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安迪·沃霍尔，1990年，在他逝世3年后，摇滚音乐史上著名的地下丝绒乐队的两位核心成员卢·里德与约翰·凯尔，时隔20余年重新聚首，合作发行唱片《德瑞拉之歌》，讲述沃霍尔的生活经历，向这位发掘他们的艺术家致以敬意。
　　“德瑞拉”（Drella）是沃霍尔的昵称，这个综合了“吸血鬼德库拉”（Drecula）与“灰姑娘辛德瑞拉”（Cinderella）的词足以显现出他让人又爱又恨的特征。有人形容沃霍尔像灰姑娘，年纪轻轻便从竞争激烈的纽约艺术界脱颖而出，从贫民区的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不喜欢沃霍尔的人则指责他对身边人“吸干血吐掉渣”，批评他对名利的病态迷恋。
　　赞誉和争议伴随沃霍尔一生，但他的影响却无法忽视。20世纪60年代，沃霍尔的波普艺术与他的一干“同党”自底层社会蹿起，搅乱原本以精英主义为主流的艺术世界。沃霍尔将浓汤罐头与可乐瓶变成艺术，宣称人人都可以是超级巨星。他在20世纪后半叶掀起滔天巨浪，狠狠冲击了传统美学。这股惊涛骇浪的威力在沃霍尔逝世30余年后，仍在世界各地余波荡漾，持续发酵。
　　近日，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呈现年度重磅大展“成为安迪·沃霍尔”。展览从美国匹兹堡安迪·沃霍尔美术馆的馆藏中精选近400件作品，其中包括首次于安迪·沃霍尔美术馆之外展出的摄影作品和文献物品，对传奇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艺术生涯进行全新审视，是迄今为止沃霍尔的艺术人生在中国最为全面的呈现。

从匹兹堡到纽约

　　沃霍尔虽然被看作是纽约的代表人物，但他其实成长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贫民区的斯洛伐克移民家庭。1928年夏天，在有着低矮天花板的狭小卧室里，沃霍拉家的第三个儿子安迪·沃霍拉（后改名安迪·沃霍尔）出生了。

　　一年后，大萧条来临，沃霍尔一家生活困苦，依靠矿工父亲的微薄收入和母亲打零工维持生计。冬天，母亲朱莉娅·沃霍拉常把沃霍尔和哥哥们叫到厨房，蹭点灶头的余温，比赛画画，并给画得最好的人奖励一块比萨。“安迪总是画得最好的那一个。”沃霍尔的哥哥约翰·沃霍拉回忆，弟弟很小就流露出艺术天赋。
　　然而，就在8岁生日后不久，安迪·沃霍尔患上了名为“风湿性舞蹈病”的神经系统疾病，病情发作时，常常伴随着无法控制的手臂和腿部痉挛，以及剧烈的恐惧情绪。从这时起，上学成了沃霍尔的噩梦——他很难自己系鞋带，说话也含糊不清，他试着在黑板上写字，却手抖得厉害，同学们爆发出的阵阵笑声尖锐刺耳。他最终不得不退学，卧床数月。
　　漫长的恢复期，沃霍尔闭门不出，朱莉娅不时找来彩色杂志、漫画供他消遣，并鼓励他涂涂画画。这时，沃霍尔通过电影杂志迷上了好莱坞明星。他曾对秀兰·邓波儿特别痴迷，写信给她的粉丝俱乐部，还收到了一张由这位童星亲自签名的精美照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造星模式初兴，这段“追星”经历，或许是沃霍尔与大众文化碰撞出的第一簇火花，也为后来反复出现在他作品中的明星肖像埋下伏笔。
　　17岁时，沃霍尔成为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學）绘画设计专业的一名大学生。从入学第二年起，他充满创意的风格与想法便获得了老师与同学的一致认可，并斩获学院奖项，拿到40美元的奖金——这是他因艺术品收到的第一笔钱。
　　大学毕业那年夏天，沃霍尔带着200美元，登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在纽约，为了省钱，沃霍尔不断搬家，曾跟17个人挤在一个地下室里，时常与蟑螂“相伴”。一次，他带着作品集到《时尚芭莎》杂志社办公室，谁知拉开文件袋拉链，竟有一只蟑螂爬了出来。
　　他的艺术天赋与独有的风格很快为商业社会所接受，广告商们喜欢他充满幻想的构思、细腻的画作、带着墨渍的线条、可爱而古怪的手写字体，他开始斩获包括“美国平面设计学会杰出成就奖”在内的大量奖项，成为顶尖商业插画师。28岁时，沃霍尔的年收入已逾10万美元，在当时已相当不菲，但他仍希望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

可口可乐、金宝汤罐头和玛丽莲·梦露

　　20世纪60年代对当代艺术而言，是个转折期：社会财富大量积累、工业日渐发达，每个人都相信商业与消费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艺术裹挟在社会的大变革中以颠覆传统的姿态前进。意蕴深厚、高高在上的精英艺术被拉下马来，人们期待着一种更流行、更直接的大众艺术的出现。
　　正试图进军艺术界的沃霍尔，很快察觉到了这一风潮，把创作目标定在那些极受欢迎、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形象上。可口可乐、金宝汤罐头和玛丽莲·梦露这些反复在沃霍尔作品中出现的创作对象，都能在此次展览中寻得踪迹。
　　在沃霍尔看来，可口可乐代表着工业化带来的平等：“最富有的人与最穷的人享受着基本相同的东西。总统喝可乐、好莱坞明星喝可乐，你也可以喝可乐。可乐就是可乐，没有更好更贵的可乐，你喝的与街角的流浪汉喝的一样，所有的可口可乐都一样。”1961年，沃霍尔首次尝试将可口可乐瓶纳入创作主题，由此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关键转变。
　　那一时期，金宝汤罐头打入普通中产阶级餐饮市场，随着新型大众传媒和电视广告的出现，变得无处不在。这一食品有着波普文化的全部特征：流行、廉价、批量供应、可消费，不高深、不神圣，却平等地惠及了每一个人。这正是它吸引沃霍尔的原因。他连续创作了32幅不同口味的金宝汤罐头画，虽然乍看几乎一样，但实际上完全不同。沃霍尔用这种有意的单调性来挑战“艺术应该是独创的”这一规矩。

