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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篇《羞辱的文化——一位赴美母亲对国内教育的反思》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国内教育沉疴不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真相也许是，这个世界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教育，所以，与其埋怨牢骚，不如转换视角坦然面对。正如文中所说，每一个人的生命意义之网，最终都由他自己编织而成，孩子的成长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会承担的过程。作为父母，即使面对一个不容乐观的现状，也不能以牢骚抱怨影响孩子，而是要善于借力、汲取我们优秀的文化基因，以坚韧和智慧来保全孩子的童心和诗心。
浩瀚五千年历史，赋予我们这个民族太多优秀的文化，当我们迷惘之时，不妨回望一下过去，试着从我们的来路去找寻今天的教育所需要的精神支撑。
我儿子小虎今年高三。随着高考的临近，我发现自己并没有陷入想象中的焦虑不安，反而屡屡“走神”，一直在反思自己陪伴儿子从小学到中学这12年间的不足。这其中，最大的遗憾竟是自己一直都不够放松。对于一些较好的教育理念，虽意识到了，也身体力行，却还是不够通透。最重要的是，常会因为来自各方的干扰而不那么肯定和坚持。另外，11年的一线记者生涯使我观察问题足够敏锐，但有些时候，这种敏锐又难免滑向敏感的边缘。
敏感不好么？
敏感和敏锐，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当自己的孩子在遭受某种苛评、遭遇某些不公时，一个敏锐的家长，会及时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并以其独特而有效的解决之道保全孩子的乐观、自信。敏感的家长则不然，遇到上述问题，常会耽溺于消极的愤懑不满，会本能地认为，这一切并不是己方的过错，而是环境出了问题。形象地说，敏感的家长所拥有的是一颗玻璃心——透明纯粹，远观美丽，闪烁着理想主义的缤纷光彩，但在纷纭复杂的现实面前，这种纯粹脆弱易碎，不堪一击。敏感，实则为一种精神上的洁癖。
这里就涉及我想说的第一点：有时候，家长要学会“脱敏疗法”。
所谓“脱敏疗法”，本是医学上的用语。现实社会中的“过敏原”很多，过于敏感之人，如果不学着自己强大，实在会苦不堪言。但生活中的“脱敏疗法”，绝非意味着让自己变得麻木不仁，恰恰相反，是要学会触碰“过敏原”，强壮心脏，增加“抗体”。
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羞辱的文化——一位赴美母亲对国内教育的反思》一文。作者通过女儿在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教育环境中的表现，对中国教育得出了国内主流价值观中存在着“羞辱的文化”这一结论。我注意到，这位母亲也提到了“敏感”——
“敏感、胆小、好动，基本上是家长苦恼的前三名。但是在我看来，这都是优点，不是缺点。敏感的孩子有艺术气质，有极为丰富美丽的内心世界；胆小的孩子懂得判别危险，逻辑性往往很强；好动的孩子体力充沛活力无限，行动力和勇气往往都很强。这么珍贵的特点为何会令家长苦恼？因为在外界权威评价体系中，这三项都是缺点，应该被矫正……”
她还写到：“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告诉那些总感到窝囊或是无力的人们：我们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环境。就算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也不要因为这种环境而去怀疑、羞辱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不要去相信一定要把孩子刻成一个模式才能获得幸福的鬼话。”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敏感、胆小、好动等等，客观而言，都应当属于“特点”的范畴，而非绝对地等同于“优点”。否则，我们对于那些性格大条、勇敢亦或是文静的孩子又该如何评价？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特点才可以转化为优点，反之亦然。文中所谓“外界权威评价体系”，我相信“外界”难免偏见，事实上，我也有一个敏感的孩子，也曾从小学到中学不时领教过一些对孩子的偏见或是嘲讽，但我不会就此认为“外界”存在着一个所谓“权威”的“评价体系”。
