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申遗成功，越来越多人知道良渚、关注良渚。
　　由于良渚文化从未出现在任何古文献中，我们对其起源和消失过程一无所知，只能根据考古出土的证据进行研究和推测。
　　良渚人是怎样生活的？良渚王国为什么神秘消失了？良渚人都去了哪里？《中国报道》记者专访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来回答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报道》：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实证，古文献和古史传说中的夏朝还是一个谜，目前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那么良渚是否能被认为也是一个朝代？现在网友们还猜测，良渚、石峁、陶寺和王城岗分别是蚩尤、黄帝、尧和禹的都城，有这种可能吗？
　　秦岭：从学术史角度讲，我们的研究和认识都是基于古人留下的实物资料而产生的，是一种“口说无凭”的历史学。我个人不赞成用考古资料注释古史传说的研究路径。良渚、三星堆等不同时期不存在于中国古文献记载的区域文明，本身也说明古文献是史料的一种而不是历史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要分开来讲。中国历史上就有朝的概念，代的概念则是当代历史研究的说法。“朝”有别于“野”，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体系内，只有天下共主才称其为朝，朝大于国，朝对应的是中国古代的“天下”。如果按中国自古的用法，良渚当然是不能称为“朝”的，当然与其他同时期文明，它们共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代”。从严肃学术上说，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不适宜用后来历史框架和术语来描述。
　　石峁跟陶寺和王城岗遗址几乎是同时的，并且石峁遗址延续使用的时间更长，进入青铜时代毫无问题。而良渚文化所处的时代比这些要早。良渚文化衰落消失的时候，还要再过三四百年以后才出现石峁、陶寺和王城岗。所以如果非要跟古史传说附会的话，那黄帝和蚩尤差了好多年了，根本不可能大战蚩尤，是黄帝大战尧舜禹才对了。
　　《中国报道》：我们知道，良渚稻作农业发达，除了大米，良渚人还能吃到啥，他们怎么做饭吃的？
　　秦岭：良渚文化不是狩猎采集经济，是当时最发达的稻作农业社会的代表。但江南历来是鱼米之乡，良渚人吃的品种蛮丰富的。
　　除了稻米，植物类的食物发现的有菱角、芡实、薏米、野猕猴桃、野葡萄、桃子、甜瓜、葫芦、橡子、野柿子、山楂、紫苏、莲藕莲子、银杏等，肉類有各种鱼（黑鱼、鲫鱼为主）、鳖、猪、獐子、麂子、水鹿、麋鹿、梅花鹿、野生水牛等三四十种吧。
　　吃法的话，从出土陶器看主要是蒸煮的方式。但是其他生活用器（竹木器）不容易保存下来，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吃法。但炒菜新石器时代还没有，烤着吃好像也没有发现相关遗迹现象。
　　因为良渚所在长江下游普遍是酸性土壤，人骨保存状况很差，所以没有病理学数据告诉我们古人类的营养状况和饮食习惯。同样社会等级差异目前也只见于随葬品和墓葬墓地的规模差别，不确定是否体现在日常饮食内容上。
　　《中国报道》： 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城墙墙宽40到50米，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很多墙面不是垂直的，如何起到防御作用？
　　秦岭：城墙的功能是多重的，不完全是防御和军事作用。目前看到的新石器时代城墙，主要有堆筑和夯筑两种，这两种方式都不像后来的包砖墙，从工程学角度不可能建得笔直。良渚古城地处湿地，因此在堆筑方式和地基处理上有它自己的建筑特点，比如下面有垫石基础。这种特点后来也在山东龙山的一些城址基础中被应用，比如尧王城遗址。
　　良渚城墙目前看，确认中心城市边界，突出城乡分野，通过空间上的向心结构凸显社会权力的空间结构，这样的功能可能比军事功能更为明显。目前尚没有很多战争的考古证据，良渚文化中基本上看不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良渚文化区内也少见异文化的物质遗留——因此，尚不足以讨论城墙的军事作用和设计。
　　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墙曾经引起质疑，有些文史工作者说这不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认为没有铁器就无法把石头破开。后来古城墙的测年数据破除了这些质疑;而且良渚玉器硬度比古城垫石高得多，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良渚先民仍然表现了高超的制玉技术。此外，西方还有比我们年代更久远的采石场遗址，欧洲巨石文化就是新石器时期，也没有金属工具。总不能说，巨石阵和良渚玉器都是外星人造的吧？
　　《中国报道》：良渚古城被称为“水城”，良渚先民是怎么出行的？
　　秦岭：良渚古城有点像现在的威尼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水城”，所以良渚先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独木舟，从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阶段开始，本地区就有使用独木舟的技术和交通方式。
　　2010年，在余杭临平茅山遗址的古河道内曾经发现过一艘全长7.35米、最宽处0.45米的完整的独木舟，这是良渚文化首次发现独木舟，也是国内考古发掘出土中最长、最完整的史前独木舟。另外很多遗址的沟渠河道内都发现过木桨。想象一下，良渚先民驾舟出行，两岸的风景渐次闪过，也别有一番风情。
　　《中国报道》：这么高级的良渚文明并不在传统的中原文明范围内，不见于史记等史书的记载，它是如何而出现的，又怎么衰落了呢？良渚人都去哪里了？
　　秦岭：凌家滩遗址在良渚分布区西北方向的长江以北，测年数据不多，一般认为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比良渚早。凌家滩文化的用玉传统和制玉技术，毫无疑问是良渚文化玉器手工业的源头。
　　很多研究者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良渚文化兴起中包括了凌家滩墓地背后的高等级社群和制玉集团的作用，是巢湖地区先民追寻玉石资源的过程中同环太湖地区本土崧泽文化先民合流形成的良渚文化。
　　河姆渡文化在良渚文化分布区东南的钱塘江以南，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000～3500年。它和环太湖地区同时期的马家浜文化一样，是长江下游稻作起源发展的关键阶段。良渚文化逐步发展壮大后，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分布区）最终受到环太湖地区影响，物质文化上成为良渚文化的范围，这种变化其实从早于良渚的崧泽文化晚期就慢慢显现端倪了。
　　良渚文化阶段，就能看到周围不少文化中有良渚文化因素的影响，它们甚至能获得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比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闽赣浙一带的樊城堆、好川、牛鼻山等文化，甚至广东的石峡文化……这些文化因素交流的背后肯定也有人群的流动。
　　我个人意见，因为良渚的玉器资源枯竭，维系上层社会关系网络和权力纽带的手工业经济逐步衰落;然后环境气候也可能小范围内变幅较大，对农业经济产生了冲击;然后外来文化的影响可能要有一点点，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良渚慢慢就不行了。
　　而良渚文化衰落后，这个地区的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良渚文化延续下来的因素。人口会有减少和增加的大节奏，但良渚社会和上层物质文化的衰败，并不代表人的彻底消失。所以不需要迁徙，良渚人也会继续繁衍发展，成为其他物质文化的实践者。目前，还看不到有明确晚于良渚文化下限（距今4300年）但整体保留良渚物质特点的“飞地”，所以不确定存在有计划的迁徙。
　　从时间上看，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都是差不多同时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就一直很发达，完全不逊于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海岱地区是持续发展一直很发达的区域，最终对青铜时代的精神文化的影响（器用制度、纹饰观念等等）也更加深远。所以本质上最终是中原文化大一统，这的确是历史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