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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6年,孙冶方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要遵守价值规律。在当时意识形态高于学术形态的中国来说,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同学术上的是非关系这对矛盾,是学者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孙冶方的一生,有两个颇让后人思索的数字:一个是他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投入白色牢狱7天;另一个是他从事经济学理论探索而在“文革”中身陷红色囹圄7年。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他是新中国最早提出要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人。如今,改革开放走过30年,中国已经实践的市场经济,恐怕早已超出了孙冶方的想象,但他的理论活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是极具开拓性的。
在“中国农村调查”中崭露头脚
14岁那年,孙冶方考取“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共最早期的党员张效良。1924年,16岁的薛萼果站在党旗下。
1925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孙冶方到苏联中山大学留学。受党内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他因“江浙同乡会”的莫须有罪名被给予“警告处分”,1930年他几乎是被遣送回国的。1931年,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孙冶方被捕。由于国民党没有查到任何证据,孙冶方在被关押7天后,由在上海的无锡同乡钱俊瑞保释出狱。
钱俊瑞当时在陈翰笙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工作。在当年那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陈翰笙主张从社会调查入手,搞清楚中国社会的性质。他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从自己的家乡无锡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农村经济调查。透过同学、同乡关系,陈翰笙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徐雪寒、千家驹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经济学家。
7天的牢狱,让孙冶方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正好成为他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与他的堂哥、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一起投入到对中国农村调查的行列。后来,两人共同编辑《中国农村》杂志。后来,薛暮桥回忆:“由于冶方同志读马列主义著作最多,在我们所写出的几十篇论战文章中,他的文章理论水平最高,而且深入浅出,最有说服力。”
1937年初,孙冶方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并担任江苏省文委书记,在沦陷后的上海开展抗日工作。但是,由于“江浙同乡会”事件及7天的牢狱之灾,不得不终止上海的工作,直到1944年他才得到了“历史清楚”的结论。
此后,孙冶方的履历一直定格在经济工作上:1949年前任苏皖地区政府贷管局副局长、华中分局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1949年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直到1983年他谢世,还依然有着经济研究所顾问的头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走过的里程碑,都镌刻着他的痕迹。
“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
对于意识形态高于学术形态的中国来说,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同学术上的是非关系这对矛盾,是学者及专家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早在1956年,孙冶方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要遵守价值规律。他批评了干社会主义“不惜工本”的“气魄”、不计成本的做法,提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不能被“资本、利润就是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观念所束缚。
1958年“大跃进”狂潮中,他批评社会主义基础是自给自足经济的“自然经济论”;批评那种认为经济过程是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和国家的政治权力随意摆布的“唯意志论”;也批评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像原始社会没有交换的实物经济和“无流通论”。
1962年至1964年,在全国“反修防修”的喧嚣中,孙冶方所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观点,被陈伯达和康生等党内高层人士目为“修正主义”的典型。1962年6月至8月,陈伯达邀孙冶方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他去“座谈”,给他提供“放”的机会,收集他的“修正主义罪证”。他明知这是一个阴谋,仍旧参加。他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
1963年,“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反修形势,已使诸多的人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冬云”而噤若寒蝉时,孙冶方写下了后来被多次批判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文。他说:“说起来使人难以置信,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害怕‘利润’范畴,有些像信鬼的人怕鬼那样厉害。”他在报告中毫不忌讳地评论当时被视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利别尔曼的观点,“如果以利润是否是主要指标作为修正主义的标志,那么利别尔曼的建议倒并不一定是合乎这个标志的”,这等于是为这个“修正主义者”辩护。批判者们自然抓到了这个“辫子”,一顶“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1963年底,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孙冶方仍然坚持要发表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说。他的同事劝他:“外面风声很紧,你就不要再讲了!”他一甩袖子说:“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风声?对不起,从没研究过那玩艺儿!”
