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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光阴如流水，转瞬无踪迹，确是如此。记得1991年6月，为庆祝《广西文学》创刊四十周年，我奉主编之意，去敬请时任广西区党委副书记的丁廷模题词，他欣然写下“人民是文学的母亲”，刊登在该年为庆祝刊庆而编发的那期刊物上。自此匆匆一瞬间，又三十年过去，如今《广西文学》又步入七十周年的生日了。
过去了的光阴，已凝成历史，而回眸一看，昨天深藏于心的那些故事，依然生动异常，历历在目，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我1963年大学毕业入职广西文联，原在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今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与歌谣。当年该会流行这么一句：“民间文学，用命来搏”，意思是搜集民间文学，必须深入乡村，四处奔跑，跋山涉水，穿村过寨，要经得起艰辛的考验才行。然而我喜欢奔走在社会生活之中，所以这种既困难又浪漫且还带点旅游色彩的事业，倒很切合我的心意，于是因热爱它而选择了它，作为我日后应该去努力创造的一种人生价值。可惜这些年，处在众所周知的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在这一方面，终使我憧憬旁落，毫无建树。“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我再次在人生路上徘徊时，《广西文艺》复刊，时叫《革命文艺》，是1971年10月，我奉命忽然转换身份，成了这个刊物的一名编辑。从此便过着二十余年为他人作嫁衣的笔墨生涯，直到1996年退休。想起来复刊以后这些年，刊物两次易名，一次改为《广西文艺》，后又改回《广西文学》，这才长此以往步步前行，沿至今日。
《革命文艺》和《广西文艺》这时段，强调为工农兵服务，重视培养文学新人。刊物设置不少栏目，诸如小说、诗（包括古体诗词）、散文（包括杂文随笔、报告文学、回忆录）、文艺评论、寓言、童话、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以及戏剧、音乐、美术，甚至地方掌故等。贴近大众，雅俗共存共赏吧。正名《广西文学》后，回归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而对于培养文学新人，一样任重而道远。以我们广西当时的文学创作状况，与其他一部分兄弟省（区）对比看，不能不让人心起焦虑，而促使我们担当起责任来，抓住机遇，再不能让它在流光之中失之交臂了。栏目的设置，这时也相应更改，只留有小说、诗歌、散文（包括杂文随笔、报告文学、回忆录）和文学评论了。但不管怎样，20世纪70年代《广西文学》复刊后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编辑同仁，无不扬长避短，团结一致，不负韶华，全力以赴，为突显《广西文学》的时代性、现实性和群众性，为不断提升刊物的正气、志气、朝气、勇气和锐气而兢兢业业地努力着。
我是在诗歌、散文组专司散文编辑。我目光所及的散文写作群体，一直在老、中、青和初学写作者身上，以老带新，多方兼顾，共存共荣。这些年，编发老前辈如秦似的《补牙记》《旅顺一日》《五毛钱一铺》《漫谈左右》，谢逸的《诗文书画与人品》《一指之差》《音韵长存》《园边杂拾》《雨花石》，陆地的《战地黄花分外香》《从延安到沈阳》，李英敏的《敌后散记》《天涯寻亲记（上、下）》，丘行的《历史的回声》，苗延秀的《落花流水情》，贺祥麟的《我爱旧书》《我的老师》《叫我怎能忘记》等，中年如韦其麟的《岑逊的悲歌·一个壮族传说》《童心集·续篇》《山泉》《杂草一丛》《童蒙之歌》《记梦三题》，毛正三的《海上的梦》《访郊东椰林》《满载归心的船》《美丽的东山岭》《育珠人》，徐君慧的《薰衣草》《新疆伊犁抒情之什》《火把》，等等。面对我们广西这一历史时段散文写作比小说、诗歌落后了一大截的局面，除了老前辈秦似、谢逸、胡明树、陈白曙，还有后来的毛正三、周民震，从事散文写作的后来者异常稀落，人才匮乏。而毛正三与周民震，他们的专心还在于戏剧。所以对青年散文写作者和初学写作者的培养、扶掖，已成了我们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的事了。那些年，全用了一腔园丁之热血，不断去耕耘、播种与灌溉。
