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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一个遗憾
1975年的新年刚过，一些细心的人在不经意中发现，曾一度沉寂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忽然热闹起来。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一片忙碌。再仔细打量这座庄严的建筑物，人们发现大会堂的门外张灯结彩，楼顶上一排崭新的国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要召开了。
消息传开，国人这才忽然想起：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原来还有这么一件大事。
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是何时召开的呢？人们在脑海深处搜寻着，许久，才打捞出记忆碎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届全国人大只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原本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再没举行过，至今整整11年了。
张劲智是人民大会堂的一名普通服务员。会议开始前，他被叫到主席台一侧的四川厅。
进门一看，张劲智愣了：空荡荡的大厅里，邓颖超大姐孤零零地坐在角落。
张劲智是经验丰富的老服务员，参加过第三届人代会的服务工作，多次见过邓大姐。他赶紧趋步向前，想打声招呼，忽然发觉气氛不对。
邓大姐一向亲切随和，没有一点架子，往常见了工作人员，总是笑容可掬，一脸阳光。今天，她却满脸忧郁，若有所思。
见张劲智进来，邓大姐向他招招手，示意他坐到身边。张劲智心怀忐忑，侧着身子坐下。
小张，听说今天是你在主席台服务？邓大姐上来就问。
是，张劲智小心地回答。
总理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只喝了大半碗粥，一点干的都没吃。他讲完话后，你盯着点，别让他晕倒了。邓大姐一脸的牵挂。
张劲智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才明白邓大姐为什么如此忧郁。
周恩来3年前就病了。
1972年5月，保健医生张佐良按惯例，为总理做小便常规检查时，从显微镜里发现了4个红细胞。几天后，红细胞的数量猛增，一下子到了8个。总理到北京医院复检时，被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那一年，周恩来74岁。
过度的操劳，加上一再延迟治疗，到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重。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血尿不止，血液凝结成血块后，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时异常痛苦。每次排尿，周恩来都像是干了一件重体力活，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工作人员为此心痛不已，背地里暗暗落泪。
1974年6月1日，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周恩来被迫住院治疗，先后接受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即便如此，周恩来仍在医院批阅文件，频繁会客。
1974年9月30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周恩来抱病参加。这是他最后一次主持国庆节招待会。
四届人大开幕前，工作人员得知周总理将出席，私下里兴奋地传递喜讯。张劲智也不例外，他并不知道总理身患不治之症，以为总理身体康复了。听了邓大姐的话，他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也深感责任重大。
1月13日晚8时，人民大会堂大厅内灯火辉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面对代表们的热切目光，77岁的周恩来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
代表们发现，与昔日神采奕奕的形象相比，眼前的周恩来恍若两人。他步履蹒跚，瘦削的脸庞上布满了老年斑，声音里也透着疲惫。
谁能知道，出席四届人大，竟成了周恩来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
政府工作报告本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大会开始前，为了照顾周恩来的身体，毛澤东主席指定邓小平组织起草，并要求字数限制在3000字左右，以便周恩来能在大会上顺利读下来。
接受邓大姐重托的张劲智，站在主席台侧面隐蔽处，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恩来的一举一动。
他注意到，做完报告后，总理原本一直挺直的腰板塌了下来，整个人陷进座位里。他右手伸向茶杯，三指捏住杯把，却端不起来，又伸出左手，两手合力，才将茶杯端起，颤巍巍地送到嘴边，由于手抖得厉害，茶水溢出来，洒到了胸前。
张劲智心里一阵悸动：总理已经虚弱得连端茶的力气也没有了！若是平时，他早就冲过去帮忙了，可是今天不能。他急得暗地里直跺脚。
晚年的周恩来，在愈演愈烈的“文革”中，虽然自身处境日渐艰难，可为了保护老干部，减少动荡带来的损失，他仍拖着重病之躯不停地奔走呼吁，用他的镇定自若，随时化解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矛盾。
我们看到过这样一份资料：周恩来总理在1974年1月至5月的139天中，有9天连续工作12至14小时，有74天连续工作14至18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19至23小时，有5天连续工作24小时，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
自知时日无多的周恩来，在本届人代会上有太多的事要做。既要为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定调子，又要排除“四人帮”的严重干扰，还要全力举荐邓小平。
大事不能耽搁，小事他也放不下。这天会议间隙，他让人把参加会议的陈望道请来。
不一会儿，走廊上出现了一位身材瘦削、步履蹒跚的老者，他拄着拐杖，嘴角有点歪，是轻度中风留下的后遗症。
他就是陈望道，复旦大学的校长，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那时，他已85岁高龄，比周恩来年长7岁。
陈望道出现在门口，周恩来艰难地站起身，挣脱工作人员的搀扶，身子前倾着迎了上来。两位老友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彼此都专注地打量着对方。
陈望道惊讶地发现，周恩来身体单薄得像层纸（这时总理体重仅有61斤），原本温暖有力的双手柔弱无力，手背上尽是斑斑点点。
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脸上满是忧戚，嘴唇嚅动着，难过得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读懂了他的心思，淡淡一笑，用左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安慰道：这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不碍事。 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挪到沙发前坐下。工作人员给陈望道泡了一杯茶，盖上杯盖。
周恩来细心地帮陈望道取下杯盖，示意他喝口热茶。待陈望道放下茶杯后，周恩来定定地望着他：首印本找到没有？
这不是总理第一次询问了。
陈望道依然无奈地摇摇头：没有。
周恩来轻轻地叹口气：长征的时候，它是我的贴身伙伴啊。本来还想再看它一眼，看来，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陈望道顿了顿拐杖，也叹了口气：我已经寻访了多年，一直没有消息。如今我老朽了，恐怕满足不了总理的愿望喽。
周恩来轻轻拍了一下沙发扶手，露出了焦虑的神情。
旁人不知道周恩来要找什么，但陈望道知道，总理是在询问《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印本的下落。
而陈望道，正是这个版本的译者。
在非常年代，周总理这样关心《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中文版本，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临别时，周恩来握着陈望道的手，摇了又摇，怅然若失又心有不甘：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路明灯。找不到它，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绝对想不到，137年之后，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在重病缠身的垂暮之年，仍对这部著作牵肠挂肚。当然，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里，这本著作会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忠实追随者。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在开疆拓土的早期领导人身上，都留有《共产党宣言》的深刻烙印。
刘少奇最早接触《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秋季。
当时，成立不久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22岁的刘少奇和16岁的任弼时、18岁的罗亦衣、17岁的萧劲光等，都是这里的学员。学习的教材之一，就是刚刚出版、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给他们讲授此书的，正是译者陈望道先生。
那时，刘少奇还是个进步青年，正在为要不要入党而犹豫。听了陈望道的讲授后，他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后，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
1921年5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岳、蒋光慈等一批热血青年，怀着寻找救国之路的急迫心情，来到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学习，其中主要课程就有《共产党宣言》。
在刘少奇后来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都能看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子。
朱德在1922年9月赴欧洲時，与周恩来一见如故。经周恩来介绍，当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还送给他一本珍贵礼物——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在这之前，朱德从未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文献，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如此新鲜而又深奥的革命道理。他如饥似渴地反复诵读，犹如醍醐灌顶。在柏林支部，他和同志们经常围绕《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展开热烈讨论。
《共产党宣言》就像是一盏指路明灯，为立志拯救中国的一代有志青年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热血青年，都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启蒙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9年4月24日凌晨，一阵激烈的枪炮声过后，南京总统府楼顶的青天白日旗飘然落地。
当晚，邓小平和陈毅拂去身上的硝烟尘土，信步走进总统府图书室。
蒋介石仓皇逃跑，大多数书籍都来不及带走。望着满室的书籍，邓小平和陈毅这两个四川同乡大开眼界，一边翻阅，一边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交谈。
邓小平说：戎马倥偬了半辈子，一直想静下心来好好读点书，却一直不得空。真想就住在这个图书室里不走喽。
陈毅打趣道：我说同志哥，这可要不得噢！中山先生不是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嘛。
一句话勾起了邓小平的美好展望：是的是的，等将来赶走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我们一定要好好办学校、办教育。我们自己的学业被耽搁了，不能再耽搁娃儿们的学业了。
陈毅赞许道：对头，对头，最好多给娃儿们创造些条件，让他们也到国外去长长见识。当年，我们不都是在旅欧勤工俭学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嘛。
陈毅一边说着，一边从书架角落里抽出一本小册子。小册子小32开大小，封面是蓝色的。他定睛一看，惊喜地冲着邓小平说：快看，我发现宝贝了！
邓小平凑过去，也十分惊讶：怎么，是《共产党宣言》？
陈毅大笑：老蒋怎么也藏着这本禁书？难道说，他也改变信仰了？邓小平嘲讽道：他肯定是很想知道，共产党为什么凭着小米加步枪，就能把他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他呀，是想从这本书里找答案呢！
陈毅问：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
邓小平道：是在法国，有人从国内带过去的。我正是读了这本书，才认准这条路的。
陈毅一听，惊喜地说：哎呀，这么巧？我也是在法国读了它后，才茅塞顿开的！不光是我，我们那一批年轻人，也都是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启蒙书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邓小平一拍陈毅肩膀：什么叫殊途同归？这就是啰！
两位战友哈哈大笑。连日战事带来的疲倦，在这笑声中云消雾散。
陈望道深知，对《共产党宣言》，周恩来更是情有独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周恩来是最早了解《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者之一。
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只有21岁。那是1919年，在日本留学时，他通过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了解到《共产党宣言》一书。
1920年10月，周恩来赴法留学，与蔡和森等人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逐渐成为共产主义者。1921年2月，他们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7月改组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总支部先后出版了《少年》《赤光》等刊物，也宣传过《共产党宣言》。 1922年8月，《少年》上发表了周恩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产党宣言与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1926年，周恩来在他撰写的《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文中的一句话：“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后来的中文译文不少人耳熟能详：“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从长征到抗战，周恩来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一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总是不离不弃，里面就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只要有空，他就会拿出来反复诵读，不断咀嚼，用来指导遇到的具体问题。
因为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周恩来对陈望道也格外关注。每次见到他，总会习惯性地提起《共产党宣言》。
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周恩来郑重地向代表们介绍陈望道，并且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陈望道连连摆手，站起来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诚惶诚恐地对周恩来说：言重了，言重了，我只是学了点皮毛，而且食古不化，不像您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这样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1954年10月，陈望道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又提起了《共产党宣言》，还特意问他，当时《共产党宣言》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根据英文版，同时参考日文本。周恩来还与他交换了对翻译的一些见解。
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在周恩来心目中的地位。
“文革”期间，陈望道一度受到造反派的打击。周恩来知道后，要求保护好陈望道，阻止了造反派对他的迫害。
1972年2月下旬，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公报》在上海签署。陈望道作为上海政协副主席和著名学者，接到邀请通知，到上海虹桥机场迎接美国总统。
这是他复出工作后参加的第一次外事活动。
当天早晨，陈望道早早来到机场，排列在迎候贵宾的行列中。由于两年前中过风，加上毕竟是82岁高龄的老人，他本来矫健的步履变得迟缓，不得不依赖拐杖。陈望道刚站定不久，周恩来就出现了。原来，他早已等候在机场。
