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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陈旭麓曾经说过：“京派是传统文化的正宗，海派是对传统的标新，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上海的怀旧最大的不同就在它的“旧”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怀旧的动机不似北京那样对传统发自内心的认同，因为城市中沉淀的历史太悠久，地位如此稳固，容不得你有太多的篡改和涂抹；而上海的怀旧就总有点想象与重构的嫌疑。就像陈丹燕说的：“上海人，从小在这样冲突、对比和斑驳的环境里成长，将五花八门，生机勃勃，鱼龙混杂的东西融化成为自己的基调，天生的不照搬任何东西，天生的改良所有的文化，使它们最终变成自己喜爱的”，所以上海的记忆中有太多想象发挥的空间。新世纪以来的上海文学中我们看到最突出的怀旧还是表现为对历史的重构。这种重构的复杂性就在于不同的经验主体，他们构建的记忆中的上海也是不同的，在文学中展现的上海也是不同的。新世纪以来上海怀旧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王安忆、陈丹燕、程乃珊等等。因为对上海怀旧的解读方式不同，他们对上海的书写构成一种张力。一方面一部分作品对老上海十里洋场的繁荣进行一种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的浮华想象，另一方面一部分作品又从其它的角度对上海的历史进行祛魅与还原。张力之下，我们窥见了上海的表与里，真与幻。
一、时尚化的怀旧：现实匮乏下的浮华想象
新世纪以来要是问哪位作家对上海曾经的上层社会最为了解，毫无疑问当属程乃珊。这位在《海上文坛》开辟过“上海FASHION”专栏，在《上海文学》上拥有“上海LADY”，“上海词典”等专栏的女作家，可以说把生活在她父辈们时代的上海上层社会的生活挖掘得不仅是“面面俱到”，而且还是在每一“面”上都做足了文章。她通过自己的作品完成了人们对上海光怪陆离，华洋交错景象的文学想象，更重要的是将这种很可能变得庸俗，堕落的景象优雅化，形成上海的符号，渐而演化为一种时尚。上海文学中的怀旧具有了商业化的功能，也许是新世纪以来上海文学怀旧与以前相比最大的不同。程乃珊在无意中将上海的怀旧作为了一种商品在运作，从目前的业绩来看，她倒卖上海的怀旧还是很成功的。最值得肯定的是她迎合我们(特别是那些外地人)对上海的想象和预期，展现了这个城市最乐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一面。
过去人们看上海的历史无不是从矗立在外滩、淮海路上的高楼以及散落在各个街道上的西式洋房中想象十里洋场当年的热闹和风光。也许是说得多了读者和作家们都有些审美疲劳，要找些别的花头讲讲。于是新世纪以来上海的作家们纷纷从上海的细节人手，在仍旧鲜活的历史上做文章。就像是T台上模特们的走秀，在上海最能秀出老上海风情的人群就是那些过去不说富贵至少也是殷实人家的太太、小姐、先生们。在程乃珊的笔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摇身一变成为了海派的注册商标，而他们也随之变成了这些商标的形象代言人。上海最早的国产“绅士”们就是现在的“老克勒”，老克勒的门槛就是：“比专业人士海派，比离休干部洋派，比暴发户气派，他们必受过高等教育或有过一段得意的过去，能讲几句美国口音的流利英文”③，为人机灵活络，社交能力强。他们身上总是透着旧上海时尚的味道，身影闪现在“华山路上的红宝石、国际饭店、金门饭店、华侨大厦”等昔日上海的华都。年轻的时候，这些小开是当时上海的“富二代”，外表上判断应该是陈乃珊所说的有着3R或4R的装备。到哪他们都不会忘了要穿美国南部棉花做的ARROW衬衫，脚上一双英国SAXON的皮鞋，鞋子里面必备一双叫做英国INTERwooLEN牌子的袜子。有了这么一身家当，相必当年走到哪里他们都引领着上海时尚的潮流。有这样的上海先生，背后必有一群不甘示弱的上海太太、小姐们。她们一定要是“中西、圣玛利亚、稗文、启秀、等教会贵族女校高中毕业……她们专业通常是教育、英国文学、社会学等很软性、很文化、很合适女性的专业”。这些有家世、教养的女性中的佼佼者，出入的不是DDS，喜德式这样的咖啡厅，就是更高档社交会所。当然百乐门这样的舞厅是有失她们身份的，跳舞是要去国际饭店十四楼；购物当然是永安、先施这样的百货公司；住的虽不能都是花园洋房，但也要住在有厨房、卫生间、保姆间的高档公寓里。她们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在家里她们能两元的菜金一天，六菜一汤，二大荤，二小荤，剩下一个蛋壳都烩汤地将家里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在外面能为先生挣足面子。时髦的上海先生与女士们构成了上海的活历史，是引领着上海的怀旧时尚的活坐标。
