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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光阴如流水,转瞬无踪迹,确是如此。记得1991年6月,为庆祝《广西文学》创刊四十周年,我奉主编之意,去敬请时任广西区党委副书记的丁廷模题词,他欣然写下“人民是文学的母亲”,刊登在该年为庆祝刊庆而编发的那期刊物上。自此匆匆一瞬间,又三十年过去,如今《广西文学》又步入七十周年的生日了。
过去了的光阴,已凝成历史,而回眸一看,昨天深藏于心的那些故事,依然生动异常,历历在目,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我1963年大学毕业入职广西文联,原在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今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与歌谣。当年该会流行这么一句:“民间文学,用命来搏”,意思是搜集民间文学,必须深入乡村,四处奔跑,跋山涉水,穿村过寨,要经得起艰辛的考验才行。然而我喜欢奔走在社会生活之中,所以这种既困难又浪漫且还带点旅游色彩的事业,倒很切合我的心意,于是因热爱它而选择了它,作为我日后应该去努力创造的一种人生价值。可惜这些年,处在众所周知的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在这一方面,终使我憧憬旁落,毫无建树。“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我再次在人生路上徘徊时,《广西文艺》复刊,时叫《革命文艺》,是1971年10月,我奉命忽然转换身份,成了这个刊物的一名编辑。从此便过着二十余年为他人作嫁衣的笔墨生涯,直到1996年退休。想起来复刊以后这些年,刊物两次易名,一次改为《广西文艺》,后又改回《广西文学》,这才长此以往步步前行,沿至今日。
《革命文艺》和《广西文艺》这时段,强调为工农兵服务,重视培养文学新人。刊物设置不少栏目,诸如小说、诗(包括古体诗词)、散文(包括杂文随笔、报告文学、回忆录)、文艺评论、寓言、童话、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以及戏剧、音乐、美术,甚至地方掌故等。贴近大众,雅俗共存共赏吧。正名《广西文学》后,回归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而对于培养文学新人,一样任重而道远。以我们广西当时的文学创作状况,与其他一部分兄弟省(区)对比看,不能不让人心起焦虑,而促使我们担当起责任来,抓住机遇,再不能让它在流光之中失之交臂了。栏目的设置,这时也相应更改,只留有小说、诗歌、散文(包括杂文随笔、报告文学、回忆录)和文学评论了。但不管怎样,20世纪70年代《广西文学》复刊后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编辑同仁,无不扬长避短,团结一致,不负韶华,全力以赴,为突显《广西文学》的时代性、现实性和群众性,为不断提升刊物的正气、志气、朝气、勇气和锐气而兢兢业业地努力着。
我是在诗歌、散文组专司散文编辑。我目光所及的散文写作群体,一直在老、中、青和初学写作者身上,以老带新,多方兼顾,共存共荣。这些年,编发老前辈如秦似的《补牙记》《旅顺一日》《五毛钱一铺》《漫谈左右》,谢逸的《诗文书画与人品》《一指之差》《音韵长存》《园边杂拾》《雨花石》,陆地的《战地黄花分外香》《从延安到沈阳》,李英敏的《敌后散记》《天涯寻亲记(上、下)》,丘行的《历史的回声》,苗延秀的《落花流水情》,贺祥麟的《我爱旧书》《我的老师》《叫我怎能忘记》等,中年如韦其麟的《岑逊的悲歌·一个壮族传说》《童心集·续篇》《山泉》《杂草一丛》《童蒙之歌》《记梦三题》,毛正三的《海上的梦》《访郊东椰林》《满载归心的船》《美丽的东山岭》《育珠人》,徐君慧的《薰衣草》《新疆伊犁抒情之什》《火把》,等等。面对我们广西这一历史时段散文写作比小说、诗歌落后了一大截的局面,除了老前辈秦似、谢逸、胡明树、陈白曙,还有后来的毛正三、周民震,从事散文写作的后来者异常稀落,人才匮乏。而毛正三与周民震,他们的专心还在于戏剧。所以对青年散文写作者和初学写作者的培养、扶掖,已成了我们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的事了。那些年,全用了一腔园丁之热血,不断去耕耘、播种与灌溉。
在这方面,一是积极去组织召开散文笔会,由《广西文学》出面组织或和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召开。好让青年作者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既互相传授散文写作的基本知识,加深他们对散文审美艺术的认知,又让他们在会上交流各自不同的散文写作经验,总结得与失的收获与教训,以提升他们今后写作的理念和方法,少走一些弯路。这种笔会,几乎每年都开。如1989年横县散文笔会,1991年梧州鸳鸯江之夏散文笔会,1992年凭祥散文笔会,1993年防城港北仑河之春散文笔会,1994年北海散文笔会,等等。有些笔会还邀请专家讲座,如1981年南宁散文笔会,邀请秦似、谢逸、周民震临会。会上,由秦似以“散文创新问题”为题作主体发言,谢逸、周民震各自传授自己散文写作的体会。