周恩来一眼就看到了陈望道。他疾步上前，紧紧握住陈望道的手，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嘱咐他出门穿暖点，然后扭头对站在一旁的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说：陈望道先生年岁已高，以后不要让他来机场迎送国宾，只需请他直接到宾馆参加会见就可以了。
陈望道一听，连忙摇着手，笑着回答说：不碍事，不碍事的，我没有这么娇贵，体力还行呀！
周恩来刚转身要离开，又想起了什么，转头问陈望道：对了，《共产党宣言》首印本找到了吗？我一直惦记着它。
陈望道有点过意不去，惭愧地说：我也一直在找，但到现在也没能找到。周恩来轻轻拍拍陈望道的胳膊：还要继续找，它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啊！
陈望道郑重地点了点头。
此时，江南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呼出的热气瞬间成了白雾。刚度过政治寒冬的陈望道，听了总理的话，浑身暖融融的。
中国共产党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直至当家做主，经历了28个春秋。28年間，《共产党宣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伙伴，没有哪部理论著作能像《共产党宣言》这样凝聚起中国革命者的共识。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心血和生命践行，《共产党宣言》才得以在中国的土壤上绽放出绚丽之花。
继陈望道的中译本问世后，《共产党宣言》陆续出现了不同的译本。其中最著名的有华岗译本、成徐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和莫斯科译本等。
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上海华兴书局出版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史称“华岗译本”。书中除《共产党宣言》正文外，还翻译了《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1890年序言》，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篇末附有《共产党宣言》的英文全文，这也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英文本《共产党宣言》。
1938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由成仿吾和徐冰以德文版本为底本译成的《共产党宣言》，包括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史称“成徐译本”，是延安时期共产党干部的必读书籍。这是首次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新本子，其语言更接近现代汉语，表达更准确，既有竖排版，也有横排版。“成徐译本”抗战时期广为流传，不仅在国统区流行，在敌占区也时能见到。这个译本最后一次再版，是1953年12月5日，序言增加到了7篇。
这是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1929年，他在法国留学时，曾以德文版本为主、参考英法文译本翻译过一次，并托一位德共党员将译稿带到莫斯科，原计划转给正在那里的蔡和森，交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但译稿送到莫斯科时，蔡和森已奉命调回国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就被捕牺牲，译稿也不知下落。
1943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江苏无锡人陈瘦石所译。这大概是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版本。陈瘦石翻译了美国人洛克斯和霍德所著的《比较经济制度》，该书分两卷，附录中收有《共产党宣言》全文。陈瘦石全部翻译过来，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共产党宣言》的作用。
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博古校译本，系博古参考俄文版，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加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这个译本的译法更接近现代汉语，是新中国成立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这是该局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附有全部7篇序言。1949年初，这个版本运到中国，从6月起相继重印。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发行总数达千万册以上，是发行量最大的马列经典作品。国家民族语文编译局还把它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藏文、蒙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虽然《共产党宣言》版本众多，但论社会影响力，论对青年人的感召力，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论文物史料价值，其他版本都无法与陈望道版本相比。
正因如此，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才念兹在兹，周恩来才一辈子铭心镂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又过了一年多，1977年10月29日，87岁高龄的陈望道在上海病逝。两位老共产党人，生前都未能重睹《共产党宣言》首印版本。
就是这册被两位老共产党人心心念念牵挂不已的中文首译版本《共产党宣言》，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在历史岁月深处鲜为人知的国家记忆。
有理想、有信仰的“乞丐”
在山东省早期革命斗争中，延伯真举足轻重，在很多方面，他还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是青岛支部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山东广饶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在广饶大王刘集创建了山东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比他的同乡刘子久和李耘生入党都要早。
大王镇的延集村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延集村的人虽世代耕种，可也很注重后代识文断字。清光绪三十三年前，就有农民开办私塾，后学堂大兴，如今延集村的百年老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延伯真祖上重文，祖父在田里劳作的时候也满口之乎者也，可人到壮年才得秀才称谓。老先生重文，但也知道在农村耕种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让两个儿子一耕一读。延伯真的父亲虽专事耕种，可并无怨言，他把读书的希望放在了儿子身上。
延伯真9岁入乡塾，老师就是他的伯父。延伯真少小淘气，经常逃学，他的伯父常率家人四处寻找，找到后以暴打处罚，可延伯真从没屈服，因此得一绰号“犟驴”。辛亥革命刚刚结束，少年延伯真就剪掉了辫子，这惊世骇俗的举动被村里的老人视为大逆不道。
延伯真虽然经常逃学，可学习成绩很好，读书几乎过目不忘。1916年秋季，20岁的延伯真考入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
五四运动爆发时，延伯真成了师范学校的活跃分子，带着一帮学生去市场上鼓动商人罢市。因为延伯真是带头的，枪打出头鸟，他被几个不明就里的商人暴揍了一顿。
当时北洋军阀官兵为了防止学生闹事，派兵把守了学校大门。师生像潮水一般涌了过来。延伯真带头第一个冲出了大门，一个大兵上来就给了他一枪托，砸得他头破血流。延伯真毫不畏惧，抹一把血，继续向前跑，一个骑警打马过来，把延伯真撞倒在地上，他一下晕了过去。要不是几个同学奋起全力保护，飞起的大马蹄子就会落在他的脑袋上。
延伯真号召力强，往往登高一呼，众人热烈响应。师范学校的校长冷眼看延伯真，就是匹脱了缰的野马，正好官兵四处抓他，就借口说让他回乡下避避风头。延伯真走后，学校给他记大过一次，在山东师范学校五年间，这是他第二次受过。
延伯真回到家乡后，并没有安分守己，他四处联络进步青年，在家乡一次次掀起抵制日货的热潮。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延伯真开始也幻想着教育救国，教育强国。他在延集村推行新文化教育，用白话文给学生授课，村里的清朝遗老大骂他背叛祖宗，常有三三两两的守旧派到延伯真家谩骂。延伯真针锋相对，把一个老秀才气得直翻白眼，但不到半年时间，他开办的学堂就关门了。
延伯真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他对父亲说：好男儿不能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要出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青岛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它一度站在了历史的前台。在青岛被归还的这年冬天，延伯真来到了这座海滨城市，与无数革命者一样，他在这里参加了一场场大罢工，经受了一场场血与火的洗礼。
济南师范学校有一位学监在青岛市任教育科长，见到延伯真，他很高兴，这位科长让延伯真到一所小学当了一名教师。延伯真算是有了安身立命之地。
之后，延伯真遇上了同乡李郁廷。李郁廷是国民党的元老，非常看重延伯真的能力学识和为人，力荐延伯真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组织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年轻人引起了延伯真的注意：他个子不高，浓眉细眼，说起话来思维清晰，谈吐不凡。他先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谈起，又谈到了俄国革命。有个国民党员很是不屑，站起来说他信口雌黄，连连向他提问发难，这位年轻人面带微笑，一一还击，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丑态百出。
延伯真听得入迷，他觉得《共产党宣言》就是一本奇书，就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而这个年轻人是个神奇的人。
身边有人告诉他，这个年轻人叫邓恩铭。
邓恩铭于1901年1月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邓家虽世代为农，可祖上也传下了行医之道，靠这一技之长，邓家勉强度日。邓恩铭上面有两姐，下面有两弟一妹。邓恩铭从小就好学，头脑聪明且懂事上进，深得家人喜欢，长辈邻里都称他为“老乖”。
1907年夏，6岁的邓恩铭入学。读书才几日，他就让教他的秀才拍手叫好，连称孺子可教，并欣喜地预言：此子将来必成大器。
正当邓恩铭潜心读书的时候，国父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也传到了贵州，传到了大山深处的水乡。
1915年6月，讨伐袁世凯的运动震撼了中国，在遥远的大西南贵州，本来思想就激进的邓恩铭坐不住了，他带领学生游行示威，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
1917年深秋的一天，邓恩铭早早起来打点行李，他马上就要到远方求学了。
邓恩铭的父亲有一个弟弟，出生后就过继给了无子的姑姑，因学业有成，步入仕途，成了山东的一名知县。他知道邓恩铭聪颖好学，就想好好培养一下这位堂弟，打算让邓恩铭来山东求学，一切开支都由自己包了。他还专门写信告诉自己的家眷，来山东时一定把邓恩铭带来。
鄧恩铭到山东后，于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一年以后五四运动爆发，在组织学生运动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两位战友联手拉开了山东革命斗争的序幕。
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邓恩铭是唯一一名中学生，也是唯一一名少数民族代表。在上海开会期间，与会代表每个人都收到了一本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邓恩铭翻了几页就爱不释手。邓恩铭和王尽美住一个房间，毛泽东住在隔壁，两人常与毛泽东交流读《共产党宣言》的感想。 1923年4月，青年邓恩铭来到青岛，他此行是来发展党组织的。当时青岛有一份报纸，名为《胶澳日报》，邓恩铭在这家颇有影响的报社当了一名副刊编辑。他借用这块阵地，开始公开宣传《共产党宣言》。
延伯真到青岛的时候，邓恩铭其实也刚到不久。一天晚上，延伯真来到了邓恩铭的住处，一进门，就怔住了：他没想到邓恩铭竟然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房子低矮狭小，炕上没有褥子，铺着半张残破的席子，墙角处一张小桌子，其中一条腿只剩下了半截，倚在墙上，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桌上的茶壶和杯子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全都残缺不全。
邓恩铭看着延伯真惊讶的表情，笑了：穷到这地步，出乎你的意料吧？
延伯真点点头，也笑了。
邓恩铭说：我们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乞丐”。
他随手从炕头上拿起一本书，摇晃了一下，接着说：我们的信仰来自这本书，就是上次讲的《共产党宣言》。你拿去好好看看吧。
延伯真高兴地说：上次演讲的时间虽然不长，可对我震动很大，如醍醐灌顶，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邓恩铭摇了摇手，笑着说：不是我讲得高明，是马克思先生有真知灼见。
延伯真说：我回去一定好好看看。
邓恩铭用力点了点头：世界之命运，中国之命运，都在这本《共产党宣言》里了！
青岛的初春，夜晚还是寒气逼人。两人就着两杯热水，谈兴越来越浓，直到东方破晓才依依惜别。
这以后，延伯真多次来到邓恩铭住处交流读《共产党宣言》的心得，有时和邓恩铭争得面红耳赤。邓恩铭愈发喜欢和看中这个年长他4岁的较真的人，开始尊称延伯真为“延兄”。
有的国民党员见延伯真和邓恩铭走得太近，就劝延伯真：邓恩铭是个双面人，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
延伯真不解：何谓双面人？
对方说：他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双重身份，可是个危险分子。
延伯真听了这番话，笑道：中国要是多几个这样的危险分子，就有希望了！
1923年8月，青岛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时隔不久，王尽美来到了青岛。邓恩铭与王尽美介绍延伯真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初，青岛党组织仅有5名党员，到1925年初，正式党员已经增至13人，候补党员11人。
根据中共四大章程，青岛独立组改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担任书记，延伯真担任宣传委员。邓恩铭在和中央的通信中，多次提到延伯真，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邓恩铭在青岛专门创办了一份报纸，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工人了解马克思主义，邓恩铭专门在报纸上连载了《共产党宣言》。
有一次，延伯真对邓恩铭说：很多工人文化程度不高，看不大懂《共产党宣言》，对他们应该边讲边启发。我准备下工厂去试试。
邓恩铭非常赞同，说：对，共产党员还要当好宣传员。你是教员，用这身份掩护，去把车间变成一所大课堂，变成马克思学说的阵地。
一天深夜，延伯真讲完《共产党宣言》后走出厂门，不久就有几个探子追了过来。借着月色，延伯真见旁边有一座破落的院子，就从怀里掏出《共产党宣言》扔到了院子里。探子冲过来把他围住，为首的探子又高又胖，走上前来挥起肥硕的手掌抽了延伯真几个耳光，把延伯真打了个趔趄。他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鼻孔里一下子涌出了热乎乎的液体。
胖探子吼道：交出那本书来！
延伯真装出一脸愕然：什么书？
胖探子用力踹了延伯真一脚：少装糊涂，封面上有个外国大胡子的那本！老子盯你几天了！
胖探子手一挥，几个探子上来就搜，将延伯真全身搜遍，也没有找到。
胖探子恼羞成怒：给我往死里打！
延伯真被打晕在地上。
胖探子说声“散了”，几个人犹如鬼魅一般，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延伯真醒过来后，感觉脸上湿漉漉的，用手抹了一把，才知道是血。他的头上被探子用砖头砸出了一个血口子，疼痛难忍。他艰难地摸索着，最后撕下衣服一角，包在了头上。
延伯真最记挂的是那本《共产党宣言》。他忍着周身的剧痛，翻墙进了院子。院子里杂物横陈，他借着月光细细搜寻，终于在乱石中找回了这本珍贵的书。
《共产党宣言》
传到了农民手里
1924年寒冬的一天，延伯真来到邓恩铭的住处，向邓恩铭提出一个建议：到农村发展党员，在农村建立党组織。
邓恩铭非常赞同：咱们不能忽视了农民，把他们发动起来，就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1924年年底，寿光和广饶两地党组织设立，中共延集村支部由此成立。延伯真先期在广饶、潍坊播下革命火种后，大王镇另一位早期党员刘子久，于1925年的年关回到了刘集村。正是这次故乡之行，他发展了自己的堂兄刘良才加入了共产党，刘良才后来成为了鲁北平原上一位卓越的领导人。1925年春，刘集村党支部成立，刘集村因此有了山东省乃至全国的早期农村党支部。
1926年年关将近，在山东广饶播下了革命火种的刘子久、延伯真再次回到家乡。值得一提的是，与他们结伴回来的还有一位长相清秀的姑娘，名叫刘雨辉。刘雨辉时年26岁，与刘子久同村。1924年，刘雨辉曾在济南的一所女子养蚕讲习所学习，期满后又南下考入了江南苏州女子产业学校。1925年夏，学成归来的刘雨辉，被济南女子职业学校聘为教员，并于这一年年底，加入了共产党。
之前，刘雨辉和延伯真并不相识。1925年下半年，省委指示在青岛的延伯真回济南工作。有一次，省里组织在济南的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刘雨辉由此认识了三位同乡——李耘生、刘子久、延伯真，并很快与他们熟络起来。有人给延伯真和刘雨辉当起了红娘。但刘雨辉得知延伯真丧妻且膝下有两个孩子后，婉言拒绝了。
