼，偶尔能睁开了，张着空洞地看会天花板。有时还能模糊不清地说上几句胡话。护士开始给刘建国输血，还没输完一袋，他就有了排斥反应，还抽搐，说话大舌头，像中风。
于是，医生赶忙找来了脑科专家会诊，做脑部CT检查。
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刘建国的心跳加速了，监护仪不停息地报警，像盘旋在病床上空的轰炸机。医生找来了心科专家会诊，做心电图。
撒了一泡尿，刘建国含含糊糊地说疼，疼，于是，又找来了泌尿科的专家。
他像一个稀有的动物标本，任由各路医生观摩研究。
走廊上，远远地来看刘建国的人多了起来，时不时有人探头进来张望。他们都是久病成医的人，分析病情的时候，都很专业。他们一致认为，10号怕是不行了。
连续两天，刘建国躺在床上，一动未动。
这天下午，隔壁两床的人同时出了院。临别时，他们纷纷祝福他早点好起来。刘建国想这些话本来是应该他说给他们听的，现在倒好，全反过来了，他有点羞愧地朝他们点头示意。他们还把吃不完的一些水果留给他，可惜，他现在根本不能吃，就连白开水，医生也是严令禁止的。
刘建国嘴里非常难受，像被胶水黏住了一样——这是他此时唯一感到的痛苦。他想喝水，哪怕一小滴也成。看着别人毫无顾忌喝酒喝汤，刘建国对水的渴望更加强烈了。就连听到抽水马桶放水时的声响，他都会不自觉地咽口水。医生和护士都警告过他，不能喝水。他不敢不听。渴得厉害了，就偷偷地央求老婆，他知道阿菊心软。阿菊起先也坚决不肯，耐不住他苦苦哀求，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就同意了。阿菊在茶杯里倒了一口，放了一根吸管，偷偷地塞到了他的嘴边。就在他歪过嘴去咬吸管的时候，儿子突然闯了进来，阿菊触电般地缩回了手，刘建国头一歪瘫在了枕头上。儿子皱着眉头训他们，说一定要听医生的，现在是关键时刻，一喝水，肠胃就要蠕動，血就止不住，后续的一切检查就开展不了，就得这样无休无止地躺下去。说着，扬了扬手上长长的一张费用清单。阿菊胆怯地点点头，刘建国闭着眼睛一声不吭。儿子还说，嘴巴难受呢用棉签润润嘴唇，实在不行就用水漱漱口。 漱口前，刘建国总是盯着杯子里的水发呆，有时候会故意摇晃几下，看着水在杯子里翻腾，撞在杯壁上摔成一瓣瓣水花。人哪，不会被一泡尿憋死，却能看着一杯水渴死。到嘴的鸭子飞了算什么，都到喉咙里的水了，还得硬生生地吐出来，那才叫折磨！刘建国这样感叹着。开始一段时间，他还能很老实地漱着口，后来实在受不了这种诱惑了，好几次都想咽一口下去。每当这个时候，他会想起医生的警告，想到儿子的叮嘱，还有那长长的费用清单，于是就放弃了。每次漱口，他都要矛盾，反复，挣扎……这样的情况一次次地重复着。不就是一口水嘛，至于那么严重吗，有几次他已彻底坚定了咽下去的决心，水也已经在喉咙边上徘徊了五六回，甚至，他觉得已经有点下去了，不知为什么，他还是吐了出来。每当这个时候，监护仪就会响起来，他的心跳和呼吸都会超标。他闭着眼睛睡一会，便会做一个大口大口喝水的梦。终于有一次，他强迫自己什么也不去想，心里就一个念头，喝——喝——喝，然后一闭眼，咕咚一下，真把最后一大口水咽了进去。那个爽啊！他感觉他的食道已经变成那干旱很久的庄稼地，都快开裂了，那一口水下去，甚至没能抵达到胃头。阿菊端着脸盆一直等着他吐出最后一口水，直到他把杯子递过来的时候才明白，水呢，你都咽了？她惊讶地问。又不是砒霜，大惊小怪干什么！说完，倒头便睡，脑子里反复回味着那口水从嘴巴咽到喉咙的美妙感觉。
那一晚，他睡得特别沉。凌晨的时候，被一泡尿憋醒了。刘建国坐起来，摸着了放在床下的尿壶，抖抖索索地从裤头里掏出软不拉几的老家伙，费了老大劲才勉强搁到尿壶口，隔了好久才挤出一些来，落在尿壶底，发出轻微的“嗒嗒”声。病房里亮着一盏小灯，昏昏暗暗的，刘建国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静。他觉得这病房像一个狭小的火柴盒子，装着他们三根火柴，随时都有可能被抽出去划一下，刹那的火光之后，全部归于寂静，就跟推车上的那个老头一样。想到这里，他下意识地去看另外两床，才发现床都空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他愣住了，整个人哆嗦了一下，又趁机挤出几滴尿来，他扶着床上的栏杆象征性地抖了几下，才把尿壶放回去。他这才想起，他们已经出院了。他呆呆地看着两张同时空着的床，脑子里不时闪过角落里停着的推车，和推车上白得有些刺眼的被单。
