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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屈赋微》是马其昶研究先秦典籍的重要著作，是桐城派研究屈赋学极具代表性的成果。本文试从作者生平、成书过程、体例、特色、价值、不足以及价值七个方面对《屈赋微》一书进行简要梳理。
关键词： 《楚辞》 马其昶 《屈赋微》
一、作者生平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自幼受桐城派家学熏陶，学古文辞，是桐城派末期代表作家，师事桐城派作家方宗诚、吴汝纶。后经吴汝纶介绍，求教于武昌张裕钊。
马其昶一生著述颇丰，被誉为桐城派殿军。他三十岁以前，刻苦自厲，屡得新益，旁列众说，以古文名，著有《抱润轩集》。同治十三年（1874），由吴汝纶介绍，谒风池书院山长张裕钊，随即赋诗一首，亦庄亦谐，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张见之大喜，赋诗为答，时年仅二十一岁。张裕钊教之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义不苟立。词不苟措。陈义必取其最高而尤雅者，造言必深古，不使片词杂乎凡近，其句调声响，必在叶乎铿锵鼓舞之节。”又说：“培其源无速厥成！善学者宜俟其自至。”马其昶听后若有所得，文乃大进。
三十岁以后，于群经用力最深，兼及子史，数十年如一日。为文谨承桐城先辈所传之法，三十一岁辑《桐城古文集略》行于世，在当时颇负盛名。著作凡三百卷，撰经有《易费氏学》《毛诗学》《尚书谊诂》《礼记读本》《吕学中庸经合谊》；撰史有《清史稿》《桐城耆旧传》《左忠毅公年谱》；著述诸子百家有《老子故》《庄子故》《屈赋微》《金刚经次诂》。
屡应乡试不中，光绪二十一年（1895），授经安庆藩司署中。二十三年（1897），主讲庐江潜川书院。二十七年（1901），讲授经学于合肥李仲仙家。三十年（1904），力襄吴汝纶办学，出任桐城中学堂堂长。三十四年（1908），清迁诏举人才，民国元年（1912），曾主安庆高等学堂。是时袁世凯专权，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不久便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更是拉拢马其昶等著名文人学者，但马其昶从不为袁世凯所左右，治装南归主安庆高等学堂。民国五年（1916），参与纂修清史，任清史馆总纂，撰有《清史稿》的光宣列传，修订儒林、文苑等。同时留心桑梓史料，撰《桐城耆旧传》十二卷，采录明清五百年间，九百余人物，实为桐城一重要文献。自著文集有《抱润轩文集续集》《存养诗钞》《佩言录》。后于1930年1月卒于故里。
二、成书过程
《屈赋微》是马其昶研究《楚辞》的一部专著，既沿袭了清代朴学之余续，“可为清代说屈赋者之殿”，为后代研究楚辞者提供了重要参考。马其昶著《屈赋微》，一是顺应当时的爱国思潮，二是认为前人因未充分阐发屈赋的旨趣而没有真正了解屈原作品。
经典传播通常有文本传播和改编传播两种方式。《楚辞》也不例外，自汉代以来就久经传唱，黄建荣《论清代的<楚辞>文本传播与接收》一文中将《楚辞》与其相关文本的出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唐，代表作有王逸的《楚辞章句》；
第二阶段：宋元明，代表作有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汪瑗的《楚辞集解》等；
第三阶段：清代，代表作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和戴震的《屈原赋注》。
马其昶阐明屈赋微言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学术风气的影响，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清代是《楚辞》注释和研究的高峰期，传统的学术思想受到冲击，乾嘉学派也由盛而衰，但仍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同时，学者思辨性强，思维活跃追求新思。这样的情况在《楚辞》的注释和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一是以疑古求异为主的《楚辞》注本出现，如王闿运的《楚辞释》和廖平的《楚辞讲义》；二是着重考据而不尚空谈的《楚辞》注本仍然存在，典型的如俞樾的《读楚辞》《楚辞人名考》以及马其昶的《屈赋微》。