在这次学习中，刘雨辉还认识了一个重要人物：张葆臣。张葆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来寻到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与他有关。 1926年春节，刘雨辉把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宣言》装进行囊，带回了刘集。从这以后，这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和刘集乃至整个鲁北平原上的农民兄弟连在了一起。
刘雨辉提着行李走进家门的时候，染上了大烟瘾的父亲刘梅春刚刚抽完烟土，正卧在床上享受着片刻愉悦。
听到推门声，刘梅春一下子坐起来，见是刘雨辉，脸一下子就拉长了，大声训斥道：你还知道回来呀？我供你们进学堂读书，是为了光耀刘家门楣的！可你和你二弟都成了什么共产党，你三弟眼看又要蹚这浑水……你是老大啊，给他们带了个什么头？考文、奎文为了你，都辍学在家……你对得起弟弟，对得起你爹吗？如今我刘家日渐败落，再这样下去，连锅都揭不开了！
刘雨辉也是烈性女子，她放下行李，就向父亲开了炮：家道还不是让你抽鸦片败光的？你看你，把自己抽得面黄肌瘦，就剩下一张皮了！
刘梅春被女儿的话噎得恼羞成怒，大声呵斥：你要是不退党，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你现在就给我滚回去！
刘雨辉毫不示弱：那好，我现在就走！说着拿起了行李。
站在一旁的刘考文见状，赶忙劝说：大过年的，咱们能不能好好的？说着给刘雨辉使了个眼色，刘雨辉只得把行李又放下了。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刘考文陪着刘雨辉到了刘良才家。
刘雨辉跟刘良才谈起了当前的形势，然后她从衣袖里拿出了一本薄薄的书：这本《共产党宣言》就留给你们了。你一定好好看看，这里面很多话都是革命的道理，能让人眼明心亮。听济南的张葆臣说，党的很多领导同志都读了很多遍，越读思想越成熟，越读就越有革命信仰。
刘良才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双手郑重地接了过来：刘子久曾经给我说起过《共产党宣言》，我还让他替我找一本呢，可他说我大概看不懂，我也就没有再提这事。
刘良才晚上得到《共产党宣言》，就掌灯读到了天亮。每翻开一页，他都读得磕磕绊绊，就像推着一车东西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那般吃力。刚看了几个字或者一句话，开始顺溜了些，一个生僻字就硬生生地把刘良才挡在了关前。小小的一个字，刘良才得反复端详，却绕不开跳不过也搬不动。
刘良才有些焦躁，自言自语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妻子姜玉兰见他读得吃力，就说：英才念书时间长，让他先看，看完了再讲给你听。
刘良才说：苦瓜苦不苦，自己尝一口才知道;木不钻不透，火越添柴越旺。靠别人说给你听，领会得肯定不深，想的事肯定也不透。
刘良才把不认识的字写在纸上，有时也随手记在手掌上，随时请教刘英才或学堂的先生。
村里有个老人见他这样，不解地摇着头说：良才这是咋了？时不时满街跑。我问他，他说是找先生认个字。一个种地的泥腿子，把地侍候好就行了，还搞啥光景？这就是河里的癞蛤蟆，戴上眼镜充大头——装文化人呢！
刘良才觉得，不认识的字还好办些，可书里有些话，就像河水一样深不可测，像迷宫一样让他找不到方向。刘良才无奈地戏言：这书太深了，扎个猛子都摸不到底。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让刘良才不知所云：“一个怪物，共产主义的怪物，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怪物而结成神圣同盟。”
刘良才反复念叨，到了能背诵的程度，也难得其解。夜已深，他依旧睡意全无。
姜玉兰说：你别瞎琢磨了，等天明，去问问子久兄弟。
刘良才哪里等得了天明，他说：不行啊，不弄明白我睡不踏实。说着就要起身。
姜玉兰急忙阻拦：鸡都快叫了，人家正睡得香呢！刘良才不理她，顾自跑了。
刘良才敲开刘子久家的门，幸亏刘子久还未入睡，见到他颇为吃惊：你怎么这时候跑来，有啥急事？
刘良才一笑：为了那《共产党宣言》的事。说着，就把开篇第一段话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
刘子久很吃惊：你真下了大功夫！
刘良才说：可这段话我实在不懂，你给我说说。
刘子久稍一思忖，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到那时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了。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信仰和目标。
刘良才点点头：那为什么把共产主义说成怪物？这不是对共产主义的侮辱吗？
刘子久笑道：你说得不错。要知道，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是不会给咱们脸上涂脂抹粉的。我們最终要推翻有产阶级，要把那些有产阶级送进坟墓。受苦人清醒了，起来革命了，他们就心虚了，害怕了，就把咱们丑化成了一个龇牙咧嘴的怪物。
两人一直谈到凌晨。当晨曦洒落在这座农家小院的时候，刘良才才红着眼睛离开刘子久家。
几个月的时间里，刘良才都在反反复复地读《共产党宣言》。他对刘英才说：我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干革命就越有了新主张！咱们党支部先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来学习《共产党宣言》，然后举办农民夜校，让更多的农民兄弟学习《共产党宣言》。
刘良才是刘集村的党支部书记，也许并不知道南方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事，可他恰恰是在毛泽东当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这一年，开办了刘集村农民夜校。
刘集村党支部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在192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不久，刘集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就陆续来到了刘良才家。在刘家北屋里，刘英才、刘泰山、刘洪才、刘考文、刘春山等围坐在一起，等着刘良才讲话。
刘良才拿起放在小桌子上的一本书说：党支部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学这本书。这本书叫《共产党宣言》。
刘良才说着，把这本书拿到大家面前：你们看看。
有人问：这上面的大胡子是谁呀？
刘良才回答：大胡子姓马，他是马大胡子呀！
有人凑近细细端详，看着看着，就噗嗤一声笑了：咱村姓马的，可没长大胡子呀！这马大胡子的模样也怪稀罕…… 刘良才也笑了：这可不是咱村哪个姓马的，也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更不是中国人。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是外国人呢！这本《共产党宣言》是他和安格尔斯写的。里面写了咱穷人的事。
有人惊道：外国人写的书也到了咱这里？这外国，离咱村有百十里地没有？
刘良才笑道：哪有这么远，就在咱们炕头上呢！
大家一下子都笑了起来。
刘良才挥挥手，大家静下来。他开始边读边讲，有的人听着听着就发蒙了，再听下去就打起了瞌睡。
刘良才给大家读了这样一段话：“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有产阶级（资产阶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他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刘良才看了大家一眼，见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就笑着说：我开始时也犯迷糊，和你们一样，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看多了，琢磨多了，就琢磨出道道来了。这本书能让咱们有衣穿，有饭吃，能过上咱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大家一听，都竖起了耳朵，几个打瞌睡的也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紧接着，刘良才又把自己领悟出的道理细细说了一通。
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开了腔：咦！这大胡子咋就知道咱这边的事呢？他说的话，可句句都在刀刃上！
1930年农历九月，刘良才组织发动了一次规模颇大的农民斗争。这次斗争，被当地党史资料记为“砸木行”。
据广饶史志记载，鲁北地区的农民除耕种外，亦有从事木匠活的传统。刘集村也不例外。刘良才在成立农民协会的同时，也成立了木匠协会。当时，大量的木器在市场上交易，官府见有油水可榨，就在苛捐杂税里面加上了“木器税”这一名目，还在集市上专门设了“木行”。
大王镇有了共产党，出了个能替穷人说话的刘良才，大家遇上什么事，都愿意找刘良才说一说，倒一倒肚子里的苦水。那段时间来找刘良才的人，说的最多的就是木器税。很多人说着说着，就咬牙切齿地骂起来。
其实，刘良才也到集上卖过木器，交了税之后，所剩无几;更有几件木器，连本钱都没有赚回来。有一次，他身边有一个老人卖了几个马扎，上了税后，刨去本钱略有剩余，老人一脸愁苦，低声嘟哝道：这个世道，咋就这么黑呀！穷人身上的肉都被你们割完了，连骨头都不放过，也要放进锅里熬！
这句话被经过的税务狗子听到了，一脚就把老人踢翻在地：老不死的，就你多嘴！说着往地上吐了一口痰，扬长而去。
刘良才急忙把老人扶起来，老人抹了一把眼泪说：大侄子呀，不说我憋不住呀！前几天，我那孙子活活饿死了，全家人都指望着我这点钱呀……
刘良才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钱，硬塞到了老人的手里。他决定，这次就来一个“砸木行”的斗争。
“砸木行”是广饶党组织自建立以来，组织发动的一次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的斗争。这次斗争也使广饶党组织暴露，刘良才等一批共产党员被县政府列入了黑名单。这次斗争的亲历者刘考文也上了这个黑名单，他后来回忆道：
不出所料，“砸木行”二十天后，广饶县的国民党就对我们下手了。广饶县民团的副大队长，带着十几个团丁来我们村抓人，刘良才当时正巧在坡里干活，乡亲们赶紧给他送信，他就从坡里走了。我在自家场院的麦穰垛里掏了一个洞，晚上就在里面睡觉。刘奎文每到夜里，就去外村他同学家中借宿。有一天晚上，刘良才托人捎信来，叫刘奎文和我到邓家庄找他，我俩没顾上吃饭就赶到了邓家庄。我们三人一块从邓家庄赶到了益都县的阳河村，又从阳河去了纸坊，最后在一个姓白的同志家里住了一夜。在这里，我们开了一个会，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第二天早上，刘良才去济南找省委汇报情况，我们也赶回了刘集村。年底，刘良才从济南回来，就藏在家中。这时形势有所缓和，我和刘奎文也都能在家睡觉了。刘良才趁夜间到过我家几次，他说已经与省委取得联系，省委决定调他到潍县工作。记得过了春节，他把工作交给刘奎文，就离开了刘集。谁知此别，竟成了永别。
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在武力“围剿”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进行文化“围剿”。蒋介石说：共产党最会蛊惑人心，要把他们手中的笔、手中的书、手中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东西，统统付之一炬，片纸不留！
在他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把数百种书刊列为“禁书”。《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禁书之首。
1933年的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演讲时说：共产党是一帮什么样的人？是一帮出卖自己祖宗的流氓分子！他们把自己的祖宗抛弃了，又拜了国外的马克思当祖宗，把一本《共产党宣言》捧上了天。这本书，我们发现一本烧一本，还要追究持书者的责任，不能让这本妖言之书坏了我中华之风，教坏了广大民众。
广饶县国民党政府为了找到这本《共产党宣言》，派出数百人到刘集挨家挨户搜索，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县长下令：所有带字的东西都给我没收了，全部就地烧掉！为配合任务，壮大声势，韩复榘还专门给搜索队配上了喷火枪。
最后，敌人把搜来的书本运到一个宽阔的场院里进行焚烧，就连学生的课本也未能幸免。
县长听说在刘集没能找到《共产党宣言》，又下令搜索焚烧刘集周围村庄的书本。
1931年2月，春节刚过，刘良才在自己家中狭小的地道里，主持召开了四边县县委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把广饶县委的工作正式交给了刘奎文、延春城、任天纵等人。
当晚，刘良才和刘考文在地道里焚烧文件。刘考文拿起那本熟悉的《共产党宣言》，捧在手里看了很久，问刘良才：这本书也要烧？
刘良才接过《共产党宣言》，轻轻地抚摸着，良久，他坚决地说：是这个大胡子点燃了咱们刘集革命斗争的火种，我们要好好保护这本书，它比咱们的生命还重，我把它交给你了。
刘考文用力点点头：你放心吧，人在书在！
1932年3月，临时中央任命武平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几个月后，临时中央在上海举行了北方各省领导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临时中央又弹起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调子，号召各省马上行动起来，在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暴动。参加这次会议的山东代表武平，被大会精神鼓动得热血沸腾：我们要和中央遥相呼应，马上把暴动搞起来！ 广饶县基础本来很好，过去在刘良才的领导下，革命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可广饶党组织惨遭破坏后，形势急转直下，再发动大规模的暴动困难重重。1932年夏，山东省委决定在博兴县暴动，广饶县负责接应。博兴暴动最终失败了，负责接应的广饶县党组织负责人和一些党员几乎全部暴露。刘奎文见广饶已经难以立足，遂决定到东北投奔姐姐刘雨辉。
刘考文后来回忆道：奎文去东北前，交给我一份全县党员花名册，上边用不太难懂的代号写着许多村名，村名下面列着党员的姓名，共有200多人。奎文将名册交给我时，一再叮嘱要妥善保管，如有紧急情况就马上毁掉，千万不能落入敌手。后来形势越来越坏，我只得将它烧掉了。可有一件东西我是不能烧的，也舍不得烧，这就是刘良才交给我的那本《共产党宣言》。
由于叛徒的出卖，1932年深秋的一天，刘考文被特务抓住。就在被抓的前一天，刘考文匆匆把那本被视作比生命还重的《共产党宣言》托付给了他人。
就算搭上性命，
也要抢出来的宝贝
在刘集村口，有一座巨大的台式日历雕塑，上面的时间，永远定格在1941年1月18日。
2013年6月，我们第一次站在雕塑前，不禁好奇，这串数字代表了什么？后来得知，这串平凡的数字，是刘集人72年前的一场梦魇，是那天驻扎在这个村里的抗日队伍的生死牌。
站在刘集村生死牌的那天，我们采访了当年的见证者之一——刘秀兰老人。
刘秀兰是中共早期党员刘子久的女儿，虽年逾90，可耳不聋眼不花，对70多年前的那一幕仍记忆犹新。
1941年，刘秀兰正值花季。1月17日晚，全家人正在为即将出嫁的刘秀兰连夜忙碌着。虽逢战乱年代，可在老百姓的生活里，婚嫁依然是头等大事。
一切准备停当，迎新娘的轿子就到了门前。那天是个好日子，迎亲送亲的不止刘家一家。天还没亮，刘集村就响起了一片唢呐声。
刘集村在战争年代被誉为铜墙铁壁的红色堡垒村，几乎每夜都有抗日队伍和地方政府人员在此驻扎。
1941年1月17日晚，刘集村一下子驻进了若干人马，有四边县政府各机关，主力部队刘良带的一个排，还有四边大队一中队长王品三率领的新兵连。
正因刘集村是堡垒村，鬼子常来“扫荡”。当时，据点中有“内线”老聂，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提前来通风报信。这一晚，老聂没有来。有人就说：快过年了，又风大天寒，日本鬼子肯定当缩头乌龟了。
村民刘希增回忆说：我那时是儿童团员，平时就在村里的自卫团听差。那天晚上他们说：今晚看样子平安无事，你回家睡觉去吧。睡着睡着，我爸爸喊我：小崽子，快起来，要出事了！后来，果然就出事了，还出得不小……
劉秀兰和来迎亲的新郎各坐上了一顶小轿。只听有人喊：时辰到，起轿！唢呐、铜锣、喇叭又欢欢地响了起来。打旗的人先行，紧接着一行人踏着薄薄细雪，向村外走去。
送亲队伍行至刘集村的西北门时，乐声戛然而止，轿子也落下了。刘秀兰正纳闷，忽听到前面有人哇啦哇啦地叫嚷，她心里咯噔一下：不好，遇上鬼子了！她掀起帘子一角，果然看见一队举着刺刀的日本兵围了上来，刺刀在雪地里闪着寒光。
一个鬼子官摸了摸尖尖的下巴，突然大声吼道：刘集村大大的坏，八路大大的有！送亲的一个也不许通行。还有几个鬼子嬉笑着围住了轿子，其中一个一把掀开了帘子。刘秀兰惊叫起来，新郎拼命阻拦，被鬼子一脚踹倒在地。
刘秀兰看到鬼子的时候，鬼子已经把整个刘集村围了起来。然而此时刘集村还沉浸在一片寂静中。
东北门上的岗哨，突然看到远处有几个黑影在晃动，擦亮眼睛一看，发现有点像日本兵。他端起机枪，扣动扳机，连打了三枪，远处的几个影子不动了。他马上向部队跑去，边跑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整个村庄立刻被喊醒了，顿时人声鼎沸。
刘良熟悉地形，带着部队冲出北门脱险了。
王品三率100余人的新兵队伍出了东寨门，前边就是一片开阔地。日本鬼子早在50米外的坟地里埋伏了重兵，密集的子弹像大雨一样泼洒过来，王品三的部队应声倒下一片。冲在前边的刘百贞嘴都被子弹打穿了，他从身上摸出两颗手榴弹投了出去，坟地里的机枪一下子哑了，暴露在空阔地的战士这才得以借机退回去。
王品三的队伍里都是刚入伍的新战士，很多人连军装上的“八路军”臂章都没来得及缝上，有的甚至连扣子也没缝。他们中很多人在这次突围中壮烈牺牲。
当年一个叫田畦的少年，晚年回忆说：当时听大家议论，说东南门死了很多八路军同志。我听说后立即赶过去，只见50多名同志身着军装在野地里躺着，有的被子弹打伤后，又被日本鬼子补上了致命的一刀。在东门外的寨沟里，也有十多人牺牲了，王品三同志就是在那里牺牲的。这次惨案，光八路军就死了80多人。
刘希增说：我和我爸爸跟着队伍跑，刚跑到观音庙口，就看到刘百贞提溜着枪跑回来了，满嘴都是血。为了堵住伤口，他将身上的袄子撕破了，他边跑边撕袄子里的棉花，一块棉花才塞到嘴里，马上就被血染红了，他就重新塞一块。
鬼子走后，我听说东门那边死了很多人，就跑去看，还一个一个地数那些尸体。正数着，有个人踹了我一脚，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听说鬼子就埋伏在坟地里，我又跑到坟地里看，那里的子弹壳堆成了小山，都是机枪打下来的。
刘秀兰乘的轿子转到了另一个寨门，再次被鬼子截住。鬼子把机枪就架在她的轿顶上射击，吓得刘秀兰尿了裤子。
最后鬼子还是不让他们走，送亲队伍只得退回村里。到了刘集烟房那里，刘秀珍看到地上有很多军衣，都是八路军战士脱下来的，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进了老百姓的家中。进了老百姓家里的，还有当时的地方武装等，足有100人。为掩护他们，这些人被刘集人认作儿子、孙子，甚至被年轻的女人认作了丈夫。