我儿子在小学时，曾遇到一位语文老师，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当时给我们带来过不小的困惑。有一位家长和我住一个小区，有一次她跑去请教那位语文老师怎么才能帮助孩子提高语文阅读理解的成绩，却只得到老师冷冷一句：“这个是你们家长辅导不了的。”那位家长悻悻而归。有一次，儿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仰起小脸问我：“妈妈，什么叫脸色？”我愕然，问他：“脸色？你是听谁说的啊？”他告诉我，是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斥责班里的孩子不懂事，并要求他们“要学会看老师的脸色”。弄清楚原因后，我好气又好笑。
后来，儿子换了位语文老师，是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班上的小家伙们却“欺生”，明里暗里都叫新老师“老王”。老王倒不计较称呼，不动声色观察了一个月后，便开始逐一施展招数，把班里最刺儿头的几个男生全都治得服服帖帖。在一次班会后，儿子回家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老王整肃班级纪律的手段：那天，班会一开始，老王便向全班同学宣布，今天要向几位同学颁奖。全班立即安静下来，极是期待地盯着老王手里的几张奖状。毕竟是小孩子，老师的奖状对他们都有着难以抵挡的诱惑。“老王”笑眯眯地先把班里一个上课总喜欢歪着身子，跟后面同学攀谈的男生叫上台，给他颁了一个“迎客松奖”——可不嘛，黄山上的迎客松就是侧姿。起初，全班同学都对此莫名其妙，不明就里。接着，老王又给一位上课永远迟到几分钟的男生颁发了一个“姗姗来迟奖”。此时，全班开始哗然。而另外一位上课从不认真听讲，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时却总喜欢东拉西扯语焉不详的男生，也被老王请上台，获得了一个“废话一箩筐奖”。至此，全班情绪高涨，都在猜测着老师手里的最后一个大奖会花落谁家。最后，一位几乎每天都在家庭作业上糊弄老师的男孩，被老王郑重颁发了一个“偷工减料奖”。可以想象，这几个大奖一发，全班立即炸开了锅。不幸中奖的那几位更像是“中了弹”，个个唉声叹气，其余人却全都笑翻了天……不得不承认老王的雷霆手段很管用，班级风气很快就被扭转了过来。
这种“铁腕”管理，也许在一些敏感的家长看来是不尊重孩子的表现，也许，是所谓“羞辱的文化”又一范例？是把孩子“刻成一个模子”的又一佐证……我却不这么看。解读老师行为的关键，就在于看其是否善意，以及能否一针见血，根治孩子身上存在的各式小毛小病。 教师和医生同被誉为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医生给孩子打针，疼吗？疼的。难道要怨恨医生，甚至暴打他一顿？我个人极赞同美国一位医生请人刻在自己墓碑上的肺腑之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对于病患而言，医生的能力是有限的，关键是能否给人带去善意的抚慰。对于成长期的孩子，老师的意义亦是如此。
小学高年级的男孩子，已经开始蹿个儿，心理上也似一匹野马驹，生命力的旺盛常常使他们无法克制地好动好玩，且创意无限。儿子喜欢拍电影，从小就立志做导演，因此，在大课间，他常常召集班里的一帮男生拍电影，他做编剧兼导演，同学们则做演员。
有一次，儿子决定拍一部《三英战吕布》武打片。结果，扮演“三英”的一个男生因为入戏太深，把“吕布”打得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老师闻讯后赶来，宣布立即解散“剧组”，以后也不准再拍电影了。从家长的角度来看，这本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至于小屁孩“剧组”出现的问题，则完全属于可“疏”而非要“堵”的问题。但这样的处理结果，很可能就断送了一个孩子的梦想。幸好，儿子回家后虽颇沮丧，却还未忘记幽默，说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让他们小学刚刚起步的“电影产业”从此一蹶不振……他后来将这件事写成了一篇习作，发表在刊物上，题目就叫作《我的电影被“禁”了》。