汉学家之文主考据，然而缭绕不清，芜杂不文，而宋学家空言义理，陈陈相因，枵然无物。马其昶不同于“汉”“宋”二派，为文强调义理、考据、辞章合一。如《屈赋微序》，第一大段考订屈赋篇目，其言曰：
《汉·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离骚》一，《九歌》二，《天问》三，《九章》四，《远游》五，《卜居》六，《渔父》七，《九辩》八，《招魂》九，《大招》十。其篇第与《释文》互异，又不依作者以次其先后，《释文》次宋玉《无辩》于《九歌》前；王逸既以《招魂》属宋玉，《大招》属屈原，而又次《大招》于后。太史公明言“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则《招魂》为屈原作，固然无疑，逸乃以《大招》当之，误矣。洪兴祖则断自《渔父》以上为屈赋，以符《汉志》二十五篇之数；朱子《集注》承用其说，盖《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九者数之极，凡甚多之数，皆可以九约之，不限于九也。王船山先生说《九歌》前十篇，皆有所专祀之神，至《礼魂》则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通用。然则《礼魂》各附前篇之末，不自为篇数。今定自《离骚》至《渔父》二十四篇，入《招魂》一篇，凡二十五篇，与《汉志》适合。盖原之赋具此矣。
这是一个纯粹的考证问题，很容易说得支离琐碎，作者首先列举问题，接着加以分析，进而得出结论，钩玄提要，举重若轻，言必有据，而条理秩然，言辞雅洁，后面一大段屈赋微旨：
淮南王安序《离骚传》，以谓兼《国风》《小雅》之变，推英志与日月争光。太史公采共说入本传，而益反复明其存君兴国之念，无可奈何而继之以死。悲夫！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从容以见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岂与夫匹妇匹夫不思一时之湄忿而自裁者比乎！
天地之气储与扈治，为人物之公得，而其间条缕分晰，乃至秒忽不相越紊。宗国者，人之祖气也。宗国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谮之他族，冀绵须臾之喘患，吾见千古之贼臣篡子不旋踵而即于亡者，其祖气既绝，斯无能独存也。事可为，则殚瘁心力以善吾生，且善人物之生；一人一物之生不善，即吾所得于天之气，不有亏乎？事不可为，则反其气予太虚，太虚不毁，彼其气之浩然者，自旁薄而长存，吾又末见屈子之为果死也。性与性相通于无尽，是故屈子书，人之读之者，无不欷敞感泣，然真知其文者盖寡，自王逸已见谓文义不次，今颇发其旨趣，务节次嘹如秩如。分上下二卷，名日《屈赋徼》。人之读之者，其益可兴起而决然祛其疑惑乎，又非徒区区文字得失间也。 发屈原微旨，抒爱国深情，评屈亦自道，缠绵悱恻，志洁行芳，陈三立评为“醇意高文，其声激楚”，是十分恰当的。考据而不芜，说理而不腐，抒情而不佻，可以说是彰显“桐城”本色的模范之作。
《屈赋微》与《抱润轩集外稿》《三经谊诂》均收录在《马其昶著作三种》一书中，其中《屈赋微》的点校是以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集虚草堂丛书》刻本《屈赋微》（卷二）为底本，以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1月版）为主要参考的，由于《屈赋微》尚未见其现代版本，而屈赋原文差别不大，为保持原貌，《屈赋微》文字以刻本为准，整理工作主要在断句标点，基本不作校勘。
三、体例
《屈赋微》卷首有马其昶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夏五月自序。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卷上《离骚》《九歌》《天问》。卷下《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采用“微”的注解方式，对屈赋进行全面阐释。
马氏采纳王船山先生之说，以《礼魂》为前十篇通用送神曲，不作为独立篇章，故定《九歌》为十篇。自《离骚》至《渔父》为二十四篇；又据《史记·屈原列传》，以《招魂》为屈原作，共得二十五篇，正与《汉书·艺文志》之数相合。