1983年另一个南宁散文笔会,时值《散文》月刊主编石英来邕,我去诚邀他来为我们的散文作者讲课。二是不失时机,支持帮助作者参与广西各种有特色的民族民间活动,吸取各个民族有益的生活文化营养,来储存增厚他们自己的写作资源。如1971年参加隆林彝族(黑彝)的火把节,1982年参加都安七百布努瑶的达努节,1983年参加那坡彝族(白彝)的跳马节,1990年参加龙胜壮族龙脊散文和诗笔会,1992年参加贺县(今贺州市)湘、粤、桂南岭瑶族盘王节与东兰壮族蚂节(葬蛙节),等等。还有,侗寨的“月也”、琵琶串门、白裤瑶的葬礼和他们有滋有味夜歌圩的低吟细唱,以及苗族的坐妹活动,皆有一些散文写作者和我的身影。三是借助专题散文一栏,好让热心的作者深入生活,和时代同步,与军民同心,突出散文作品当代的现实性。那时候的前后十年,边境有事,我们刊物开辟“东线纪事”一栏;那时候启动开发红水河,规划在好一些的滩头分别建设几个水电站,刊物又设置了“红水河作品征文”。因此那些年,我们散文编辑或我一个,或两个人,常常和作者一起,深入边境各个哨所、高地采访,爱店一线前哨,桐棉板栏544、480高地,金鸡山哨所,平孟、百南阵地,岳圩860哨所,庭毫山,法卡山三、四、五号和叫卡阵地,龙州311高地,水口炮台山,龙邦十二道门要塞,还有东兴、那良、峒中、滩散等边防要地,一个个都留下了我们进出的足迹。后来满腔热情的作者,笔底出彩,写出了不少华章。如邓咏的《在界河一边》、赵虎的《故乡人》、黄碧功的《边防猎手》、陆腾琨的《第七个狗头》、夏雨的《东线纪事》、韦有新的《壁垒》,等等。而令我们深受鼓舞的,是“东线纪事”的精神气象,后来感动了不少读者。且听有知音者言:“在这片艺术国土上,到处滚动着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虎啸龙吟,皆可触到一个个长于斯的英雄感时忧国报国的壮烈情怀,皆可闻一曲曲国门虎兵的急促铿锵之音。”如今回头看去,这一历史的瞬间留痕,早已成了我们一两代人爱国爱家一个很有意义的集体记忆,而留给后来者,将会是警钟长鸣的启迪。同样,为了抒写反映红水河开发的散文,我们一样与作者一道,那些年,逐一造访了大化、岩滩、白龙滩、龙滩、雷公滩和大藤峡。后来,亦有不少作者笔下成文,如黄伟权的《写在岩滩电站工地上》,等等。记得1990年7月前往隆林天生桥(雷公滩)水电站工地体验、采访,参与作者众多。在工地上,得到了在那儿从事水电建设的武警部队的热情接待,我们心领,十分感动。区外作者叶公觉深有感触,回去后不久,写了篇有关天生桥电站建设的散文,见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关于“红水河作品征文”,亦有评家如是说:“红水河征文,是文学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有益的尝试。”四是趁《广西文学》为繁荣文学创作,培养作者,举办“广西函授文学院”之际,我们多次在南宁,在下面别的县、市办文学学习班,以座谈、授课、体验生活和评点作品的方式,来团结各地散文的初学写作者。与此同时,刊物也随之陆陆续续发表他们的习作,来激发他们对散文的热爱和创作热情。如丁汉的《杨梅情》,班正持的《粉店春秋》,佟梅的《绿的启示》,露白的《多梦的锚泊地》,姚古的《酒瓶的欣赏》,甘钰蓉的《水仙祭》,黄乃和的《赶潮》,杨砻的《边关情》以及海鹰的《小河清清》。甚至还发表过美国籍的华侨学员劳璞的《白雪·石灰;花城·乡情》。五便是推介作者了。将一部分在散文创作上基础比较扎实,并已多见佳绩的青年作者,以刊物为依托,发表他们的专辑,推广介绍给社会的受众。这些年来,我们推介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就有:彭洋散文三篇、苏苹散文八题、庞俭克散文四题、包曉泉散文四题、彭匈随笔四题等。那时的彭匈,让我感到,继秦似、谢逸之后,成为广西杂文随笔写作的后起之秀,应是当之无愧了。开始,我编发过他的一些随笔,反响不错,他高兴地来信说,他转换身份成功(他原是写小说登上文坛的)。那年我打算编辑他的专辑时,他很快送来了几篇作品。其中《时髦青年吕布》,看来他并不看好,把它排在他送来的作品的后面。但我觉得这篇随笔构思新颖、特色突出,在发表他的专辑时,我将它排在首位。结果见刊之后,《时髦青年吕布》被区外的一个选刊选中,接着又被收入区外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里。这才有彭匈后来给我寄来此书一本,并有“凌渡大兄:奉上此书,特致谢忱。《时髦青年吕布》得列入,足见兄之慧眼”这几句过誉的话。当然,这些年,广西渐次崭露头角的青年散文作家,当然不止这几位,只因刊物的版面有限,不能一一介绍罢了。 为这,我们还编发过“广西散文四十五家”,其中包括陆地、谢逸、李英敏等老一辈作家和其他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一理念,自然也全是从促进我们广西散文的繁荣与发展出发,来树立起我们青年散文作家的形象。由此看出,经过多年的努力,由于刊物与作者的积极互动和《广西日报》文艺副刊同广西其他文学期刊的相互呼应,广西一个新的散文作家群体终于逐渐形成,他们不少人还出了一个或多个散文集子,于是广西散文创作联络会后来的成立,当是顺理成章、势在必行。
我和《广西文学》结缘,并在其温馨的怀抱里结伴而行二十余年,甚感幸运,虽奉献不多,但对自己人生率性而为的责任担当,并在满怀的希冀里,历经了一个又一个春耕秋收、夏牧冬藏的美事,选择如此方式躬身于生活,迎来生命那点点丰富的质感,那点点聊以自慰的光,已觉珍贵无比、心满意足,我还要执念别的什么,渴望什么呢!