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却在7年后，为儿子高三冲刺电影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赢得了至关重要的高分——经历了小学电影被“禁”的风波，儿子一直没有放弃梦想。初中，他又创作并导演了一部舞台剧，在学校戏剧节上获得了好评。他自编自导自己剪辑制作完成的一部英文微电影，也获得了学校来自美国的外教老师颁发的象征意义的“奥斯卡小金人”。今年高考，儿子主动放弃了优越的保送机会，坚持要考电影专业。最有意思的是，在专业考试的面试环节，自我介绍时，儿子给考官们讲述的，正是自己小学时这段拍摄电影的经历，没想到，原本不苟言笑的考官们全都被他逗乐了。主考官当即就非常感兴趣地问他：你将来准备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难道就是《三英战吕布》？儿子对此早有准备，他回答：当然不是，那是小时候的游戏，我未来最想拍的电影是低成本科幻，这也是目前国内影业最为缺乏的类型……在今年4月中旬公布的电影学院专业考试榜单中，儿子高居他所考专业的榜首，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相信，他那段电影遭“禁”的经历功不可没。
我个人一直非常喜欢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一句话——“人是受缚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即每一个人都是由他自己塑造而成。
和孩子多谈一谈“东坡文化”
《羞辱的文化》的作者在文中，还引用了苏东坡的诗句“但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那么，我就以东坡为例，来谈一谈我想说的第三点——逆境甚至苦难对于人的价值意义。
我个人更喜欢称苏轼为“东坡”。因为相比于苏轼，这两个字中更有其丰富的生命内涵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东坡”，意味着再大的苦难也斗不败压不垮的坚韧，意味着屡屡从烈火烹炙中获得涅槃重生的生命活力，意味着饱受波折摧残之下的烂漫情怀不减。这些，才是最足以颐养孩子的营养元素。
宋神宗时期，苏轼因言获罪，史称“乌台诗案”。我们要感谢并记住湖北黄州这个地方。正是在这里，苏轼开始转向，成为了苏东坡。
贬黜黄州，是苏轼生命中第一次大的波折。他第一次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一切似乎也都变了样。原先的好友，在路上碰到了，竟以纸扇遮住半边脸，唯恐避之不及……好友亲人的冷漠疏离，对于重情重义好热闹的苏轼，恐怕最是难熬。在这块贫瘠的坡地上挥锄耕作，目光朝下，凝神聚气……这倒有助于一个人向内省察，看到自己的内心。他不埋怨，不忌恨，从昔日大文豪安安稳稳着了陆，一变而成了“坡翁”，安心做起了凡人。
耕作之余，东坡便坐在灶前，潜心尝试，小火慢炖，终于煨出了鲜亮香糯的“东坡肉”，香飘四邻。在田间地头，在灶火屋里，“坡翁”炼成了“坡仙”。
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这也是很多身处困境之人的解脱之道。“别处”，是一个能寄寓理想的遥远所在，能使人忘却营营。对“别处”而言，“此处”的现实生活是平庸琐碎的，也是忧患艰辛的。但我认为“别处”实在是个坏东西，它类似精神吗啡，虽能暂时止痛，却让人意乱神迷，看不到眼前，忘记了当下。苏东坡不躲匿，他不“生活在别处”，他崇尚“此心安处是吾乡”，所以，他从不愁眉苦脸过日子，似乎什么时候都能自在自足地活在当下，从容吸吮品咂每一样不同的人生滋味。在他，这样的生活里有真意，亦有诗意。
黄州五年，东坡不仅老农做得成功，厨师当得漂亮，诗书画也日臻精湛。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东坡：“他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月下的漫步者……”
最后，他才提及，苏东坡是诗人。东坡在黄州时期留下的皆是传世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记承天寺夜游》……
的确，东坡魅力，绝不仅仅在其诗作，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天真烂漫的大情怀。