在这方面，一是积极去组织召开散文笔会，由《广西文学》出面组织或和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召开。好让青年作者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既互相传授散文写作的基本知识，加深他们对散文审美艺术的认知，又让他们在会上交流各自不同的散文写作经验，总结得与失的收获与教训，以提升他们今后写作的理念和方法，少走一些弯路。这种笔会，几乎每年都开。如1989年横县散文笔会，1991年梧州鸳鸯江之夏散文笔会，1992年凭祥散文笔会，1993年防城港北仑河之春散文笔会，1994年北海散文笔会，等等。有些笔会还邀请专家讲座，如1981年南宁散文笔会，邀请秦似、谢逸、周民震临会。会上，由秦似以“散文创新问题”为题作主体发言，谢逸、周民震各自传授自己散文写作的体会。1983年另一个南宁散文笔会，时值《散文》月刊主编石英来邕，我去诚邀他来为我们的散文作者讲课。二是不失时机，支持帮助作者参与广西各种有特色的民族民间活动，吸取各个民族有益的生活文化营养，来储存增厚他们自己的写作资源。如1971年参加隆林彝族（黑彝）的火把节，1982年参加都安七百布努瑶的达努节，1983年参加那坡彝族（白彝）的跳马节，1990年参加龙胜壮族龙脊散文和诗笔会，1992年参加贺县（今贺州市）湘、粤、桂南岭瑶族盘王节与东兰壮族蚂节（葬蛙节），等等。还有，侗寨的“月也”、琵琶串门、白裤瑶的葬礼和他们有滋有味夜歌圩的低吟细唱，以及苗族的坐妹活动，皆有一些散文写作者和我的身影。三是借助专题散文一栏，好让热心的作者深入生活，和时代同步，与军民同心，突出散文作品当代的现实性。那时候的前后十年，边境有事，我们刊物开辟“东线纪事”一栏;那时候启动开发红水河，规划在好一些的滩头分别建设几个水电站，刊物又设置了“红水河作品征文”。因此那些年，我们散文编辑或我一个，或两个人，常常和作者一起，深入边境各个哨所、高地采访，爱店一线前哨，桐棉板栏544、480高地，金鸡山哨所，平孟、百南阵地，岳圩860哨所，庭毫山，法卡山三、四、五号和叫卡阵地，龙州311高地，水口炮台山，龙邦十二道门要塞，还有东兴、那良、峒中、滩散等边防要地，一个个都留下了我们进出的足迹。后来满腔热情的作者，笔底出彩，写出了不少华章。如邓咏的《在界河一边》、赵虎的《故乡人》、黄碧功的《边防猎手》、陆腾琨的《第七个狗头》、夏雨的《东线纪事》、韦有新的《壁垒》，等等。而令我们深受鼓舞的，是“东线纪事”的精神气象，后来感动了不少读者。且听有知音者言：“在这片艺术国土上，到处滚动着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虎啸龙吟，皆可触到一个个长于斯的英雄感时忧国报国的壮烈情怀，皆可闻一曲曲国门虎兵的急促铿锵之音。”如今回头看去，这一历史的瞬间留痕，早已成了我们一两代人爱国爱家一个很有意义的集体记忆，而留给后来者，将会是警钟长鸣的启迪。同样，为了抒写反映红水河开发的散文，我们一样与作者一道，那些年，逐一造访了大化、岩滩、白龙滩、龙滩、雷公滩和大藤峡。后来，亦有不少作者笔下成文，如黄伟权的《写在岩滩电站工地上》，等等。记得1990年7月前往隆林天生桥（雷公滩）水电站工地体验、采访，参与作者众多。在工地上，得到了在那儿从事水电建设的武警部队的热情接待，我们心领，十分感动。区外作者叶公觉深有感触，回去后不久，写了篇有关天生桥电站建设的散文，见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关于“红水河作品征文”，亦有评家如是说：“红水河征文，是文学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有益的尝试。”四是趁《广西文学》为繁荣文学创作，培养作者，举办“广西函授文学院”之际，我们多次在南宁，在下面别的县、市办文学学习班，以座谈、授课、体验生活和评点作品的方式，来团结各地散文的初学写作者。与此同时，刊物也随之陆陆续续发表他们的习作，来激发他们对散文的热爱和创作热情。如丁汉的《杨梅情》，班正持的《粉店春秋》，佟梅的《绿的启示》，露白的《多梦的锚泊地》，姚古的《酒瓶的欣赏》，甘钰蓉的《水仙祭》，黄乃和的《赶潮》，杨砻的《边关情》以及海鹰的《小河清清》。甚至还发表过美国籍的华侨学员劳璞的《白雪·石灰;花城·乡情》。五便是推介作者了。将一部分在散文创作上基础比较扎实，并已多见佳绩的青年作者，以刊物为依托，发表他们的专辑，推广介绍给社会的受众。这些年来，我们推介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就有：彭洋散文三篇、苏苹散文八题、庞俭克散文四题、包曉泉散文四题、彭匈随笔四题等。那时的彭匈，让我感到，继秦似、谢逸之后，成为广西杂文随笔写作的后起之秀，应是当之无愧了。开始，我编发过他的一些随笔，反响不错，他高兴地来信说，他转换身份成功（他原是写小说登上文坛的）。那年我打算编辑他的专辑时，他很快送来了几篇作品。其中《时髦青年吕布》，看来他并不看好，把它排在他送来的作品的后面。但我觉得这篇随笔构思新颖、特色突出，在发表他的专辑时，我将它排在首位。结果见刊之后，《时髦青年吕布》被区外的一个选刊选中，接着又被收入区外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里。这才有彭匈后来给我寄来此书一本，并有“凌渡大兄：奉上此书，特致谢忱。《时髦青年吕布》得列入，足见兄之慧眼”这几句过誉的话。当然，这些年，广西渐次崭露头角的青年散文作家，当然不止这几位，只因刊物的版面有限，不能一一介绍罢了。 为这，我们还编发过“广西散文四十五家”，其中包括陆地、谢逸、李英敏等老一辈作家和其他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一理念，自然也全是从促进我们广西散文的繁荣与发展出发，来树立起我们青年散文作家的形象。由此看出，经过多年的努力，由于刊物与作者的积极互动和《广西日报》文艺副刊同广西其他文学期刊的相互呼应，广西一个新的散文作家群体终于逐渐形成，他们不少人还出了一个或多个散文集子，于是广西散文创作联络会后来的成立，当是顺理成章、势在必行。