编辑之外,和作家交集,与兄弟刊物交往,或登门拜访约稿,或开会,探访或深入生活,这种密切的互相依存活动常态,也是我们刊物深度工作割舍不去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这二十来年的流光中,其间,我还常常被当作刊物与地方联系的桥梁,当头绪理平了之后,便由我一个人或与别的同事一起陪伴客人下到基层各地观光、探访。许多次还由我独自一人担当这样的角色,去与作家沟通、约稿,陪他们下乡,或为刊物去邀请他们下来讲学。这种种编辑之外的事务,春去秋来,晨风夕雨,一晃已几十年逝去,但对我来说,记忆依然新鲜无比。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1976年6月,我们迎来的第一批客人是《人民文学》的李希凡、周明和许以。我即刻与时在东兴(今东兴市)县任县文教局局长的文学同仁,诗人、戏剧家张化声联系,由他来支持我们安排客人观光与访问的行程。当时我们单位仅有一辆二手吉普车,我便和我们刊物的主编符昭苏同客人挤在一起乘坐这部车前往。李希凡先生是红学家,研究《红楼梦》出名,当年我曾读过有关他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新闻报道,也读过他对《红楼梦》有关的研究成果,对“红学”新的看法。所以对李希凡,我们并不觉得陌生。到了东兴,张化声果然早已把我们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十分妥帖了。于是次日,张化声便领着我们沿着当年著名戏剧家田汉访问东兴的路线,先参观了将要启动扩建的防城港港口泊位,然后再访颇富特色的京族三岛。
自此以后,来客不断,交汇频繁,可见“文革”以后文学回归正道的气象已渐次火热,景况喜人,令人十分欣慰。如1982年分别陪京津来的王蒙和魏久环游武鸣的伊岭岩,陪从河南来的散文家湖涌参观南宁的市容,陪从云南来的作家张长访问北海。1985年冬,陪从北京来的作家陈建功一行前去宁明观赏花山壁画。1987年春,前后陪北京来的文学评论家雷达前往宁明看花山,和前来南宁参加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的新疆维吾尔族诗人铁依浦江、蒙古族作家达木林一行多人访问大化、岩滩、巴马和田东。我和铁依浦江、达木林他们在新疆的哈密文学笔会上早已认识,所以此次重逢,叙谈甚欢。那日经过岩滩水电站工地,正值当地壮族“三月三”“碰蛋节”,铁依浦江等客人对壮族歌圩中的青年男女,以蛋为媒相互碰击以交流感情那种温情与浪漫,兴趣盎然,心情好不舒展。同年夏,还陪同北京和陕西来的汪曾祺和贾平凹参观南宁。1988年春,陪《诗刊》诗人访问团谢冕、罗洛、张克、曲有源、刘湛秋、王燕生和麦琪一行访问防城港。1989年4月,陪《散文》月刊一编辑访问边城凭祥和国防重地法卡山。1990年1月,散文家梅洁从河北来,安排她前往防城港、东兴等地采访。1994年秋,西南五省(区)文学期刊联谊会在南宁召开期间,陪与会的《四川文学》《山花》《边疆文学》《朔方》《滇池》《花溪》《小说月报》等十余家兄弟刊物的编辑同行探访参观北海、涠洲岛和东兴。
一番接地气情感性地深入体验之后,有人热情洋溢,写出了作品,有的在区外发表,宣传了广西。如梅洁反映防城港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在《文艺报》发表。梅洁还写有《界河流过的地方》《遥远的北部湾》等散文。有人将作品留给我们广西,为广西文学的园林增色。如湖涌的《南宁的绿》,我们刊物发表以后,广西电台录制广播了一个时段,收入广西几个不同版本的散文集;贾平凹有“南国笔记”《太阳城》《南宁的夜市》两篇。我刊编发他后一篇,《太阳城》他给广西别的报刊发表。那日是我带他在人民公园捡拾红豆,不想他竟把红豆和南国多日照的现象联想在一起,构思出这个作品来了,不能不令人惊叹作家形象思维的睿智和丰富。“太阳真是南宁的。”“你便到那相思树下去,捡那高大乔木上落下的红豆。这是生长太阳的树。”又如著名作家王蒙《伊岭岩的启示》。这篇给《广西文学》发表的散文,非同一般,它简直是一篇美学简论。伊岭岩的一石一景,都是作家眼中艺术审美的对象。散文启发文学艺术家在对这一石一景的审视探究中,该如何去展开思路,该如何从它们身上往更深层次去追求和满足自己的审美要求,然后来完成自己作品的构思。散文传递的这些讯息含量,确实令人受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事,一次我从北戴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度假后返程路过北京,正好落脚在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居家赵堂子小院附近,我忽然想起诗人年轻时任战地记者,曾上前线采访过我们扶绥县的乡亲、抗日名将钟毅,对钟毅将军有“上马杀敌是猛将,下马写诗是诗人”的评价,便萌发上门拜访的念头,顺便约他为我们刊物写点什么。