枪声过后，日本鬼子开始进村搜捕。 四边县的杜县长在刘茂椿家门口被两个日本兵抓住了。刘茂椿的奶奶颠着小脚从屋里跑了出来，她上去不由分说，就打了杜縣长两个耳光：你个小杂种，就知道到处野！你三叔儿子结婚，昨晚就说让你去帮忙，你咋到现在还没去？她连说带打，把两个日本兵搞蒙了，不由得松开了手。
刘茂椿的奶奶趁势拉起杜县长，来到村民刘中良家。刘中良家热闹非凡，你来我往，有的传菜，有的贴喜字，有的劈木柴。杜县长进了厨房，系上围裙就开始炒菜。两个跟进来的日本兵看了一圈，也没看出破绽，最后拿了一只煮好的鸡走了。
刘中良家里这些帮忙的人，大部分都是八路军战士和地方人员。
四边县另外一个干部，情急之下跑进了一个大场院，场院里堆满了红彤彤的辣椒。看大门的村民刘法成见状，急忙拿出瓜皮小帽和长袍大褂：你赶紧换上这套行头，坐到账桌旁，就充个掌柜的吧！
刚安排停当，刘百贞就提着枪跑了进来。刘法成见他浑身是血，就让他藏进了麦秸垛。不一会儿，几个鬼子兵冲了进来，对着刘法成先哇啦了几句，又盯上了掌柜的，掌柜的手里托着瓜皮帽，急忙弯腰鞠躬。鬼子没发现破绽，就散开搜索。一个鬼子端起带刺刀的三八大盖，向麦秸垛里连刺了几下，把刘百贞身上的棉衣都刺破了，幸好没伤及皮肉。
最后日本鬼子留下少数人马焚烧了刘集的房子。一时间，刘集上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这时，一幕几乎被后世忽略和遗忘的情景出现了。
原本逃到村外的刘世厚一下子急了，撒腿就要往家跑，被他的妻子一把拉住：孩子他爹，你疯了吗！小日本还没走，你要回去送命？刘世厚急得直跺脚：有个东西……可不能烧了，就算搭上我这条命，也得把它抢出来！说完甩开妻子，撒腿就向村里跑去。
刘世厚一路躲避鬼子，绕过几条胡同才跑到家里。
此时，房子已经烧起来了，不远处还传来鬼子的喊叫声。刘世厚不顾浓烟烈火，一头冲进屋，把桌子拉到墙角，随手抄起一块砖头，爬到桌子上用砖头在山墙顶部一角敲打了几下，很快就露出了一个雀眼。他把手伸进去，从里面掏出了一截竹筒。
就在这当口，房顶上的火落到了他的帽子和身上，衣服多处都烧了起来。他跑出家门，在地上滚了几下，把身上的火扑灭了，接着拔腿就跑。
不远处一个鬼子发现了他，边打枪边追过来，子弹呼啸着从他耳边穿过。最后，他凭着对地形的熟悉，转过一条小巷，终于甩掉了鬼子。
刘世厚的妻子和他大闹一场，逼问他家里到底有什么宝贝，让他这样要钱不要命。
刘世厚被逼急了，眼一瞪吼道：别说了！你再闹，我就一头撞死在南墙上！
这下，刘集人都知道刘世厚家里藏着个大宝贝，不然他也不会冒死跑回家去拿。
有人好心当面劝他：世厚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这战乱世道，还是先保命要紧。
刘世厚笑笑，一声不吭。
发现首译本《共产党宣言》
1975年，广饶县“革委会”下发了《关于抢救革命文物的通知》。当时县里只有文物所，42岁的颜华身兼两职，既是所长又是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颜华寻思，刘集当年是革命最红火的地方，应该先去那里看看。
春天的一个早晨，颜华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就去了刘集。他把革命年代的老党员都召集到了大队办公室。刘百贞、刘泰山他们也都去了。
听说要回忆过去的事，这帮老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一个个情绪高涨，欢腾起来。有的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有的唱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兴致高时，很多人禁不住手舞足蹈。
颜华也被感染了，但他没忘记自己的任务。一番启发后，老党员就七嘴八舌开了腔。
有人说：我家里有个马灯，当年在村里给队伍照明的。
颜华说：这就是革命文物。说着记在了小本子上。
刘泰山慢悠悠地说：我家里还有个红缨枪头子，杀鬼子用的。
颜华点点头：这也是。
有个老人突然道：姜玉兰家有个小篮子，她在家门口放哨做掩护用的。
颜华说：这也算一样。
颜华见角落里坐着一位瘦高个老人，长须垂胸，上身着一件褪了色的旧褂子，头戴圆形薄毡帽，手里还握着长杆旱烟袋，边抽烟边静静地听大家说话，一直没吭声。
颜华凑过去说：大爷，你也说说呀！
刘泰山笑道：他平日里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问他？没用！
老人笑笑，也不说话。
颜华又启发大家：听说，过去刘良才开过夜校，你们当时学了些啥东西？
一句话提醒了这些老人，大家的反应更加热烈。
刘百贞道：是学习的大胡子。
大家都纷纷响应：对，对！就是那个大胡子。
颜华有些不解：什么大胡子？
坐在角落里沉默的老人脱口而出：《共产党宣言》！
他话音一落，其他人都喊道：对，就是那个小本本——《共产党宣言》。
刘泰山指着角落里的老人，慢悠悠地说道：世厚说得对，当年就是学了这个小本本，大家伙儿才起来革命的。我和我二弟刘寿山，在家里常说起大胡子。
刘百贞说：都过去多少年了，那小本本也找不见了……四几年的时候，我还问过几个人，可都说不知道……
刘世厚突然接口道：我知道，就在我那里！
大家闻言，都大吃一惊。刘百贞盯着刘世厚看了半天，突然拍了下自己的膝盖：这就对了！你平日里不声不响，不多言不多语，交给你最保险了。
刘泰山扭头对颜华说：看样子，是在他那里！
2013年6月的一天，已经80岁高龄的颜华老人，谈起这件事还是兴奋不已。老人笑着说：我干了一辈子文物工作，为国家搜集到不少宝贝，其中《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是最让我自豪的。
颜华喝了一口水，娓娓道来：刘世厚透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当时就让他拿书来看看，他就找各种理由搪塞。我就想，一个农民，留着一本这样的书干什么？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呀，见他不松口，就咬住他，紧追不舍。末了他就拿话堵我，说：书店里这样的书有的是，你去买一本不就行了？我说：那不一样，现在是现在的，过去是过去的。后来看着不行，我就找来公社的刘书记，刘百贞也帮着做工作，最后他才把这本书送了过来。当时我也不知道它有多大价值，回去后就给省博物馆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他们马上就派人来了。 正如颜华老人所述，为了说服刘世厚，公社的刘书记和刘百贞轮番上阵讲道理。两人说得口干舌燥，神疲體倦，一直沉默不语的刘世厚终于开口了，他闷声闷气地说：我回家再想想。说着起身就要走。
刘百贞急了：真是个榆木疙瘩，我们说了一上午，就换来你这句话？
刘世厚笑笑，一言不发地走了。
刘世厚回到家中，在院子里坐了很久。他嘴里衔着那根长杆旱烟袋，一袋接一袋地吸着。夕阳的余晖涂在他垂胸的白须和那张刀削斧砍般的脸上。
良久，刘世厚站起身，从裤腰带上解下那把谁也不让碰的钥匙，打开了墙角的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用黑漆油过的小匣子。他轻轻拉开匣子的盖，从里面捧出一个带有花纹的蓝包袱。
刘世厚粗大的手掌，此刻显得格外小心、灵巧。他把包袱一层层揭开，里面赫然露出了一本薄薄的书，书的封面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几乎占据了整个封面。
这就是那本《共产党宣言》。
不久前，老人担心这本书散了，用黑线做了精心装订。
刘世厚将它捧在手里，反复端详，脸上的表情时阴时晴。他低声道：40多年，40多年了啊……
他哽住了，眼角溢出了浑浊的泪水。
40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刘考文跑到刘世厚家后，从怀里拿出这本书，郑重地对刘世厚说：我已经暴露了，随时都有坐牢被杀头的危险。这本书是咱的革命之本……你记着——人在书在！
说完，他又急急忙忙地离开了。
从那时起，刘考文的话就时常在刘世厚的耳边回响。
在白色恐怖时期，刘世厚有时把书藏在床底下，有时藏在粮囤的透气孔里，有时藏在雀眼里。
这本书就是刘世厚的一切，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它。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刘世厚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刘世厚后来对孙子刘鸿业说：当年为了保护这本书，就是晚上躺在床上，我也在琢磨着，究竟藏在哪里最保险最安全。日本鬼子“扫荡”那会儿，一天要藏好几个地方，有时想想不安全，拿出来再换个地方。刘集惨案那天，我人跑出来了，可心还在家里哪！要不是那会儿我拼着性命跑回家把它抢出来，它就随着房子烧了。你奶奶和村里人还以为我藏了啥宝贝……说实在话，就是藏了大金子大银子，那时候也不能回家取呀，为了财宝连命都不要，谁会这么傻？可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我啥都不怕！这书要是烧了，我怎么去面对死了的人？将来我到那边去，怎么向他们交代？他们肯定会说：刘世厚呀刘世厚，我们为了革命把命都搭上了，可你连咱的《共产党宣言》都没有保护好啊！你们小孩子家不知道，今天咱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本书功劳大着哪！
解放后，每到清明节，刘世厚都是先去祭奠烈士，再去祭拜自己的先人。
在烈士坟前，他把纸钱烧完，一杯清酒敬罢，就捧出那本《共产党宣言》端端正正地放在墓旁。
他点上一袋烟，像老伙计相聚拉呱那样开了腔：老伙计们，这本书我又带来了，你们看看吧，我保管得好着呢！你们在天之灵就放心吧。只要我活着，每年都来看你们，每年咱们这些老伙计都再学学《共产党宣言》。
说完，刘世厚老人就在墓前磕磕绊绊地念上一段《共产党宣言》。
在众人动员他献书的那天晚上，刘世厚躺在床上辗转难以入眠，他坐起来又躺下，一会儿又坐起来点上一袋旱烟。
黑夜里，他每吸一下，烟袋锅子就会闪烁出一丝微弱的亮光，亮光映在老人神情复杂而焦虑的脸上。
到底交还是不交？这个念头在老人的心里反复跳动。
40多年的相守，在老人眼里，这本书好似有了灵性，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把它拿出来放在面前，一边吸着烟一边久久地凝视着它。在这一刻，他们似乎在彼此倾诉，同时在彼此的相处中获得慰藉。
18岁的刘鸿业与爷爷睡在一张床上。他见爷爷举止反常，就说：交给国家保管着，不是一样呀？人家肯定比你保管得还要好！
刘世厚长叹一声：孩子，你不懂爷爷的心思啊！有这本书在，那些死去的伙计，就像在我身边一样。书交了，我这心也一下子空了，空了呀……
老人说不下去了。
第二天，一向早醒的刘世厚竟没有起床，就这样在床上连续躺了三天。
这三天，老人几乎粒米未进，唬得一家人跑前跑后，问寒问暖。刘世厚挥挥手道：你们忙你们的，我还死不了。
第四天清晨，刘世厚早早起了床，一下子吃了三个荷包蛋。上午，他提着那个蓝包袱离开了家门，出了村口，来到烈士的坟前。
田野里一片葱绿，风暖暖的，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盛开在坟冢上。刘世厚打开包袱，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
他轻声道：老伙计们，今天我就把这本书交给国家了。我是舍不得啊，可我老了，往后也要到你们那边去，书留在我这里，怎么办？交给咱国家也就交给了党，让党世世代代保管着，咱们更放心，是不？40多年了，我刘世厚……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了！
老人泪流满面。
刘世厚离开坟地，径直来到大队办公室。
颜华为了搜集革命文物，在刘集已经住了数日。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刘世厚的到来，人虽然坐在屋里，眼睛却老是往窗外睃。
他看到刘世厚提着一个包袱走进来，吊着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
刘世厚把包袱轻轻地放在办公桌上，又轻轻地打开，那碎花包袱像莲花一样绽放开来，终于露出了那本《共产党宣言》。
刘世厚双手捧起这本书，低头看了很久，随后又轻轻地把它放在包袱上，低沉地说道：你们可要保管好它，它是咱们庄稼人的大功臣呀！为了它，咱们死了一摞摞的人哪……
老人说得很慢，就像唱出来的一样。说完，他转身要走，开始走得迟疑，走到门前的时候，他加快了步子。
刘世厚一直都没有回头。
颜华从窗户里看到，老人在院子里停了一下脚步，抬手抹了一把眼睛。 1979年，刘世厚老人去世，时年86岁。
这本《共产党宣言》不久就在广饶县展出，后来被调到省博物馆展览。工作人员觉得刘世厚老人缝上去的黑线影响展览效果，就把它去掉了。
为了让参观者更清晰地看到这本《共产党宣言》，它被置放在一个光线明亮、阳光充足的地方。工作人员不知道，这本历经了50多年沧桑岁月的书，如今反而变得像婴儿一样娇贵了，它不能被阳光直射，更不能经受风吹，应该待在一个舒适的“襁褓”里。
几个月下来，这本书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变模糊了，纸张也变脆了。书回到广饶，颜华捶胸顿足，心疼得直落泪。他连声道：我怎么对得起刘大爷，我怎么对得起刘大爷！
颜华觉得很奇怪，这本书刘世厚老人保存了数十年，几近完好，怎么在博物馆里反而被损害了呢？
后来这本《共产党宣言》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以重点保存，与一个人有关，这人就是余世诚。
1984年的一天，时任华东石油大学副教授的余世诚到广饶公干，听说广饶博物馆收藏了一本早期的《共产党宣言》，就立即前往查看。
余世诚对历史有兴趣，也有研究，这本书有两个地方让他眼前一亮：一是书名《共产党宣言》;二是出版时间为1920年8月。
余世诚当时就说：这应该就是马列老祖宗在中国的第一本经典，当年周总理念念不忘，还多次派人寻找呢。
余世诚的一番话，让博物馆馆长颜华有些半信半疑，但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的价值。
余世诚见这本书保存不善，心疼不已。回到学院后，他立即向山东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编译局做了汇报。
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昌安迅速作出了批示：加强研究保护。
中央编译局马恩室副主任、资深翻译家胡永钦也很快赶到了山东广饶。
据颜华回忆，胡永钦来的时候还专门带了一本蓝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
广饶这本《共产党宣言》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马克思像上端从左到右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下面为书名“共党产宣言”（当年在印刷时，封面上的书名出现了错误，应为“共产党宣言”）。字体都很小。其中，“共党产宣言”字体最大，相当于现在的四号字体。这种安排，可能是当时出于安全考虑。
全书共56页，内文由五号字竖排，封底二类似于今天的版权页，自右向左竖排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胡永钦拿出9月版的《共产党宣言》与之对照，发现8月版的和9月版的仅有两处不同，其他完全一样;8月版的封面颜色是淡淡的水红色，9月版改为了浅蓝色;9月版纠正了8月版的封面书名错误。
8月版封面左下角已经破损，且指痕明显，是当年长期翻阅的结果。
打开封面，他们发现首页右下角和左上角各盖了一枚朱印，右下角为“葆臣”，左上角为“刘世厚印”。两印遥相呼应，好像达成了某种默契。“葆臣”印典雅讲究，“刘世厚印”显得笨拙厚重。后经我们了解，“刘世厚印”是刘世厚本人所刻。
刘世厚我们已经熟知，他是这本《共产党宣言》的保存者，“葆臣”印又有什么渊源呢？
专家推测，这本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大概是属于一个名叫张葆臣的人所有。
张葆臣何许人？
有关专家在山东寻找未果，后到中央档案局查阅档案，在浩繁的资料中找到了一份1923年12月15日的《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从中得知，张葆臣是江苏人，是济南早期的共产党员。
有了这条线索，党史工作人员又顺藤摸瓜，从王辩、刘子久等人那里丰富了张葆臣的历史。
张葆臣当年在济南道生银行供职，负责党内图书发行。道生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他以银行职员身份作掩护，经常往来于济南和上海，很多进步书籍都是他从上海带回来的，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
近水楼台先得月，负责党内发行的张葆臣手里有一本《共产党宣言》不足为奇，可令人奇怪的是，这本书他怎么赠送给了新党员刘雨辉？
张葆臣于1923年1月1日入团，年龄应该不大，也可能未婚。有人这样猜想：当年还没有伴侣的张葆臣，是否对刘雨辉产生了爱慕之情？
为了全面考证这本《共产党宣言》，多方人马组成的联合考察组，历经一年，行程万里，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多处寻访、考察，最后确定该书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由于广饶版本的原因，考察组也对全国的《共产党宣言》早期版本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逐一解开了一些谜团和史学界之争。
考察组发现，中央编译局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藏本都是1920年的9月版。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是1924年6月出版的第三版。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没有封面，乃是残本，据考察是1920年8月版。
20世紀80年代初，有人在上海档案馆发现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版，紧接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在其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期上刊载了介绍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过去，史学界对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时间曾有争论。大部分人认为，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应在1920年4月前后面世，再迟也在春内。这种观点来自毛泽东和陈望道的回忆。当年毛泽东曾说，自己1920年春阅读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而陈望道先生后来也回忆说，当年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4月出版。
但国内从来就没有发现过1920年4月份的版本。
上海1920年8月版本被发现后，由于是孤本、孤证，大部分人还是不予认同。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联合考察组在上海图书馆又有惊人发现：在这里，他们竟然又找到了一本1920年8月版的《共产党宣言》。
这样，广饶版本、上海档案馆版本、上海图书馆版本，再加上北京图书馆的残本，起码有4本可以佐证，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是1920年8月版，而非1920年春版。