每篇首行小题，下有“释题”；次行起，每句或数句加注释。引各家之说，皆标明之；作者自立之说，则加“其昶按”三字加以区别。韵字皆有注音，以《说文解字》谐音为基础，间采吴棫、陈第、顾炎武等诸家所订之说。《屈赋微》博采各家之说，大体包括原文引用、擇取引用、断章引用、错杂引用、及变化引用。马氏基本引用各家著述原文部分，以引号标出；择取引用各家著述原文部分，亦分别以引号标出。马氏错杂引用、断章引用以及变化引用各家著述部分，则不加引号。马氏自加按语部分，也不加引号。
四、特色
《屈赋微》的评注特色主要表在三个方面：博采众说，阐明微言，爱国思想突出。
（一）博采众说
《屈赋微》广泛采择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学者评注《楚辞》专著或文集笔记中语，“凡古今释屈文之重要可采者，大抵略遍”。马其昶十分看重王逸、洪兴祖、朱熹和王夫之等人的《楚辞》注本。引用时根据诸家的注评特点和内容有所侧重，并非随意选用，采各家之长，但又能由博反约，锤炼熔铸，以己义为折衷。
对字词句的释义，马其昶多采以资料详实和考证丰富为特点的王逸、洪兴祖、朱熹、钱澄之、王夫之、蒋骥等重要楚辞注家的说法，在引用时一般也注重从资料和考证方面加以选择。马氏在引诸家之说时，根据诸家之长各有所侧重，且引用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在章句的阐释方面，马氏主要引用历代学者对作品章句之间内在意义及其联系的观点，其范围涉及每一篇，所引用的学者不一，为一到三人之间。不加个人见解，纯以他人之说为是。《屈赋微》的字词注音，主要是针对难字、多音字和韵字，主要运用反切和直音，与历代的《楚辞》注本并无太大差异。在对韵字的订音和辨音方面，马其昶在引用他人之说进行辨析的同时，更有自己的见解，在书中以“案语”的形式出现。马其昶为韵字订音的格式主要有：古音×；古音××反；×声；古音×，×声；古音用×声；古读如×，等等，其中采用最多的是前两种格式，此各举一例如下：
古音笺。（《湘君》“石濑兮浅浅”注）
古音如我反。（《离骚》“贯薜荔之落蕊”注）
此外还有以下三例：
平声。（《离骚》“吾既得此中正”注）
古音衣，去声。（《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注）
读如班。（《离骚》“朝濯发于淆盘”注）
（二）阐明微言
马其昶在《屈赋微·自序》中，对于前人在发明屈赋旨趣（微言）不足的方面有一段较为清楚的评点：
性与性相通于无尽，是故屈子之书人之读之者，无不唏嘘感泣。然真知其文者盖寡，自王逸已见谓文义不次。今颇发其旨趣，务使节次了如秩如。……人之读之者，其益可兴起而决然祛其疑惑乎？又非徒区区文字得失间也。
由此可见，马其昶认为前人并未真正了解屈赋。他专门疏解了解释字词、章句、篇旨时所作的按语，其中有的是单纯解释意义，有的是渗入微言。例如：《抽思》：“‘指彭咸以为仪’，按，君臣交相勉也。”暗指屈原与君王相互勉励。见于题序或篇末且渗入微言，例如：《惜往日》题后序“惜往日者，惜其所立之宪令法度也。”对“惜往日”篇题作解，认为其旨意是“惜其所立之宪令法度”。
总的看来，马氏在按语中直接阐释章句大意的例子虽然没有解释字词句时的例子丰富，却也包括两种类型：即渗入微言和不渗入微言，但例子均较少。渗入微言的如下三例：
微言是“伤怀王时之多谗佞”：
高辛氏有荐贤之人，而高阳之后无有此，伤怀王时之多谗佞也。（《离骚》“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章按）
微言是“见河非楚境内之川，礼不当祀，此讽谏之旨”：
神至是来矣。一交手后，河自东流，君自南还，曾不得稍流连也。见河非楚境内之川，礼不当祀，此讽谏之旨也。（《河伯》“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今来下”章按）
微言是“欲媚神以却敌……（屈）原意寸讽谏，言之痛绝”：
声色，即下所陈縆瑟箫钟，祭神之乐舞是也。夜中作乐，观者顾怀声色且太息曰：日之将上，娱乐未极。朝野酣嬉如此，而欲媚神以却敌，其可得乎？原意寸讽谏，言之痛绝。（《东君》“长太息兮将上。低徊兮顾怀，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章按）
马其昶在按语中作章句阐释时的重要一点，就是疏通上下文，直接疏通上下文的结构关系和在疏通结构关系时渗入微言，其中后一种类型尤为突出，例如：