当然程乃珊展现的老上海，是建构在她个人经验之上的，她出身在一个祖上曾经是香港中国银行经理，家中往来无白丁的家庭。只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都已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历经政治动荡，家族往昔的繁荣早已经不见。唯一剩下的就是老一辈人聊以自慰的不断回忆，以及他们举手投足间透露出来的生活品位，可以证实他们曾经有过那样的生活。所以程乃珊对家族昔日辉煌的眷恋是可想而知的，她的字里行间流出来的让贫下中农们看不惯的矫情是可以原谅的，如张爱玲所说：“为了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嘹望将来要明晰、亲切”⑤。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她对她听来和想来的历史地重新建构，至少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表面上，很符合上海人气质的老上海。
二、两种在场：历史的祛魅与还原
陈丹燕曾经说上海人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向着大街的生活，就像是向着大街的那一面霓虹闪烁，专门接受别人目光的考验；另一种就是藏在弄堂里后门的风景。程乃珊为我们展现的是摆在台面上的上海，而陈丹燕和王安忆则深入到第二种生活中的上海，表现祛魅与还原后的上海生活。
1.传奇过后：“在场”的历史真实
新世纪初，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和《上海的金枝玉叶》的出版，让她的上海书写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味道。同样是写上海曾经的上流社会的人群，她的书写比起陈乃珊的专栏文章就显得更加持重，客观。这两部传记小说都采取照片为图像佐证，加上当事人以及身边的亲朋的回忆的形式，力图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从而让郭婉莹和姚姚跌宕起伏的一生再现。陈丹燕对历史的怀旧与程乃珊不同在于，她笔下的人物虽然生在上层家庭，但她再现的更多的是平常心，而不是他们曾经光彩夺目的上流社会生活。他们的富贵生活也不是只有光彩夺目的一面，在动荡波折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种浮华人生只是他们长久一生中的一段前奏。家族和个人在世事变迁时所经历的惶惑与狼狈，与他们的光鲜生活在时间的比例上是对等的。郭婉莹六岁时从澳大利亚来到上海，父亲郭标应孙中山的邀请在上海创办了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在以后的29年里，郭婉莹在上海过着人人羡慕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她的姐姐玩当年新进口的美国汽车，她的哥哥喜欢跳舞，而她玩的是时装，在国际饭店里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公子创立中国第一家现代女子时装沙龙。可是在她漫 长的九十年的生命中，光环照耀的上海生活毕竟是短暂的，等待她更多的是生活的苦难和磨炼。她曾经在深夜将自己那个在麻省理工学院留过学的很“FUN”洋派丈夫从一个风流寡妇家里领回，接着就是解放后公私合营，家族的四分五裂，丈夫被抓并死在狱中。祸不单行让这个人人仰望的郭家千金尝遍了世事沧桑，她在青浦挖过鱼塘，在市场卖过鸡蛋，每天倒盛满粪水的马桶……但她最终得到了圆满，因为生活的坎坷让她体会了生命的丰富，得到了人生的顿悟。