当下流行的微文化各种鸡零狗碎，各种浅俗贫乏，正日益消耗销蚀着我们的灵魂，或许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更应当和我们的孩子多谈一谈“东坡文化”而非所谓“羞辱的文化”，学习他如何向各种苦难借力而“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智慧与能力。（作者系文学博士）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朱璐 zhulu83@126.com
浩瀚五千年历史，赋予我们这个民族太多优秀的文化，当我们迷惘之时，不妨回望一下过去，试着从我们的来路去找寻今天的教育所需要的精神支撑。
家长要学会“脱敏疗法”
我儿子小虎今年高三。随着高考的临近，我发现自己并没有陷入想象中的焦虑不安，反而屡屡“走神”，一直在反思自己陪伴儿子从小学到中学这12年间的不足。这其中，最大的遗憾竟是自己一直都不够放松。对于一些较好的教育理念，虽意识到了，也身体力行，却还是不够通透。最重要的是，常会因为来自各方的干扰而不那么肯定和坚持。另外，11年的一线记者生涯使我观察问题足够敏锐，但有些时候，这种敏锐又难免滑向敏感的边缘。
敏感不好么？
敏感和敏锐，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当自己的孩子在遭受某种苛评、遭遇某些不公时，一个敏锐的家长，会及时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并以其独特而有效的解决之道保全孩子的乐观、自信。敏感的家长则不然，遇到上述问题，常会耽溺于消极的愤懑不满，会本能地认为，这一切并不是己方的过错，而是环境出了问题。形象地说，敏感的家长所拥有的是一颗玻璃心——透明纯粹，远观美丽，闪烁着理想主义的缤纷光彩，但在纷纭复杂的现实面前，这种纯粹脆弱易碎，不堪一击。敏感，实则为一种精神上的洁癖。
这里就涉及我想说的第一点：有时候，家长要学会“脱敏疗法”。
所谓“脱敏疗法”，本是医学上的用语。现实社会中的“过敏原”很多，过于敏感之人，如果不学着自己强大，实在会苦不堪言。但生活中的“脱敏疗法”，绝非意味着让自己变得麻木不仁，恰恰相反，是要学会触碰“过敏原”，强壮心脏，增加“抗体”。
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羞辱的文化——一位赴美母亲对国内教育的反思》一文。作者通过女儿在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教育环境中的表现，对中国教育得出了国内主流价值观中存在着“羞辱的文化”这一结论。我注意到，这位母亲也提到了“敏感”——
“敏感、胆小、好动，基本上是家长苦恼的前三名。但是在我看来，这都是优点，不是缺点。敏感的孩子有艺术气质，有极为丰富美丽的内心世界；胆小的孩子懂得判别危险，逻辑性往往很强；好动的孩子体力充沛活力无限，行动力和勇气往往都很强。这么珍贵的特点为何会令家长苦恼？因为在外界权威评价体系中，这三项都是缺点，应该被矫正……”
她还写到：“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告诉那些总感到窝囊或是无力的人们：我们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环境。就算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也不要因为这种环境而去怀疑、羞辱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不要去相信一定要把孩子刻成一个模式才能获得幸福的鬼话。”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敏感、胆小、好动等等，客观而言，都应当属于“特点”的范畴，而非绝对地等同于“优点”。否则，我们对于那些性格大条、勇敢亦或是文静的孩子又该如何评价？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特点才可以转化为优点，反之亦然。文中所谓“外界权威评价体系”，我相信“外界”难免偏见，事实上，我也有一个敏感的孩子，也曾从小学到中学不时领教过一些对孩子的偏见或是嘲讽，但我不会就此认为“外界”存在着一个所谓“权威”的“评价体系”。
