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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的城市,人是塑造城市的主体。城市的兴衰起浮、色调性格都会打上人的烙印。
二线城市吸引力越来越强
我国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中小城市数量偏弱。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傅崇兰开门见山地向《经济》记者表示,按照2014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我国目前有超大城市5个、特大城市6个、大城市89个,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龙头开展合作交流,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翼、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五大城市群,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
“比起别的国家,我国的城市数量不是太多,中等城市偏少。浙江和山东省‘十三五’规划提出分别要建50和20个新生中等城市,别的省没提。主要填补中等城市不足。城市发展现状,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傅崇兰说。2017年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城市名单中,除北上广深外,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郑州、青岛、西安等城市均位列其中。该战略不仅将上述二线城市提到了新的高度,更是充分肯定了它们对所在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差距将会进一步减小。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桂新向《经济》记者介绍,最近几年我国的人口迁移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总体迁移活动仍然十分活跃,但向来已呈钝化甚至总体规模已显减小趋势;二是省内迁移规模已超过省际迁移,特别是受新型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县内迁移已成重要人口迁移流;三是受区域发展差异制约,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人口向东部较发达城市地区迁移仍将是人口迁移的主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仍将是迁移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四是受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鼓励就地城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迁入重心已由京沪等全国中心城市向深圳、广州、杭州、武汉、成都等区域中心城市及一些主要省会城市转移,由农村迁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及城镇的城市化人口已成人口迁移的主体;五是受大城市农村人口市民化制度障碍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因素的影响,已出现城市农民工及农村人口返回农村创业发展的回流趋势。
资本究竟聚集在哪些城市?北上深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广州的对外投资笔数则落在了杭州后面。天津、南京、宁波、苏州、成都等城市则平分秋色,可见不少二线城市之间还没有拉开绝对差距。创业前期,资本的力量不可或缺。相比于北上广,二线城市的资本力量略为欠缺,但对比来看,各城市资本流出量相差悬殊,但资本流入量却更为均衡。这或许也在昭示着,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差距将会缩小。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位资深专家向《经济》记者表示,人才大战也意味着城市的大战,是一种重新塑造区域经济的重要力量,争抢年轻优质劳动力,说明城市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高维度的竞争,体现在各层次人才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但各城市所需人员的结构和层次不尽相同。“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根据各自的定位和目标,意在提升全国和全球的竞争优势。二线城市体现着眼于国家和区域竞争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三大经济区要成为世界的创新文化产业中心,杭州谋划成为互联网圈的制高点,贵阳在大数据区块链上领先发展,国家的中心城市全面崛起,成为区域交通、资金、人才要素的节点性城市。人才争夺战中,这些城市具有先天和后发的优势,有可能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特别是二线城市吸引力会越来越强,因为相比于特大超大城市,这些城市的资源承载力相对会更大一些。成都、西安、郑州、青岛、厦门、杭州潜力巨大,甚至有可能追上北上广。粤港澳大湾区GDP已经超过旧金山湾区,这些二线城市吸引力会越来越强。”
顺应“千城一面”内在规律
人才分布呈现出一些有趣的地理特征。周伟林向《经济》记者表示,一线城市中,北京有政策优势文化历史积淀深厚;上海对国际规则更加熟悉,跨国公司更青睐;深圳年轻有活力,更加吸引创新创业的人才。此外,城市配套的公共服务,医疗、就学,养老,以及文化包容性、气度等条件都会吸引不同的人群,从而塑造城市的特色。而语言、饮食、气候等区域特征也会影响人才的选择。英语讲得好的可能都到美国了,粤语讲得好的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北方人到南方吃辣的不习惯,而在潮湿环境中生长的南方人,对北方的干燥则体会很深,各地有着鲜明的文化地理特征。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吴唯佳也表示,城市不同的地理分布,也会给不同区域的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各自的发展机遇。
“我国地域辽阔,沿海城市发展港口,有进行大规模运输的条件,国际交流更加便利。内陆长江沿线有良好内路航运的条件,将会为沿江的成都、重庆带来更大发展空间。一些省会城市像昆明,可以向南亚发展外向型经济;丝绸之路上的西安、兰州辐射西北地区……未来城市的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在面向全球化发展时,有多大能力展现自己的优势,多深程度地融入全球创新的循环中,尤其在面对绿色可持续发展、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环境的挑战等全球性问题时,城市如果能够利用自身发展优势,展现出领先的科技文化创新,就很难被超越。”吴唯佳表示。
隨着经济发展,农业经济逐步向工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发展,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农业领域的人口会很少,今后大部分人可能都生活在城市和周边,人们的生活需求会差不多,美欧、日本的发展路径都有着城镇化的轨迹,加上基础设施、供给模式相似,城市功能也会相近。