在拜访中,我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写好散文,臧老话语不多,只语重心长给我写下几行字:“我喜欢来自生活深处的东西。我爱朴素的美——诗如此,散文也如此。”自此,这一金句,便成了我日后散文写作的座右铭了。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一年,有次我要上京开会,临走,时任《广西文学》主编张辛交代,会后,找个时间去天津敬请冯骥才和刘心武两位作家来广西讲学,再一次活跃广西文坛,继续推动广西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于是在京,我便去找广西籍作家陈建功,请他写封私人介绍信,择日便忙里偷闲去了天津。碰巧刘心武不在家,冯骥才先生满口答应,会与刘心武先生同行。任务圆满完成,我满怀高兴返回北京,想不到偶遇作家刘绍棠,他知道了我去天津的缘由,便说:“广西我还未去过呢,我也去行不行?”刘绍棠先生与我同年,是一位多产的名作家,当年他十六岁时写出小说《青枝绿叶》,声名鹊起,中国文坛无人不知。十六岁神童写出的作品,让十六七岁的我读了,更是羡慕不已,所以印象尤为深刻。如今京城邂逅,哪能不满口答应:“好呀,请等消息吧。”料想不到开完会回广西不久,谁知纸媒顿时爆出要批判某部电影的消息来,忽然又震撼了全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又让惊魂未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满心狐疑,如是,北方这三位名家南下的事,自此便无下文,成行不再。今天念起,无不让人心感遗憾,否则,肯定会有一个或多个叫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文化记忆,在《广西文学》和广西文坛美好地留存下来。
当然,在《广西文学》从事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在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其中的一件是“文革”后期,我编发玉林师专林植峰老师写的一篇童话《三只小蜜蜂》,不料招来了质疑。那时一位读者从福建给有关职能单位寄来一封“揭发告状”信,说这三只小蜜蜂的三把剑是刺向无产阶级的利器。在当时无风也起浪的时代背景下,这还了得,不仅震动广西文坛,也惊动了广西政坛。那时节,广西文联的体制尚未恢复,管我们这一文学艺术的摊子叫“广西文艺创作办公室”,附属于广西文化局。如何处理这一“大事”,连刚刚得以平反恢复了原职的时任广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贺亦然、广西文化局局长郭铭都不得不亲自出马与大家商讨,来平息这突如其来的风波了。一天,我被叫出来,原来贺亦然、郭铭他们,还有我们创作办公室主任张烈山正在广西展览馆一小室开会,商讨对策,要我去说明编发这篇童话的原因想法。去的途中,管我们文学这一块具体工作的前辈谢敏先生悄悄安慰我:“你别怕,有什么罪,全由我来承担!”听见这句话,我感慨万分。《三只小蜜蜂》何错之有?绿头苍蝇涂抹蜂蜜,乔装打扮成另一种蜜蜂族类,企图潜入这一家蜜蜂巢穴里搞破坏,被此蜂巢的卫士灵灵发现,先怀疑,后证实,经过多番较量之后,坏蛋绿头苍蝇终于原形毕露,被逮了个正着。如今忆起,惩恶扬善的主题,放在今日,仍会有它积极的现实意义,何况当时?那时我心暗想“揭發者”只不过主观臆测,重复惯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依事不实却无限政治上纲上线手段,来恶意攻击对方而已。会上,我陈述完意见便离开了会议室,由领导他们来定夺,而日后对此事如何处理,再没有人告诉我。因此《三只小蜜蜂》惹出来的这一事件,就像是石沉大海,仿佛它原本就不存在似的。
人生总是这样吧,艰难与顺畅,苦涩与甜蜜,都在和你不断相伴前行,我在《广西文学》的这些岁月,也是如此。不过我这一生中这一小小的插曲,后来很快便过去,风平浪静了,而以后的社会已日益清明,我的心也就清风送爽,云走明月来。
是啊,人民是文学的母亲。请记住母亲吧,再接再厉,始终坚持不懈把我们的刊物办得更好。
【凌渡,壮族,原《广西文学》编审。】
责任编辑 韦 露