而作为沪上名作家姚克和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的一生却没有那么幸运，她还来不及反思自己的人生为什么会是这样，就在意外中结束了生命。这个从小就生活在母亲耀眼光环下的女孩，就像她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演的那个头戴蝴蝶结，穿着白纱绣花裙，会弹钢琴的小公主一样，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上海女孩。可是谁也不会知道，这个在照片里总能按照妈妈的心愿做出很幸福样子的女孩，在她习惯垂下的眼皮下面藏着多少不能言说的心事。那位外人看起来慈爱、有修养的明星母亲在家里沉着脸，扇自己女儿的耳光跟扇自己丈夫的耳光一样，毫不含糊，准而响亮。文革中母亲的跳楼自杀，最爱的人以自残方式自杀在乡下，接着就是舍弃自己未婚生育的孩子等磨难，让她人人羡慕的人生荡然无存，在她昏头昏脑还来不及品味什么叫做人生苦短的时候，她的生命就永远停止在南京西路被车压扁的身体上了。一个是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资本家小姐的一生，一个是红遍上海滩，被毛主席多次接见的上官云珠的女儿的一生。同样对同一群体的人群的怀旧，陈丹燕丰富和完整了上海怀旧中对上海上层社会生活的书写。他们的故事校正着我们对老上海的肤浅想象，告诉我们上海值得回忆的不仅仅是高跟鞋、咖啡屋、高楼洋房，真正值得回味的是人生跌宕后的平淡与繁华落尽后的感悟。
2.回归平凡：儿童视角下的还原
由于陈丹燕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验，使其创作视野仍旧局限在与程乃珊相同的上海上层社会的圈子中，所以她的校正还只是停留在对上海繁华景象的补充和解构。可是对于王安忆来说她更执著于对上海粗糙一面的还原。从1996年《长恨歌》的创作开始，王安忆就找到了能够准确再现上海粗糙一面的空间：遍布在上海大街小巷里的“弄堂”。之所以选择弄堂是因为这个被高楼和大厦逐渐掩盖的建筑空间，是上海人生活的最主要的空间。弄堂是上海人的私密空间，藏着他们最不愿意让人看到的真实生活：“弄堂作为上海普通市民主要的生存环境，明显地制约着上海人的日常起居，饮食男女的基本生活方式。弄堂的环境与花园洋房、公寓大楼截然不同。这个差别不仅是物质条件上的，更是文化心理上的……弄堂作为上海最悠久，稳固的社会形态，凝聚着上海人的共同精神品格特征，从中可以看到一幅最逼真的上海生态图”。可以说王安忆对弄堂的全景展示修补了上海怀旧中世俗一面的缺失，在流水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上海独有的人文风貌。
新世纪以来王安忆对弄堂生活的追忆突出的特点是通过孩子的视角完成的。从孩子的视角展现弄堂人家的生活，王安忆是有用心的。因为儿童是一个没有社会阅历的群体，他们观照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通过儿童的视角可以“使作家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与立场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借助于这一视角，作家主体还原到逼真的儿童心态和视界，重新体验了对世界的认识，在陌生化的体验中重构—个区别于成人理性的艺术世界”。在弄堂的狭小空间里，作家通过孩子的眼睛构建的世界更能逼近现实的真实。由于孩子的心理还不至于成熟到可以对眼前的不同空间的隔阂做价值判断，只能通过直觉来判断一切，从本能反映中感知浮在现象表面上的不同弄堂之间，家与家、人与人的不同。这恰恰展现了这个城市隐藏在民间最真实的生活场景，人性的张弛在这里暴露无疑。
首先展现的是因为孩子的天真、鲁莽、心无城府，让他们有机会感受别人感受不到的弄堂里的阴暗、暧昧、恐怖的气息。这种气息会是弥漫在弄堂中特有的体味“狭弄里雍塞了一种类似情欲的气味，是由涨益的奶水、汗水、雪花膏、头油的气味组成”；或许是孩子在一个不经意的好奇中发现的一个死角里传达的气息：“嗅到灰尘的气味，藏在地板夹层里，肥得流油，人踩在地板上，便从缝里—蓬—蓬溢出来，就好像是房子的体液。你一伸手，都能我握一把，蛛网似的，又呈粉末状，滑溜，又粘腻，而且，温乎乎的”⑨；或许它会是渗透在人群聚集的空间中，只有孩子能发现的特别气息，比如厨房的丰饶中肥腻，藏污纳垢的气息：几经冲刷的厨房地板油腻、肥沃而且长出黑色的植物一霉，而且还有老鼠、蟑螂、蚰蜒和肥硕、丰润、湿漉漉的西瓜虫。