1975年的新年刚过，一些细心的人在不经意中发现，曾一度沉寂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忽然热闹起来。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一片忙碌。再仔细打量这座庄严的建筑物，人们发现大会堂的门外张灯结彩，楼顶上一排崭新的国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要召开了。
消息传开，国人这才忽然想起：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原来还有这么一件大事。
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是何时召开的呢？人们在脑海深处搜寻着，许久，才打捞出记忆碎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届全国人大只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原本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再没举行过，至今整整11年了。
张劲智是人民大会堂的一名普通服务员。会议开始前，他被叫到主席台一侧的四川厅。
进门一看，张劲智愣了：空荡荡的大厅里，邓颖超大姐孤零零地坐在角落。
张劲智是经验丰富的老服务员，参加过第三届人代会的服务工作，多次见过邓大姐。他赶紧趋步向前，想打声招呼，忽然发觉气氛不对。
邓大姐一向亲切随和，没有一点架子，往常见了工作人员，总是笑容可掬，一脸阳光。今天，她却满脸忧郁，若有所思。
见张劲智进来，邓大姐向他招招手，示意他坐到身边。张劲智心怀忐忑，侧着身子坐下。
小张，听说今天是你在主席台服务？邓大姐上来就问。
是，张劲智小心地回答。
总理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只喝了大半碗粥，一点干的都没吃。他讲完话后，你盯着点，别让他晕倒了。邓大姐一脸的牵挂。
张劲智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才明白邓大姐为什么如此忧郁。
周恩来3年前就病了。
1972年5月，保健医生张佐良按惯例，为总理做小便常规检查时，从显微镜里发现了4个红细胞。几天后，红细胞的数量猛增，一下子到了8个。总理到北京医院复检时，被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那一年，周恩来74岁。
过度的操劳，加上一再延迟治疗，到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重。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血尿不止，血液凝结成血块后，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时异常痛苦。每次排尿，周恩来都像是干了一件重体力活，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工作人员为此心痛不已，背地里暗暗落泪。
1974年6月1日，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周恩来被迫住院治疗，先后接受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即便如此，周恩来仍在医院批阅文件，频繁会客。
1974年9月30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周恩来抱病参加。这是他最后一次主持国庆节招待会。
四届人大开幕前，工作人员得知周总理将出席，私下里兴奋地传递喜讯。张劲智也不例外，他并不知道总理身患不治之症，以为总理身体康复了。听了邓大姐的话，他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也深感责任重大。
1月13日晚8时，人民大会堂大厅内灯火辉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面对代表们的热切目光，77岁的周恩来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
代表们发现，与昔日神采奕奕的形象相比，眼前的周恩来恍若两人。他步履蹒跚，瘦削的脸庞上布满了老年斑，声音里也透着疲惫。
谁能知道，出席四届人大，竟成了周恩来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
政府工作报告本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大会开始前，为了照顾周恩来的身体，毛澤东主席指定邓小平组织起草，并要求字数限制在3000字左右，以便周恩来能在大会上顺利读下来。
接受邓大姐重托的张劲智，站在主席台侧面隐蔽处，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恩来的一举一动。
他注意到，做完报告后，总理原本一直挺直的腰板塌了下来，整个人陷进座位里。他右手伸向茶杯，三指捏住杯把，却端不起来，又伸出左手，两手合力，才将茶杯端起，颤巍巍地送到嘴边，由于手抖得厉害，茶水溢出来，洒到了胸前。
张劲智心里一阵悸动：总理已经虚弱得连端茶的力气也没有了！若是平时，他早就冲过去帮忙了，可是今天不能。他急得暗地里直跺脚。
晚年的周恩来，在愈演愈烈的“文革”中，虽然自身处境日渐艰难，可为了保护老干部，减少动荡带来的损失，他仍拖着重病之躯不停地奔走呼吁，用他的镇定自若，随时化解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矛盾。
我们看到过这样一份资料：周恩来总理在1974年1月至5月的139天中，有9天连续工作12至14小时，有74天连续工作14至18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19至23小时，有5天连续工作24小时，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
自知时日无多的周恩来，在本届人代会上有太多的事要做。既要为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定调子，又要排除“四人帮”的严重干扰，还要全力举荐邓小平。
大事不能耽搁，小事他也放不下。这天会议间隙，他让人把参加会议的陈望道请来。
不一会儿，走廊上出现了一位身材瘦削、步履蹒跚的老者，他拄着拐杖，嘴角有点歪，是轻度中风留下的后遗症。
他就是陈望道，复旦大学的校长，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那时，他已85岁高龄，比周恩来年长7岁。
陈望道出现在门口，周恩来艰难地站起身，挣脱工作人员的搀扶，身子前倾着迎了上来。两位老友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彼此都专注地打量着对方。
陈望道惊讶地发现，周恩来身体单薄得像层纸（这时总理体重仅有61斤），原本温暖有力的双手柔弱无力，手背上尽是斑斑点点。
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脸上满是忧戚，嘴唇嚅动着，难过得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读懂了他的心思，淡淡一笑，用左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安慰道：这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不碍事。 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挪到沙发前坐下。工作人员给陈望道泡了一杯茶，盖上杯盖。
周恩来细心地帮陈望道取下杯盖，示意他喝口热茶。待陈望道放下茶杯后，周恩来定定地望着他：首印本找到没有？
这不是总理第一次询问了。
陈望道依然无奈地摇摇头：没有。
周恩来轻轻地叹口气：长征的时候，它是我的贴身伙伴啊。本来还想再看它一眼，看来，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陈望道顿了顿拐杖，也叹了口气：我已经寻访了多年，一直没有消息。如今我老朽了，恐怕满足不了总理的愿望喽。
周恩来轻轻拍了一下沙发扶手，露出了焦虑的神情。
旁人不知道周恩来要找什么，但陈望道知道，总理是在询问《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印本的下落。
而陈望道，正是这个版本的译者。
在非常年代，周总理这样关心《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中文版本，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临别时，周恩来握着陈望道的手，摇了又摇，怅然若失又心有不甘：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路明灯。找不到它，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绝对想不到，137年之后，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在重病缠身的垂暮之年，仍对这部著作牵肠挂肚。当然，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里，这本著作会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忠实追随者。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在开疆拓土的早期领导人身上，都留有《共产党宣言》的深刻烙印。
刘少奇最早接触《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秋季。
当时，成立不久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22岁的刘少奇和16岁的任弼时、18岁的罗亦衣、17岁的萧劲光等，都是这里的学员。学习的教材之一，就是刚刚出版、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给他们讲授此书的，正是译者陈望道先生。
那时，刘少奇还是个进步青年，正在为要不要入党而犹豫。听了陈望道的讲授后，他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后，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
1921年5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岳、蒋光慈等一批热血青年，怀着寻找救国之路的急迫心情，来到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学习，其中主要课程就有《共产党宣言》。
在刘少奇后来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都能看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子。
朱德在1922年9月赴欧洲時，与周恩来一见如故。经周恩来介绍，当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还送给他一本珍贵礼物——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在这之前，朱德从未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文献，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如此新鲜而又深奥的革命道理。他如饥似渴地反复诵读，犹如醍醐灌顶。在柏林支部，他和同志们经常围绕《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展开热烈讨论。
《共产党宣言》就像是一盏指路明灯，为立志拯救中国的一代有志青年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热血青年，都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启蒙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9年4月24日凌晨，一阵激烈的枪炮声过后，南京总统府楼顶的青天白日旗飘然落地。
当晚，邓小平和陈毅拂去身上的硝烟尘土，信步走进总统府图书室。
蒋介石仓皇逃跑，大多数书籍都来不及带走。望着满室的书籍，邓小平和陈毅这两个四川同乡大开眼界，一边翻阅，一边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交谈。
邓小平说：戎马倥偬了半辈子，一直想静下心来好好读点书，却一直不得空。真想就住在这个图书室里不走喽。
陈毅打趣道：我说同志哥，这可要不得噢！中山先生不是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嘛。
一句话勾起了邓小平的美好展望：是的是的，等将来赶走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我们一定要好好办学校、办教育。我们自己的学业被耽搁了，不能再耽搁娃儿们的学业了。
陈毅赞许道：对头，对头，最好多给娃儿们创造些条件，让他们也到国外去长长见识。当年，我们不都是在旅欧勤工俭学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嘛。
陈毅一边说着，一边从书架角落里抽出一本小册子。小册子小32开大小，封面是蓝色的。他定睛一看，惊喜地冲着邓小平说：快看，我发现宝贝了！
邓小平凑过去，也十分惊讶：怎么，是《共产党宣言》？
陈毅大笑：老蒋怎么也藏着这本禁书？难道说，他也改变信仰了？邓小平嘲讽道：他肯定是很想知道，共产党为什么凭着小米加步枪，就能把他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他呀，是想从这本书里找答案呢！
陈毅问：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
邓小平道：是在法国，有人从国内带过去的。我正是读了这本书，才认准这条路的。
陈毅一听，惊喜地说：哎呀，这么巧？我也是在法国读了它后，才茅塞顿开的！不光是我，我们那一批年轻人，也都是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启蒙书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邓小平一拍陈毅肩膀：什么叫殊途同归？这就是啰！
两位战友哈哈大笑。连日战事带来的疲倦，在这笑声中云消雾散。
陈望道深知，对《共产党宣言》，周恩来更是情有独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周恩来是最早了解《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者之一。
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只有21岁。那是1919年，在日本留学时，他通过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了解到《共产党宣言》一书。
1920年10月，周恩来赴法留学，与蔡和森等人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逐渐成为共产主义者。1921年2月，他们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7月改组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总支部先后出版了《少年》《赤光》等刊物，也宣传过《共产党宣言》。 1922年8月，《少年》上发表了周恩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产党宣言与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1926年，周恩来在他撰写的《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文中的一句话：“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后来的中文译文不少人耳熟能详：“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从长征到抗战，周恩来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一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总是不离不弃，里面就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只要有空，他就会拿出来反复诵读，不断咀嚼，用来指导遇到的具体问题。
因为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周恩来对陈望道也格外关注。每次见到他，总会习惯性地提起《共产党宣言》。
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周恩来郑重地向代表们介绍陈望道，并且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陈望道连连摆手，站起来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诚惶诚恐地对周恩来说：言重了，言重了，我只是学了点皮毛，而且食古不化，不像您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这样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1954年10月，陈望道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又提起了《共产党宣言》，还特意问他，当时《共产党宣言》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根据英文版，同时参考日文本。周恩来还与他交换了对翻译的一些见解。
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在周恩来心目中的地位。
“文革”期间，陈望道一度受到造反派的打击。周恩来知道后，要求保护好陈望道，阻止了造反派对他的迫害。
1972年2月下旬，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公报》在上海签署。陈望道作为上海政协副主席和著名学者，接到邀请通知，到上海虹桥机场迎接美国总统。
这是他复出工作后参加的第一次外事活动。
当天早晨，陈望道早早来到机场，排列在迎候贵宾的行列中。由于两年前中过风，加上毕竟是82岁高龄的老人，他本来矫健的步履变得迟缓，不得不依赖拐杖。陈望道刚站定不久，周恩来就出现了。原来，他早已等候在机场。
周恩来一眼就看到了陈望道。他疾步上前，紧紧握住陈望道的手，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嘱咐他出门穿暖点，然后扭头对站在一旁的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说：陈望道先生年岁已高，以后不要让他来机场迎送国宾，只需请他直接到宾馆参加会见就可以了。
