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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模式的秘密】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在当代西方政经和学术界是一门显学。由于这是一个宏大且与现实高度关联的问题，绝非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就能阐述清楚的。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其内容基本上是经济性的。本文提出的假说要旨如下：第一，中国特有的经济模式的确存在，但它并非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意识地描绘和谋划出来的，相反，它是在渐进式经济改革中无意识地逐渐形成的；第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模式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后形成的，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基本成型；第三，2002年至今的十年间是这种中国经济模式得以稳固的阶段，这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是前十年形成的中国经济模式的成果，而时下的一些社会矛盾也与此有关。
因此，展望下一个十年，如果要推进改革开放的话，首先要对众说纷纭的中国经济模式进行一番解剖。
简单概括它的精髓如下：
1．一概放开日常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就是一切“终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和所有制限制，让它们完全由市场支配。这极大地调动了13亿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在短短20年里使中国从一个几乎什么都紧缺的社会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对金融以及资源、原材料行业实施国有行政垄断。但这种“新双轨制”造成了新的寻租空间。
3．如果仅有上述两条，是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以后持续10年两位数以上增长的，而且显而易见也是不可持续的。非常幸运地，西方新一轮自由市场经济的30年繁荣与中国伟大的30年改革开放几乎正好重合，而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8年又是这一周期的高峰。其间，西方的经济结构转变、创新活动与雄厚市场购买力与中国改革所释放的无穷尽的低成本生产能力，以及俄罗斯源源不断提供的以原油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和原材料，形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优势互补。这造就了长达2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奇迹。换言之，中国经济模式也包含了主动融入“全球化”这一内容，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加入WTO是它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性节点。
简言之，这种中国经济模式就是：一般产业完全市场化，金融及资源产业国家严密控制，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和购买力旺盛的全球市场。看得出来，后两者是可遇不可求的，并非主动可控，而且因为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而正急剧改变。
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主要支柱都遇到了重大困难：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正站在悬崖边上，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因为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而日益丧失动能。如今回头认真检视过去四年来的所有努力，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不过是一场将危机从金融市场和企业转移到政府身上的“搬家”而已，造成危机的原因几乎一个都没有消除。全世界已经不得不为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埋单。这一切都将迫使政府财政回归本位，亦即提供社会公共品，而不是不恰当地冲到第一线，代替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通过负债的方式来创造需求、解救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
纵观全球，自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均进一步强化了危险的消费模式，但刺激消费并不是绝对真理。单就中国而言，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真正含义是要提高人民的收入。中国人储蓄意愿强，不仅不是经济之忧，反而是未来强国之道。但中国消费比重低，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人民的收入在整体经济的产出分配中得到的份额太少。其次，中国需要减少投资比重，其真正含义是要提高投资的效率，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改革让市场而非政府更多地主导资源配置。
【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摸索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大锅饭”和“低效率”这些时常表现出来的表面病征。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国家，私有产权的企业只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那些股票上市的公众公司，其所有者与经营者就必然是分离的。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外部又有运转良好的经理人市场（这些构成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它在理论上完全可能与产权清晰的私人公司同样有效率。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与政府行政权力的关系。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经常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后者出台的倾向性、保护性和行政垄断性政策取得竞争的优势，从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竞争一定会阻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甚而为国家迈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制造重重障碍。因此，已经到了从根本上回答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属性与定位问题的时候了。否则，不仅国有企业本身难以避免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终究难以继续推进下去。
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媒体，许多人都在讨论所谓“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2012年，先后出台的温州和珠三角金融改革方案，显示了中央和地方解决当前中国金融问题的决心。当前的中国金融业，的确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近年来从楼市到“蒜你狠”、“豆你玩”等市场的疯狂炒作，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以所谓“温州危机”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2011年以来备受舆论关注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结构性问题——这些应该说效率很高的中小民企难以从国家的银行里获得信贷资金，因而被迫进入非正规金融市场寻求资金。
既然这些中小民企明明是有竞争力的，为什么金融机构却不愿意配置资金给它们呢？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初衷，在客观上以行政力量使社会资本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向国有经济内。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最集中地体现在银行体系的国有垄断、利率的非市场化，以及股票发行市场的审批等诸多制度设计上。仅以后者为例，如果IPO市场的审批制度取消，所有符合上市门槛的企业均可自由上市，那么还会有多少效率低下的国企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圈到股民那么多的钱？
这才是金融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根源，既然制度设计和行政力量使得社会资本难以流向那些创造了主要社会财富和就业的民营中小企业，那么，这些社会资本也就只能自我循环和以钱炒钱了。过去的十多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在大声疾呼——“中国股市比赌场都不如”，就是这种制度性障碍的真实写照。现在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由此可以看见，未来十年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最需要做的是改变视金融为国有经济输血脱困工具的错误观念，还原金融作为中性的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定位。而在这场宏大的改革中，我认为当下最急切需要做的有如下几件事：
在银行业，放开民营银行，放开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浮动。只有同为中小民营企业的乡（村）镇银行、私人贷款公司、同业合作社……才最能够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市场需求感同身受，从而以最低的成本为它们提供最迫切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储户的钱应当以更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更需要它，同时也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
在证券业，则是取消发行审批制度，让合规的企业自主、自由地上市融资，平等竞争社会资本。