以上言贤者不容于世，自明己志，在此无可悔也。……以上述赴江南之时幽忧愁苦之情，而因以彭咸自证。……以上言眷怀君国之念，登高远望，益生其感，惟有凌大波以从彭咸，庶几可以忘忧耳。（《悲回风》篇部分按语）
关键词： 《楚辞》 马其昶 《屈赋微》
一、作者生平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自幼受桐城派家学熏陶，学古文辞，是桐城派末期代表作家，师事桐城派作家方宗诚、吴汝纶。后经吴汝纶介绍，求教于武昌张裕钊。
马其昶一生著述颇丰，被誉为桐城派殿军。他三十岁以前，刻苦自厲，屡得新益，旁列众说，以古文名，著有《抱润轩集》。同治十三年（1874），由吴汝纶介绍，谒风池书院山长张裕钊，随即赋诗一首，亦庄亦谐，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张见之大喜，赋诗为答，时年仅二十一岁。张裕钊教之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义不苟立。词不苟措。陈义必取其最高而尤雅者，造言必深古，不使片词杂乎凡近，其句调声响，必在叶乎铿锵鼓舞之节。”又说：“培其源无速厥成！善学者宜俟其自至。”马其昶听后若有所得，文乃大进。
三十岁以后，于群经用力最深，兼及子史，数十年如一日。为文谨承桐城先辈所传之法，三十一岁辑《桐城古文集略》行于世，在当时颇负盛名。著作凡三百卷，撰经有《易费氏学》《毛诗学》《尚书谊诂》《礼记读本》《吕学中庸经合谊》；撰史有《清史稿》《桐城耆旧传》《左忠毅公年谱》；著述诸子百家有《老子故》《庄子故》《屈赋微》《金刚经次诂》。
屡应乡试不中，光绪二十一年（1895），授经安庆藩司署中。二十三年（1897），主讲庐江潜川书院。二十七年（1901），讲授经学于合肥李仲仙家。三十年（1904），力襄吴汝纶办学，出任桐城中学堂堂长。三十四年（1908），清迁诏举人才，民国元年（1912），曾主安庆高等学堂。是时袁世凯专权，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不久便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更是拉拢马其昶等著名文人学者，但马其昶从不为袁世凯所左右，治装南归主安庆高等学堂。民国五年（1916），参与纂修清史，任清史馆总纂，撰有《清史稿》的光宣列传，修订儒林、文苑等。同时留心桑梓史料，撰《桐城耆旧传》十二卷，采录明清五百年间，九百余人物，实为桐城一重要文献。自著文集有《抱润轩文集续集》《存养诗钞》《佩言录》。后于1930年1月卒于故里。
二、成书过程
《屈赋微》是马其昶研究《楚辞》的一部专著，既沿袭了清代朴学之余续，“可为清代说屈赋者之殿”，为后代研究楚辞者提供了重要参考。马其昶著《屈赋微》，一是顺应当时的爱国思潮，二是认为前人因未充分阐发屈赋的旨趣而没有真正了解屈原作品。
经典传播通常有文本传播和改编传播两种方式。《楚辞》也不例外，自汉代以来就久经传唱，黄建荣《论清代的<楚辞>文本传播与接收》一文中将《楚辞》与其相关文本的出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唐，代表作有王逸的《楚辞章句》；
第二阶段：宋元明，代表作有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汪瑗的《楚辞集解》等；
第三阶段：清代，代表作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和戴震的《屈原赋注》。
马其昶阐明屈赋微言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学术风气的影响，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清代是《楚辞》注释和研究的高峰期，传统的学术思想受到冲击，乾嘉学派也由盛而衰，但仍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同时，学者思辨性强，思维活跃追求新思。这样的情况在《楚辞》的注释和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一是以疑古求异为主的《楚辞》注本出现，如王闿运的《楚辞释》和廖平的《楚辞讲义》；二是着重考据而不尚空谈的《楚辞》注本仍然存在，典型的如俞樾的《读楚辞》《楚辞人名考》以及马其昶的《屈赋微》。
