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一玮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21.1
68.00元
张一玮
毕业于南开大学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文艺批评和电影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本书透视了中国文学名著作品的当代电影化生产过程,研讨文学资源以何种方式介入当代电影生产,以及如何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机制展开文本层面的互动,影片文本改编过程中形成了何种美学特质和艺术特性。通过以上的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提供参考,并透视当代电影精品创造的机制、语境与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作品的电影改编致力于实现的文化功能中,国民教育与休闲娱乐的结合是一个探索的方向。但娱乐性的权重随90年代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和大众消费文化浪潮的迅速兴起而增强,形成了深刻影响改编实践的因素。与此同时,基于国家文化发展需要的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文學经典因此得到了特定电影工业和社会语境背景下有目的的重叙和再创造,有可能在国家、社会、商业、大众等不同维度上生成其意义。如以改编版的目的和意义指向进行区分,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当代电影改编曾出现以下主要类型,它们当中都可能出现电影艺术精品。
第一类,国民教育式改编。这种改编类型中,原作中现代知识分子式的情怀往往使作品具有思想的深度,改编版也致力于凸显作品对过往时代历史与社会的认知价值,较易产生图解原作的倾向。电影改编版所承载的特定时代的历史与其创作完成的时代彼此相隔,但历史主义式的逻辑贯穿了两者——前者或者为后者提供合法性论述,或者成为后者的镜鉴。影片《药》是这方面的代表,它较为直露地表达了现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语境下的历史话语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一部引导观众“从当代认识和把握过去”的电影。《阿Q正传》是更为折中与温和的国民教育式改编,它同样包含注解和诠释的意味。以鲁迅作品的电影改编而论,这一改编类型无法脱离原作的精髓部分——建立在民族寓言基础上的、独特的知识分子话语及其表述。
第二类,通俗普及化改编。前文提及的《子夜》《骆驼祥子》《雷雨》《日出》《边城》《春桃》等作品的电影改编版都可归入此类。影片在改编策略上表露出致敬原作和原作者之意,系以影片的形式承接和维系文学家及其作品的经典性,以审美价值的实现作为影片艺术诉求的侧重。在此类别中,按照原作的叙事性文学特征,还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如沈从文、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中的抒情化特征,老舍作品对地方民俗的关注等,都可对应不同的改编策略,以此实现符合大众趣味的通俗化改编。
第三类,大众化商业改编。此种类型的案例中,《烟雨长河》的情节和叙述上虽有缺陷,但在商业影片混合类型方面做出了尝试。跨地区电影合作的语境下,《丈夫》《鬼恋》的电影改编版都曾进行了有利于商业化运作与商业目标实现的尝试。跨国资本背景下,《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重叙/解构式改编使类似的倾向被推向极致。这些商业语境下的改编版中,湘西、老上海和古代宫廷的形象都是怀旧式的。
第四类,艺术化改编。有别于通俗普及化改编中的艺术性,此类改编版包含更丰富的文化反思性和形式探索性。影片《湘女萧萧》在“完美改编”中创造了原作不具备的整体象征意义,《红玫瑰与白玫瑰》于商业片面目下隐藏了有关性别、族裔、文化身份等议题的艺术化探索,隐含了艺术作品对自身形式与内涵的创造性探索。前者超越了大众化通俗改编中的“普及”诉求,后者克服了跨地区商业影片因类型化造成的单一性。
以今日的主流观点来看,文艺作品中的精品尤其应注意处理社会效益与商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这是当前思考文艺精品生产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原则问题。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21.1
68.00元
张一玮
毕业于南开大学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文艺批评和电影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本书透视了中国文学名著作品的当代电影化生产过程,研讨文学资源以何种方式介入当代电影生产,以及如何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机制展开文本层面的互动,影片文本改编过程中形成了何种美学特质和艺术特性。通过以上的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提供参考,并透视当代电影精品创造的机制、语境与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作品的电影改编致力于实现的文化功能中,国民教育与休闲娱乐的结合是一个探索的方向。但娱乐性的权重随90年代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和大众消费文化浪潮的迅速兴起而增强,形成了深刻影响改编实践的因素。与此同时,基于国家文化发展需要的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文學经典因此得到了特定电影工业和社会语境背景下有目的的重叙和再创造,有可能在国家、社会、商业、大众等不同维度上生成其意义。如以改编版的目的和意义指向进行区分,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当代电影改编曾出现以下主要类型,它们当中都可能出现电影艺术精品。
第一类,国民教育式改编。这种改编类型中,原作中现代知识分子式的情怀往往使作品具有思想的深度,改编版也致力于凸显作品对过往时代历史与社会的认知价值,较易产生图解原作的倾向。电影改编版所承载的特定时代的历史与其创作完成的时代彼此相隔,但历史主义式的逻辑贯穿了两者——前者或者为后者提供合法性论述,或者成为后者的镜鉴。影片《药》是这方面的代表,它较为直露地表达了现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语境下的历史话语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一部引导观众“从当代认识和把握过去”的电影。《阿Q正传》是更为折中与温和的国民教育式改编,它同样包含注解和诠释的意味。以鲁迅作品的电影改编而论,这一改编类型无法脱离原作的精髓部分——建立在民族寓言基础上的、独特的知识分子话语及其表述。
第二类,通俗普及化改编。前文提及的《子夜》《骆驼祥子》《雷雨》《日出》《边城》《春桃》等作品的电影改编版都可归入此类。影片在改编策略上表露出致敬原作和原作者之意,系以影片的形式承接和维系文学家及其作品的经典性,以审美价值的实现作为影片艺术诉求的侧重。在此类别中,按照原作的叙事性文学特征,还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如沈从文、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中的抒情化特征,老舍作品对地方民俗的关注等,都可对应不同的改编策略,以此实现符合大众趣味的通俗化改编。
第三类,大众化商业改编。此种类型的案例中,《烟雨长河》的情节和叙述上虽有缺陷,但在商业影片混合类型方面做出了尝试。跨地区电影合作的语境下,《丈夫》《鬼恋》的电影改编版都曾进行了有利于商业化运作与商业目标实现的尝试。跨国资本背景下,《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重叙/解构式改编使类似的倾向被推向极致。这些商业语境下的改编版中,湘西、老上海和古代宫廷的形象都是怀旧式的。
第四类,艺术化改编。有别于通俗普及化改编中的艺术性,此类改编版包含更丰富的文化反思性和形式探索性。影片《湘女萧萧》在“完美改编”中创造了原作不具备的整体象征意义,《红玫瑰与白玫瑰》于商业片面目下隐藏了有关性别、族裔、文化身份等议题的艺术化探索,隐含了艺术作品对自身形式与内涵的创造性探索。前者超越了大众化通俗改编中的“普及”诉求,后者克服了跨地区商业影片因类型化造成的单一性。
以今日的主流观点来看,文艺作品中的精品尤其应注意处理社会效益与商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这是当前思考文艺精品生产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