我和《广西文学》结缘，并在其温馨的怀抱里结伴而行二十余年，甚感幸运，虽奉献不多，但对自己人生率性而为的责任担当，并在满怀的希冀里，历经了一个又一个春耕秋收、夏牧冬藏的美事，选择如此方式躬身于生活，迎来生命那点点丰富的质感，那点点聊以自慰的光，已觉珍贵无比、心满意足，我还要执念别的什么，渴望什么呢！
编辑之外，和作家交集，与兄弟刊物交往，或登门拜访约稿，或开会，探访或深入生活，这种密切的互相依存活动常态，也是我们刊物深度工作割舍不去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这二十来年的流光中，其间，我还常常被当作刊物与地方联系的桥梁，当头绪理平了之后，便由我一个人或与别的同事一起陪伴客人下到基层各地观光、探访。许多次还由我独自一人担当这样的角色，去与作家沟通、约稿，陪他们下乡，或为刊物去邀请他们下来讲学。这种种编辑之外的事务，春去秋来，晨风夕雨，一晃已几十年逝去，但对我来说，记忆依然新鲜无比。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1976年6月，我们迎来的第一批客人是《人民文学》的李希凡、周明和许以。我即刻与时在东兴（今东兴市）县任县文教局局长的文学同仁，诗人、戏剧家张化声联系，由他来支持我们安排客人观光与访问的行程。当时我们单位仅有一辆二手吉普车，我便和我们刊物的主编符昭苏同客人挤在一起乘坐这部车前往。李希凡先生是红学家，研究《红楼梦》出名，当年我曾读过有关他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新闻报道，也读过他对《红楼梦》有关的研究成果，对“红学”新的看法。所以对李希凡，我们并不觉得陌生。到了东兴，张化声果然早已把我们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十分妥帖了。于是次日，张化声便领着我们沿着当年著名戏剧家田汉访问东兴的路线，先参观了将要启动扩建的防城港港口泊位，然后再访颇富特色的京族三岛。
自此以后，来客不断，交汇频繁，可见“文革”以后文学回归正道的气象已渐次火热，景况喜人，令人十分欣慰。如1982年分别陪京津来的王蒙和魏久环游武鸣的伊岭岩，陪从河南来的散文家湖涌参观南宁的市容，陪从云南来的作家张长访问北海。1985年冬，陪从北京来的作家陈建功一行前去宁明观赏花山壁画。1987年春，前后陪北京来的文学评论家雷达前往宁明看花山，和前来南宁参加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的新疆维吾尔族诗人铁依浦江、蒙古族作家达木林一行多人访问大化、岩滩、巴马和田东。我和铁依浦江、达木林他们在新疆的哈密文学笔会上早已认识，所以此次重逢，叙谈甚欢。那日经过岩滩水电站工地，正值当地壮族“三月三”“碰蛋节”，铁依浦江等客人对壮族歌圩中的青年男女，以蛋为媒相互碰击以交流感情那种温情与浪漫，兴趣盎然，心情好不舒展。同年夏，还陪同北京和陕西来的汪曾祺和贾平凹参观南宁。1988年春，陪《诗刊》诗人访问团谢冕、罗洛、张克、曲有源、刘湛秋、王燕生和麦琪一行访问防城港。1989年4月，陪《散文》月刊一编辑访问边城凭祥和国防重地法卡山。1990年1月，散文家梅洁从河北来，安排她前往防城港、东兴等地采访。1994年秋，西南五省（区）文学期刊联谊会在南宁召开期间，陪与会的《四川文学》《山花》《边疆文学》《朔方》《滇池》《花溪》《小说月报》等十余家兄弟刊物的编辑同行探访参观北海、涠洲岛和东兴。
一番接地气情感性地深入体验之后，有人热情洋溢，写出了作品，有的在区外发表，宣传了广西。如梅洁反映防城港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在《文艺报》发表。梅洁还写有《界河流过的地方》《遥远的北部湾》等散文。有人将作品留给我们广西，为广西文学的园林增色。如湖涌的《南宁的绿》，我们刊物发表以后，广西电台录制广播了一个时段，收入广西几个不同版本的散文集;贾平凹有“南国笔记”《太阳城》《南宁的夜市》两篇。我刊编发他后一篇，《太阳城》他给广西别的报刊发表。那日是我带他在人民公园捡拾红豆，不想他竟把红豆和南国多日照的现象联想在一起，构思出这个作品来了，不能不令人惊叹作家形象思维的睿智和丰富。“太阳真是南宁的。”“你便到那相思树下去，捡那高大乔木上落下的红豆。这是生长太阳的树。”又如著名作家王蒙《伊岭岩的启示》。这篇给《广西文学》发表的散文，非同一般，它简直是一篇美学简论。