汉学家之文主考据，然而缭绕不清，芜杂不文，而宋学家空言义理，陈陈相因，枵然无物。马其昶不同于“汉”“宋”二派，为文强调义理、考据、辞章合一。如《屈赋微序》，第一大段考订屈赋篇目，其言曰：
《汉·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离骚》一，《九歌》二，《天问》三，《九章》四，《远游》五，《卜居》六，《渔父》七，《九辩》八，《招魂》九，《大招》十。其篇第与《释文》互异，又不依作者以次其先后，《释文》次宋玉《无辩》于《九歌》前；王逸既以《招魂》属宋玉，《大招》属屈原，而又次《大招》于后。太史公明言“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则《招魂》为屈原作，固然无疑，逸乃以《大招》当之，误矣。洪兴祖则断自《渔父》以上为屈赋，以符《汉志》二十五篇之数；朱子《集注》承用其说，盖《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九者数之极，凡甚多之数，皆可以九约之，不限于九也。王船山先生说《九歌》前十篇，皆有所专祀之神，至《礼魂》则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通用。然则《礼魂》各附前篇之末，不自为篇数。今定自《离骚》至《渔父》二十四篇，入《招魂》一篇，凡二十五篇，与《汉志》适合。盖原之赋具此矣。
这是一个纯粹的考证问题，很容易说得支离琐碎，作者首先列举问题，接着加以分析，进而得出结论，钩玄提要，举重若轻，言必有据，而条理秩然，言辞雅洁，后面一大段屈赋微旨：
淮南王安序《离骚传》，以谓兼《国风》《小雅》之变，推英志与日月争光。太史公采共说入本传，而益反复明其存君兴国之念，无可奈何而继之以死。悲夫！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从容以见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岂与夫匹妇匹夫不思一时之湄忿而自裁者比乎！
天地之气储与扈治，为人物之公得，而其间条缕分晰，乃至秒忽不相越紊。宗国者，人之祖气也。宗国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谮之他族，冀绵须臾之喘患，吾见千古之贼臣篡子不旋踵而即于亡者，其祖气既绝，斯无能独存也。事可为，则殚瘁心力以善吾生，且善人物之生；一人一物之生不善，即吾所得于天之气，不有亏乎？事不可为，则反其气予太虚，太虚不毁，彼其气之浩然者，自旁薄而长存，吾又末见屈子之为果死也。性与性相通于无尽，是故屈子书，人之读之者，无不欷敞感泣，然真知其文者盖寡，自王逸已见谓文义不次，今颇发其旨趣，务节次嘹如秩如。分上下二卷，名日《屈赋徼》。人之读之者，其益可兴起而决然祛其疑惑乎，又非徒区区文字得失间也。 发屈原微旨，抒爱国深情，评屈亦自道，缠绵悱恻，志洁行芳，陈三立评为“醇意高文，其声激楚”，是十分恰当的。考据而不芜，说理而不腐，抒情而不佻，可以说是彰显“桐城”本色的模范之作。
《屈赋微》与《抱润轩集外稿》《三经谊诂》均收录在《马其昶著作三种》一书中，其中《屈赋微》的点校是以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集虚草堂丛书》刻本《屈赋微》（卷二）为底本，以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1月版）为主要参考的，由于《屈赋微》尚未见其现代版本，而屈赋原文差别不大，为保持原貌，《屈赋微》文字以刻本为准，整理工作主要在断句标点，基本不作校勘。
三、体例
《屈赋微》卷首有马其昶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夏五月自序。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卷上《离骚》《九歌》《天问》。卷下《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采用“微”的注解方式，对屈赋进行全面阐释。
马氏采纳王船山先生之说，以《礼魂》为前十篇通用送神曲，不作为独立篇章，故定《九歌》为十篇。自《离骚》至《渔父》为二十四篇；又据《史记·屈原列传》，以《招魂》为屈原作，共得二十五篇，正与《汉书·艺文志》之数相合。