一大早就有人住了进来，还是两个肺癌病人，拉着大包小包，热情地跟刘建国打招呼。12床的极瘦，像竹竿，据他自己说皮带又往里面打了一个洞。对食物一点也没有兴趣，化疗之后有很强的反应。因为言语不是很通，之间的交流就少了点。听说11床的很快可以出院，刘建国便焦躁起来，浑身发热。他叫老婆把床升了起来，然后扳着指头算了算住院的日子，恍若隔世。一直以为住几天就行了，结果住成了老病号，眼睁睁地看着别的更严重的病人一拨一拨地换。他只是来看肾结石的，结果住在了呼吸科，却是消化道出了问题，还招来了心科脑科的一大帮专家，至今却还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肾结石的手术变得那样遥遥无期。他感觉自己像一件破旧了的机器，许多年都没有修，突然坏了一颗螺丝，一动它，便破坏了之前勉强撑着的平衡，一下子散了架，轰然倒地。
这是咋的了？他忍不住对着阿菊说。阿菊明白他的心思，这段时间她也一直在想：这是咋的了？她倒是想到了一个原因，一直不敢跟他讲，趁这个机会，她说了出来：你还记得原先的10号吗？刘建国点了点头。还在走廊上加床的时候，就认识原先的10床了。严重的胸腔积液，病情反复，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才好，出院的那天悄悄地跟他说，你搬我那床吧，靠窗，光线好，空气也好。刘建国说，得医生说了算。那天出院的有七八个人，刘建国恰恰被安排到了10床。你说巧不巧？阿菊说，我都打听过了，这呼吸科住院的人时间都不大长，就数他是老病号了。那又怎么样？刘建国不解地问。怎么样，有这么巧的事吗，他出去了，找了你做接班人！阿菊盯着他说，而且，10跟死，听着也差不了多少，不吉利。刘建国只是觉得巧，并没有老婆那种玄乎的感觉。这叫预兆，我想——，阿菊停顿了下，说，我想叫阿花到菩萨那里去问一下。刘建国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他从来不信这一套，他常说，这玩意灵，还要那么多医院干吗？现在医院都弄不清了，他也就不响了。阿菊很开心，赶忙拨通了她妯娌阿花的电话。
才坐了这么一会，刘建国就感到了累，他想躺回去了。这时，门口进来一个人，朝着他喊，10号，你还在？然后跟另外两床的也打了招呼，居然都认识。是原先12号那个男青年，比先前消瘦了点。你怎么又来了？刘建国问。情况不大好，再来住几天，他说，还是那么地轻描淡写。他跟刘建国说了几句后便和另两个肺癌聊了起来。
他们交流的都是肺癌的专业知识，以及各自的进展情况。
刘建国背对着他们，闭着眼睛休息，似听非听，仿佛是几个专业人士相互交流着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后来的谈话更像是一次聚会，哪床的也来了，哪床的刚走，哪床的现在好多了。突然他们压低了声音，并且还有谁朝刘建国那里看了一眼。刘建国隐隐约约听他们说到了10号，好久没见来了……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很严重了……医生什么药都没给配，就这么出院了……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轻，到最后就没有了。
夜色降临，窗外的一盏路灯恰恰亮起，发出微弱的光。
刘建国又做了一个梦。梦里大口大口地喝水，他还想再喝，被护工夺下了水杯，说走了走了。刘建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们把他抬上了那辆推车，直奔手术室。他想喊，氧气罩堵住了嘴，他想挣扎，一点劲也使不上。他只能这样无力地张着眼睛。一路上，他只听见刚喝下的水在体内咣当咣当地响。