陈望道一听，连忙摇着手，笑着回答说：不碍事，不碍事的，我没有这么娇贵，体力还行呀！
周恩来刚转身要离开，又想起了什么，转头问陈望道：对了，《共产党宣言》首印本找到了吗？我一直惦记着它。
陈望道有点过意不去，惭愧地说：我也一直在找，但到现在也没能找到。周恩来轻轻拍拍陈望道的胳膊：还要继续找，它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啊！
陈望道郑重地点了点头。
此时，江南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呼出的热气瞬间成了白雾。刚度过政治寒冬的陈望道，听了总理的话，浑身暖融融的。
中国共产党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直至当家做主，经历了28个春秋。28年間，《共产党宣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伙伴，没有哪部理论著作能像《共产党宣言》这样凝聚起中国革命者的共识。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心血和生命践行，《共产党宣言》才得以在中国的土壤上绽放出绚丽之花。
继陈望道的中译本问世后，《共产党宣言》陆续出现了不同的译本。其中最著名的有华岗译本、成徐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和莫斯科译本等。
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上海华兴书局出版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史称“华岗译本”。书中除《共产党宣言》正文外，还翻译了《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1890年序言》，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篇末附有《共产党宣言》的英文全文，这也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英文本《共产党宣言》。
1938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由成仿吾和徐冰以德文版本为底本译成的《共产党宣言》，包括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史称“成徐译本”，是延安时期共产党干部的必读书籍。这是首次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新本子，其语言更接近现代汉语，表达更准确，既有竖排版，也有横排版。“成徐译本”抗战时期广为流传，不仅在国统区流行，在敌占区也时能见到。这个译本最后一次再版，是1953年12月5日，序言增加到了7篇。
这是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1929年，他在法国留学时，曾以德文版本为主、参考英法文译本翻译过一次，并托一位德共党员将译稿带到莫斯科，原计划转给正在那里的蔡和森，交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但译稿送到莫斯科时，蔡和森已奉命调回国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就被捕牺牲，译稿也不知下落。
1943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江苏无锡人陈瘦石所译。这大概是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版本。陈瘦石翻译了美国人洛克斯和霍德所著的《比较经济制度》，该书分两卷，附录中收有《共产党宣言》全文。陈瘦石全部翻译过来，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共产党宣言》的作用。
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博古校译本，系博古参考俄文版，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加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这个译本的译法更接近现代汉语，是新中国成立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这是该局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附有全部7篇序言。1949年初，这个版本运到中国，从6月起相继重印。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发行总数达千万册以上，是发行量最大的马列经典作品。国家民族语文编译局还把它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藏文、蒙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虽然《共产党宣言》版本众多，但论社会影响力，论对青年人的感召力，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论文物史料价值，其他版本都无法与陈望道版本相比。
正因如此，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才念兹在兹，周恩来才一辈子铭心镂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又过了一年多，1977年10月29日，87岁高龄的陈望道在上海病逝。两位老共产党人，生前都未能重睹《共产党宣言》首印版本。
就是这册被两位老共产党人心心念念牵挂不已的中文首译版本《共产党宣言》，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在历史岁月深处鲜为人知的国家记忆。
有理想、有信仰的“乞丐”
在山东省早期革命斗争中，延伯真举足轻重，在很多方面，他还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是青岛支部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山东广饶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在广饶大王刘集创建了山东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比他的同乡刘子久和李耘生入党都要早。
大王镇的延集村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延集村的人虽世代耕种，可也很注重后代识文断字。清光绪三十三年前，就有农民开办私塾，后学堂大兴，如今延集村的百年老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延伯真祖上重文，祖父在田里劳作的时候也满口之乎者也，可人到壮年才得秀才称谓。老先生重文，但也知道在农村耕种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让两个儿子一耕一读。延伯真的父亲虽专事耕种，可并无怨言，他把读书的希望放在了儿子身上。
延伯真9岁入乡塾，老师就是他的伯父。延伯真少小淘气，经常逃学，他的伯父常率家人四处寻找，找到后以暴打处罚，可延伯真从没屈服，因此得一绰号“犟驴”。辛亥革命刚刚结束，少年延伯真就剪掉了辫子，这惊世骇俗的举动被村里的老人视为大逆不道。
延伯真虽然经常逃学，可学习成绩很好，读书几乎过目不忘。1916年秋季，20岁的延伯真考入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
五四运动爆发时，延伯真成了师范学校的活跃分子，带着一帮学生去市场上鼓动商人罢市。因为延伯真是带头的，枪打出头鸟，他被几个不明就里的商人暴揍了一顿。
当时北洋军阀官兵为了防止学生闹事，派兵把守了学校大门。师生像潮水一般涌了过来。延伯真带头第一个冲出了大门，一个大兵上来就给了他一枪托，砸得他头破血流。延伯真毫不畏惧，抹一把血，继续向前跑，一个骑警打马过来，把延伯真撞倒在地上，他一下晕了过去。要不是几个同学奋起全力保护，飞起的大马蹄子就会落在他的脑袋上。
延伯真号召力强，往往登高一呼，众人热烈响应。师范学校的校长冷眼看延伯真，就是匹脱了缰的野马，正好官兵四处抓他，就借口说让他回乡下避避风头。延伯真走后，学校给他记大过一次，在山东师范学校五年间，这是他第二次受过。
延伯真回到家乡后，并没有安分守己，他四处联络进步青年，在家乡一次次掀起抵制日货的热潮。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延伯真开始也幻想着教育救国，教育强国。他在延集村推行新文化教育，用白话文给学生授课，村里的清朝遗老大骂他背叛祖宗，常有三三两两的守旧派到延伯真家谩骂。延伯真针锋相对，把一个老秀才气得直翻白眼，但不到半年时间，他开办的学堂就关门了。
延伯真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他对父亲说：好男儿不能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要出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青岛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它一度站在了历史的前台。在青岛被归还的这年冬天，延伯真来到了这座海滨城市，与无数革命者一样，他在这里参加了一场场大罢工，经受了一场场血与火的洗礼。
济南师范学校有一位学监在青岛市任教育科长，见到延伯真，他很高兴，这位科长让延伯真到一所小学当了一名教师。延伯真算是有了安身立命之地。
之后，延伯真遇上了同乡李郁廷。李郁廷是国民党的元老，非常看重延伯真的能力学识和为人，力荐延伯真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组织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年轻人引起了延伯真的注意：他个子不高，浓眉细眼，说起话来思维清晰，谈吐不凡。他先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谈起，又谈到了俄国革命。有个国民党员很是不屑，站起来说他信口雌黄，连连向他提问发难，这位年轻人面带微笑，一一还击，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丑态百出。
延伯真听得入迷，他觉得《共产党宣言》就是一本奇书，就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而这个年轻人是个神奇的人。
身边有人告诉他，这个年轻人叫邓恩铭。
邓恩铭于1901年1月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邓家虽世代为农，可祖上也传下了行医之道，靠这一技之长，邓家勉强度日。邓恩铭上面有两姐，下面有两弟一妹。邓恩铭从小就好学，头脑聪明且懂事上进，深得家人喜欢，长辈邻里都称他为“老乖”。
1907年夏，6岁的邓恩铭入学。读书才几日，他就让教他的秀才拍手叫好，连称孺子可教，并欣喜地预言：此子将来必成大器。
正当邓恩铭潜心读书的时候，国父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也传到了贵州，传到了大山深处的水乡。
1915年6月，讨伐袁世凯的运动震撼了中国，在遥远的大西南贵州，本来思想就激进的邓恩铭坐不住了，他带领学生游行示威，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
1917年深秋的一天，邓恩铭早早起来打点行李，他马上就要到远方求学了。
邓恩铭的父亲有一个弟弟，出生后就过继给了无子的姑姑，因学业有成，步入仕途，成了山东的一名知县。他知道邓恩铭聪颖好学，就想好好培养一下这位堂弟，打算让邓恩铭来山东求学，一切开支都由自己包了。他还专门写信告诉自己的家眷，来山东时一定把邓恩铭带来。
鄧恩铭到山东后，于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一年以后五四运动爆发，在组织学生运动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两位战友联手拉开了山东革命斗争的序幕。
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邓恩铭是唯一一名中学生，也是唯一一名少数民族代表。在上海开会期间，与会代表每个人都收到了一本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邓恩铭翻了几页就爱不释手。邓恩铭和王尽美住一个房间，毛泽东住在隔壁，两人常与毛泽东交流读《共产党宣言》的感想。 1923年4月，青年邓恩铭来到青岛，他此行是来发展党组织的。当时青岛有一份报纸，名为《胶澳日报》，邓恩铭在这家颇有影响的报社当了一名副刊编辑。他借用这块阵地，开始公开宣传《共产党宣言》。
延伯真到青岛的时候，邓恩铭其实也刚到不久。一天晚上，延伯真来到了邓恩铭的住处，一进门，就怔住了：他没想到邓恩铭竟然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房子低矮狭小，炕上没有褥子，铺着半张残破的席子，墙角处一张小桌子，其中一条腿只剩下了半截，倚在墙上，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桌上的茶壶和杯子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全都残缺不全。
邓恩铭看着延伯真惊讶的表情，笑了：穷到这地步，出乎你的意料吧？
延伯真点点头，也笑了。
邓恩铭说：我们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乞丐”。
他随手从炕头上拿起一本书，摇晃了一下，接着说：我们的信仰来自这本书，就是上次讲的《共产党宣言》。你拿去好好看看吧。
延伯真高兴地说：上次演讲的时间虽然不长，可对我震动很大，如醍醐灌顶，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邓恩铭摇了摇手，笑着说：不是我讲得高明，是马克思先生有真知灼见。
延伯真说：我回去一定好好看看。
邓恩铭用力点了点头：世界之命运，中国之命运，都在这本《共产党宣言》里了！
青岛的初春，夜晚还是寒气逼人。两人就着两杯热水，谈兴越来越浓，直到东方破晓才依依惜别。
这以后，延伯真多次来到邓恩铭住处交流读《共产党宣言》的心得，有时和邓恩铭争得面红耳赤。邓恩铭愈发喜欢和看中这个年长他4岁的较真的人，开始尊称延伯真为“延兄”。
有的国民党员见延伯真和邓恩铭走得太近，就劝延伯真：邓恩铭是个双面人，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
延伯真不解：何谓双面人？
对方说：他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双重身份，可是个危险分子。
延伯真听了这番话，笑道：中国要是多几个这样的危险分子，就有希望了！
1923年8月，青岛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时隔不久，王尽美来到了青岛。邓恩铭与王尽美介绍延伯真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初，青岛党组织仅有5名党员，到1925年初，正式党员已经增至13人，候补党员11人。
根据中共四大章程，青岛独立组改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担任书记，延伯真担任宣传委员。邓恩铭在和中央的通信中，多次提到延伯真，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邓恩铭在青岛专门创办了一份报纸，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工人了解马克思主义，邓恩铭专门在报纸上连载了《共产党宣言》。
有一次，延伯真对邓恩铭说：很多工人文化程度不高，看不大懂《共产党宣言》，对他们应该边讲边启发。我准备下工厂去试试。
邓恩铭非常赞同，说：对，共产党员还要当好宣传员。你是教员，用这身份掩护，去把车间变成一所大课堂，变成马克思学说的阵地。
一天深夜，延伯真讲完《共产党宣言》后走出厂门，不久就有几个探子追了过来。借着月色，延伯真见旁边有一座破落的院子，就从怀里掏出《共产党宣言》扔到了院子里。探子冲过来把他围住，为首的探子又高又胖，走上前来挥起肥硕的手掌抽了延伯真几个耳光，把延伯真打了个趔趄。他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鼻孔里一下子涌出了热乎乎的液体。
胖探子吼道：交出那本书来！
延伯真装出一脸愕然：什么书？
胖探子用力踹了延伯真一脚：少装糊涂，封面上有个外国大胡子的那本！老子盯你几天了！
胖探子手一挥，几个探子上来就搜，将延伯真全身搜遍，也没有找到。
胖探子恼羞成怒：给我往死里打！
延伯真被打晕在地上。
胖探子说声“散了”，几个人犹如鬼魅一般，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延伯真醒过来后，感觉脸上湿漉漉的，用手抹了一把，才知道是血。他的头上被探子用砖头砸出了一个血口子，疼痛难忍。他艰难地摸索着，最后撕下衣服一角，包在了头上。
延伯真最记挂的是那本《共产党宣言》。他忍着周身的剧痛，翻墙进了院子。院子里杂物横陈，他借着月光细细搜寻，终于在乱石中找回了这本珍贵的书。
《共产党宣言》
传到了农民手里
1924年寒冬的一天，延伯真来到邓恩铭的住处，向邓恩铭提出一个建议：到农村发展党员，在农村建立党组織。
邓恩铭非常赞同：咱们不能忽视了农民，把他们发动起来，就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1924年年底，寿光和广饶两地党组织设立，中共延集村支部由此成立。延伯真先期在广饶、潍坊播下革命火种后，大王镇另一位早期党员刘子久，于1925年的年关回到了刘集村。正是这次故乡之行，他发展了自己的堂兄刘良才加入了共产党，刘良才后来成为了鲁北平原上一位卓越的领导人。1925年春，刘集村党支部成立，刘集村因此有了山东省乃至全国的早期农村党支部。
1926年年关将近，在山东广饶播下了革命火种的刘子久、延伯真再次回到家乡。值得一提的是，与他们结伴回来的还有一位长相清秀的姑娘，名叫刘雨辉。刘雨辉时年26岁，与刘子久同村。1924年，刘雨辉曾在济南的一所女子养蚕讲习所学习，期满后又南下考入了江南苏州女子产业学校。1925年夏，学成归来的刘雨辉，被济南女子职业学校聘为教员，并于这一年年底，加入了共产党。
之前，刘雨辉和延伯真并不相识。1925年下半年，省委指示在青岛的延伯真回济南工作。有一次，省里组织在济南的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刘雨辉由此认识了三位同乡——李耘生、刘子久、延伯真，并很快与他们熟络起来。有人给延伯真和刘雨辉当起了红娘。但刘雨辉得知延伯真丧妻且膝下有两个孩子后，婉言拒绝了。
在这次学习中，刘雨辉还认识了一个重要人物：张葆臣。张葆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来寻到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与他有关。 1926年春节，刘雨辉把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宣言》装进行囊，带回了刘集。从这以后，这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和刘集乃至整个鲁北平原上的农民兄弟连在了一起。