伊岭岩的一石一景，都是作家眼中艺术审美的对象。散文启发文学艺术家在对这一石一景的审视探究中，该如何去展开思路，该如何从它们身上往更深层次去追求和满足自己的审美要求，然后来完成自己作品的构思。散文传递的这些讯息含量，确实令人受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事，一次我从北戴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度假后返程路过北京，正好落脚在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居家赵堂子小院附近，我忽然想起诗人年轻时任战地记者，曾上前线采访过我们扶绥县的乡亲、抗日名将钟毅，对钟毅将军有“上马杀敌是猛将，下马写诗是诗人”的评价，便萌发上门拜访的念头，顺便约他为我们刊物写点什么。在拜访中，我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写好散文，臧老话语不多，只语重心长给我写下几行字：“我喜欢来自生活深处的东西。我爱朴素的美——诗如此，散文也如此。”自此，这一金句，便成了我日后散文写作的座右铭了。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一年，有次我要上京开会，临走，时任《广西文学》主编张辛交代，会后，找个时间去天津敬请冯骥才和刘心武两位作家来广西讲学，再一次活跃广西文坛，继续推动广西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于是在京，我便去找广西籍作家陈建功，请他写封私人介绍信，择日便忙里偷闲去了天津。碰巧刘心武不在家，冯骥才先生满口答应，会与刘心武先生同行。任务圆满完成，我满怀高兴返回北京，想不到偶遇作家刘绍棠，他知道了我去天津的缘由，便说：“广西我还未去过呢，我也去行不行？”刘绍棠先生与我同年，是一位多产的名作家，当年他十六岁时写出小说《青枝绿叶》，声名鹊起，中国文坛无人不知。十六岁神童写出的作品，让十六七岁的我读了，更是羡慕不已，所以印象尤为深刻。如今京城邂逅，哪能不满口答应：“好呀，请等消息吧。”料想不到开完会回广西不久，谁知纸媒顿时爆出要批判某部电影的消息来，忽然又震撼了全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又让惊魂未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满心狐疑，如是，北方这三位名家南下的事，自此便无下文，成行不再。今天念起，无不让人心感遗憾，否则，肯定会有一个或多个叫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文化记忆，在《广西文学》和广西文坛美好地留存下来。
当然，在《广西文学》从事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在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其中的一件是“文革”后期，我编发玉林师专林植峰老师写的一篇童话《三只小蜜蜂》，不料招来了质疑。那时一位读者从福建给有关职能单位寄来一封“揭发告状”信，说这三只小蜜蜂的三把剑是刺向无产阶级的利器。在当时无风也起浪的时代背景下，这还了得，不仅震动广西文坛，也惊动了广西政坛。那时节，广西文联的体制尚未恢复，管我们这一文学艺术的摊子叫“广西文艺创作办公室”，附属于广西文化局。如何处理这一“大事”，连刚刚得以平反恢复了原职的时任广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贺亦然、广西文化局局长郭铭都不得不亲自出马与大家商讨，来平息这突如其来的风波了。一天，我被叫出来，原来贺亦然、郭铭他们，还有我们创作办公室主任张烈山正在广西展览馆一小室开会，商讨对策，要我去说明编发这篇童话的原因想法。去的途中，管我们文学这一块具体工作的前辈谢敏先生悄悄安慰我：“你别怕，有什么罪，全由我来承担！”听见这句话，我感慨万分。《三只小蜜蜂》何错之有？绿头苍蝇涂抹蜂蜜，乔装打扮成另一种蜜蜂族类，企图潜入这一家蜜蜂巢穴里搞破坏，被此蜂巢的卫士灵灵发现，先怀疑，后证实，经过多番较量之后，坏蛋绿头苍蝇终于原形毕露，被逮了个正着。如今忆起，惩恶扬善的主题，放在今日，仍会有它积极的现实意义，何况当时？那时我心暗想“揭發者”只不过主观臆测，重复惯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依事不实却无限政治上纲上线手段，来恶意攻击对方而已。会上，我陈述完意见便离开了会议室，由领导他们来定夺，而日后对此事如何处理，再没有人告诉我。因此《三只小蜜蜂》惹出来的这一事件，就像是石沉大海，仿佛它原本就不存在似的。
人生总是这样吧，艰难与顺畅，苦涩与甜蜜，都在和你不断相伴前行，我在《广西文学》的这些岁月，也是如此。不过我这一生中这一小小的插曲，后来很快便过去，风平浪静了，而以后的社会已日益清明，我的心也就清风送爽，云走明月来。