过去了的光阴,已凝成历史,而回眸一看,昨天深藏于心的那些故事,依然生动异常,历历在目,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我1963年大学毕业入职广西文联,原在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今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与歌谣。当年该会流行这么一句:“民间文学,用命来搏”,意思是搜集民间文学,必须深入乡村,四处奔跑,跋山涉水,穿村过寨,要经得起艰辛的考验才行。然而我喜欢奔走在社会生活之中,所以这种既困难又浪漫且还带点旅游色彩的事业,倒很切合我的心意,于是因热爱它而选择了它,作为我日后应该去努力创造的一种人生价值。可惜这些年,处在众所周知的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在这一方面,终使我憧憬旁落,毫无建树。“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我再次在人生路上徘徊时,《广西文艺》复刊,时叫《革命文艺》,是1971年10月,我奉命忽然转换身份,成了这个刊物的一名编辑。从此便过着二十余年为他人作嫁衣的笔墨生涯,直到1996年退休。想起来复刊以后这些年,刊物两次易名,一次改为《广西文艺》,后又改回《广西文学》,这才长此以往步步前行,沿至今日。
《革命文艺》和《广西文艺》这时段,强调为工农兵服务,重视培养文学新人。刊物设置不少栏目,诸如小说、诗(包括古体诗词)、散文(包括杂文随笔、报告文学、回忆录)、文艺评论、寓言、童话、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以及戏剧、音乐、美术,甚至地方掌故等。贴近大众,雅俗共存共赏吧。正名《广西文学》后,回归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而对于培养文学新人,一样任重而道远。以我们广西当时的文学创作状况,与其他一部分兄弟省(区)对比看,不能不让人心起焦虑,而促使我们担当起责任来,抓住机遇,再不能让它在流光之中失之交臂了。栏目的设置,这时也相应更改,只留有小说、诗歌、散文(包括杂文随笔、报告文学、回忆录)和文学评论了。但不管怎样,20世纪70年代《广西文学》复刊后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编辑同仁,无不扬长避短,团结一致,不负韶华,全力以赴,为突显《广西文学》的时代性、现实性和群众性,为不断提升刊物的正气、志气、朝气、勇气和锐气而兢兢业业地努力着。
我是在诗歌、散文组专司散文编辑。我目光所及的散文写作群体,一直在老、中、青和初学写作者身上,以老带新,多方兼顾,共存共荣。这些年,编发老前辈如秦似的《补牙记》《旅顺一日》《五毛钱一铺》《漫谈左右》,谢逸的《诗文书画与人品》《一指之差》《音韵长存》《园边杂拾》《雨花石》,陆地的《战地黄花分外香》《从延安到沈阳》,李英敏的《敌后散记》《天涯寻亲记(上、下)》,丘行的《历史的回声》,苗延秀的《落花流水情》,贺祥麟的《我爱旧书》《我的老师》《叫我怎能忘记》等,中年如韦其麟的《岑逊的悲歌·一个壮族传说》《童心集·续篇》《山泉》《杂草一丛》《童蒙之歌》《记梦三题》,毛正三的《海上的梦》《访郊东椰林》《满载归心的船》《美丽的东山岭》《育珠人》,徐君慧的《薰衣草》《新疆伊犁抒情之什》《火把》,等等。面对我们广西这一历史时段散文写作比小说、诗歌落后了一大截的局面,除了老前辈秦似、谢逸、胡明树、陈白曙,还有后来的毛正三、周民震,从事散文写作的后来者异常稀落,人才匮乏。而毛正三与周民震,他们的专心还在于戏剧。所以对青年散文写作者和初学写作者的培养、扶掖,已成了我们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的事了。那些年,全用了一腔园丁之热血,不断去耕耘、播种与灌溉。
在这方面,一是积极去组织召开散文笔会,由《广西文学》出面组织或和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召开。好让青年作者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既互相传授散文写作的基本知识,加深他们对散文审美艺术的认知,又让他们在会上交流各自不同的散文写作经验,总结得与失的收获与教训,以提升他们今后写作的理念和方法,少走一些弯路。这种笔会,几乎每年都开。如1989年横县散文笔会,1991年梧州鸳鸯江之夏散文笔会,1992年凭祥散文笔会,1993年防城港北仑河之春散文笔会,1994年北海散文笔会,等等。有些笔会还邀请专家讲座,如1981年南宁散文笔会,邀请秦似、谢逸、周民震临会。会上,由秦似以“散文创新问题”为题作主体发言,谢逸、周民震各自传授自己散文写作的体会。1983年另一个南宁散文笔会,时值《散文》月刊主编石英来邕,我去诚邀他来为我们的散文作者讲课。二是不失时机,支持帮助作者参与广西各种有特色的民族民间活动,吸取各个民族有益的生活文化营养,来储存增厚他们自己的写作资源。如1971年参加隆林彝族(黑彝)的火把节,1982年参加都安七百布努瑶的达努节,1983年参加那坡彝族(白彝)的跳马节,1990年参加龙胜壮族龙脊散文和诗笔会,1992年参加贺县(今贺州市)湘、粤、桂南岭瑶族盘王节与东兰壮族蚂节(葬蛙节),等等。还有,侗寨的“月也”、琵琶串门、白裤瑶的葬礼和他们有滋有味夜歌圩的低吟细唱,以及苗族的坐妹活动,皆有一些散文写作者和我的身影。