1964年,康生、陈伯达给孙冶方戴上了“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去参加会议,名曰“讨论”实则批判一篇在他指导下,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这些观点是我的。”
如同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孙冶方迎战的结果是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直到“文革”开始,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带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以后,人们才再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孙冶方长期患肝病,在他入狱后亲人们都认为他熬不过铁窗岁月;即使有幸熬过去,也很容易在精神上被关疯。他的同事徐雪寒则坚持认为,老孙不会疯,他是个有信念的人,他会好好活下来。
1975年,孙冶方走出秦城监狱。他在车上即对军管代表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坐牢,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组织跟我谈话,那我就谈三点: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
“8+2=10”
1983年2月,孙冶方在弥留之际写下遗嘱:“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一个行将谢世的老人,以这样一种方式对中国经济学界缺乏批判精神的学风提出警示。
作为研究机构的领导者,孙冶方重视学术民主,提倡研究讨论切磋,决不把学术问题当政治问题;他提倡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
孙冶方与于光远两位经济学家“8+2=10”的学术争论,已成为中国学术批判史的经典段落。1981年夏,在大连召开的一次经济科学学术讨论会上,孙冶方给同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于光远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字条:8+2=10。我和你两个再互相争论或批评(点名批评)一番,凑满这个指标。于光远含笑迎之。
孙冶方与薛暮桥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中的“双子星”,他们是一个家族的兄弟。然而,两人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有着诸多的差异。对此,他们相互间指名道姓的争论,成为那个时代学术界津津乐道的佳话。
兄弟俩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分歧。1950年代,中宣部曾给薛和孙都布置过编写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两个人各有自己的体系和写作班子,甚至形成了某种相互竞争的态势。薛暮桥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孙冶方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
现今经济学界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兄弟俩一起主持的一次学术研讨会。那是1979年在无锡,两人分别代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自己的家乡共同主持了被誉为“为改革时代的到来吹响号角”的大会。开幕式上,薛暮桥讲学术观点,但更强调“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孙冶方也讲学术观点,但更强调讲了“五不怕”:不怕受批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在会议结束时,薛强调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孙则强调还要继续提高理论水平。两人各唱各的调,为大会圆满结束相视一笑。
对于孙冶方的遗嘱,薛暮桥及经济界的学者们,尊重他的遗愿。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无锡召开了“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讨论。1998年,在纪念孙冶方90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薛暮桥专门送来了文章,而其中一篇就是与孙冶方观点进行商榷的文章。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兄弟,既是对孙冶方的尊重,也是对学术批判风气的倡导。
(作者为北京学者)
孙冶方的一生,有两个颇让后人思索的数字:一个是他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投入白色牢狱7天;另一个是他从事经济学理论探索而在“文革”中身陷红色囹圄7年。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他是新中国最早提出要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人。如今,改革开放走过30年,中国已经实践的市场经济,恐怕早已超出了孙冶方的想象,但他的理论活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是极具开拓性的。
在“中国农村调查”中崭露头脚
14岁那年,孙冶方考取“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共最早期的党员张效良。1924年,16岁的薛萼果站在党旗下。
1925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孙冶方到苏联中山大学留学。受党内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他因“江浙同乡会”的莫须有罪名被给予“警告处分”,1930年他几乎是被遣送回国的。1931年,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孙冶方被捕。由于国民党没有查到任何证据,孙冶方在被关押7天后,由在上海的无锡同乡钱俊瑞保释出狱。
钱俊瑞当时在陈翰笙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工作。在当年那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陈翰笙主张从社会调查入手,搞清楚中国社会的性质。他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从自己的家乡无锡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农村经济调查。透过同学、同乡关系,陈翰笙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徐雪寒、千家驹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经济学家。
7天的牢狱,让孙冶方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正好成为他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与他的堂哥、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一起投入到对中国农村调查的行列。后来,两人共同编辑《中国农村》杂志。后来,薛暮桥回忆:“由于冶方同志读马列主义著作最多,在我们所写出的几十篇论战文章中,他的文章理论水平最高,而且深入浅出,最有说服力。”
1937年初,孙冶方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并担任江苏省文委书记,在沦陷后的上海开展抗日工作。但是,由于“江浙同乡会”事件及7天的牢狱之灾,不得不终止上海的工作,直到1944年他才得到了“历史清楚”的结论。
此后,孙冶方的履历一直定格在经济工作上:1949年前任苏皖地区政府贷管局副局长、华中分局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1949年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直到1983年他谢世,还依然有着经济研究所顾问的头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走过的里程碑,都镌刻着他的痕迹。