是啊，人民是文学的母亲。请记住母亲吧，再接再厉，始终坚持不懈把我们的刊物办得更好。
【凌渡，壮族，原《广西文学》编审。】
责任编辑 韦 露
过去了的光阴，已凝成历史，而回眸一看，昨天深藏于心的那些故事，依然生动异常，历历在目，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我1963年大学毕业入职广西文联，原在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今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与歌谣。当年该会流行这么一句：“民间文学，用命来搏”，意思是搜集民间文学，必须深入乡村，四处奔跑，跋山涉水，穿村过寨，要经得起艰辛的考验才行。然而我喜欢奔走在社会生活之中，所以这种既困难又浪漫且还带点旅游色彩的事业，倒很切合我的心意，于是因热爱它而选择了它，作为我日后应该去努力创造的一种人生价值。可惜这些年，处在众所周知的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在这一方面，终使我憧憬旁落，毫无建树。“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我再次在人生路上徘徊时，《广西文艺》复刊，时叫《革命文艺》，是1971年10月，我奉命忽然转换身份，成了这个刊物的一名编辑。从此便过着二十余年为他人作嫁衣的笔墨生涯，直到1996年退休。想起来复刊以后这些年，刊物两次易名，一次改为《广西文艺》，后又改回《广西文学》，这才长此以往步步前行，沿至今日。
《革命文艺》和《广西文艺》这时段，强调为工农兵服务，重视培养文学新人。刊物设置不少栏目，诸如小说、诗（包括古体诗词）、散文（包括杂文随笔、报告文学、回忆录）、文艺评论、寓言、童话、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以及戏剧、音乐、美术，甚至地方掌故等。贴近大众，雅俗共存共赏吧。正名《广西文学》后，回归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而对于培养文学新人，一样任重而道远。以我们广西当时的文学创作状况，与其他一部分兄弟省（区）对比看，不能不让人心起焦虑，而促使我们担当起责任来，抓住机遇，再不能让它在流光之中失之交臂了。栏目的设置，这时也相应更改，只留有小说、诗歌、散文（包括杂文随笔、报告文学、回忆录）和文学评论了。但不管怎样，20世纪70年代《广西文学》复刊后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编辑同仁，无不扬长避短，团结一致，不负韶华，全力以赴，为突显《广西文学》的时代性、现实性和群众性，为不断提升刊物的正气、志气、朝气、勇气和锐气而兢兢业业地努力着。
我是在诗歌、散文组专司散文编辑。我目光所及的散文写作群体，一直在老、中、青和初学写作者身上，以老带新，多方兼顾，共存共荣。这些年，编发老前辈如秦似的《补牙记》《旅顺一日》《五毛钱一铺》《漫谈左右》，谢逸的《诗文书画与人品》《一指之差》《音韵长存》《园边杂拾》《雨花石》，陆地的《战地黄花分外香》《从延安到沈阳》，李英敏的《敌后散记》《天涯寻亲记（上、下）》，丘行的《历史的回声》，苗延秀的《落花流水情》，贺祥麟的《我爱旧书》《我的老师》《叫我怎能忘记》等，中年如韦其麟的《岑逊的悲歌·一个壮族传说》《童心集·续篇》《山泉》《杂草一丛》《童蒙之歌》《记梦三题》，毛正三的《海上的梦》《访郊东椰林》《满载归心的船》《美丽的东山岭》《育珠人》，徐君慧的《薰衣草》《新疆伊犁抒情之什》《火把》，等等。面对我们广西这一历史时段散文写作比小说、诗歌落后了一大截的局面，除了老前辈秦似、谢逸、胡明树、陈白曙，还有后来的毛正三、周民震，从事散文写作的后来者异常稀落，人才匮乏。而毛正三与周民震，他们的专心还在于戏剧。所以对青年散文写作者和初学写作者的培养、扶掖，已成了我们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的事了。那些年，全用了一腔园丁之热血，不断去耕耘、播种与灌溉。
在这方面，一是积极去组织召开散文笔会，由《广西文学》出面组织或和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召开。好让青年作者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既互相传授散文写作的基本知识，加深他们对散文审美艺术的认知，又让他们在会上交流各自不同的散文写作经验，总结得与失的收获与教训，以提升他们今后写作的理念和方法，少走一些弯路。这种笔会，几乎每年都开。如1989年横县散文笔会，1991年梧州鸳鸯江之夏散文笔会，1992年凭祥散文笔会，1993年防城港北仑河之春散文笔会，1994年北海散文笔会，等等。有些笔会还邀请专家讲座，如1981年南宁散文笔会，邀请秦似、谢逸、周民震临会。