三是借助专题散文一栏,好让热心的作者深入生活,和时代同步,与军民同心,突出散文作品当代的现实性。那时候的前后十年,边境有事,我们刊物开辟“东线纪事”一栏;那时候启动开发红水河,规划在好一些的滩头分别建设几个水电站,刊物又设置了“红水河作品征文”。因此那些年,我们散文编辑或我一个,或两个人,常常和作者一起,深入边境各个哨所、高地采访,爱店一线前哨,桐棉板栏544、480高地,金鸡山哨所,平孟、百南阵地,岳圩860哨所,庭毫山,法卡山三、四、五号和叫卡阵地,龙州311高地,水口炮台山,龙邦十二道门要塞,还有东兴、那良、峒中、滩散等边防要地,一个个都留下了我们进出的足迹。后来满腔热情的作者,笔底出彩,写出了不少华章。如邓咏的《在界河一边》、赵虎的《故乡人》、黄碧功的《边防猎手》、陆腾琨的《第七个狗头》、夏雨的《东线纪事》、韦有新的《壁垒》,等等。而令我们深受鼓舞的,是“东线纪事”的精神气象,后来感动了不少读者。且听有知音者言:“在这片艺术国土上,到处滚动着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虎啸龙吟,皆可触到一个个长于斯的英雄感时忧国报国的壮烈情怀,皆可闻一曲曲国门虎兵的急促铿锵之音。”如今回头看去,这一历史的瞬间留痕,早已成了我们一两代人爱国爱家一个很有意义的集体记忆,而留给后来者,将会是警钟长鸣的启迪。同样,为了抒写反映红水河开发的散文,我们一样与作者一道,那些年,逐一造访了大化、岩滩、白龙滩、龙滩、雷公滩和大藤峡。后来,亦有不少作者笔下成文,如黄伟权的《写在岩滩电站工地上》,等等。记得1990年7月前往隆林天生桥(雷公滩)水电站工地体验、采访,参与作者众多。在工地上,得到了在那儿从事水电建设的武警部队的热情接待,我们心领,十分感动。区外作者叶公觉深有感触,回去后不久,写了篇有关天生桥电站建设的散文,见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关于“红水河作品征文”,亦有评家如是说:“红水河征文,是文学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有益的尝试。”四是趁《广西文学》为繁荣文学创作,培养作者,举办“广西函授文学院”之际,我们多次在南宁,在下面别的县、市办文学学习班,以座谈、授课、体验生活和评点作品的方式,来团结各地散文的初学写作者。与此同时,刊物也随之陆陆续续发表他们的习作,来激发他们对散文的热爱和创作热情。如丁汉的《杨梅情》,班正持的《粉店春秋》,佟梅的《绿的启示》,露白的《多梦的锚泊地》,姚古的《酒瓶的欣赏》,甘钰蓉的《水仙祭》,黄乃和的《赶潮》,杨砻的《边关情》以及海鹰的《小河清清》。甚至还发表过美国籍的华侨学员劳璞的《白雪·石灰;花城·乡情》。五便是推介作者了。将一部分在散文创作上基础比较扎实,并已多见佳绩的青年作者,以刊物为依托,发表他们的专辑,推广介绍给社会的受众。这些年来,我们推介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就有:彭洋散文三篇、苏苹散文八题、庞俭克散文四题、包曉泉散文四题、彭匈随笔四题等。那时的彭匈,让我感到,继秦似、谢逸之后,成为广西杂文随笔写作的后起之秀,应是当之无愧了。开始,我编发过他的一些随笔,反响不错,他高兴地来信说,他转换身份成功(他原是写小说登上文坛的)。那年我打算编辑他的专辑时,他很快送来了几篇作品。其中《时髦青年吕布》,看来他并不看好,把它排在他送来的作品的后面。但我觉得这篇随笔构思新颖、特色突出,在发表他的专辑时,我将它排在首位。结果见刊之后,《时髦青年吕布》被区外的一个选刊选中,接着又被收入区外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里。这才有彭匈后来给我寄来此书一本,并有“凌渡大兄:奉上此书,特致谢忱。《时髦青年吕布》得列入,足见兄之慧眼”这几句过誉的话。当然,这些年,广西渐次崭露头角的青年散文作家,当然不止这几位,只因刊物的版面有限,不能一一介绍罢了。 为这,我们还编发过“广西散文四十五家”,其中包括陆地、谢逸、李英敏等老一辈作家和其他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一理念,自然也全是从促进我们广西散文的繁荣与发展出发,来树立起我们青年散文作家的形象。由此看出,经过多年的努力,由于刊物与作者的积极互动和《广西日报》文艺副刊同广西其他文学期刊的相互呼应,广西一个新的散文作家群体终于逐渐形成,他们不少人还出了一个或多个散文集子,于是广西散文创作联络会后来的成立,当是顺理成章、势在必行。
我和《广西文学》结缘,并在其温馨的怀抱里结伴而行二十余年,甚感幸运,虽奉献不多,但对自己人生率性而为的责任担当,并在满怀的希冀里,历经了一个又一个春耕秋收、夏牧冬藏的美事,选择如此方式躬身于生活,迎来生命那点点丰富的质感,那点点聊以自慰的光,已觉珍贵无比、心满意足,我还要执念别的什么,渴望什么呢!
