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有一种说法：事业、金钱、房子、家庭、子女固然重要，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0”，身体才是“0”前面的“1”，如果健康得不到保证，“1”后面的“0”再多，到头来也会变得毫无价值。
　　此说，颇为深刻，窃以为表明了社会公众的健康意识正在觉醒。不过，光有这点意识好像还不够，尤其是忙于商战、天天运转在市场经济前沿的实业家、企业家，还有大量涉外商务人士，更需要走出健康的认知误区，要不然，即便有再美好的健康意愿，到头来也会落空。
　　此话怎讲?对于健康，实业家、企业家存在认知误区?事实表明，确实如此。当下，医疗条件和诊治手段非常先進，尤其是在大城市，看病非常方便，身体稍有不适，立马可以去医院，倘若查出有病，治疗就行了。殊不知，这种多少年来为社会公众奉行的保健行为，实质上是“似是而非”的，与正确的健康意识也是大相径庭的。
　　克莱尔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西方学者，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数据誓示社会，恪守生了病才求医的传统保健“常识”和习惯，有时往往会适得其反，给健康带来不小麻烦。
　　人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才算生病?这需要由医生诊断。医生靠什么诊断?靠科学，靠事实，靠可以验证的生物学为依据，如化验报告等，以及当事人的口述，这些手段当然不错。然而，恰恰就在这种为许许多多当事人普遍接受的“常识”背后，却暴露出了一种医学无知，也就是说，企业家也好，实业家也好，或者连学历甚高的白领，往往也以此安慰：医生诊断过了，自己没有什么病症，可以高枕无忧了。
　　笔者从事多年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对于操劳过度却偏偏陷于健康认知误区的现象深感忧虑。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任何疾病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在病情初始阶段无法察觉、暂时找不到病症，不等于被查者的身体没有一点隐患。以近年来发病率居高不下的乳腺癌为例，有人为此专门进行长期追踪调查，结果大吃一惊：乳腺癌很可能在当事人发病前的20至40年时就埋下了隐患，即使因某种原因诱发，造成癌变，也要在16年以后才能检测到微小的癌肿块。如果了解了这种情况，对于认知正常的女性来说，有谁还愿意死死恪守“医生诊断过了，自己没有什么病症，可以高枕无忧了”的传统理念?!从预防角度说，重要的不是消极等待发病，然后才不得不去治疗，而是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之前所经历的相关事态会不会成为诱发疾病的隐患?就保健而言，发病之前的心理体验以及早期阶段的应对，比简单了解病症是否已经发生更加重要。
　　一个不幸的事实是，不少癌症病人当被确诊后，往往已到了中晚期，这种现象在生活中不乏其例，可见，一味死守“经医生诊断，自己没有什么病症，可以高枕无忧”理念的当事人，对健康的要义实在是盲无所知的，需要引起重视。
　　早在1974年，有人创导开展家庭成员的动态学研究，以弄清类似乳腺癌这种慢性病的发病原理，进行早期预防。笔者在这里不妨援引一例。西方某家庭有两个女儿均患有糖尿病，但发病时间一个早一个晚，研究人员想弄清姐姐的病情为什么比妹妹严重，不定期地连续跟踪测量其家庭成员的血液游离脂肪酸水平，结果揭示，一个人在碰到突如其来的压力或者应激时，游离脂肪酸会从机体组织中大量释放出来，随血液流到肝脏，从而转换成能量，满足当事人作出应激反应，即激动、抗争或逃脱时对能量的需求。所以，测量血液游离脂肪酸水平的变化，可预示当事人是否经常遭遇应激、以及应激程度有多大。经研究人员跟踪观察，发现她们的游离脂肪酸水平随之升高(她们分别呆在各自房间)。一小时后，又让她们同父母呆在一起，她们的游离脂肪酸水平进一步上升。但相对而言，大女儿游离脂肪酸上升的水平是小女儿的两倍，而且访谈结束后游离脂肪酸维持较高水平达一小时之久，小女儿则很快恢复正常。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访谈时父母对两个女儿的态度很不一致，大女儿情绪波动并且发生了生理上的变化。由此推测，平时正是父母对孩子表现出的不一致，无形中加大了对大女儿的压力和应激，目复一日，使她更容易引发糖尿病。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因素无孔不入地影响着当事人机体组织的生理和病理变化，虽然早期尚无法断定这些影响是否会导致病症的发生，但这决不能成为人们消极保健的理由。
　　笔者所说，看似在谈医，实际上是在“辨证施治”，用一句古话，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商场如战场，时时在为商战操心的企业家、实业家和涉外商务人士，处在亚健康状态的不少，商战之外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总不至于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吧，诸位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