会上，由秦似以“散文创新问题”为题作主体发言，谢逸、周民震各自传授自己散文写作的体会。1983年另一个南宁散文笔会，时值《散文》月刊主编石英来邕，我去诚邀他来为我们的散文作者讲课。二是不失时机，支持帮助作者参与广西各种有特色的民族民间活动，吸取各个民族有益的生活文化营养，来储存增厚他们自己的写作资源。如1971年参加隆林彝族（黑彝）的火把节，1982年参加都安七百布努瑶的达努节，1983年参加那坡彝族（白彝）的跳马节，1990年参加龙胜壮族龙脊散文和诗笔会，1992年参加贺县（今贺州市）湘、粤、桂南岭瑶族盘王节与东兰壮族蚂节（葬蛙节），等等。还有，侗寨的“月也”、琵琶串门、白裤瑶的葬礼和他们有滋有味夜歌圩的低吟细唱，以及苗族的坐妹活动，皆有一些散文写作者和我的身影。三是借助专题散文一栏，好让热心的作者深入生活，和时代同步，与军民同心，突出散文作品当代的现实性。那时候的前后十年，边境有事，我们刊物开辟“东线纪事”一栏;那时候启动开发红水河，规划在好一些的滩头分别建设几个水电站，刊物又设置了“红水河作品征文”。因此那些年，我们散文编辑或我一个，或两个人，常常和作者一起，深入边境各个哨所、高地采访，爱店一线前哨，桐棉板栏544、480高地，金鸡山哨所，平孟、百南阵地，岳圩860哨所，庭毫山，法卡山三、四、五号和叫卡阵地，龙州311高地，水口炮台山，龙邦十二道门要塞，还有东兴、那良、峒中、滩散等边防要地，一个个都留下了我们进出的足迹。后来满腔热情的作者，笔底出彩，写出了不少华章。如邓咏的《在界河一边》、赵虎的《故乡人》、黄碧功的《边防猎手》、陆腾琨的《第七个狗头》、夏雨的《东线纪事》、韦有新的《壁垒》，等等。而令我们深受鼓舞的，是“东线纪事”的精神气象，后来感动了不少读者。且听有知音者言：“在这片艺术国土上，到处滚动着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虎啸龙吟，皆可触到一个个长于斯的英雄感时忧国报国的壮烈情怀，皆可闻一曲曲国门虎兵的急促铿锵之音。”如今回头看去，这一历史的瞬间留痕，早已成了我们一两代人爱国爱家一个很有意义的集体记忆，而留给后来者，将会是警钟长鸣的启迪。同样，为了抒写反映红水河开发的散文，我们一样与作者一道，那些年，逐一造访了大化、岩滩、白龙滩、龙滩、雷公滩和大藤峡。后来，亦有不少作者笔下成文，如黄伟权的《写在岩滩电站工地上》，等等。记得1990年7月前往隆林天生桥（雷公滩）水电站工地体验、采访，参与作者众多。在工地上，得到了在那儿从事水电建设的武警部队的热情接待，我们心领，十分感动。区外作者叶公觉深有感触，回去后不久，写了篇有关天生桥电站建设的散文，见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关于“红水河作品征文”，亦有评家如是说：“红水河征文，是文学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有益的尝试。”四是趁《广西文学》为繁荣文学创作，培养作者，举办“广西函授文学院”之际，我们多次在南宁，在下面别的县、市办文学学习班，以座谈、授课、体验生活和评点作品的方式，来团结各地散文的初学写作者。与此同时，刊物也随之陆陆续续发表他们的习作，来激发他们对散文的热爱和创作热情。如丁汉的《杨梅情》，班正持的《粉店春秋》，佟梅的《绿的启示》，露白的《多梦的锚泊地》，姚古的《酒瓶的欣赏》，甘钰蓉的《水仙祭》，黄乃和的《赶潮》，杨砻的《边关情》以及海鹰的《小河清清》。甚至还发表过美国籍的华侨学员劳璞的《白雪·石灰;花城·乡情》。五便是推介作者了。将一部分在散文创作上基础比较扎实，并已多见佳绩的青年作者，以刊物为依托，发表他们的专辑，推广介绍给社会的受众。这些年来，我们推介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就有：彭洋散文三篇、苏苹散文八题、庞俭克散文四题、包曉泉散文四题、彭匈随笔四题等。那时的彭匈，让我感到，继秦似、谢逸之后，成为广西杂文随笔写作的后起之秀，应是当之无愧了。开始，我编发过他的一些随笔，反响不错，他高兴地来信说，他转换身份成功（他原是写小说登上文坛的）。那年我打算编辑他的专辑时，他很快送来了几篇作品。其中《时髦青年吕布》，看来他并不看好，把它排在他送来的作品的后面。但我觉得这篇随笔构思新颖、特色突出，在发表他的专辑时，我将它排在首位。结果见刊之后，《时髦青年吕布》被区外的一个选刊选中，接着又被收入区外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里。这才有彭匈后来给我寄来此书一本，并有“凌渡大兄：奉上此书，特致谢忱。《时髦青年吕布》得列入，足见兄之慧眼”这几句过誉的话。当然，这些年，广西渐次崭露头角的青年散文作家，当然不止这几位，只因刊物的版面有限，不能一一介绍罢了。 为这，我们还编发过“广西散文四十五家”，其中包括陆地、谢逸、李英敏等老一辈作家和其他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一理念，自然也全是从促进我们广西散文的繁荣与发展出发，来树立起我们青年散文作家的形象。由此看出，经过多年的努力，由于刊物与作者的积极互动和《广西日报》文艺副刊同广西其他文学期刊的相互呼应，广西一个新的散文作家群体终于逐渐形成，他们不少人还出了一个或多个散文集子，于是广西散文创作联络会后来的成立，当是顺理成章、势在必行。