手术室的门“嘭”地一声关上了，他被关在了一个铁盒子里，四周冰凉，没有一点声音。刘建国怀疑自己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满身穿白的医生突然出现在眼前，只露着一双眼睛，刘建国弄不清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医生盯着他的身体，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上来，很久，才俯下身来，仔细摸索，眉宇之间露出欣喜的神色，像是遇到了一件稀世珍宝。医生从白大褂里掏出手术刀，刘建国以为是一支毛笔。医生手术的动作熟练而舒展，看上去更像一位书法大家，在刘建国的身体上笔走龙蛇。刘建国清晰地听见皮肉切开的声音，跟老婆阿菊撕裂棉布时发出的“噗噗”声差不多。只是，刘建国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他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只能盯着医生的眼睛，看他眼珠的变化来判断手术的位置。刘建国突然觉得医生的眼睛那么熟悉，太熟悉了。
医生把刘建国的身体抚平，像用熨斗烫平一个标本。然后直起身体，摘掉了口罩，双手交叉在胸前，静静地欣赏。刘建国惊奇地看到，医生的脸竟然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刘建国觉得自己一定在做梦，他有点眩晕，于是闭上眼睛休息。眼前慢慢亮了起来，他看到身前摆放着一个男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被解剖开，血和肉色彩饱满，各个器官排放有序，五脏六腑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刘建国确定，这就是他的身体，绝对是。他看着看着，竟然笑了起來。
刘建国笑醒了，他发现自己依然躺在10号床上。
窗外下起了雨，路灯的光显得更昏暗了些。刘建国的视线停在了那盏路灯上，昏黄的灯光把这个老式的灯罩勾勒出馒头一样的轮廓，刘建国看着看着，又想起了老家荒山上的坟包。
这几天，刘建国已经把这三个字的普通话读音练得很标准很利索了。他纳闷的是，躺在病床上那么多天了，那些输液的、抽血的、做B超的护士都已经熟悉了，为什么每个护士进来之后还是要叫他自报家门？他感觉自己像犯了事进了局子，时刻都在验明正身。10号成了他的代号，在这里，刘建国就是10号，送饭的、送水的、换衣服的阿姨，每天也都这样叫唤：10号，开饭了；10号，你的水……
10号是刘建国住的床号。此刻，他正躺在10号床上让护士抽血。不知为什么，住院的时间越长，扎的针越多，反而越来越怕疼了。护士用酒精棉球在手上擦拭的时候，他就紧张起来了，一扎入，刘建国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同室的另两个病友都笑话他，挺大个人像孩子一样，这么怕疼。
刘建国说，这么多年了，没扎过针。他很少生病，偶尔头痛感冒，刮刮痧，或者随便吃两颗感冒药就好了。这一次生病，他说纯粹是个意外。侧着身子睡觉的时候，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以至于左侧的背给扭了。当时也没在意，去卫生院配了麝香虎骨膏贴上，以为马上就会好的。过了几天，越来越疼，就连晚上转个身都一阵阵地剧痛。于是到当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胸腔积液，轻度。医生说没事，开好了方子，输液消炎。挂了几天盐水没见好。再去医院的时候，换了个老医生，再一查查出了大问题。那个戴着老花镜的专家医生举着几张片子反复地照看，好长时间才慢吞吞地说：双肾严重结石、积水，左边一个快报废了。说这话的时候，神色凝重，还很费力地摇了摇头。刘建国还没说什么，儿女们都急了，连夜开了个紧急家庭会议，第二天就把他送到了省城大医院。