其次，弄堂里孩子的游戏，隐藏着森严的等级，这种等级是另一类的潜规则。在这个规则里隐藏着身份、家庭、教养不同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这种等级电许会是孩子们在游戏中圈定的弄堂之间的界限，或是只有孩子的敏感才能捕捉到的成人身上微妙的信息。如在《后窗》中孩子之间的纠纷终于引来了从不进入“我们”弄堂里的小老鼠兄弟的母亲。这个身材高大，没有笑容，眉头紧蹙，十分堂正的女人在跨进“我们”弄堂的一刹那，就展现了那个弄堂里的女人对我们这个弄堂里的人的戒备和隔阂，“这妇人从她的顶楼下来，并且跨过两条弄堂的间的墙基——那象征性的边界，来到我们弄堂，虽然是屈尊，却威仪忆旧”，她举动中的细节泄露了弄堂里成人之间微妙的心机：“我家保姆此时打开院门，犹如外交升级，那妇人并未理睬。她看都不看我一眼……只是注意地朝门里，我们家的房间看了一眼，转身走了”。弄堂人家之间身份、地位的窥视与比较，在这个由于孩子之间的争执所引起的成人之间的交涉中展露无遗。潜规则还会在自己与邻家弄堂里撞进的孩子身上与众不同气质的比较中，浮出水面。如《桃之天天》中从街上公寓弄堂里闯进到我们后弄的那个孩子，她的出现与后弄孩子形成一种截然不同的对比“她的衣裤都相当的合体，不像这条弄里的孩子，因都承上启下，所以不是大就是小，或是拼接与缝补过的。这小外来客的短外套样式很新颖，灰色薄呢质料，袖口很宽，齐腰，像一口小钟，里面是细绒线衣”，一时的好奇并没有让她与后弄孩子的友谊维持多久，最终她还是知道了“住在后弄里的人都是低下的”，并毅然地拒绝了郁晓秋的友谊。
第三，在看似静如止水的弄堂里还隐藏着不动声色的暴力。这种暴力会是孩子游戏中的残酷，弄堂里安静的疯子“皮带”，总是横卧在楼梯上，让弄堂里都要从他：身上跨过去，尽管是恶作剧的游戏，竞成了幼年的我梦中永远的恐惧。《黑弄堂》里因为孩子们中间的禁忌与玩笑，剥夺了还称不上女生的小女孩对男孩单纯的友谊和依赖。弄堂的暴力还在于流散在弄堂空气中的流言对人造成的戳伤。有人说：“弄堂是个隐秘的地方，是流言滋生地。流言是弄堂的精神实质，是隐秘的痛处。”弄堂的残酷往往是通过流言来实施的，郁晓秋这个在流言中长的女孩，由于私生子的出身，让她还未成人就被人 们打了生性风流的印记。流言让她从小就生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孤独寂寞的长大，甚至不动声色地夺取了她本该拥有的幸福。
从程乃珊到陈丹燕、王安忆，我们看到新世纪以来在上海文学怀旧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尽管他们对上海的解剖方式不一样，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回归上海的日常生活，创作有浓郁海派地域风味的上海文学。程乃珊对老上海时尚化的追忆，是对上海本土风尚的包装。陈丹燕通过对上海传奇祛魅，将上海的传奇写实化。而王安忆对上海粗糙一面的展现，丰富和立体了人们对上海怀旧想象，让这个城市的存在更加真实。这三位女作家对上海的怀旧在一定程度上对长时期以来的上海怀旧潮起着预防和纠偏的作用。上海的怀旧是存在隐疾的，掺入了太多的西方想象，很容易让文学的怀旧在消费社会被当作商品来操纵。正如陈惠芬所说“如果历史的‘在场’相当程度上不过是‘焦虑症’和消费主义的产物，本是已是水中月、镜中花，那么以此折射的‘未来’，岂不更为虚幻，成了柏拉图所谓的‘镜子的镜子’”，如果这种预言成真，怀旧早晚一天都会是打着MADE IN CHINA标记的LV和PRADA，偏离作为文学求真，求实的根本，成为无根的粗制滥造的仿造品。自然上海这座城市在文学中的形象也会越来越模糊起来。所以这三位女作家的创作让在一定程度上海的怀旧百变不离其中，预防着上海时时会被“被消费”的趋向。