我和《广西文学》结缘，并在其温馨的怀抱里结伴而行二十余年，甚感幸运，虽奉献不多，但对自己人生率性而为的责任担当，并在满怀的希冀里，历经了一个又一个春耕秋收、夏牧冬藏的美事，选择如此方式躬身于生活，迎来生命那点点丰富的质感，那点点聊以自慰的光，已觉珍贵无比、心满意足，我还要执念别的什么，渴望什么呢！
编辑之外，和作家交集，与兄弟刊物交往，或登门拜访约稿，或开会，探访或深入生活，这种密切的互相依存活动常态，也是我们刊物深度工作割舍不去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这二十来年的流光中，其间，我还常常被当作刊物与地方联系的桥梁，当头绪理平了之后，便由我一个人或与别的同事一起陪伴客人下到基层各地观光、探访。许多次还由我独自一人担当这样的角色，去与作家沟通、约稿，陪他们下乡，或为刊物去邀请他们下来讲学。这种种编辑之外的事务，春去秋来，晨风夕雨，一晃已几十年逝去，但对我来说，记忆依然新鲜无比。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1976年6月，我们迎来的第一批客人是《人民文学》的李希凡、周明和许以。我即刻与时在东兴（今东兴市）县任县文教局局长的文学同仁，诗人、戏剧家张化声联系，由他来支持我们安排客人观光与访问的行程。当时我们单位仅有一辆二手吉普车，我便和我们刊物的主编符昭苏同客人挤在一起乘坐这部车前往。李希凡先生是红学家，研究《红楼梦》出名，当年我曾读过有关他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新闻报道，也读过他对《红楼梦》有关的研究成果，对“红学”新的看法。所以对李希凡，我们并不觉得陌生。到了东兴，张化声果然早已把我们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十分妥帖了。于是次日，张化声便领着我们沿着当年著名戏剧家田汉访问东兴的路线，先参观了将要启动扩建的防城港港口泊位，然后再访颇富特色的京族三岛。
自此以后，来客不断，交汇频繁，可见“文革”以后文学回归正道的气象已渐次火热，景况喜人，令人十分欣慰。如1982年分别陪京津来的王蒙和魏久环游武鸣的伊岭岩，陪从河南来的散文家湖涌参观南宁的市容，陪从云南来的作家张长访问北海。1985年冬，陪从北京来的作家陈建功一行前去宁明观赏花山壁画。1987年春，前后陪北京来的文学评论家雷达前往宁明看花山，和前来南宁参加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的新疆维吾尔族诗人铁依浦江、蒙古族作家达木林一行多人访问大化、岩滩、巴马和田东。我和铁依浦江、达木林他们在新疆的哈密文学笔会上早已认识，所以此次重逢，叙谈甚欢。那日经过岩滩水电站工地，正值当地壮族“三月三”“碰蛋节”，铁依浦江等客人对壮族歌圩中的青年男女，以蛋为媒相互碰击以交流感情那种温情与浪漫，兴趣盎然，心情好不舒展。同年夏，还陪同北京和陕西来的汪曾祺和贾平凹参观南宁。1988年春，陪《诗刊》诗人访问团谢冕、罗洛、张克、曲有源、刘湛秋、王燕生和麦琪一行访问防城港。1989年4月，陪《散文》月刊一编辑访问边城凭祥和国防重地法卡山。1990年1月，散文家梅洁从河北来，安排她前往防城港、东兴等地采访。1994年秋，西南五省（区）文学期刊联谊会在南宁召开期间，陪与会的《四川文学》《山花》《边疆文学》《朔方》《滇池》《花溪》《小说月报》等十余家兄弟刊物的编辑同行探访参观北海、涠洲岛和东兴。
一番接地气情感性地深入体验之后，有人热情洋溢，写出了作品，有的在区外发表，宣传了广西。如梅洁反映防城港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在《文艺报》发表。梅洁还写有《界河流过的地方》《遥远的北部湾》等散文。有人将作品留给我们广西，为广西文学的园林增色。如湖涌的《南宁的绿》，我们刊物发表以后，广西电台录制广播了一个时段，收入广西几个不同版本的散文集;贾平凹有“南国笔记”《太阳城》《南宁的夜市》两篇。我刊编发他后一篇，《太阳城》他给广西别的报刊发表。那日是我带他在人民公园捡拾红豆，不想他竟把红豆和南国多日照的现象联想在一起，构思出这个作品来了，不能不令人惊叹作家形象思维的睿智和丰富。“太阳真是南宁的。”“你便到那相思树下去，捡那高大乔木上落下的红豆。这是生长太阳的树。”又如著名作家王蒙《伊岭岩的启示》。这篇给《广西文学》发表的散文，非同一般，它简直是一篇美学简论。伊岭岩的一石一景，都是作家眼中艺术审美的对象。散文启发文学艺术家在对这一石一景的审视探究中，该如何去展开思路，该如何从它们身上往更深层次去追求和满足自己的审美要求，然后来完成自己作品的构思。