刘建国的堂妹的表兄熟悉省里的一个医生，凭着这层关系，刘建国联系上了泌尿科的一个专家。专家同样戴着老花镜，一头白发，看了片子后也是这个说法，需要住院手术。前提是得把胸腔积液这个问题处理好，炎症消掉后才能手术。胸腔属于呼吸道，于是，刘建国住进了呼吸内科，因为床位紧张，先被安排在了走廊上。
刘建国和他的老婆阿菊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呼吸内科。咋一看，还挺像深入贫穷山区观光旅游的游客。其实，刘建国就是这样想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没什么大碍。他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那么多年了，一直很健康。他把到呼吸内科住院治疗的性质定为调理，有那么一点到此一游的味道，而重头戏理所当然是在泌尿科。他甚至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在呼吸科耽误时间，直接进入泌尿科消消炎然后手术就可以了，但专家的话他不敢不听。
刘建国能吃能喝能睡，说起话来喉咙还特响亮。因为住院的时候已经周末了，所有的检查和化验都要放到下周一，所以这两天挂完两袋水后就没事了。他就到处溜达，从最东边走到最西边，又从最西边逛到最东边，看护士们蝴蝶般穿梭的身影，看那些病人忧心忡忡痛苦无助的眼神。完全像个闲人，仿佛这里的一切与他无关。宣传栏里的内容从头至尾读了好几遍，墙上的护士照他也看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还是他们乡村卫生室的护士漂亮，有亲切感。有一个姓名四个字的护士，他记住了，以前也不知道这世上居然还有四个字的名字。
在护士台的背景墙壁上，他看到了两排字，上一排是“呼吸内科住院病区”，紧接着下一排是“肺癌诊治中心”，他是第一次知道两者的关系竟如此紧密，这一发现也让刘建国心惊肉跳。每次看到癌症的“癌”字，他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他们老家背后那座荒山，山上都是一个个洞穴，还有一座座坟包。按他的说法，一座山不长树，不开花，到处都是一个一个奇形怪状的洞和包，那是多么恐怖的景象。
护士台上摆着一个塑料架子，上面插着每个病人的登记卡。刘建国很好奇，每次走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凑上去，试探着看一眼。护士们并没有赶他，他的胆子慢慢地大起来了。趁着没人，刘建国就停了下来，半趴在柜子前，做贼一般，轻手轻脚地翻看起来。
登记卡像明信片，写着病人的名字年龄和病情。刘建国一床一床地看下去。大多数是中老年人，有肺炎的，支气管炎的，也有同他一样胸腔积液的，更多的是肺癌患者。刘建国有点始料未及，他想数数到底有多少人患了肺癌，数着数着，他就不敢数下去了。
东边的病房突然嘈杂起来，有人大声喊医生，护士台的警报也急促地响起。护士们跑过去了，医生也急匆匆赶来，很多人围在门口朝里张望。护工推着一辆推车从人群里挤出来，快速地往电梯赶。刘建国从人缝中看到，车里躺着一个干瘪的老头，嘴上套着氧气罩，两只眼睛空洞地张着。走廊上的人都在小声议论着刚才的那个老头，刘建国没有去听，他的脑子里一直晃动那两只空洞的眼睛，就像老家荒山上的洞穴。
走廊里很快变得安静了。护工回来把推车放到了走廊的角落里，车上的枕头和被单已经折得整整齐齐，像是从未动过。窗外的一缕光照在白色的床单上，有些刺眼。刘建国迎着护工走过去，问：人哪去了。护工耸了耸间，两只手在他面前一摊。