吴唯佳表示,城市特色恐怕更多地依赖于地区的自然条件,例如云贵高原、蒙古高原、长三角、沿海地区,不同气候和自然景观会形成不同的城市特色。这些自然优势恰好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中国几千年文明也在不同城市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城市打下抹不掉的底色,这些历史留下来的宝贵历史遗产,也是我们创造物质财富的精神源泉,北京的故宫、上海外滩、西安有秦始皇陵,特色文化的弘扬,能为城市带来独特的特质。”
城市是时代先锋,文明城市的创造,需要巨大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向《经济》记者表示,人们把发展的诉求放在能否给城市文化文明带来新的动力,能不能在未来一百年、上千年不断创新,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外来人才,流于形式,那通常不长久。“要把创新的方向看得很清楚,思考我能够给城市留下什么,给城市的文化特质留下什么。目前看任务很艰巨,挑战很大。不是不能模仿,而是要通过模仿把城市特色、历史文化积累、自然条件更好地突显出来。”
“胡焕庸线”的突破点在于城市
抢人仍难改变国内人口流动的不均衡情况。例如在中国国土上,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影响着所有中国人。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人口分界线:“爱辉-腾冲”线(解放后称“黑河-腾冲线”),在国际上,命名为“胡焕庸线”。该线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将中国分割成两部分。线两侧的面积比为57%∶43%,两侧的人口比却是5.8%∶94.2%,两端GDP比例为4.3%∶95.7%,都很悬殊。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夜晚灯光图也显示,夜晚的中国在“黑河-腾冲线”东南部更亮。
“胡焕庸线”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二三级阶梯分界线、古代农耕和游牧民族分界线,就连“八纵八横”高铁网、物流运输密度、春运迁徙路线,甚至QQ同时在线人数,都和这条线基本重合。因此,这条线是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最关注的人文地理分割线。
1935年,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通过数万个数据一点一点在地图上摸索出这条线。据胡焕庸的学生吴传钧回忆: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估计有4.75亿,胡焕庸以1个点表示2万人,将2万多个点落在地图上,再以等值线画出人口密度图。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用手工画2万多个点,再计算等值连线,耗费的工夫是惊人的。可以说,胡焕庸线是中国地理学家第一次运用“大数据”做出的重大发现。
而且80多年来,不管政治经济环境如何变化,“胡焕庸线”一直没有改变。2014年,李克强总理三问“胡焕庸线”问题:该不该破?能不能破?怎么破?
可以说,在“胡焕庸线”东北方向的城市,对于这条线的突破渴望非常之高。虽然并不是这条线限制了人口、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向这些地区城市的流入,但产生这条线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差异难以改变,确实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掣肘之处。
特别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胡焕庸线”正在被进一步强化,从之前的地理线、经济线,强化为地理+经济+人文线。
所以跳出“胡焕庸线”,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当我们说城市的创造性,仍然是在一定的条件、规律基础之上的创新与创造。而“胡焕庸线”的突破点恰恰在于城市:有特色的城市,有味道的城市,有关怀的城市。
二线城市吸引力越来越强
我国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中小城市数量偏弱。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傅崇兰开门见山地向《经济》记者表示,按照2014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我国目前有超大城市5个、特大城市6个、大城市89个,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龙头开展合作交流,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翼、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五大城市群,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
“比起别的国家,我国的城市数量不是太多,中等城市偏少。浙江和山东省‘十三五’规划提出分别要建50和20个新生中等城市,别的省没提。主要填补中等城市不足。城市发展现状,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傅崇兰说。2017年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城市名单中,除北上广深外,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郑州、青岛、西安等城市均位列其中。该战略不仅将上述二线城市提到了新的高度,更是充分肯定了它们对所在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差距将会进一步减小。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桂新向《经济》记者介绍,最近几年我国的人口迁移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总体迁移活动仍然十分活跃,但向来已呈钝化甚至总体规模已显减小趋势;二是省内迁移规模已超过省际迁移,特别是受新型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县内迁移已成重要人口迁移流;三是受区域发展差异制约,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人口向东部较发达城市地区迁移仍将是人口迁移的主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仍将是迁移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四是受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鼓励就地城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迁入重心已由京沪等全国中心城市向深圳、广州、杭州、武汉、成都等区域中心城市及一些主要省会城市转移,由农村迁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及城镇的城市化人口已成人口迁移的主体;五是受大城市农村人口市民化制度障碍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因素的影响,已出现城市农民工及农村人口返回农村创业发展的回流趋势。