刘雨辉提着行李走进家门的时候，染上了大烟瘾的父亲刘梅春刚刚抽完烟土，正卧在床上享受着片刻愉悦。
听到推门声，刘梅春一下子坐起来，见是刘雨辉，脸一下子就拉长了，大声训斥道：你还知道回来呀？我供你们进学堂读书，是为了光耀刘家门楣的！可你和你二弟都成了什么共产党，你三弟眼看又要蹚这浑水……你是老大啊，给他们带了个什么头？考文、奎文为了你，都辍学在家……你对得起弟弟，对得起你爹吗？如今我刘家日渐败落，再这样下去，连锅都揭不开了！
刘雨辉也是烈性女子，她放下行李，就向父亲开了炮：家道还不是让你抽鸦片败光的？你看你，把自己抽得面黄肌瘦，就剩下一张皮了！
刘梅春被女儿的话噎得恼羞成怒，大声呵斥：你要是不退党，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你现在就给我滚回去！
刘雨辉毫不示弱：那好，我现在就走！说着拿起了行李。
站在一旁的刘考文见状，赶忙劝说：大过年的，咱们能不能好好的？说着给刘雨辉使了个眼色，刘雨辉只得把行李又放下了。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刘考文陪着刘雨辉到了刘良才家。
刘雨辉跟刘良才谈起了当前的形势，然后她从衣袖里拿出了一本薄薄的书：这本《共产党宣言》就留给你们了。你一定好好看看，这里面很多话都是革命的道理，能让人眼明心亮。听济南的张葆臣说，党的很多领导同志都读了很多遍，越读思想越成熟，越读就越有革命信仰。
刘良才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双手郑重地接了过来：刘子久曾经给我说起过《共产党宣言》，我还让他替我找一本呢，可他说我大概看不懂，我也就没有再提这事。
刘良才晚上得到《共产党宣言》，就掌灯读到了天亮。每翻开一页，他都读得磕磕绊绊，就像推着一车东西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那般吃力。刚看了几个字或者一句话，开始顺溜了些，一个生僻字就硬生生地把刘良才挡在了关前。小小的一个字，刘良才得反复端详，却绕不开跳不过也搬不动。
刘良才有些焦躁，自言自语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妻子姜玉兰见他读得吃力，就说：英才念书时间长，让他先看，看完了再讲给你听。
刘良才说：苦瓜苦不苦，自己尝一口才知道;木不钻不透，火越添柴越旺。靠别人说给你听，领会得肯定不深，想的事肯定也不透。
刘良才把不认识的字写在纸上，有时也随手记在手掌上，随时请教刘英才或学堂的先生。
村里有个老人见他这样，不解地摇着头说：良才这是咋了？时不时满街跑。我问他，他说是找先生认个字。一个种地的泥腿子，把地侍候好就行了，还搞啥光景？这就是河里的癞蛤蟆，戴上眼镜充大头——装文化人呢！
刘良才觉得，不认识的字还好办些，可书里有些话，就像河水一样深不可测，像迷宫一样让他找不到方向。刘良才无奈地戏言：这书太深了，扎个猛子都摸不到底。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让刘良才不知所云：“一个怪物，共产主义的怪物，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怪物而结成神圣同盟。”
刘良才反复念叨，到了能背诵的程度，也难得其解。夜已深，他依旧睡意全无。
姜玉兰说：你别瞎琢磨了，等天明，去问问子久兄弟。
刘良才哪里等得了天明，他说：不行啊，不弄明白我睡不踏实。说着就要起身。
姜玉兰急忙阻拦：鸡都快叫了，人家正睡得香呢！刘良才不理她，顾自跑了。
刘良才敲开刘子久家的门，幸亏刘子久还未入睡，见到他颇为吃惊：你怎么这时候跑来，有啥急事？
刘良才一笑：为了那《共产党宣言》的事。说着，就把开篇第一段话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
刘子久很吃惊：你真下了大功夫！
刘良才说：可这段话我实在不懂，你给我说说。
刘子久稍一思忖，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到那时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了。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信仰和目标。
刘良才点点头：那为什么把共产主义说成怪物？这不是对共产主义的侮辱吗？
刘子久笑道：你说得不错。要知道，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是不会给咱们脸上涂脂抹粉的。我們最终要推翻有产阶级，要把那些有产阶级送进坟墓。受苦人清醒了，起来革命了，他们就心虚了，害怕了，就把咱们丑化成了一个龇牙咧嘴的怪物。
两人一直谈到凌晨。当晨曦洒落在这座农家小院的时候，刘良才才红着眼睛离开刘子久家。
几个月的时间里，刘良才都在反反复复地读《共产党宣言》。他对刘英才说：我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干革命就越有了新主张！咱们党支部先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来学习《共产党宣言》，然后举办农民夜校，让更多的农民兄弟学习《共产党宣言》。
刘良才是刘集村的党支部书记，也许并不知道南方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事，可他恰恰是在毛泽东当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这一年，开办了刘集村农民夜校。
刘集村党支部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在192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不久，刘集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就陆续来到了刘良才家。在刘家北屋里，刘英才、刘泰山、刘洪才、刘考文、刘春山等围坐在一起，等着刘良才讲话。
刘良才拿起放在小桌子上的一本书说：党支部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学这本书。这本书叫《共产党宣言》。
刘良才说着，把这本书拿到大家面前：你们看看。
有人问：这上面的大胡子是谁呀？
刘良才回答：大胡子姓马，他是马大胡子呀！
有人凑近细细端详，看着看着，就噗嗤一声笑了：咱村姓马的，可没长大胡子呀！这马大胡子的模样也怪稀罕…… 刘良才也笑了：这可不是咱村哪个姓马的，也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更不是中国人。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是外国人呢！这本《共产党宣言》是他和安格尔斯写的。里面写了咱穷人的事。
有人惊道：外国人写的书也到了咱这里？这外国，离咱村有百十里地没有？
刘良才笑道：哪有这么远，就在咱们炕头上呢！
大家一下子都笑了起来。
刘良才挥挥手，大家静下来。他开始边读边讲，有的人听着听着就发蒙了，再听下去就打起了瞌睡。
刘良才给大家读了这样一段话：“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有产阶级（资产阶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他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刘良才看了大家一眼，见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就笑着说：我开始时也犯迷糊，和你们一样，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看多了，琢磨多了，就琢磨出道道来了。这本书能让咱们有衣穿，有饭吃，能过上咱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大家一听，都竖起了耳朵，几个打瞌睡的也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紧接着，刘良才又把自己领悟出的道理细细说了一通。
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开了腔：咦！这大胡子咋就知道咱这边的事呢？他说的话，可句句都在刀刃上！
1930年农历九月，刘良才组织发动了一次规模颇大的农民斗争。这次斗争，被当地党史资料记为“砸木行”。
据广饶史志记载，鲁北地区的农民除耕种外，亦有从事木匠活的传统。刘集村也不例外。刘良才在成立农民协会的同时，也成立了木匠协会。当时，大量的木器在市场上交易，官府见有油水可榨，就在苛捐杂税里面加上了“木器税”这一名目，还在集市上专门设了“木行”。
大王镇有了共产党，出了个能替穷人说话的刘良才，大家遇上什么事，都愿意找刘良才说一说，倒一倒肚子里的苦水。那段时间来找刘良才的人，说的最多的就是木器税。很多人说着说着，就咬牙切齿地骂起来。
其实，刘良才也到集上卖过木器，交了税之后，所剩无几;更有几件木器，连本钱都没有赚回来。有一次，他身边有一个老人卖了几个马扎，上了税后，刨去本钱略有剩余，老人一脸愁苦，低声嘟哝道：这个世道，咋就这么黑呀！穷人身上的肉都被你们割完了，连骨头都不放过，也要放进锅里熬！
这句话被经过的税务狗子听到了，一脚就把老人踢翻在地：老不死的，就你多嘴！说着往地上吐了一口痰，扬长而去。
刘良才急忙把老人扶起来，老人抹了一把眼泪说：大侄子呀，不说我憋不住呀！前几天，我那孙子活活饿死了，全家人都指望着我这点钱呀……
刘良才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钱，硬塞到了老人的手里。他决定，这次就来一个“砸木行”的斗争。
“砸木行”是广饶党组织自建立以来，组织发动的一次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的斗争。这次斗争也使广饶党组织暴露，刘良才等一批共产党员被县政府列入了黑名单。这次斗争的亲历者刘考文也上了这个黑名单，他后来回忆道：
不出所料，“砸木行”二十天后，广饶县的国民党就对我们下手了。广饶县民团的副大队长，带着十几个团丁来我们村抓人，刘良才当时正巧在坡里干活，乡亲们赶紧给他送信，他就从坡里走了。我在自家场院的麦穰垛里掏了一个洞，晚上就在里面睡觉。刘奎文每到夜里，就去外村他同学家中借宿。有一天晚上，刘良才托人捎信来，叫刘奎文和我到邓家庄找他，我俩没顾上吃饭就赶到了邓家庄。我们三人一块从邓家庄赶到了益都县的阳河村，又从阳河去了纸坊，最后在一个姓白的同志家里住了一夜。在这里，我们开了一个会，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第二天早上，刘良才去济南找省委汇报情况，我们也赶回了刘集村。年底，刘良才从济南回来，就藏在家中。这时形势有所缓和，我和刘奎文也都能在家睡觉了。刘良才趁夜间到过我家几次，他说已经与省委取得联系，省委决定调他到潍县工作。记得过了春节，他把工作交给刘奎文，就离开了刘集。谁知此别，竟成了永别。
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在武力“围剿”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进行文化“围剿”。蒋介石说：共产党最会蛊惑人心，要把他们手中的笔、手中的书、手中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东西，统统付之一炬，片纸不留！
在他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把数百种书刊列为“禁书”。《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禁书之首。
1933年的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演讲时说：共产党是一帮什么样的人？是一帮出卖自己祖宗的流氓分子！他们把自己的祖宗抛弃了，又拜了国外的马克思当祖宗，把一本《共产党宣言》捧上了天。这本书，我们发现一本烧一本，还要追究持书者的责任，不能让这本妖言之书坏了我中华之风，教坏了广大民众。
广饶县国民党政府为了找到这本《共产党宣言》，派出数百人到刘集挨家挨户搜索，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县长下令：所有带字的东西都给我没收了，全部就地烧掉！为配合任务，壮大声势，韩复榘还专门给搜索队配上了喷火枪。
最后，敌人把搜来的书本运到一个宽阔的场院里进行焚烧，就连学生的课本也未能幸免。
县长听说在刘集没能找到《共产党宣言》，又下令搜索焚烧刘集周围村庄的书本。
1931年2月，春节刚过，刘良才在自己家中狭小的地道里，主持召开了四边县县委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把广饶县委的工作正式交给了刘奎文、延春城、任天纵等人。
当晚，刘良才和刘考文在地道里焚烧文件。刘考文拿起那本熟悉的《共产党宣言》，捧在手里看了很久，问刘良才：这本书也要烧？
刘良才接过《共产党宣言》，轻轻地抚摸着，良久，他坚决地说：是这个大胡子点燃了咱们刘集革命斗争的火种，我们要好好保护这本书，它比咱们的生命还重，我把它交给你了。
刘考文用力点点头：你放心吧，人在书在！
1932年3月，临时中央任命武平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几个月后，临时中央在上海举行了北方各省领导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临时中央又弹起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调子，号召各省马上行动起来，在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暴动。参加这次会议的山东代表武平，被大会精神鼓动得热血沸腾：我们要和中央遥相呼应，马上把暴动搞起来！ 广饶县基础本来很好，过去在刘良才的领导下，革命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可广饶党组织惨遭破坏后，形势急转直下，再发动大规模的暴动困难重重。1932年夏，山东省委决定在博兴县暴动，广饶县负责接应。博兴暴动最终失败了，负责接应的广饶县党组织负责人和一些党员几乎全部暴露。刘奎文见广饶已经难以立足，遂决定到东北投奔姐姐刘雨辉。
刘考文后来回忆道：奎文去东北前，交给我一份全县党员花名册，上边用不太难懂的代号写着许多村名，村名下面列着党员的姓名，共有200多人。奎文将名册交给我时，一再叮嘱要妥善保管，如有紧急情况就马上毁掉，千万不能落入敌手。后来形势越来越坏，我只得将它烧掉了。可有一件东西我是不能烧的，也舍不得烧，这就是刘良才交给我的那本《共产党宣言》。
由于叛徒的出卖，1932年深秋的一天，刘考文被特务抓住。就在被抓的前一天，刘考文匆匆把那本被视作比生命还重的《共产党宣言》托付给了他人。
就算搭上性命，
也要抢出来的宝贝
在刘集村口，有一座巨大的台式日历雕塑，上面的时间，永远定格在1941年1月18日。
2013年6月，我们第一次站在雕塑前，不禁好奇，这串数字代表了什么？后来得知，这串平凡的数字，是刘集人72年前的一场梦魇，是那天驻扎在这个村里的抗日队伍的生死牌。
站在刘集村生死牌的那天，我们采访了当年的见证者之一——刘秀兰老人。
刘秀兰是中共早期党员刘子久的女儿，虽年逾90，可耳不聋眼不花，对70多年前的那一幕仍记忆犹新。
1941年，刘秀兰正值花季。1月17日晚，全家人正在为即将出嫁的刘秀兰连夜忙碌着。虽逢战乱年代，可在老百姓的生活里，婚嫁依然是头等大事。
一切准备停当，迎新娘的轿子就到了门前。那天是个好日子，迎亲送亲的不止刘家一家。天还没亮，刘集村就响起了一片唢呐声。
刘集村在战争年代被誉为铜墙铁壁的红色堡垒村，几乎每夜都有抗日队伍和地方政府人员在此驻扎。
1941年1月17日晚，刘集村一下子驻进了若干人马，有四边县政府各机关，主力部队刘良带的一个排，还有四边大队一中队长王品三率领的新兵连。
正因刘集村是堡垒村，鬼子常来“扫荡”。当时，据点中有“内线”老聂，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提前来通风报信。这一晚，老聂没有来。有人就说：快过年了，又风大天寒，日本鬼子肯定当缩头乌龟了。
村民刘希增回忆说：我那时是儿童团员，平时就在村里的自卫团听差。那天晚上他们说：今晚看样子平安无事，你回家睡觉去吧。睡着睡着，我爸爸喊我：小崽子，快起来，要出事了！后来，果然就出事了，还出得不小……
劉秀兰和来迎亲的新郎各坐上了一顶小轿。只听有人喊：时辰到，起轿！唢呐、铜锣、喇叭又欢欢地响了起来。打旗的人先行，紧接着一行人踏着薄薄细雪，向村外走去。
送亲队伍行至刘集村的西北门时，乐声戛然而止，轿子也落下了。刘秀兰正纳闷，忽听到前面有人哇啦哇啦地叫嚷，她心里咯噔一下：不好，遇上鬼子了！她掀起帘子一角，果然看见一队举着刺刀的日本兵围了上来，刺刀在雪地里闪着寒光。
一个鬼子官摸了摸尖尖的下巴，突然大声吼道：刘集村大大的坏，八路大大的有！送亲的一个也不许通行。还有几个鬼子嬉笑着围住了轿子，其中一个一把掀开了帘子。刘秀兰惊叫起来，新郎拼命阻拦，被鬼子一脚踹倒在地。
刘秀兰看到鬼子的时候，鬼子已经把整个刘集村围了起来。然而此时刘集村还沉浸在一片寂静中。
东北门上的岗哨，突然看到远处有几个黑影在晃动，擦亮眼睛一看，发现有点像日本兵。他端起机枪，扣动扳机，连打了三枪，远处的几个影子不动了。他马上向部队跑去，边跑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整个村庄立刻被喊醒了，顿时人声鼎沸。
刘良熟悉地形，带着部队冲出北门脱险了。
王品三率100余人的新兵队伍出了东寨门，前边就是一片开阔地。日本鬼子早在50米外的坟地里埋伏了重兵，密集的子弹像大雨一样泼洒过来，王品三的部队应声倒下一片。冲在前边的刘百贞嘴都被子弹打穿了，他从身上摸出两颗手榴弹投了出去，坟地里的机枪一下子哑了，暴露在空阔地的战士这才得以借机退回去。
王品三的队伍里都是刚入伍的新战士，很多人连军装上的“八路军”臂章都没来得及缝上，有的甚至连扣子也没缝。他们中很多人在这次突围中壮烈牺牲。
当年一个叫田畦的少年，晚年回忆说：当时听大家议论，说东南门死了很多八路军同志。我听说后立即赶过去，只见50多名同志身着军装在野地里躺着，有的被子弹打伤后，又被日本鬼子补上了致命的一刀。在东门外的寨沟里，也有十多人牺牲了，王品三同志就是在那里牺牲的。这次惨案，光八路军就死了80多人。
刘希增说：我和我爸爸跟着队伍跑，刚跑到观音庙口，就看到刘百贞提溜着枪跑回来了，满嘴都是血。为了堵住伤口，他将身上的袄子撕破了，他边跑边撕袄子里的棉花，一块棉花才塞到嘴里，马上就被血染红了，他就重新塞一块。
鬼子走后，我听说东门那边死了很多人，就跑去看，还一个一个地数那些尸体。正数着，有个人踹了我一脚，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听说鬼子就埋伏在坟地里，我又跑到坟地里看，那里的子弹壳堆成了小山，都是机枪打下来的。
刘秀兰乘的轿子转到了另一个寨门，再次被鬼子截住。鬼子把机枪就架在她的轿顶上射击，吓得刘秀兰尿了裤子。
最后鬼子还是不让他们走，送亲队伍只得退回村里。到了刘集烟房那里，刘秀珍看到地上有很多军衣，都是八路军战士脱下来的，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进了老百姓的家中。进了老百姓家里的，还有当时的地方武装等，足有100人。为掩护他们，这些人被刘集人认作儿子、孙子，甚至被年轻的女人认作了丈夫。
枪声过后，日本鬼子开始进村搜捕。 四边县的杜县长在刘茂椿家门口被两个日本兵抓住了。刘茂椿的奶奶颠着小脚从屋里跑了出来，她上去不由分说，就打了杜縣长两个耳光：你个小杂种，就知道到处野！你三叔儿子结婚，昨晚就说让你去帮忙，你咋到现在还没去？她连说带打，把两个日本兵搞蒙了，不由得松开了手。