从护士台回来后，他的心里多了一丝阴影，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战战兢兢起来。
搬进病房的时候，他特意跑到护士台看了同室两个病友的“名片”，果然，都是肺癌。他又重复确认了一遍自己的卡片，这才犹犹豫豫地走进去。一直到门口的时候，他都在纠结着自己该以怎样的表情来面对他们。他不能表现得过于轻松，又不能太沉重，这之间的度确实很难把握。刘建国最后是面无表情地走进了房间，走到那个叫10号的床上。他看到白色的被子和枕头放得整整齐齐，就跟角落的推车上的一模一样，他的心里“咯噔”了一下，然后像重病患者一样躺了上去。
房间里的气氛出乎意料的轻松。隔壁11床是个白发老头，身體有点胖，面色红润，躺在床上安静地看报，看不去不像个病人。一个老女人斜躺在他的脚后，手托着腮看着阿菊整理物品，时不时地指点一下。12床是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床上窃窃私语着，女人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旁若无人。 阿菊很快就和隔壁的老女人聊起来，像熟人一样。刘建国是隔了很久才转过头去看他们，他抹了抹脸，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神清气爽地坐起来，加入了她们的聊天。
话题从家长里短转到了各自的病情，对方主动介绍了他们的病情与病史。让刘建国惊异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病没有一点忌讳，说起来一套一套，像讲解员一样介绍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讲述让刘建国感到好像是在说一个遥远的陌生的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人的故事。这次他是来复查的，老头说到最后，指了指12床的男青年，说，他们还要厉害些。于是，男青年也加入了聊天。
男青年笑眯眯地点着头，说，我查出来的时候，是晚期了。刘建国和阿菊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不知该做出什么反应。男青年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刚发现的时候，确实是天塌了一样，把我们都震傻了。我们抱头痛哭，就哭，什么也不想，不做。后来也就慢慢想通了，还能怎么样，看自己的造化吧。
刘建国听他轻描淡写地说完，很佩服男青年这样轻松的心态和顽强的毅力。男青年笑了下，说，没办法，想不通也要想通了。年轻的女人靠在他屈起的膝盖上，放了手中的手机，对着他们说，他也就难过了两天，是吧？说着用征询的目光看了一下他，他点了点头。女人继续说，他还要反过来劝我们呢！我们也不知哭了多少回了，现在妈妈她们还接受不了呢！男青年说，我精神状态不好，她们更想不通了。无论如何，我得挺住，我挺住了，她们才有可能挺住。男青年略微停了停，说，这事搁别人身上，都会劝，一旦落在自己身上，到底是难受的。他还说，这个病啊，一旦爆发，三到六个月就完蛋。
刘建国静静地听，自始至终没有插话，他完全进入了男青年的世界，脸上的表情很丰富，好几次，他都差点哭出来。男青年看上去一脸的无所谓，和女人嬉笑着闹了会，便双双出去了。11床的老女人迫不及待地凑过头来，压低声音告诉刘建国，那男人才43岁，女的34岁，有个儿子，还只5岁呢，罪过啊——