此外，或许还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放开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当然，仅有金融改革显然是不够的，对于中国改革事业来说，仍需寻求一个经济性的支点——因为中国当下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但它必须能够催化政治层面的变革。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在当代西方政经和学术界是一门显学。由于这是一个宏大且与现实高度关联的问题，绝非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就能阐述清楚的。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其内容基本上是经济性的。本文提出的假说要旨如下：第一，中国特有的经济模式的确存在，但它并非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意识地描绘和谋划出来的，相反，它是在渐进式经济改革中无意识地逐渐形成的；第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模式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后形成的，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基本成型；第三，2002年至今的十年间是这种中国经济模式得以稳固的阶段，这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是前十年形成的中国经济模式的成果，而时下的一些社会矛盾也与此有关。
因此，展望下一个十年，如果要推进改革开放的话，首先要对众说纷纭的中国经济模式进行一番解剖。
简单概括它的精髓如下：
1．一概放开日常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就是一切“终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和所有制限制，让它们完全由市场支配。这极大地调动了13亿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在短短20年里使中国从一个几乎什么都紧缺的社会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对金融以及资源、原材料行业实施国有行政垄断。但这种“新双轨制”造成了新的寻租空间。
3．如果仅有上述两条，是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以后持续10年两位数以上增长的，而且显而易见也是不可持续的。非常幸运地，西方新一轮自由市场经济的30年繁荣与中国伟大的30年改革开放几乎正好重合，而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8年又是这一周期的高峰。其间，西方的经济结构转变、创新活动与雄厚市场购买力与中国改革所释放的无穷尽的低成本生产能力，以及俄罗斯源源不断提供的以原油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和原材料，形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优势互补。这造就了长达2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奇迹。换言之，中国经济模式也包含了主动融入“全球化”这一内容，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加入WTO是它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性节点。
简言之，这种中国经济模式就是：一般产业完全市场化，金融及资源产业国家严密控制，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和购买力旺盛的全球市场。看得出来，后两者是可遇不可求的，并非主动可控，而且因为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而正急剧改变。
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主要支柱都遇到了重大困难：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正站在悬崖边上，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因为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而日益丧失动能。如今回头认真检视过去四年来的所有努力，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不过是一场将危机从金融市场和企业转移到政府身上的“搬家”而已，造成危机的原因几乎一个都没有消除。全世界已经不得不为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埋单。这一切都将迫使政府财政回归本位，亦即提供社会公共品，而不是不恰当地冲到第一线，代替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通过负债的方式来创造需求、解救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
纵观全球，自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均进一步强化了危险的消费模式，但刺激消费并不是绝对真理。单就中国而言，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真正含义是要提高人民的收入。中国人储蓄意愿强，不仅不是经济之忧，反而是未来强国之道。但中国消费比重低，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人民的收入在整体经济的产出分配中得到的份额太少。其次，中国需要减少投资比重，其真正含义是要提高投资的效率，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改革让市场而非政府更多地主导资源配置。
【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摸索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大锅饭”和“低效率”这些时常表现出来的表面病征。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国家，私有产权的企业只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那些股票上市的公众公司，其所有者与经营者就必然是分离的。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外部又有运转良好的经理人市场（这些构成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它在理论上完全可能与产权清晰的私人公司同样有效率。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与政府行政权力的关系。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经常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后者出台的倾向性、保护性和行政垄断性政策取得竞争的优势，从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竞争一定会阻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甚而为国家迈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制造重重障碍。因此，已经到了从根本上回答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属性与定位问题的时候了。否则，不仅国有企业本身难以避免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终究难以继续推进下去。
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媒体，许多人都在讨论所谓“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2012年，先后出台的温州和珠三角金融改革方案，显示了中央和地方解决当前中国金融问题的决心。当前的中国金融业，的确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近年来从楼市到“蒜你狠”、“豆你玩”等市场的疯狂炒作，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以所谓“温州危机”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2011年以来备受舆论关注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结构性问题——这些应该说效率很高的中小民企难以从国家的银行里获得信贷资金，因而被迫进入非正规金融市场寻求资金。
既然这些中小民企明明是有竞争力的，为什么金融机构却不愿意配置资金给它们呢？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初衷，在客观上以行政力量使社会资本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向国有经济内。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最集中地体现在银行体系的国有垄断、利率的非市场化，以及股票发行市场的审批等诸多制度设计上。仅以后者为例，如果IPO市场的审批制度取消，所有符合上市门槛的企业均可自由上市，那么还会有多少效率低下的国企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圈到股民那么多的钱？
这才是金融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根源，既然制度设计和行政力量使得社会资本难以流向那些创造了主要社会财富和就业的民营中小企业，那么，这些社会资本也就只能自我循环和以钱炒钱了。过去的十多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在大声疾呼——“中国股市比赌场都不如”，就是这种制度性障碍的真实写照。现在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由此可以看见，未来十年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最需要做的是改变视金融为国有经济输血脱困工具的错误观念，还原金融作为中性的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定位。而在这场宏大的改革中，我认为当下最急切需要做的有如下几件事：
在银行业，放开民营银行，放开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浮动。只有同为中小民营企业的乡（村）镇银行、私人贷款公司、同业合作社……才最能够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市场需求感同身受，从而以最低的成本为它们提供最迫切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储户的钱应当以更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更需要它，同时也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
在证券业，则是取消发行审批制度，让合规的企业自主、自由地上市融资，平等竞争社会资本。
此外，或许还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放开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当然，仅有金融改革显然是不够的，对于中国改革事业来说，仍需寻求一个经济性的支点——因为中国当下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但它必须能够催化政治层面的变革。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