编辑之外,和作家交集,与兄弟刊物交往,或登门拜访约稿,或开会,探访或深入生活,这种密切的互相依存活动常态,也是我们刊物深度工作割舍不去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这二十来年的流光中,其间,我还常常被当作刊物与地方联系的桥梁,当头绪理平了之后,便由我一个人或与别的同事一起陪伴客人下到基层各地观光、探访。许多次还由我独自一人担当这样的角色,去与作家沟通、约稿,陪他们下乡,或为刊物去邀请他们下来讲学。这种种编辑之外的事务,春去秋来,晨风夕雨,一晃已几十年逝去,但对我来说,记忆依然新鲜无比。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1976年6月,我们迎来的第一批客人是《人民文学》的李希凡、周明和许以。我即刻与时在东兴(今东兴市)县任县文教局局长的文学同仁,诗人、戏剧家张化声联系,由他来支持我们安排客人观光与访问的行程。当时我们单位仅有一辆二手吉普车,我便和我们刊物的主编符昭苏同客人挤在一起乘坐这部车前往。李希凡先生是红学家,研究《红楼梦》出名,当年我曾读过有关他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新闻报道,也读过他对《红楼梦》有关的研究成果,对“红学”新的看法。所以对李希凡,我们并不觉得陌生。到了东兴,张化声果然早已把我们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十分妥帖了。于是次日,张化声便领着我们沿着当年著名戏剧家田汉访问东兴的路线,先参观了将要启动扩建的防城港港口泊位,然后再访颇富特色的京族三岛。
自此以后,来客不断,交汇频繁,可见“文革”以后文学回归正道的气象已渐次火热,景况喜人,令人十分欣慰。如1982年分别陪京津来的王蒙和魏久环游武鸣的伊岭岩,陪从河南来的散文家湖涌参观南宁的市容,陪从云南来的作家张长访问北海。1985年冬,陪从北京来的作家陈建功一行前去宁明观赏花山壁画。1987年春,前后陪北京来的文学评论家雷达前往宁明看花山,和前来南宁参加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的新疆维吾尔族诗人铁依浦江、蒙古族作家达木林一行多人访问大化、岩滩、巴马和田东。我和铁依浦江、达木林他们在新疆的哈密文学笔会上早已认识,所以此次重逢,叙谈甚欢。那日经过岩滩水电站工地,正值当地壮族“三月三”“碰蛋节”,铁依浦江等客人对壮族歌圩中的青年男女,以蛋为媒相互碰击以交流感情那种温情与浪漫,兴趣盎然,心情好不舒展。同年夏,还陪同北京和陕西来的汪曾祺和贾平凹参观南宁。1988年春,陪《诗刊》诗人访问团谢冕、罗洛、张克、曲有源、刘湛秋、王燕生和麦琪一行访问防城港。1989年4月,陪《散文》月刊一编辑访问边城凭祥和国防重地法卡山。1990年1月,散文家梅洁从河北来,安排她前往防城港、东兴等地采访。1994年秋,西南五省(区)文学期刊联谊会在南宁召开期间,陪与会的《四川文学》《山花》《边疆文学》《朔方》《滇池》《花溪》《小说月报》等十余家兄弟刊物的编辑同行探访参观北海、涠洲岛和东兴。
一番接地气情感性地深入体验之后,有人热情洋溢,写出了作品,有的在区外发表,宣传了广西。如梅洁反映防城港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在《文艺报》发表。梅洁还写有《界河流过的地方》《遥远的北部湾》等散文。有人将作品留给我们广西,为广西文学的园林增色。如湖涌的《南宁的绿》,我们刊物发表以后,广西电台录制广播了一个时段,收入广西几个不同版本的散文集;贾平凹有“南国笔记”《太阳城》《南宁的夜市》两篇。我刊编发他后一篇,《太阳城》他给广西别的报刊发表。那日是我带他在人民公园捡拾红豆,不想他竟把红豆和南国多日照的现象联想在一起,构思出这个作品来了,不能不令人惊叹作家形象思维的睿智和丰富。“太阳真是南宁的。”“你便到那相思树下去,捡那高大乔木上落下的红豆。这是生长太阳的树。”又如著名作家王蒙《伊岭岩的启示》。这篇给《广西文学》发表的散文,非同一般,它简直是一篇美学简论。伊岭岩的一石一景,都是作家眼中艺术审美的对象。散文启发文学艺术家在对这一石一景的审视探究中,该如何去展开思路,该如何从它们身上往更深层次去追求和满足自己的审美要求,然后来完成自己作品的构思。散文传递的这些讯息含量,确实令人受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事,一次我从北戴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度假后返程路过北京,正好落脚在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居家赵堂子小院附近,我忽然想起诗人年轻时任战地记者,曾上前线采访过我们扶绥县的乡亲、抗日名将钟毅,对钟毅将军有“上马杀敌是猛将,下马写诗是诗人”的评价,便萌发上门拜访的念头,顺便约他为我们刊物写点什么。