就新世纪以来上海文学的创作现状而言，这三位作家又共同地与当下上海文学“被消费”的创作趋向形成一种对峙。一方面是她们通过怀旧努力让上海回到它最本质的本土特色。另一方面以卫慧、棉棉和郭敬明为代表的新生代的上海文学作家，他们又努力将上海文学向消费时代推进。《上海宝贝》、《我的禅》和《小时代2.0》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让人们认定，上海是消费时代最佳的代言城市，消费也是最符合这个城市气质的城市个性。尽管里面鱼龙混杂，良莠并存，但都在这个城市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这种表现如果不加遏制地蔓延下去，终将会让上海文学呈现出对消费景观下的都市后遗症缺乏反思和批判能力。而王安忆、程乃珊等作家通过记忆努力拉近与历史的距离。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像一颗定心丸，定住了上海文学的基调，对消费时代下的上海文学有着掣肘的作用。这种掣肘不是阻碍，而是让当下的上海文学在城市文化内涵上有所倚重，不让其堕落成为消费时代的消费品，在城市寻根中保留上海的本色。这也正是对上海进行多样化怀旧的价值所在。
一、时尚化的怀旧：现实匮乏下的浮华想象
新世纪以来要是问哪位作家对上海曾经的上层社会最为了解，毫无疑问当属程乃珊。这位在《海上文坛》开辟过“上海FASHION”专栏，在《上海文学》上拥有“上海LADY”，“上海词典”等专栏的女作家，可以说把生活在她父辈们时代的上海上层社会的生活挖掘得不仅是“面面俱到”，而且还是在每一“面”上都做足了文章。她通过自己的作品完成了人们对上海光怪陆离，华洋交错景象的文学想象，更重要的是将这种很可能变得庸俗，堕落的景象优雅化，形成上海的符号，渐而演化为一种时尚。上海文学中的怀旧具有了商业化的功能，也许是新世纪以来上海文学怀旧与以前相比最大的不同。程乃珊在无意中将上海的怀旧作为了一种商品在运作，从目前的业绩来看，她倒卖上海的怀旧还是很成功的。最值得肯定的是她迎合我们(特别是那些外地人)对上海的想象和预期，展现了这个城市最乐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一面。
过去人们看上海的历史无不是从矗立在外滩、淮海路上的高楼以及散落在各个街道上的西式洋房中想象十里洋场当年的热闹和风光。也许是说得多了读者和作家们都有些审美疲劳，要找些别的花头讲讲。于是新世纪以来上海的作家们纷纷从上海的细节人手，在仍旧鲜活的历史上做文章。就像是T台上模特们的走秀，在上海最能秀出老上海风情的人群就是那些过去不说富贵至少也是殷实人家的太太、小姐、先生们。在程乃珊的笔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摇身一变成为了海派的注册商标，而他们也随之变成了这些商标的形象代言人。上海最早的国产“绅士”们就是现在的“老克勒”，老克勒的门槛就是：“比专业人士海派，比离休干部洋派，比暴发户气派，他们必受过高等教育或有过一段得意的过去，能讲几句美国口音的流利英文”③，为人机灵活络，社交能力强。他们身上总是透着旧上海时尚的味道，身影闪现在“华山路上的红宝石、国际饭店、金门饭店、华侨大厦”等昔日上海的华都。年轻的时候，这些小开是当时上海的“富二代”，外表上判断应该是陈乃珊所说的有着3R或4R的装备。到哪他们都不会忘了要穿美国南部棉花做的ARROW衬衫，脚上一双英国SAXON的皮鞋，鞋子里面必备一双叫做英国INTERwooLEN牌子的袜子。有了这么一身家当，相必当年走到哪里他们都引领着上海时尚的潮流。有这样的上海先生，背后必有一群不甘示弱的上海太太、小姐们。她们一定要是“中西、圣玛利亚、稗文、启秀、等教会贵族女校高中毕业……她们专业通常是教育、英国文学、社会学等很软性、很文化、很合适女性的专业”。这些有家世、教养的女性中的佼佼者，出入的不是DDS，喜德式这样的咖啡厅，就是更高档社交会所。当然百乐门这样的舞厅是有失她们身份的，跳舞是要去国际饭店十四楼；购物当然是永安、先施这样的百货公司；住的虽不能都是花园洋房，但也要住在有厨房、卫生间、保姆间的高档公寓里。她们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在家里她们能两元的菜金一天，六菜一汤，二大荤，二小荤，剩下一个蛋壳都烩汤地将家里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在外面能为先生挣足面子。时髦的上海先生与女士们构成了上海的活历史，是引领着上海的怀旧时尚的活坐标。