刘建国很压抑，有点喘不过气来。他感觉到自己一不小心迷了路，走到了一个陌生的荒草丛生的地方，到处是一坑一坑的水，他绕来绕去地向前走，一不留神，一脚陷进泥潭里，随后整个身子都开始往下沉。他越使劲，越往下沉，一点一点地下沉。他极力想阻止这种感觉的蔓延，于是主动说起了自己的病情，他轻松地调侃着，特意强调了这个病的无足轻重，以及与他们的迥然不同。他用这种方式维护着自己身体的地位，并由此来找回原先的那种轻松状态。果然，他慢慢地脱离了下沉的感觉。一旦停止讲话，一切都寂静下来，他会发现自己又在慢慢地无休止地下沉，他想挣扎，却无处着力。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也就是在住进来的第二天，刘建国开始了高烧，持续不退。用了很多药，都没什么大效果。他开始厌食、嗜睡，连话都懒得多讲了，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不知白天黑夜。
一个半夜里，他上吐下泻起来，泻着泻着，他发现自己的大便竟是黑色的，像墨汁。值班医生这才慌了，一下子很多白大褂呼啦啦地围在了刘建国的病床边，问前问后，谁都要插进来问几句，很像集体审讯。然后是抽血，B超，CT，各种检查抢着做开了。盐水包换成了大袋的，好几袋挤着挂在了床的上空。监护仪也搬到了床头，跳跃着一条条股票分时线一样的彩线，不时发出嘀嘀的警报。10号的刘建国俨然成了一个病危的人。隔壁病房的人时常也会进来，探听10号的病情。
白大褂之间也有争执，终于有了初步诊断，是消化道出血，或者肠或者胃。这是内科医生说的。
医生开始找家属谈话，职业地谈话，危言耸听。阿菊哭哭啼啼起来，她想不通，生龙活虎的一个人，住院住着住着怎么住成了病危。子女们都赶到了，在很多诸如病危告知书等一系列看也看不懂的纸上签了字。
刘建国虚脱地躺在床上，翻着白眼，就这样翻了一天。
烧开始退了，还是便血，好在次数明显减少。还是翻着白眼，偶尔能睁开了，张着空洞地看会天花板。有时还能模糊不清地说上几句胡话。护士开始给刘建国输血，还没输完一袋，他就有了排斥反应，还抽搐，说话大舌头，像中风。
于是，医生赶忙找来了脑科专家会诊，做脑部CT检查。
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刘建国的心跳加速了，监护仪不停息地报警，像盘旋在病床上空的轰炸机。医生找来了心科专家会诊，做心电图。
撒了一泡尿，刘建国含含糊糊地说疼，疼，于是，又找来了泌尿科的专家。
他像一个稀有的动物标本，任由各路医生观摩研究。
走廊上，远远地来看刘建国的人多了起来，时不时有人探头进来张望。他们都是久病成医的人，分析病情的时候，都很专业。他们一致认为，10号怕是不行了。
连续两天，刘建国躺在床上，一动未动。
这天下午，隔壁两床的人同时出了院。临别时，他们纷纷祝福他早点好起来。刘建国想这些话本来是应该他说给他们听的，现在倒好，全反过来了，他有点羞愧地朝他们点头示意。他们还把吃不完的一些水果留给他，可惜，他现在根本不能吃，就连白开水，医生也是严令禁止的。
刘建国嘴里非常难受，像被胶水黏住了一样——这是他此时唯一感到的痛苦。他想喝水，哪怕一小滴也成。看着别人毫无顾忌喝酒喝汤，刘建国对水的渴望更加强烈了。就连听到抽水马桶放水时的声响，他都会不自觉地咽口水。医生和护士都警告过他，不能喝水。他不敢不听。渴得厉害了，就偷偷地央求老婆，他知道阿菊心软。阿菊起先也坚决不肯，耐不住他苦苦哀求，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就同意了。阿菊在茶杯里倒了一口，放了一根吸管，偷偷地塞到了他的嘴边。就在他歪过嘴去咬吸管的时候，儿子突然闯了进来，阿菊触电般地缩回了手，刘建国头一歪瘫在了枕头上。儿子皱着眉头训他们，说一定要听医生的，现在是关键时刻，一喝水，肠胃就要蠕動，血就止不住，后续的一切检查就开展不了，就得这样无休无止地躺下去。说着，扬了扬手上长长的一张费用清单。阿菊胆怯地点点头，刘建国闭着眼睛一声不吭。儿子还说，嘴巴难受呢用棉签润润嘴唇，实在不行就用水漱漱口。 漱口前，刘建国总是盯着杯子里的水发呆，有时候会故意摇晃几下，看着水在杯子里翻腾，撞在杯壁上摔成一瓣瓣水花。人哪，不会被一泡尿憋死，却能看着一杯水渴死。到嘴的鸭子飞了算什么，都到喉咙里的水了，还得硬生生地吐出来，那才叫折磨！刘建国这样感叹着。开始一段时间，他还能很老实地漱着口，后来实在受不了这种诱惑了，好几次都想咽一口下去。每当这个时候，他会想起医生的警告，想到儿子的叮嘱，还有那长长的费用清单，于是就放弃了。