我儿子在小学时，曾遇到一位语文老师，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当时给我们带来过不小的困惑。有一位家长和我住一个小区，有一次她跑去请教那位语文老师怎么才能帮助孩子提高语文阅读理解的成绩，却只得到老师冷冷一句：“这个是你们家长辅导不了的。”那位家长悻悻而归。有一次，儿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仰起小脸问我：“妈妈，什么叫脸色？”我愕然，问他：“脸色？你是听谁说的啊？”他告诉我，是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斥责班里的孩子不懂事，并要求他们“要学会看老师的脸色”。弄清楚原因后，我好气又好笑。
后来，儿子换了位语文老师，是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班上的小家伙们却“欺生”，明里暗里都叫新老师“老王”。老王倒不计较称呼，不动声色观察了一个月后，便开始逐一施展招数，把班里最刺儿头的几个男生全都治得服服帖帖。在一次班会后，儿子回家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老王整肃班级纪律的手段：那天，班会一开始，老王便向全班同学宣布，今天要向几位同学颁奖。全班立即安静下来，极是期待地盯着老王手里的几张奖状。毕竟是小孩子，老师的奖状对他们都有着难以抵挡的诱惑。“老王”笑眯眯地先把班里一个上课总喜欢歪着身子，跟后面同学攀谈的男生叫上台，给他颁了一个“迎客松奖”——可不嘛，黄山上的迎客松就是侧姿。起初，全班同学都对此莫名其妙，不明就里。接着，老王又给一位上课永远迟到几分钟的男生颁发了一个“姗姗来迟奖”。此时，全班开始哗然。而另外一位上课从不认真听讲，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时却总喜欢东拉西扯语焉不详的男生，也被老王请上台，获得了一个“废话一箩筐奖”。至此，全班情绪高涨，都在猜测着老师手里的最后一个大奖会花落谁家。最后，一位几乎每天都在家庭作业上糊弄老师的男孩，被老王郑重颁发了一个“偷工减料奖”。可以想象，这几个大奖一发，全班立即炸开了锅。不幸中奖的那几位更像是“中了弹”，个个唉声叹气，其余人却全都笑翻了天……不得不承认老王的雷霆手段很管用，班级风气很快就被扭转了过来。
这种“铁腕”管理，也许在一些敏感的家长看来是不尊重孩子的表现，也许，是所谓“羞辱的文化”又一范例？是把孩子“刻成一个模子”的又一佐证……我却不这么看。解读老师行为的关键，就在于看其是否善意，以及能否一针见血，根治孩子身上存在的各式小毛小病。 教师和医生同被誉为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医生给孩子打针，疼吗？疼的。难道要怨恨医生，甚至暴打他一顿？我个人极赞同美国一位医生请人刻在自己墓碑上的肺腑之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对于病患而言，医生的能力是有限的，关键是能否给人带去善意的抚慰。对于成长期的孩子，老师的意义亦是如此。
每一个人都是由他自己塑造而成
小学高年级的男孩子，已经开始蹿个儿，心理上也似一匹野马驹，生命力的旺盛常常使他们无法克制地好动好玩，且创意无限。儿子喜欢拍电影，从小就立志做导演，因此，在大课间，他常常召集班里的一帮男生拍电影，他做编剧兼导演，同学们则做演员。
有一次，儿子决定拍一部《三英战吕布》武打片。结果，扮演“三英”的一个男生因为入戏太深，把“吕布”打得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老师闻讯后赶来，宣布立即解散“剧组”，以后也不准再拍电影了。从家长的角度来看，这本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至于小屁孩“剧组”出现的问题，则完全属于可“疏”而非要“堵”的问题。但这样的处理结果，很可能就断送了一个孩子的梦想。幸好，儿子回家后虽颇沮丧，却还未忘记幽默，说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让他们小学刚刚起步的“电影产业”从此一蹶不振……他后来将这件事写成了一篇习作，发表在刊物上，题目就叫作《我的电影被“禁”了》。