当然程乃珊展现的老上海，是建构在她个人经验之上的，她出身在一个祖上曾经是香港中国银行经理，家中往来无白丁的家庭。只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都已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历经政治动荡，家族往昔的繁荣早已经不见。唯一剩下的就是老一辈人聊以自慰的不断回忆，以及他们举手投足间透露出来的生活品位，可以证实他们曾经有过那样的生活。所以程乃珊对家族昔日辉煌的眷恋是可想而知的，她的字里行间流出来的让贫下中农们看不惯的矫情是可以原谅的，如张爱玲所说：“为了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嘹望将来要明晰、亲切”⑤。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她对她听来和想来的历史地重新建构，至少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表面上，很符合上海人气质的老上海。
二、两种在场：历史的祛魅与还原
陈丹燕曾经说上海人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向着大街的生活，就像是向着大街的那一面霓虹闪烁，专门接受别人目光的考验；另一种就是藏在弄堂里后门的风景。程乃珊为我们展现的是摆在台面上的上海，而陈丹燕和王安忆则深入到第二种生活中的上海，表现祛魅与还原后的上海生活。
1.传奇过后：“在场”的历史真实
新世纪初，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和《上海的金枝玉叶》的出版，让她的上海书写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味道。同样是写上海曾经的上流社会的人群，她的书写比起陈乃珊的专栏文章就显得更加持重，客观。这两部传记小说都采取照片为图像佐证，加上当事人以及身边的亲朋的回忆的形式，力图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从而让郭婉莹和姚姚跌宕起伏的一生再现。陈丹燕对历史的怀旧与程乃珊不同在于，她笔下的人物虽然生在上层家庭，但她再现的更多的是平常心，而不是他们曾经光彩夺目的上流社会生活。他们的富贵生活也不是只有光彩夺目的一面，在动荡波折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种浮华人生只是他们长久一生中的一段前奏。家族和个人在世事变迁时所经历的惶惑与狼狈，与他们的光鲜生活在时间的比例上是对等的。郭婉莹六岁时从澳大利亚来到上海，父亲郭标应孙中山的邀请在上海创办了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在以后的29年里，郭婉莹在上海过着人人羡慕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她的姐姐玩当年新进口的美国汽车，她的哥哥喜欢跳舞，而她玩的是时装，在国际饭店里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公子创立中国第一家现代女子时装沙龙。可是在她漫 长的九十年的生命中，光环照耀的上海生活毕竟是短暂的，等待她更多的是生活的苦难和磨炼。她曾经在深夜将自己那个在麻省理工学院留过学的很“FUN”洋派丈夫从一个风流寡妇家里领回，接着就是解放后公私合营，家族的四分五裂，丈夫被抓并死在狱中。祸不单行让这个人人仰望的郭家千金尝遍了世事沧桑，她在青浦挖过鱼塘，在市场卖过鸡蛋，每天倒盛满粪水的马桶……但她最终得到了圆满，因为生活的坎坷让她体会了生命的丰富，得到了人生的顿悟。
而作为沪上名作家姚克和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的一生却没有那么幸运，她还来不及反思自己的人生为什么会是这样，就在意外中结束了生命。这个从小就生活在母亲耀眼光环下的女孩，就像她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演的那个头戴蝴蝶结，穿着白纱绣花裙，会弹钢琴的小公主一样，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上海女孩。可是谁也不会知道，这个在照片里总能按照妈妈的心愿做出很幸福样子的女孩，在她习惯垂下的眼皮下面藏着多少不能言说的心事。那位外人看起来慈爱、有修养的明星母亲在家里沉着脸，扇自己女儿的耳光跟扇自己丈夫的耳光一样，毫不含糊，准而响亮。