每次漱口，他都要矛盾，反复，挣扎……这样的情况一次次地重复着。不就是一口水嘛，至于那么严重吗，有几次他已彻底坚定了咽下去的决心，水也已经在喉咙边上徘徊了五六回，甚至，他觉得已经有点下去了，不知为什么，他还是吐了出来。每当这个时候，监护仪就会响起来，他的心跳和呼吸都会超标。他闭着眼睛睡一会，便会做一个大口大口喝水的梦。终于有一次，他强迫自己什么也不去想，心里就一个念头，喝——喝——喝，然后一闭眼，咕咚一下，真把最后一大口水咽了进去。那个爽啊！他感觉他的食道已经变成那干旱很久的庄稼地，都快开裂了，那一口水下去，甚至没能抵达到胃头。阿菊端着脸盆一直等着他吐出最后一口水，直到他把杯子递过来的时候才明白，水呢，你都咽了？她惊讶地问。又不是砒霜，大惊小怪干什么！说完，倒头便睡，脑子里反复回味着那口水从嘴巴咽到喉咙的美妙感觉。
那一晚，他睡得特别沉。凌晨的时候，被一泡尿憋醒了。刘建国坐起来，摸着了放在床下的尿壶，抖抖索索地从裤头里掏出软不拉几的老家伙，费了老大劲才勉强搁到尿壶口，隔了好久才挤出一些来，落在尿壶底，发出轻微的“嗒嗒”声。病房里亮着一盏小灯，昏昏暗暗的，刘建国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静。他觉得这病房像一个狭小的火柴盒子，装着他们三根火柴，随时都有可能被抽出去划一下，刹那的火光之后，全部归于寂静，就跟推车上的那个老头一样。想到这里，他下意识地去看另外两床，才发现床都空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他愣住了，整个人哆嗦了一下，又趁机挤出几滴尿来，他扶着床上的栏杆象征性地抖了几下，才把尿壶放回去。他这才想起，他们已经出院了。他呆呆地看着两张同时空着的床，脑子里不时闪过角落里停着的推车，和推车上白得有些刺眼的被单。
一大早就有人住了进来，还是两个肺癌病人，拉着大包小包，热情地跟刘建国打招呼。12床的极瘦，像竹竿，据他自己说皮带又往里面打了一个洞。对食物一点也没有兴趣，化疗之后有很强的反应。因为言语不是很通，之间的交流就少了点。听说11床的很快可以出院，刘建国便焦躁起来，浑身发热。他叫老婆把床升了起来，然后扳着指头算了算住院的日子，恍若隔世。一直以为住几天就行了，结果住成了老病号，眼睁睁地看着别的更严重的病人一拨一拨地换。他只是来看肾结石的，结果住在了呼吸科，却是消化道出了问题，还招来了心科脑科的一大帮专家，至今却还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肾结石的手术变得那样遥遥无期。他感觉自己像一件破旧了的机器，许多年都没有修，突然坏了一颗螺丝，一动它，便破坏了之前勉强撑着的平衡，一下子散了架，轰然倒地。
这是咋的了？他忍不住对着阿菊说。阿菊明白他的心思，这段时间她也一直在想：这是咋的了？她倒是想到了一个原因，一直不敢跟他讲，趁这个机会，她说了出来：你还记得原先的10号吗？刘建国点了点头。还在走廊上加床的时候，就认识原先的10床了。严重的胸腔积液，病情反复，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才好，出院的那天悄悄地跟他说，你搬我那床吧，靠窗，光线好，空气也好。刘建国说，得医生说了算。那天出院的有七八个人，刘建国恰恰被安排到了10床。你说巧不巧？阿菊说，我都打听过了，这呼吸科住院的人时间都不大长，就数他是老病号了。那又怎么样？刘建国不解地问。怎么样，有这么巧的事吗，他出去了，找了你做接班人！阿菊盯着他说，而且，10跟死，听着也差不了多少，不吉利。刘建国只是觉得巧，并没有老婆那种玄乎的感觉。这叫预兆，我想——，阿菊停顿了下，说，我想叫阿花到菩萨那里去问一下。刘建国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他从来不信这一套，他常说，这玩意灵，还要那么多医院干吗？现在医院都弄不清了，他也就不响了。阿菊很开心，赶忙拨通了她妯娌阿花的电话。