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却在7年后，为儿子高三冲刺电影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赢得了至关重要的高分——经历了小学电影被“禁”的风波，儿子一直没有放弃梦想。初中，他又创作并导演了一部舞台剧，在学校戏剧节上获得了好评。他自编自导自己剪辑制作完成的一部英文微电影，也获得了学校来自美国的外教老师颁发的象征意义的“奥斯卡小金人”。今年高考，儿子主动放弃了优越的保送机会，坚持要考电影专业。最有意思的是，在专业考试的面试环节，自我介绍时，儿子给考官们讲述的，正是自己小学时这段拍摄电影的经历，没想到，原本不苟言笑的考官们全都被他逗乐了。主考官当即就非常感兴趣地问他：你将来准备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难道就是《三英战吕布》？儿子对此早有准备，他回答：当然不是，那是小时候的游戏，我未来最想拍的电影是低成本科幻，这也是目前国内影业最为缺乏的类型……在今年4月中旬公布的电影学院专业考试榜单中，儿子高居他所考专业的榜首，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相信，他那段电影遭“禁”的经历功不可没。
我个人一直非常喜欢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一句话——“人是受缚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即每一个人都是由他自己塑造而成。
和孩子多谈一谈“东坡文化”
《羞辱的文化》的作者在文中，还引用了苏东坡的诗句“但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那么，我就以东坡为例，来谈一谈我想说的第三点——逆境甚至苦难对于人的价值意义。
我个人更喜欢称苏轼为“东坡”。因为相比于苏轼，这两个字中更有其丰富的生命内涵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东坡”，意味着再大的苦难也斗不败压不垮的坚韧，意味着屡屡从烈火烹炙中获得涅槃重生的生命活力，意味着饱受波折摧残之下的烂漫情怀不减。这些，才是最足以颐养孩子的营养元素。
宋神宗时期，苏轼因言获罪，史称“乌台诗案”。我们要感谢并记住湖北黄州这个地方。正是在这里，苏轼开始转向，成为了苏东坡。
贬黜黄州，是苏轼生命中第一次大的波折。他第一次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一切似乎也都变了样。原先的好友，在路上碰到了，竟以纸扇遮住半边脸，唯恐避之不及……好友亲人的冷漠疏离，对于重情重义好热闹的苏轼，恐怕最是难熬。在这块贫瘠的坡地上挥锄耕作，目光朝下，凝神聚气……这倒有助于一个人向内省察，看到自己的内心。他不埋怨，不忌恨，从昔日大文豪安安稳稳着了陆，一变而成了“坡翁”，安心做起了凡人。
耕作之余，东坡便坐在灶前，潜心尝试，小火慢炖，终于煨出了鲜亮香糯的“东坡肉”，香飘四邻。在田间地头，在灶火屋里，“坡翁”炼成了“坡仙”。
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这也是很多身处困境之人的解脱之道。“别处”，是一个能寄寓理想的遥远所在，能使人忘却营营。对“别处”而言，“此处”的现实生活是平庸琐碎的，也是忧患艰辛的。但我认为“别处”实在是个坏东西，它类似精神吗啡，虽能暂时止痛，却让人意乱神迷，看不到眼前，忘记了当下。苏东坡不躲匿，他不“生活在别处”，他崇尚“此心安处是吾乡”，所以，他从不愁眉苦脸过日子，似乎什么时候都能自在自足地活在当下，从容吸吮品咂每一样不同的人生滋味。在他，这样的生活里有真意，亦有诗意。
黄州五年，东坡不仅老农做得成功，厨师当得漂亮，诗书画也日臻精湛。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东坡：“他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月下的漫步者……”
最后，他才提及，苏东坡是诗人。东坡在黄州时期留下的皆是传世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记承天寺夜游》……
的确，东坡魅力，绝不仅仅在其诗作，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天真烂漫的大情怀。
当下流行的微文化各种鸡零狗碎，各种浅俗贫乏，正日益消耗销蚀着我们的灵魂，或许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更应当和我们的孩子多谈一谈“东坡文化”而非所谓“羞辱的文化”，学习他如何向各种苦难借力而“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智慧与能力。（作者系文学博士）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朱璐 zhulu8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