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钟嵘《诗品》始，世人就一直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并认为其归隐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的确，东晋时期，以老、庄为宗的玄学占统治地位，陶渊明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陶渊明一生崇尚自然，追求复真还淳，“自然”“真”“淳”等说法都来自老、庄学说。但是，只要细析其人生价值取向、思想境界、德行等方面，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更甚。
　　一、儒家思想在其心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魏晋时期，虽说玄学盛行，但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对于维护封建门阀与家族制度具有重大作用，儒家思想在当时仍占重要地位。陶渊明的家乡江州浔阳（今江西九江），儒家思想就非常流行，经学家范宣、范宁在当地大倡儒学，历时十年，设立乡校，招纳学生数百，形成“江州人士，并好经学”的盛况。当时，正值陶渊明青少年求学时期（十五六岁至二十六七岁），陶渊明当然会受到儒家修身、立志、学而优则仕等方面的影响。另外，从家庭环境来说，陶渊明的曾祖陶侃、祖父陶茂、外祖父孟嘉甚至父亲均做过官，他们积极进取、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精神深深影响着陶渊明，陶渊明曾为父祖的功勋政绩及品德风范而感到自豪。据上可知，社会环境及家庭环境是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直接原因。
　　二、儒家思想在陶渊明身上的体现
　　判断一个人是否受某种思想的影响，要看这种思想是否在这个人身上得到体现。儒家思想在陶渊明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下面拟从人生价值观、人生境界观、德行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人生价值观方面。儒家思想认为人生价值的体现在于积极进取、立志、立德、立功、立言，主张“生益于人，死闻于后”。而陶渊明少壮时就立志要做一番“济苍生，安社稷”的事业，渴望通过做官来一展自己“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陶渊明积极进取的精神、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在陶渊明的诗中都流露过。如，“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第八）；“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等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诗人雄心勃勃、希望建功立业、施展自己抱负的情怀。《咏荆轲》这首叙事诗，借叹荆轲生前获知遇、死节报知己、身后留其名表达了诗人渴望遇知己、且为知己者死而立不朽奇名之志。可见，陶渊明一直把建功立业、身后留名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二）人生境界观方面。陶渊明一生均处乱世，壮志难酬，陶渊明不可能“兼善天下”，但陶渊明的确做到了“独善其身”。 陶渊明任彭泽令时，傲慢无理的郡督邮来县视察，陶渊明不愿巴结奉承，不愿折腰受辱，毅然辞官归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是陶渊明的宣言。归田后，日益贫困，饥饿不堪，但陶渊明不受趋炎附势的江州刺史檀道济的“嗟来之食”。在此点上，陶渊明真的做到了“贫而无谄”、“贫贱不移”。 陶渊明在“独善其身”时，并未忘国家大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渊明“对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相反，陶渊明时刻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述酒》隐刺了刘裕欲篡位而设毒酒害恭帝不成而“掩杀之”的事实，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晋王朝的哀悼，对刘宋政权的不满；在《拟古九首》（其九）中，诗人写道，“种桑九江边，三年望为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诗人通过对种桑江边、桑树摧折不幸遭遇的描述，抒发了自己对晋宋易代的深沉感慨和对时局的关心、忧虑。对国家的忧虑，对统治者的绝望、不满，对黑暗社会清醒的认识，使陶渊明不断探索，最终为人们勾勒出一幅风光奇丽、平等、自由、丰衣足食、和睦相处的“世外桃源”（《桃花源记》）。
　　（三）德行方面。在德性、行为修养方面，儒学提倡心廉、身正。身正要做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在祸乱不断、无道的东晋，陶渊明不为富贵入乱邦，而反归隐田园，甘守贫穷，显然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一生为人清廉，品行高洁，陶渊明常以松、菊、柳、孤云自托。如，“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校”（《饮酒》其八），“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咏贪士七首》其一），等等。陶渊明自号为五柳先生，这些均体现了陶渊明坚守高洁情操、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怀。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无论是立志还是修身养德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就连陶渊明的归隐也是为了“独善其身”。其实，“归隐”并不是陶渊明的初衷，陶渊明是在生逢乱世不能“兼善天下”的情况下才决定“归隐”的。可以设想，若陶渊明生在一“有道之邦”，陶渊明决不会归隐田园，肯定会力图实现“济苍生，安社稷”之志，且定会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