　　1962年，沃霍尔的波普实践有了一个显著转变，他开始使用丝网印刷技术。这一年，闪耀全美的好莱坞明星玛丽莲·梦露意外去世，沃霍尔以她的照片为创作对象，进行了大量絲网印刷艺术创作。“油墨滚过照片，会透过丝网，但不会透过胶水，这样你将得到一张同样的图像，但每次又稍微不同。”沃霍尔对这一“极其简单和偶然”的过程兴奋不已。
　　“波普艺术所代表的一种大众的、通俗的、平民化的流行文化在沃霍尔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览部总监郭希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波普艺术家的作品多以各种大众消费品为内容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并不在博物馆里，而在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中。”
　　然而，回到现实生活中，先锋大胆的作品与艺术家本性的反差，令人难以置信。沃霍尔虽是波普艺术大师，家中却没有一件当代艺术品，只有路易时期的古典家具和古典油画;他不擅社交，和母亲住在一起，每年圣诞节都会去教堂为穷人赊粥;每天早晨9点半，他都会打电话给秘书，口述记下前一天发生的每件小事，从不间断……

创造“宇宙中心”

　　1963年，沃霍尔租下曼哈顿东四十七街上的厂房作为工作室，这间布满锡纸的“银色工厂”夸张而充满创造力，扭转了人们对于艺术家工作室的固有印象，很快成为纽约地下文化的震源。约翰·列侬、小野洋子、米克·贾格尔、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几乎所有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纽约文艺界的知名人物都曾在“工厂”出没，地下丝绒乐队的约翰·凯尔曾说：“这里是宇宙的中心。”此次展览中，尤伦斯展馆中心的银色开放区域，正是对“工厂”的呼应。
　　丽莎·明奈利是沃霍尔20世纪70至80年代密友圈的核心人物。她是好莱坞名流朱迪·加兰和导演文森特·明奈利的爱女，并因参演音乐电影《歌厅》广受好评。沃霍尔为她创作的肖像画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作为沃霍尔的挚友，她的肖像拍摄如同一场盛会，甚至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也作为惊喜嘉宾出场。
　　“工厂”也是沃霍尔的摄影棚，他在这里，作为导演完成了一系列前卫影像的拍摄。其中有叙事松散的电影，也有长达数小时的静帧镜头。
　　在郭希看来，这正体现了沃霍尔身上最明显的特质——反差。“他做着广受大众欢迎的波普艺术，但同时也在做这些沉闷甚至无聊的实验电影，还大量把商业艺术作品的收入投入其中。”此次展览，特别强调了沃霍尔常常被忽视的、作为电影制作人和摄影师的身份，从更多元立体的维度展现出他的不同侧面。
　　展览用两个章节，展示了沃霍尔作为摄影师、电影导演的一面。“摄影师沃霍尔”章节完整呈现了沃霍尔从拍摄主题到各种实验探索在内的摄影艺术实践，其中包括众多与其同时代的人物和合作者的肖像照。“电影作为客体”章节则呈现了沃霍尔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在“工厂”工作室拍摄的实验性电影，其中有超过24部电影的重制版，包括难得一见的“试镜”系列、标志性的《帝国大厦》、此前鲜少展映的16毫米胶片电影，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节目。

　　在影片《帝国大厦》中，他用6小时40分钟透过窗户拍摄帝国大厦从暗夜到黎明的变化，并慢放延长至8小时5分钟。沃霍尔称，这部“乏味至极”的电影所能带来的最宝贵的体验，就是去感受时间的流逝。
　　很多在这些影片中出镜的人，因此成为了超级明星。伊迪·塞奇维克就是其中之一。影片《工厂女孩》根本没有情节，只有伊迪对着镜头说话、聊天，就像现在的访谈、自拍和小视频。沃霍尔相信，只要一个人在电视前出现的足够久，他就会成为明星。放到现在，沃霍尔就是制造网红的人。他的名句“未来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提前近50年预言了当下这个人人都可以发声又快速消亡的时代。
　　展览最后一部分，呈现了沃霍尔晚期的创作。以展出的“迷彩”和“罗夏墨迹测验”系列作品为例，这些作品不同于他经典的波普艺术，而是通过抽象艺术和概念艺术，对于非具象美学进行的全新探索。这一时期，沃霍尔更多的是关注于宗教以及神秘主义题材的创作。
　　经过几十年的成长与转变，这个来自匹兹堡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了安迪·沃霍尔——影响力至今不减的波普艺术旗手。

　　安迪·沃霍尔（1928年8月6日—1987年2月22日）：生于美国的斯洛伐克移民家庭，是画家、雕塑家、摄影师，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在整个艺术生涯中不断对出版、电影、音乐制作、电视、时尚和戏剧等新兴媒介的艺术表达展开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