文革中母亲的跳楼自杀，最爱的人以自残方式自杀在乡下，接着就是舍弃自己未婚生育的孩子等磨难，让她人人羡慕的人生荡然无存，在她昏头昏脑还来不及品味什么叫做人生苦短的时候，她的生命就永远停止在南京西路被车压扁的身体上了。一个是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资本家小姐的一生，一个是红遍上海滩，被毛主席多次接见的上官云珠的女儿的一生。同样对同一群体的人群的怀旧，陈丹燕丰富和完整了上海怀旧中对上海上层社会生活的书写。他们的故事校正着我们对老上海的肤浅想象，告诉我们上海值得回忆的不仅仅是高跟鞋、咖啡屋、高楼洋房，真正值得回味的是人生跌宕后的平淡与繁华落尽后的感悟。
2.回归平凡：儿童视角下的还原
由于陈丹燕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验，使其创作视野仍旧局限在与程乃珊相同的上海上层社会的圈子中，所以她的校正还只是停留在对上海繁华景象的补充和解构。可是对于王安忆来说她更执著于对上海粗糙一面的还原。从1996年《长恨歌》的创作开始，王安忆就找到了能够准确再现上海粗糙一面的空间：遍布在上海大街小巷里的“弄堂”。之所以选择弄堂是因为这个被高楼和大厦逐渐掩盖的建筑空间，是上海人生活的最主要的空间。弄堂是上海人的私密空间，藏着他们最不愿意让人看到的真实生活：“弄堂作为上海普通市民主要的生存环境，明显地制约着上海人的日常起居，饮食男女的基本生活方式。弄堂的环境与花园洋房、公寓大楼截然不同。这个差别不仅是物质条件上的，更是文化心理上的……弄堂作为上海最悠久，稳固的社会形态，凝聚着上海人的共同精神品格特征，从中可以看到一幅最逼真的上海生态图”。可以说王安忆对弄堂的全景展示修补了上海怀旧中世俗一面的缺失，在流水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上海独有的人文风貌。
新世纪以来王安忆对弄堂生活的追忆突出的特点是通过孩子的视角完成的。从孩子的视角展现弄堂人家的生活，王安忆是有用心的。因为儿童是一个没有社会阅历的群体，他们观照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通过儿童的视角可以“使作家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与立场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借助于这一视角，作家主体还原到逼真的儿童心态和视界，重新体验了对世界的认识，在陌生化的体验中重构—个区别于成人理性的艺术世界”。在弄堂的狭小空间里，作家通过孩子的眼睛构建的世界更能逼近现实的真实。由于孩子的心理还不至于成熟到可以对眼前的不同空间的隔阂做价值判断，只能通过直觉来判断一切，从本能反映中感知浮在现象表面上的不同弄堂之间，家与家、人与人的不同。这恰恰展现了这个城市隐藏在民间最真实的生活场景，人性的张弛在这里暴露无疑。
首先展现的是因为孩子的天真、鲁莽、心无城府，让他们有机会感受别人感受不到的弄堂里的阴暗、暧昧、恐怖的气息。这种气息会是弥漫在弄堂中特有的体味“狭弄里雍塞了一种类似情欲的气味，是由涨益的奶水、汗水、雪花膏、头油的气味组成”；或许是孩子在一个不经意的好奇中发现的一个死角里传达的气息：“嗅到灰尘的气味，藏在地板夹层里，肥得流油，人踩在地板上，便从缝里—蓬—蓬溢出来，就好像是房子的体液。你一伸手，都能我握一把，蛛网似的，又呈粉末状，滑溜，又粘腻，而且，温乎乎的”⑨；或许它会是渗透在人群聚集的空间中，只有孩子能发现的特别气息，比如厨房的丰饶中肥腻，藏污纳垢的气息：几经冲刷的厨房地板油腻、肥沃而且长出黑色的植物一霉，而且还有老鼠、蟑螂、蚰蜒和肥硕、丰润、湿漉漉的西瓜虫。
其次，弄堂里孩子的游戏，隐藏着森严的等级，这种等级是另一类的潜规则。在这个规则里隐藏着身份、家庭、教养不同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这种等级电许会是孩子们在游戏中圈定的弄堂之间的界限，或是只有孩子的敏感才能捕捉到的成人身上微妙的信息。如在《后窗》中孩子之间的纠纷终于引来了从不进入“我们”弄堂里的小老鼠兄弟的母亲。这个身材高大，没有笑容，眉头紧蹙，十分堂正的女人在跨进“我们”弄堂的一刹那，就展现了那个弄堂里的女人对我们这个弄堂里的人的戒备和隔阂，“这妇人从她的顶楼下来，并且跨过两条弄堂的间的墙基——那象征性的边界，来到我们弄堂，虽然是屈尊，却威仪忆旧”，她举动中的细节泄露了弄堂里成人之间微妙的心机：“我家保姆此时打开院门，犹如外交升级，那妇人并未理睬。