才坐了这么一会，刘建国就感到了累，他想躺回去了。这时，门口进来一个人，朝着他喊，10号，你还在？然后跟另外两床的也打了招呼，居然都认识。是原先12号那个男青年，比先前消瘦了点。你怎么又来了？刘建国问。情况不大好，再来住几天，他说，还是那么地轻描淡写。他跟刘建国说了几句后便和另两个肺癌聊了起来。
他们交流的都是肺癌的专业知识，以及各自的进展情况。
刘建国背对着他们，闭着眼睛休息，似听非听，仿佛是几个专业人士相互交流着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后来的谈话更像是一次聚会，哪床的也来了，哪床的刚走，哪床的现在好多了。突然他们压低了声音，并且还有谁朝刘建国那里看了一眼。刘建国隐隐约约听他们说到了10号，好久没见来了……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很严重了……医生什么药都没给配，就这么出院了……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轻，到最后就没有了。
夜色降临，窗外的一盏路灯恰恰亮起，发出微弱的光。
刘建国又做了一个梦。梦里大口大口地喝水，他还想再喝，被护工夺下了水杯，说走了走了。刘建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们把他抬上了那辆推车，直奔手术室。他想喊，氧气罩堵住了嘴，他想挣扎，一点劲也使不上。他只能这样无力地张着眼睛。一路上，他只听见刚喝下的水在体内咣当咣当地响。
手术室的门“嘭”地一声关上了，他被关在了一个铁盒子里，四周冰凉，没有一点声音。刘建国怀疑自己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满身穿白的医生突然出现在眼前，只露着一双眼睛，刘建国弄不清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医生盯着他的身体，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上来，很久，才俯下身来，仔细摸索，眉宇之间露出欣喜的神色，像是遇到了一件稀世珍宝。医生从白大褂里掏出手术刀，刘建国以为是一支毛笔。医生手术的动作熟练而舒展，看上去更像一位书法大家，在刘建国的身体上笔走龙蛇。刘建国清晰地听见皮肉切开的声音，跟老婆阿菊撕裂棉布时发出的“噗噗”声差不多。只是，刘建国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他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只能盯着医生的眼睛，看他眼珠的变化来判断手术的位置。刘建国突然觉得医生的眼睛那么熟悉，太熟悉了。
医生把刘建国的身体抚平，像用熨斗烫平一个标本。然后直起身体，摘掉了口罩，双手交叉在胸前，静静地欣赏。刘建国惊奇地看到，医生的脸竟然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刘建国觉得自己一定在做梦，他有点眩晕，于是闭上眼睛休息。眼前慢慢亮了起来，他看到身前摆放着一个男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被解剖开，血和肉色彩饱满，各个器官排放有序，五脏六腑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刘建国确定，这就是他的身体，绝对是。他看着看着，竟然笑了起來。
刘建国笑醒了，他发现自己依然躺在10号床上。
窗外下起了雨，路灯的光显得更昏暗了些。刘建国的视线停在了那盏路灯上，昏黄的灯光把这个老式的灯罩勾勒出馒头一样的轮廓，刘建国看着看着，又想起了老家荒山上的坟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