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年初起，山东、福建等省份的异地高考“办法”相继出台，这项关涉户籍与考试制度、教育经费分配的系统工程开始以地方政府先行的方式推进，赋予外来人口相应的权利。然而，各地自行解决无异于承认区域教育资源分化的事实，更加强化不平等的高考利益格局。如何从国家层面破除异地高考产生的根源，本刊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掌握学籍信息
　　《南风窗》：按照教育部的承诺，异地高考方案今年底有可能出台，对这份方案，您有什么判断?教育部要求各地尽快拿出具体施政措施和时间表，它自身目前还有哪些可为之处？
　　朱永新：教育部只能是制定总体原则，允许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高考。具体怎么做，现在还只能由各省市首先去推动。但是各个地方的分数线相差太多，每个省的考试也不一样，起伏性太大。要让地方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更公平合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首先就要进行测算，摸清高等教育的容量到底有多大，才能向高考释放相应的空间，每个年龄段的非户籍学生统计完全，才能决定闸门开多大。现在每个年级到底有多少非户籍学生都搞不清楚，决策肯定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设置门槛要有数据统计做支撑。
　　政策的出台，应该是基于可靠信息上的判断。现在我们很多的教育决策，在制定过程中是信息不对称的。我曾经提出要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电子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将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纳入这个系统，并与全国电子户籍管理系统互通，从而为中央教育经费划拨、地方教育资源配置、高考招生比例分配等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
　　2005年教育部、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这成为各省“学籍户籍双认定”才能参加高考的重要依据，虽然有效遏制了高考移民，但却禁锢了随迁子女的升学。我认为现在到了应该做出补充规定的时候。
　　《南风窗》：如果全面放开异地高考，对各地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更多要考虑门槛设置，新疆、西藏这些分数线比较低的地方也可能会受到高考移民的冲击，对江苏、山东等竞争已经很激烈的地方影响应该不会很大，政府在承担教育平等职责的前提下，如何避免一刀切？
　　朱永新：按照各地的现实，我认为应该分几种情况：父母在本地连续工作5年以上，其子女包括高中3年之内，在当地连续学籍在5年以上；父母持有的《工作居住证》有效期内，其子女有包括本地高中3年以内的4年以上连续学籍档案；学生有本地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连续完整的学籍档案；父母连续在本地工作15年以上，其子女高中毕业时即可在本地参加高考。各地掌握了实际数据之后，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设门槛。
　　与此同时，各地应该加强学籍管理，一旦出现学籍档案造假，即取消报考和录取资格，监督和审查都要跟上。每年异地高考的资格审查后，要向社会公开，杜绝暗箱操作。另外，可以对大学进行分类指导，公办大学分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取消户籍与学籍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自主招生。省立大学可以面向本省为主，市立大学以本市在读学生为主。
　　《南风窗》：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有一个动力不足的原因，就是现行的国家教育经费划拨并没有考虑流动人口。
　　朱永新：中国现在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负责筹措。要想彻底解决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的问题，需要设立专项的教育经费预算，这笔钱应该由中央以专项的形式划拨给非户籍常住人口密集的省区，解决当地费用缺口的问题。总之，就是要根据实际学籍人数而不是户籍人数来划拨教育经费。
　　高考与高校改革是关键
　　《南风窗》：异地高考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首先是因为区域资源不均衡，教育部实行指标化招生管理，必然形成高考的地方优劣势之分。高考改革方案也出台在即，如何通过考试制度本身消除这种差异？
　　朱永新：我认为首先应该打破考试机构的垄断化，形成相对集中的几个权威性考试机构，把一些做得特别好的省，逐步变成独立的、民间的考试机构。国家的考试机构可以慢慢转变为与教育部脱钩的独立考试机构，它的功能就是为全国所有考试提供服务。让大学去选择最好的考试和评价机构。
　　今后考试的方向應该是在哪里考都无所谓，个人拿着成绩找学校，改变现在各地招生办公室参与直接录取的方式。在高校自主招生成熟的时候可以取消分数线，允许高校在公开、公平、公正和社会监督的基础上，参考包括社会考试机构有关考试成绩在内的多种评估指标，根据专业特性、社会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通过综合考核选拔人才。当然，这会对高校招生委员会的透明度和专业性提出更高要求，国外大学的招生机构都有非常专业的甄选人才的方法，我们的学校这部分还很薄弱。
　　《南风窗》：异地高考的落实需要与高校自主性实现对接，高校与行政部门的关系未来应该如何重新布局？
　　朱永新：长期以来，中国教育走的是一条效率优先的道路、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模式。像划分“985”、“211”，设立独立学院，中小学示范校、重点校建设，名校办民校等政策，出发点都是好的，但由于这些措施都是锦上添花、垄断排他，结果导致区域教育和学校的差异越来越大。不光是异地高考问题，还有择校、应试教育等，本质上都与之相关。
　　学校没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教育部不仅直接举办72所重点大学，而且高等院校的各项办学自主权大多没有落实，许多高校在北京建立“办事处”，大事小事都需要“跑部前进”。专业要教育部审批，文凭由教育部颁发，重要经费都控制在教育部手里，重要评价也由教育部主持。以大学的审批为例，申办一所大学的手续，比申办一个企业要困难百倍。我在苏州分管教育的时候，办了一所国际合作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全球招聘教师，50%的教授来自海外，成本非常高，但是物价部门不同意他们增加学费，这样办学就非常艰难。
　　所以，未来要进一步明确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个目标应定位于建立一个充满活力、运作规范的教育秩序，让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定位，形成一种服务型的教育行政部门和机构。只有高校实现了自主性，才能打破这种集中录取的制度，高考按户籍报名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了。教育部应该做的，只是设定游戏规则。
　　《南风窗》：但是很多人也担心，在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放开高校自主招生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现在农村地区能够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已经在锐减，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朱永新：这就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承担相应的责任。为了保证教育资源不利群体的子女上大学，应该通过每两三年一次的系统评估，科学判断不同少数民族、老少边穷地区等教育资源不利群体毛入学率的变动情况，实施法定的定向配额政策，保证这些群体有与其同龄人口相同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美国的公立大学针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也有法定的配额。今年五部委制定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北大、清华等一些重点院校向特困地区定向投放招生名额，这就是一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