她看都不看我一眼……只是注意地朝门里，我们家的房间看了一眼，转身走了”。弄堂人家之间身份、地位的窥视与比较，在这个由于孩子之间的争执所引起的成人之间的交涉中展露无遗。潜规则还会在自己与邻家弄堂里撞进的孩子身上与众不同气质的比较中，浮出水面。如《桃之天天》中从街上公寓弄堂里闯进到我们后弄的那个孩子，她的出现与后弄孩子形成一种截然不同的对比“她的衣裤都相当的合体，不像这条弄里的孩子，因都承上启下，所以不是大就是小，或是拼接与缝补过的。这小外来客的短外套样式很新颖，灰色薄呢质料，袖口很宽，齐腰，像一口小钟，里面是细绒线衣”，一时的好奇并没有让她与后弄孩子的友谊维持多久，最终她还是知道了“住在后弄里的人都是低下的”，并毅然地拒绝了郁晓秋的友谊。
第三，在看似静如止水的弄堂里还隐藏着不动声色的暴力。这种暴力会是孩子游戏中的残酷，弄堂里安静的疯子“皮带”，总是横卧在楼梯上，让弄堂里都要从他：身上跨过去，尽管是恶作剧的游戏，竞成了幼年的我梦中永远的恐惧。《黑弄堂》里因为孩子们中间的禁忌与玩笑，剥夺了还称不上女生的小女孩对男孩单纯的友谊和依赖。弄堂的暴力还在于流散在弄堂空气中的流言对人造成的戳伤。有人说：“弄堂是个隐秘的地方，是流言滋生地。流言是弄堂的精神实质，是隐秘的痛处。”弄堂的残酷往往是通过流言来实施的，郁晓秋这个在流言中长的女孩，由于私生子的出身，让她还未成人就被人 们打了生性风流的印记。流言让她从小就生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孤独寂寞的长大，甚至不动声色地夺取了她本该拥有的幸福。
从程乃珊到陈丹燕、王安忆，我们看到新世纪以来在上海文学怀旧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尽管他们对上海的解剖方式不一样，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回归上海的日常生活，创作有浓郁海派地域风味的上海文学。程乃珊对老上海时尚化的追忆，是对上海本土风尚的包装。陈丹燕通过对上海传奇祛魅，将上海的传奇写实化。而王安忆对上海粗糙一面的展现，丰富和立体了人们对上海怀旧想象，让这个城市的存在更加真实。这三位女作家对上海的怀旧在一定程度上对长时期以来的上海怀旧潮起着预防和纠偏的作用。上海的怀旧是存在隐疾的，掺入了太多的西方想象，很容易让文学的怀旧在消费社会被当作商品来操纵。正如陈惠芬所说“如果历史的‘在场’相当程度上不过是‘焦虑症’和消费主义的产物，本是已是水中月、镜中花，那么以此折射的‘未来’，岂不更为虚幻，成了柏拉图所谓的‘镜子的镜子’”，如果这种预言成真，怀旧早晚一天都会是打着MADE IN CHINA标记的LV和PRADA，偏离作为文学求真，求实的根本，成为无根的粗制滥造的仿造品。自然上海这座城市在文学中的形象也会越来越模糊起来。所以这三位女作家的创作让在一定程度上海的怀旧百变不离其中，预防着上海时时会被“被消费”的趋向。
就新世纪以来上海文学的创作现状而言，这三位作家又共同地与当下上海文学“被消费”的创作趋向形成一种对峙。一方面是她们通过怀旧努力让上海回到它最本质的本土特色。另一方面以卫慧、棉棉和郭敬明为代表的新生代的上海文学作家，他们又努力将上海文学向消费时代推进。《上海宝贝》、《我的禅》和《小时代2.0》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让人们认定，上海是消费时代最佳的代言城市，消费也是最符合这个城市气质的城市个性。尽管里面鱼龙混杂，良莠并存，但都在这个城市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这种表现如果不加遏制地蔓延下去，终将会让上海文学呈现出对消费景观下的都市后遗症缺乏反思和批判能力。而王安忆、程乃珊等作家通过记忆努力拉近与历史的距离。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像一颗定心丸，定住了上海文学的基调，对消费时代下的上海文学有着掣肘的作用。这种掣肘不是阻碍，而是让当下的上海文学在城市文化内涵上有所倚重，不让其堕落成为消费时代的消费品，在城市寻根中保留上海的本色。这也正是对上海进行多样化怀旧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