在拜访中,我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写好散文,臧老话语不多,只语重心长给我写下几行字:“我喜欢来自生活深处的东西。我爱朴素的美——诗如此,散文也如此。”自此,这一金句,便成了我日后散文写作的座右铭了。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一年,有次我要上京开会,临走,时任《广西文学》主编张辛交代,会后,找个时间去天津敬请冯骥才和刘心武两位作家来广西讲学,再一次活跃广西文坛,继续推动广西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于是在京,我便去找广西籍作家陈建功,请他写封私人介绍信,择日便忙里偷闲去了天津。碰巧刘心武不在家,冯骥才先生满口答应,会与刘心武先生同行。任务圆满完成,我满怀高兴返回北京,想不到偶遇作家刘绍棠,他知道了我去天津的缘由,便说:“广西我还未去过呢,我也去行不行?”刘绍棠先生与我同年,是一位多产的名作家,当年他十六岁时写出小说《青枝绿叶》,声名鹊起,中国文坛无人不知。十六岁神童写出的作品,让十六七岁的我读了,更是羡慕不已,所以印象尤为深刻。如今京城邂逅,哪能不满口答应:“好呀,请等消息吧。”料想不到开完会回广西不久,谁知纸媒顿时爆出要批判某部电影的消息来,忽然又震撼了全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又让惊魂未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满心狐疑,如是,北方这三位名家南下的事,自此便无下文,成行不再。今天念起,无不让人心感遗憾,否则,肯定会有一个或多个叫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文化记忆,在《广西文学》和广西文坛美好地留存下来。
当然,在《广西文学》从事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在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其中的一件是“文革”后期,我编发玉林师专林植峰老师写的一篇童话《三只小蜜蜂》,不料招来了质疑。那时一位读者从福建给有关职能单位寄来一封“揭发告状”信,说这三只小蜜蜂的三把剑是刺向无产阶级的利器。在当时无风也起浪的时代背景下,这还了得,不仅震动广西文坛,也惊动了广西政坛。那时节,广西文联的体制尚未恢复,管我们这一文学艺术的摊子叫“广西文艺创作办公室”,附属于广西文化局。如何处理这一“大事”,连刚刚得以平反恢复了原职的时任广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贺亦然、广西文化局局长郭铭都不得不亲自出马与大家商讨,来平息这突如其来的风波了。一天,我被叫出来,原来贺亦然、郭铭他们,还有我们创作办公室主任张烈山正在广西展览馆一小室开会,商讨对策,要我去说明编发这篇童话的原因想法。去的途中,管我们文学这一块具体工作的前辈谢敏先生悄悄安慰我:“你别怕,有什么罪,全由我来承担!”听见这句话,我感慨万分。《三只小蜜蜂》何错之有?绿头苍蝇涂抹蜂蜜,乔装打扮成另一种蜜蜂族类,企图潜入这一家蜜蜂巢穴里搞破坏,被此蜂巢的卫士灵灵发现,先怀疑,后证实,经过多番较量之后,坏蛋绿头苍蝇终于原形毕露,被逮了个正着。如今忆起,惩恶扬善的主题,放在今日,仍会有它积极的现实意义,何况当时?那时我心暗想“揭發者”只不过主观臆测,重复惯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依事不实却无限政治上纲上线手段,来恶意攻击对方而已。会上,我陈述完意见便离开了会议室,由领导他们来定夺,而日后对此事如何处理,再没有人告诉我。因此《三只小蜜蜂》惹出来的这一事件,就像是石沉大海,仿佛它原本就不存在似的。
人生总是这样吧,艰难与顺畅,苦涩与甜蜜,都在和你不断相伴前行,我在《广西文学》的这些岁月,也是如此。不过我这一生中这一小小的插曲,后来很快便过去,风平浪静了,而以后的社会已日益清明,我的心也就清风送爽,云走明月来。
是啊,人民是文学的母亲。请记住母亲吧,再接再厉,始终坚持不懈把我们的刊物办得更好。
【凌渡,壮族,原《广西文学》编审。】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