散文传递的这些讯息含量，确实令人受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事，一次我从北戴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度假后返程路过北京，正好落脚在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居家赵堂子小院附近，我忽然想起诗人年轻时任战地记者，曾上前线采访过我们扶绥县的乡亲、抗日名将钟毅，对钟毅将军有“上马杀敌是猛将，下马写诗是诗人”的评价，便萌发上门拜访的念头，顺便约他为我们刊物写点什么。在拜访中，我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写好散文，臧老话语不多，只语重心长给我写下几行字：“我喜欢来自生活深处的东西。我爱朴素的美——诗如此，散文也如此。”自此，这一金句，便成了我日后散文写作的座右铭了。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一年，有次我要上京开会，临走，时任《广西文学》主编张辛交代，会后，找个时间去天津敬请冯骥才和刘心武两位作家来广西讲学，再一次活跃广西文坛，继续推动广西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于是在京，我便去找广西籍作家陈建功，请他写封私人介绍信，择日便忙里偷闲去了天津。碰巧刘心武不在家，冯骥才先生满口答应，会与刘心武先生同行。任务圆满完成，我满怀高兴返回北京，想不到偶遇作家刘绍棠，他知道了我去天津的缘由，便说：“广西我还未去过呢，我也去行不行？”刘绍棠先生与我同年，是一位多产的名作家，当年他十六岁时写出小说《青枝绿叶》，声名鹊起，中国文坛无人不知。十六岁神童写出的作品，让十六七岁的我读了，更是羡慕不已，所以印象尤为深刻。如今京城邂逅，哪能不满口答应：“好呀，请等消息吧。”料想不到开完会回广西不久，谁知纸媒顿时爆出要批判某部电影的消息来，忽然又震撼了全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又让惊魂未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满心狐疑，如是，北方这三位名家南下的事，自此便无下文，成行不再。今天念起，无不让人心感遗憾，否则，肯定会有一个或多个叫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文化记忆，在《广西文学》和广西文坛美好地留存下来。
当然，在《广西文学》从事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在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其中的一件是“文革”后期，我编发玉林师专林植峰老师写的一篇童话《三只小蜜蜂》，不料招来了质疑。那时一位读者从福建给有关职能单位寄来一封“揭发告状”信，说这三只小蜜蜂的三把剑是刺向无产阶级的利器。在当时无风也起浪的时代背景下，这还了得，不仅震动广西文坛，也惊动了广西政坛。那时节，广西文联的体制尚未恢复，管我们这一文学艺术的摊子叫“广西文艺创作办公室”，附属于广西文化局。如何处理这一“大事”，连刚刚得以平反恢复了原职的时任广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贺亦然、广西文化局局长郭铭都不得不亲自出马与大家商讨，来平息这突如其来的风波了。一天，我被叫出来，原来贺亦然、郭铭他们，还有我们创作办公室主任张烈山正在广西展览馆一小室开会，商讨对策，要我去说明编发这篇童话的原因想法。去的途中，管我们文学这一块具体工作的前辈谢敏先生悄悄安慰我：“你别怕，有什么罪，全由我来承担！”听见这句话，我感慨万分。《三只小蜜蜂》何错之有？绿头苍蝇涂抹蜂蜜，乔装打扮成另一种蜜蜂族类，企图潜入这一家蜜蜂巢穴里搞破坏，被此蜂巢的卫士灵灵发现，先怀疑，后证实，经过多番较量之后，坏蛋绿头苍蝇终于原形毕露，被逮了个正着。如今忆起，惩恶扬善的主题，放在今日，仍会有它积极的现实意义，何况当时？那时我心暗想“揭發者”只不过主观臆测，重复惯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依事不实却无限政治上纲上线手段，来恶意攻击对方而已。会上，我陈述完意见便离开了会议室，由领导他们来定夺，而日后对此事如何处理，再没有人告诉我。因此《三只小蜜蜂》惹出来的这一事件，就像是石沉大海，仿佛它原本就不存在似的。
人生总是这样吧，艰难与顺畅，苦涩与甜蜜，都在和你不断相伴前行，我在《广西文学》的这些岁月，也是如此。不过我这一生中这一小小的插曲，后来很快便过去，风平浪静了，而以后的社会已日益清明，我的心也就清风送爽，云走明月来。
是啊，人民是文学的母亲。请记住母亲吧，再接再厉，始终坚持不懈把我们的刊物办得更好。
【凌渡，壮族，原《广西文学》编审。】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