资本究竟聚集在哪些城市?北上深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广州的对外投资笔数则落在了杭州后面。天津、南京、宁波、苏州、成都等城市则平分秋色,可见不少二线城市之间还没有拉开绝对差距。创业前期,资本的力量不可或缺。相比于北上广,二线城市的资本力量略为欠缺,但对比来看,各城市资本流出量相差悬殊,但资本流入量却更为均衡。这或许也在昭示着,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差距将会缩小。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位资深专家向《经济》记者表示,人才大战也意味着城市的大战,是一种重新塑造区域经济的重要力量,争抢年轻优质劳动力,说明城市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高维度的竞争,体现在各层次人才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但各城市所需人员的结构和层次不尽相同。“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根据各自的定位和目标,意在提升全国和全球的竞争优势。二线城市体现着眼于国家和区域竞争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三大经济区要成为世界的创新文化产业中心,杭州谋划成为互联网圈的制高点,贵阳在大数据区块链上领先发展,国家的中心城市全面崛起,成为区域交通、资金、人才要素的节点性城市。人才争夺战中,这些城市具有先天和后发的优势,有可能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特别是二线城市吸引力会越来越强,因为相比于特大超大城市,这些城市的资源承载力相对会更大一些。成都、西安、郑州、青岛、厦门、杭州潜力巨大,甚至有可能追上北上广。粤港澳大湾区GDP已经超过旧金山湾区,这些二线城市吸引力会越来越强。”
顺应“千城一面”内在规律
人才分布呈现出一些有趣的地理特征。周伟林向《经济》记者表示,一线城市中,北京有政策优势文化历史积淀深厚;上海对国际规则更加熟悉,跨国公司更青睐;深圳年轻有活力,更加吸引创新创业的人才。此外,城市配套的公共服务,医疗、就学,养老,以及文化包容性、气度等条件都会吸引不同的人群,从而塑造城市的特色。而语言、饮食、气候等区域特征也会影响人才的选择。英语讲得好的可能都到美国了,粤语讲得好的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北方人到南方吃辣的不习惯,而在潮湿环境中生长的南方人,对北方的干燥则体会很深,各地有着鲜明的文化地理特征。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吴唯佳也表示,城市不同的地理分布,也会给不同区域的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各自的发展机遇。
“我国地域辽阔,沿海城市发展港口,有进行大规模运输的条件,国际交流更加便利。内陆长江沿线有良好内路航运的条件,将会为沿江的成都、重庆带来更大发展空间。一些省会城市像昆明,可以向南亚发展外向型经济;丝绸之路上的西安、兰州辐射西北地区……未来城市的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在面向全球化发展时,有多大能力展现自己的优势,多深程度地融入全球创新的循环中,尤其在面对绿色可持续发展、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环境的挑战等全球性问题时,城市如果能够利用自身发展优势,展现出领先的科技文化创新,就很难被超越。”吴唯佳表示。
隨着经济发展,农业经济逐步向工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发展,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农业领域的人口会很少,今后大部分人可能都生活在城市和周边,人们的生活需求会差不多,美欧、日本的发展路径都有着城镇化的轨迹,加上基础设施、供给模式相似,城市功能也会相近。
吴唯佳表示,城市特色恐怕更多地依赖于地区的自然条件,例如云贵高原、蒙古高原、长三角、沿海地区,不同气候和自然景观会形成不同的城市特色。这些自然优势恰好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中国几千年文明也在不同城市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城市打下抹不掉的底色,这些历史留下来的宝贵历史遗产,也是我们创造物质财富的精神源泉,北京的故宫、上海外滩、西安有秦始皇陵,特色文化的弘扬,能为城市带来独特的特质。”
城市是时代先锋,文明城市的创造,需要巨大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向《经济》记者表示,人们把发展的诉求放在能否给城市文化文明带来新的动力,能不能在未来一百年、上千年不断创新,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外来人才,流于形式,那通常不长久。“要把创新的方向看得很清楚,思考我能够给城市留下什么,给城市的文化特质留下什么。目前看任务很艰巨,挑战很大。不是不能模仿,而是要通过模仿把城市特色、历史文化积累、自然条件更好地突显出来。”
“胡焕庸线”的突破点在于城市
抢人仍难改变国内人口流动的不均衡情况。例如在中国国土上,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影响着所有中国人。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人口分界线:“爱辉-腾冲”线(解放后称“黑河-腾冲线”),在国际上,命名为“胡焕庸线”。该线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将中国分割成两部分。线两侧的面积比为57%∶43%,两侧的人口比却是5.8%∶94.2%,两端GDP比例为4.3%∶95.7%,都很悬殊。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夜晚灯光图也显示,夜晚的中国在“黑河-腾冲线”东南部更亮。
“胡焕庸线”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二三级阶梯分界线、古代农耕和游牧民族分界线,就连“八纵八横”高铁网、物流运输密度、春运迁徙路线,甚至QQ同时在线人数,都和这条线基本重合。因此,这条线是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最关注的人文地理分割线。
1935年,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通过数万个数据一点一点在地图上摸索出这条线。据胡焕庸的学生吴传钧回忆: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估计有4.75亿,胡焕庸以1个点表示2万人,将2万多个点落在地图上,再以等值线画出人口密度图。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用手工画2万多个点,再计算等值连线,耗费的工夫是惊人的。可以说,胡焕庸线是中国地理学家第一次运用“大数据”做出的重大发现。
而且80多年来,不管政治经济环境如何变化,“胡焕庸线”一直没有改变。2014年,李克强总理三问“胡焕庸线”问题:该不该破?能不能破?怎么破?
可以说,在“胡焕庸线”东北方向的城市,对于这条线的突破渴望非常之高。虽然并不是这条线限制了人口、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向这些地区城市的流入,但产生这条线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差异难以改变,确实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掣肘之处。
特别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胡焕庸线”正在被进一步强化,从之前的地理线、经济线,强化为地理+经济+人文线。
所以跳出“胡焕庸线”,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当我们说城市的创造性,仍然是在一定的条件、规律基础之上的创新与创造。而“胡焕庸线”的突破点恰恰在于城市:有特色的城市,有味道的城市,有关怀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