“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
对于意识形态高于学术形态的中国来说,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同学术上的是非关系这对矛盾,是学者及专家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早在1956年,孙冶方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要遵守价值规律。他批评了干社会主义“不惜工本”的“气魄”、不计成本的做法,提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不能被“资本、利润就是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观念所束缚。
1958年“大跃进”狂潮中,他批评社会主义基础是自给自足经济的“自然经济论”;批评那种认为经济过程是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和国家的政治权力随意摆布的“唯意志论”;也批评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像原始社会没有交换的实物经济和“无流通论”。
1962年至1964年,在全国“反修防修”的喧嚣中,孙冶方所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观点,被陈伯达和康生等党内高层人士目为“修正主义”的典型。1962年6月至8月,陈伯达邀孙冶方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他去“座谈”,给他提供“放”的机会,收集他的“修正主义罪证”。他明知这是一个阴谋,仍旧参加。他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
1963年,“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反修形势,已使诸多的人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冬云”而噤若寒蝉时,孙冶方写下了后来被多次批判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文。他说:“说起来使人难以置信,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害怕‘利润’范畴,有些像信鬼的人怕鬼那样厉害。”他在报告中毫不忌讳地评论当时被视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利别尔曼的观点,“如果以利润是否是主要指标作为修正主义的标志,那么利别尔曼的建议倒并不一定是合乎这个标志的”,这等于是为这个“修正主义者”辩护。批判者们自然抓到了这个“辫子”,一顶“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1963年底,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孙冶方仍然坚持要发表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说。他的同事劝他:“外面风声很紧,你就不要再讲了!”他一甩袖子说:“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风声?对不起,从没研究过那玩艺儿!”
1964年,康生、陈伯达给孙冶方戴上了“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去参加会议,名曰“讨论”实则批判一篇在他指导下,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这些观点是我的。”
如同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孙冶方迎战的结果是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直到“文革”开始,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带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以后,人们才再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孙冶方长期患肝病,在他入狱后亲人们都认为他熬不过铁窗岁月;即使有幸熬过去,也很容易在精神上被关疯。他的同事徐雪寒则坚持认为,老孙不会疯,他是个有信念的人,他会好好活下来。
1975年,孙冶方走出秦城监狱。他在车上即对军管代表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坐牢,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组织跟我谈话,那我就谈三点: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
“8+2=10”
1983年2月,孙冶方在弥留之际写下遗嘱:“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一个行将谢世的老人,以这样一种方式对中国经济学界缺乏批判精神的学风提出警示。
作为研究机构的领导者,孙冶方重视学术民主,提倡研究讨论切磋,决不把学术问题当政治问题;他提倡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
孙冶方与于光远两位经济学家“8+2=10”的学术争论,已成为中国学术批判史的经典段落。1981年夏,在大连召开的一次经济科学学术讨论会上,孙冶方给同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于光远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字条:8+2=10。我和你两个再互相争论或批评(点名批评)一番,凑满这个指标。于光远含笑迎之。
孙冶方与薛暮桥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中的“双子星”,他们是一个家族的兄弟。然而,两人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有着诸多的差异。对此,他们相互间指名道姓的争论,成为那个时代学术界津津乐道的佳话。
兄弟俩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分歧。1950年代,中宣部曾给薛和孙都布置过编写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两个人各有自己的体系和写作班子,甚至形成了某种相互竞争的态势。薛暮桥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孙冶方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
现今经济学界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兄弟俩一起主持的一次学术研讨会。那是1979年在无锡,两人分别代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自己的家乡共同主持了被誉为“为改革时代的到来吹响号角”的大会。开幕式上,薛暮桥讲学术观点,但更强调“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孙冶方也讲学术观点,但更强调讲了“五不怕”:不怕受批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在会议结束时,薛强调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孙则强调还要继续提高理论水平。两人各唱各的调,为大会圆满结束相视一笑。
对于孙冶方的遗嘱,薛暮桥及经济界的学者们,尊重他的遗愿。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无锡召开了“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讨论。1998年,在纪念孙冶方90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薛暮桥专门送来了文章,而其中一篇就是与孙冶方观点进行商榷的文章。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兄弟,既是对孙冶方的尊重,也是对学术批判风气的倡导。
(作者为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