每篇首行小题，下有“释题”；次行起，每句或数句加注释。引各家之说，皆标明之；作者自立之说，则加“其昶按”三字加以区别。韵字皆有注音，以《说文解字》谐音为基础，间采吴棫、陈第、顾炎武等诸家所订之说。《屈赋微》博采各家之说，大体包括原文引用、擇取引用、断章引用、错杂引用、及变化引用。马氏基本引用各家著述原文部分，以引号标出；择取引用各家著述原文部分，亦分别以引号标出。马氏错杂引用、断章引用以及变化引用各家著述部分，则不加引号。马氏自加按语部分，也不加引号。
四、特色
《屈赋微》的评注特色主要表在三个方面：博采众说，阐明微言，爱国思想突出。
（一）博采众说
《屈赋微》广泛采择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学者评注《楚辞》专著或文集笔记中语，“凡古今释屈文之重要可采者，大抵略遍”。马其昶十分看重王逸、洪兴祖、朱熹和王夫之等人的《楚辞》注本。引用时根据诸家的注评特点和内容有所侧重，并非随意选用，采各家之长，但又能由博反约，锤炼熔铸，以己义为折衷。
对字词句的释义，马其昶多采以资料详实和考证丰富为特点的王逸、洪兴祖、朱熹、钱澄之、王夫之、蒋骥等重要楚辞注家的说法，在引用时一般也注重从资料和考证方面加以选择。马氏在引诸家之说时，根据诸家之长各有所侧重，且引用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在章句的阐释方面，马氏主要引用历代学者对作品章句之间内在意义及其联系的观点，其范围涉及每一篇，所引用的学者不一，为一到三人之间。不加个人见解，纯以他人之说为是。《屈赋微》的字词注音，主要是针对难字、多音字和韵字，主要运用反切和直音，与历代的《楚辞》注本并无太大差异。在对韵字的订音和辨音方面，马其昶在引用他人之说进行辨析的同时，更有自己的见解，在书中以“案语”的形式出现。马其昶为韵字订音的格式主要有：古音×；古音××反；×声；古音×，×声；古音用×声；古读如×，等等，其中采用最多的是前两种格式，此各举一例如下：
古音笺。（《湘君》“石濑兮浅浅”注）
古音如我反。（《离骚》“贯薜荔之落蕊”注）
此外还有以下三例：
平声。（《离骚》“吾既得此中正”注）
古音衣，去声。（《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注）
读如班。（《离骚》“朝濯发于淆盘”注）
（二）阐明微言
马其昶在《屈赋微·自序》中，对于前人在发明屈赋旨趣（微言）不足的方面有一段较为清楚的评点：
性与性相通于无尽，是故屈子之书人之读之者，无不唏嘘感泣。然真知其文者盖寡，自王逸已见谓文义不次。今颇发其旨趣，务使节次了如秩如。……人之读之者，其益可兴起而决然祛其疑惑乎？又非徒区区文字得失间也。
由此可见，马其昶认为前人并未真正了解屈赋。他专门疏解了解释字词、章句、篇旨时所作的按语，其中有的是单纯解释意义，有的是渗入微言。例如：《抽思》：“‘指彭咸以为仪’，按，君臣交相勉也。”暗指屈原与君王相互勉励。见于题序或篇末且渗入微言，例如：《惜往日》题后序“惜往日者，惜其所立之宪令法度也。”对“惜往日”篇题作解，认为其旨意是“惜其所立之宪令法度”。
总的看来，马氏在按语中直接阐释章句大意的例子虽然没有解释字词句时的例子丰富，却也包括两种类型：即渗入微言和不渗入微言，但例子均较少。渗入微言的如下三例：
微言是“伤怀王时之多谗佞”：
高辛氏有荐贤之人，而高阳之后无有此，伤怀王时之多谗佞也。（《离骚》“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章按）
微言是“见河非楚境内之川，礼不当祀，此讽谏之旨”：
神至是来矣。一交手后，河自东流，君自南还，曾不得稍流连也。见河非楚境内之川，礼不当祀，此讽谏之旨也。（《河伯》“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今来下”章按）
微言是“欲媚神以却敌……（屈）原意寸讽谏，言之痛绝”：
声色，即下所陈縆瑟箫钟，祭神之乐舞是也。夜中作乐，观者顾怀声色且太息曰：日之将上，娱乐未极。朝野酣嬉如此，而欲媚神以却敌，其可得乎？原意寸讽谏，言之痛绝。（《东君》“长太息兮将上。低徊兮顾怀，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章按）
马其昶在按语中作章句阐释时的重要一点，就是疏通上下文，直接疏通上下文的结构关系和在疏通结构关系时渗入微言，其中后一种类型尤为突出，例如：
以上言贤者不容于世，自明己志，在此无可悔也。……以上述赴江南之时幽忧愁苦之情，而因以彭咸自证。……以上言眷怀君国之念，登高远望，益生其感，惟有凌大波以从彭咸，庶几可以忘忧耳。（《悲回风》篇部分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