刘茂椿的奶奶趁势拉起杜县长，来到村民刘中良家。刘中良家热闹非凡，你来我往，有的传菜，有的贴喜字，有的劈木柴。杜县长进了厨房，系上围裙就开始炒菜。两个跟进来的日本兵看了一圈，也没看出破绽，最后拿了一只煮好的鸡走了。
刘中良家里这些帮忙的人，大部分都是八路军战士和地方人员。
四边县另外一个干部，情急之下跑进了一个大场院，场院里堆满了红彤彤的辣椒。看大门的村民刘法成见状，急忙拿出瓜皮小帽和长袍大褂：你赶紧换上这套行头，坐到账桌旁，就充个掌柜的吧！
刚安排停当，刘百贞就提着枪跑了进来。刘法成见他浑身是血，就让他藏进了麦秸垛。不一会儿，几个鬼子兵冲了进来，对着刘法成先哇啦了几句，又盯上了掌柜的，掌柜的手里托着瓜皮帽，急忙弯腰鞠躬。鬼子没发现破绽，就散开搜索。一个鬼子端起带刺刀的三八大盖，向麦秸垛里连刺了几下，把刘百贞身上的棉衣都刺破了，幸好没伤及皮肉。
最后日本鬼子留下少数人马焚烧了刘集的房子。一时间，刘集上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这时，一幕几乎被后世忽略和遗忘的情景出现了。
原本逃到村外的刘世厚一下子急了，撒腿就要往家跑，被他的妻子一把拉住：孩子他爹，你疯了吗！小日本还没走，你要回去送命？刘世厚急得直跺脚：有个东西……可不能烧了，就算搭上我这条命，也得把它抢出来！说完甩开妻子，撒腿就向村里跑去。
刘世厚一路躲避鬼子，绕过几条胡同才跑到家里。
此时，房子已经烧起来了，不远处还传来鬼子的喊叫声。刘世厚不顾浓烟烈火，一头冲进屋，把桌子拉到墙角，随手抄起一块砖头，爬到桌子上用砖头在山墙顶部一角敲打了几下，很快就露出了一个雀眼。他把手伸进去，从里面掏出了一截竹筒。
就在这当口，房顶上的火落到了他的帽子和身上，衣服多处都烧了起来。他跑出家门，在地上滚了几下，把身上的火扑灭了，接着拔腿就跑。
不远处一个鬼子发现了他，边打枪边追过来，子弹呼啸着从他耳边穿过。最后，他凭着对地形的熟悉，转过一条小巷，终于甩掉了鬼子。
刘世厚的妻子和他大闹一场，逼问他家里到底有什么宝贝，让他这样要钱不要命。
刘世厚被逼急了，眼一瞪吼道：别说了！你再闹，我就一头撞死在南墙上！
这下，刘集人都知道刘世厚家里藏着个大宝贝，不然他也不会冒死跑回家去拿。
有人好心当面劝他：世厚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这战乱世道，还是先保命要紧。
刘世厚笑笑，一声不吭。
发现首译本《共产党宣言》
1975年，广饶县“革委会”下发了《关于抢救革命文物的通知》。当时县里只有文物所，42岁的颜华身兼两职，既是所长又是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颜华寻思，刘集当年是革命最红火的地方，应该先去那里看看。
春天的一个早晨，颜华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就去了刘集。他把革命年代的老党员都召集到了大队办公室。刘百贞、刘泰山他们也都去了。
听说要回忆过去的事，这帮老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一个个情绪高涨，欢腾起来。有的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有的唱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兴致高时，很多人禁不住手舞足蹈。
颜华也被感染了，但他没忘记自己的任务。一番启发后，老党员就七嘴八舌开了腔。
有人说：我家里有个马灯，当年在村里给队伍照明的。
颜华说：这就是革命文物。说着记在了小本子上。
刘泰山慢悠悠地说：我家里还有个红缨枪头子，杀鬼子用的。
颜华点点头：这也是。
有个老人突然道：姜玉兰家有个小篮子，她在家门口放哨做掩护用的。
颜华说：这也算一样。
颜华见角落里坐着一位瘦高个老人，长须垂胸，上身着一件褪了色的旧褂子，头戴圆形薄毡帽，手里还握着长杆旱烟袋，边抽烟边静静地听大家说话，一直没吭声。
颜华凑过去说：大爷，你也说说呀！
刘泰山笑道：他平日里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问他？没用！
老人笑笑，也不说话。
颜华又启发大家：听说，过去刘良才开过夜校，你们当时学了些啥东西？
一句话提醒了这些老人，大家的反应更加热烈。
刘百贞道：是学习的大胡子。
大家都纷纷响应：对，对！就是那个大胡子。
颜华有些不解：什么大胡子？
坐在角落里沉默的老人脱口而出：《共产党宣言》！
他话音一落，其他人都喊道：对，就是那个小本本——《共产党宣言》。
刘泰山指着角落里的老人，慢悠悠地说道：世厚说得对，当年就是学了这个小本本，大家伙儿才起来革命的。我和我二弟刘寿山，在家里常说起大胡子。
刘百贞说：都过去多少年了，那小本本也找不见了……四几年的时候，我还问过几个人，可都说不知道……
刘世厚突然接口道：我知道，就在我那里！
大家闻言，都大吃一惊。刘百贞盯着刘世厚看了半天，突然拍了下自己的膝盖：这就对了！你平日里不声不响，不多言不多语，交给你最保险了。
刘泰山扭头对颜华说：看样子，是在他那里！
2013年6月的一天，已经80岁高龄的颜华老人，谈起这件事还是兴奋不已。老人笑着说：我干了一辈子文物工作，为国家搜集到不少宝贝，其中《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是最让我自豪的。
颜华喝了一口水，娓娓道来：刘世厚透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当时就让他拿书来看看，他就找各种理由搪塞。我就想，一个农民，留着一本这样的书干什么？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呀，见他不松口，就咬住他，紧追不舍。末了他就拿话堵我，说：书店里这样的书有的是，你去买一本不就行了？我说：那不一样，现在是现在的，过去是过去的。后来看着不行，我就找来公社的刘书记，刘百贞也帮着做工作，最后他才把这本书送了过来。当时我也不知道它有多大价值，回去后就给省博物馆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他们马上就派人来了。 正如颜华老人所述，为了说服刘世厚，公社的刘书记和刘百贞轮番上阵讲道理。两人说得口干舌燥，神疲體倦，一直沉默不语的刘世厚终于开口了，他闷声闷气地说：我回家再想想。说着起身就要走。
刘百贞急了：真是个榆木疙瘩，我们说了一上午，就换来你这句话？
刘世厚笑笑，一言不发地走了。
刘世厚回到家中，在院子里坐了很久。他嘴里衔着那根长杆旱烟袋，一袋接一袋地吸着。夕阳的余晖涂在他垂胸的白须和那张刀削斧砍般的脸上。
良久，刘世厚站起身，从裤腰带上解下那把谁也不让碰的钥匙，打开了墙角的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用黑漆油过的小匣子。他轻轻拉开匣子的盖，从里面捧出一个带有花纹的蓝包袱。
刘世厚粗大的手掌，此刻显得格外小心、灵巧。他把包袱一层层揭开，里面赫然露出了一本薄薄的书，书的封面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几乎占据了整个封面。
这就是那本《共产党宣言》。
不久前，老人担心这本书散了，用黑线做了精心装订。
刘世厚将它捧在手里，反复端详，脸上的表情时阴时晴。他低声道：40多年，40多年了啊……
他哽住了，眼角溢出了浑浊的泪水。
40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刘考文跑到刘世厚家后，从怀里拿出这本书，郑重地对刘世厚说：我已经暴露了，随时都有坐牢被杀头的危险。这本书是咱的革命之本……你记着——人在书在！
说完，他又急急忙忙地离开了。
从那时起，刘考文的话就时常在刘世厚的耳边回响。
在白色恐怖时期，刘世厚有时把书藏在床底下，有时藏在粮囤的透气孔里，有时藏在雀眼里。
这本书就是刘世厚的一切，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它。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刘世厚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刘世厚后来对孙子刘鸿业说：当年为了保护这本书，就是晚上躺在床上，我也在琢磨着，究竟藏在哪里最保险最安全。日本鬼子“扫荡”那会儿，一天要藏好几个地方，有时想想不安全，拿出来再换个地方。刘集惨案那天，我人跑出来了，可心还在家里哪！要不是那会儿我拼着性命跑回家把它抢出来，它就随着房子烧了。你奶奶和村里人还以为我藏了啥宝贝……说实在话，就是藏了大金子大银子，那时候也不能回家取呀，为了财宝连命都不要，谁会这么傻？可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我啥都不怕！这书要是烧了，我怎么去面对死了的人？将来我到那边去，怎么向他们交代？他们肯定会说：刘世厚呀刘世厚，我们为了革命把命都搭上了，可你连咱的《共产党宣言》都没有保护好啊！你们小孩子家不知道，今天咱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本书功劳大着哪！
解放后，每到清明节，刘世厚都是先去祭奠烈士，再去祭拜自己的先人。
在烈士坟前，他把纸钱烧完，一杯清酒敬罢，就捧出那本《共产党宣言》端端正正地放在墓旁。
他点上一袋烟，像老伙计相聚拉呱那样开了腔：老伙计们，这本书我又带来了，你们看看吧，我保管得好着呢！你们在天之灵就放心吧。只要我活着，每年都来看你们，每年咱们这些老伙计都再学学《共产党宣言》。
说完，刘世厚老人就在墓前磕磕绊绊地念上一段《共产党宣言》。
在众人动员他献书的那天晚上，刘世厚躺在床上辗转难以入眠，他坐起来又躺下，一会儿又坐起来点上一袋旱烟。
黑夜里，他每吸一下，烟袋锅子就会闪烁出一丝微弱的亮光，亮光映在老人神情复杂而焦虑的脸上。
到底交还是不交？这个念头在老人的心里反复跳动。
40多年的相守，在老人眼里，这本书好似有了灵性，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把它拿出来放在面前，一边吸着烟一边久久地凝视着它。在这一刻，他们似乎在彼此倾诉，同时在彼此的相处中获得慰藉。
18岁的刘鸿业与爷爷睡在一张床上。他见爷爷举止反常，就说：交给国家保管着，不是一样呀？人家肯定比你保管得还要好！
刘世厚长叹一声：孩子，你不懂爷爷的心思啊！有这本书在，那些死去的伙计，就像在我身边一样。书交了，我这心也一下子空了，空了呀……
老人说不下去了。
第二天，一向早醒的刘世厚竟没有起床，就这样在床上连续躺了三天。
这三天，老人几乎粒米未进，唬得一家人跑前跑后，问寒问暖。刘世厚挥挥手道：你们忙你们的，我还死不了。
第四天清晨，刘世厚早早起了床，一下子吃了三个荷包蛋。上午，他提着那个蓝包袱离开了家门，出了村口，来到烈士的坟前。
田野里一片葱绿，风暖暖的，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盛开在坟冢上。刘世厚打开包袱，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
他轻声道：老伙计们，今天我就把这本书交给国家了。我是舍不得啊，可我老了，往后也要到你们那边去，书留在我这里，怎么办？交给咱国家也就交给了党，让党世世代代保管着，咱们更放心，是不？40多年了，我刘世厚……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了！
老人泪流满面。
刘世厚离开坟地，径直来到大队办公室。
颜华为了搜集革命文物，在刘集已经住了数日。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刘世厚的到来，人虽然坐在屋里，眼睛却老是往窗外睃。
他看到刘世厚提着一个包袱走进来，吊着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
刘世厚把包袱轻轻地放在办公桌上，又轻轻地打开，那碎花包袱像莲花一样绽放开来，终于露出了那本《共产党宣言》。
刘世厚双手捧起这本书，低头看了很久，随后又轻轻地把它放在包袱上，低沉地说道：你们可要保管好它，它是咱们庄稼人的大功臣呀！为了它，咱们死了一摞摞的人哪……
老人说得很慢，就像唱出来的一样。说完，他转身要走，开始走得迟疑，走到门前的时候，他加快了步子。
刘世厚一直都没有回头。
颜华从窗户里看到，老人在院子里停了一下脚步，抬手抹了一把眼睛。 1979年，刘世厚老人去世，时年86岁。
这本《共产党宣言》不久就在广饶县展出，后来被调到省博物馆展览。工作人员觉得刘世厚老人缝上去的黑线影响展览效果，就把它去掉了。
为了让参观者更清晰地看到这本《共产党宣言》，它被置放在一个光线明亮、阳光充足的地方。工作人员不知道，这本历经了50多年沧桑岁月的书，如今反而变得像婴儿一样娇贵了，它不能被阳光直射，更不能经受风吹，应该待在一个舒适的“襁褓”里。
几个月下来，这本书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变模糊了，纸张也变脆了。书回到广饶，颜华捶胸顿足，心疼得直落泪。他连声道：我怎么对得起刘大爷，我怎么对得起刘大爷！
颜华觉得很奇怪，这本书刘世厚老人保存了数十年，几近完好，怎么在博物馆里反而被损害了呢？
后来这本《共产党宣言》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以重点保存，与一个人有关，这人就是余世诚。
1984年的一天，时任华东石油大学副教授的余世诚到广饶公干，听说广饶博物馆收藏了一本早期的《共产党宣言》，就立即前往查看。
余世诚对历史有兴趣，也有研究，这本书有两个地方让他眼前一亮：一是书名《共产党宣言》;二是出版时间为1920年8月。
余世诚当时就说：这应该就是马列老祖宗在中国的第一本经典，当年周总理念念不忘，还多次派人寻找呢。
余世诚的一番话，让博物馆馆长颜华有些半信半疑，但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的价值。
余世诚见这本书保存不善，心疼不已。回到学院后，他立即向山东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编译局做了汇报。
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昌安迅速作出了批示：加强研究保护。
中央编译局马恩室副主任、资深翻译家胡永钦也很快赶到了山东广饶。
据颜华回忆，胡永钦来的时候还专门带了一本蓝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
广饶这本《共产党宣言》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马克思像上端从左到右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下面为书名“共党产宣言”（当年在印刷时，封面上的书名出现了错误，应为“共产党宣言”）。字体都很小。其中，“共党产宣言”字体最大，相当于现在的四号字体。这种安排，可能是当时出于安全考虑。
全书共56页，内文由五号字竖排，封底二类似于今天的版权页，自右向左竖排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胡永钦拿出9月版的《共产党宣言》与之对照，发现8月版的和9月版的仅有两处不同，其他完全一样;8月版的封面颜色是淡淡的水红色，9月版改为了浅蓝色;9月版纠正了8月版的封面书名错误。
8月版封面左下角已经破损，且指痕明显，是当年长期翻阅的结果。
打开封面，他们发现首页右下角和左上角各盖了一枚朱印，右下角为“葆臣”，左上角为“刘世厚印”。两印遥相呼应，好像达成了某种默契。“葆臣”印典雅讲究，“刘世厚印”显得笨拙厚重。后经我们了解，“刘世厚印”是刘世厚本人所刻。
刘世厚我们已经熟知，他是这本《共产党宣言》的保存者，“葆臣”印又有什么渊源呢？
专家推测，这本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大概是属于一个名叫张葆臣的人所有。
张葆臣何许人？
有关专家在山东寻找未果，后到中央档案局查阅档案，在浩繁的资料中找到了一份1923年12月15日的《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从中得知，张葆臣是江苏人，是济南早期的共产党员。
有了这条线索，党史工作人员又顺藤摸瓜，从王辩、刘子久等人那里丰富了张葆臣的历史。
张葆臣当年在济南道生银行供职，负责党内图书发行。道生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他以银行职员身份作掩护，经常往来于济南和上海，很多进步书籍都是他从上海带回来的，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
近水楼台先得月，负责党内发行的张葆臣手里有一本《共产党宣言》不足为奇，可令人奇怪的是，这本书他怎么赠送给了新党员刘雨辉？
张葆臣于1923年1月1日入团，年龄应该不大，也可能未婚。有人这样猜想：当年还没有伴侣的张葆臣，是否对刘雨辉产生了爱慕之情？
为了全面考证这本《共产党宣言》，多方人马组成的联合考察组，历经一年，行程万里，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多处寻访、考察，最后确定该书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由于广饶版本的原因，考察组也对全国的《共产党宣言》早期版本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逐一解开了一些谜团和史学界之争。
考察组发现，中央编译局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藏本都是1920年的9月版。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是1924年6月出版的第三版。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没有封面，乃是残本，据考察是1920年8月版。
20世紀80年代初，有人在上海档案馆发现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版，紧接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在其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期上刊载了介绍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过去，史学界对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时间曾有争论。大部分人认为，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应在1920年4月前后面世，再迟也在春内。这种观点来自毛泽东和陈望道的回忆。当年毛泽东曾说，自己1920年春阅读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而陈望道先生后来也回忆说，当年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4月出版。
但国内从来就没有发现过1920年4月份的版本。
上海1920年8月版本被发现后，由于是孤本、孤证，大部分人还是不予认同。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联合考察组在上海图书馆又有惊人发现：在这里，他们竟然又找到了一本1920年8月版的《共产党宣言》。
这样，广饶版本、上海档案馆版本、上海图书馆版本，再加上北京图书馆的残本，起码有4本可以佐证，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是1920年8月版，而非1920年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