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关系近来开始发生十分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拜登先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番口诛笔伐，随后又突然释放了给困难重重的两国关系融冰的信号——邀请普京举行面对面的私人会晤（编者注：拜登上任后的第一次美俄领导人峰会已定于6月16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
　　随着这一消息的宣布，俄美两边的政治评论家们开始猜测美国对俄罗斯企业和个人施加的制裁会趋向更严还是会有所放松。为美国谏言的多数人认为美国应该将制裁目标精准定位于那些帮助普京藏匿巨额财富的俄罗斯富商们。所以，他们呼吁冻结那些身家亿万美元的俄罗斯富豪们的账户和资产，这些富豪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俄罗斯的境外。
　　在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讨论如何制裁俄罗斯期间，例如将俄罗斯银行从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中清除出去，或者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实行禁运，制裁俄罗斯富豪的这些建议也往往并列其中。但在我看来，这些建议已经远远脱离了现实，因为它们给西方国家企业利益带来的伤害不亚于俄罗斯企业。
　　制裁这些俄罗斯“寡头”背后的逻辑看似很清晰：如果这些超级富豪已经过惯了在欧洲的（奢华）生活，当他们个人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或海外资产面临威胁时（俄罗斯排名前500的私营企业中有一多半都是离岸注册的），这些“寡头”会想方设法干预俄罗斯的政策制定，借此改变普京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强硬姿态。但此番逻辑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它还是基于一种老套的假设——俄罗斯国家经济体系完全是由几个“寡头”控制和管理的，而俄罗斯国内经济格局已经在近些年發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然，在俄罗斯的富豪当中有一部分人仍然与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们保持着密切关系，例如维克多·维克塞尔伯格和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他们当中有些人曾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任职，例如曾担任联邦第一副总理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和曾担任楚科奇自治区行政长官的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也有些人曾在普京节节高升的政治生涯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例如曾出任过俄罗斯联邦对外经济关系部长的彼得·埃文。
　　但是他们现在没有一个人，包括普京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在俄罗斯的大型企业里任职，也没有影响俄罗斯联邦行政官员的权力。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典型的“被俘获的国家”——那些“寡头”拥有巨大的权力控制着政府机构的运行从而为个人聚集财富。在现行的国家体系中，富豪们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也无法影响现行官僚体系的运行。现在俄罗斯的商业精英们只能在一些政府参与的商业项目里提出谈判条件，但是无法决定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总体方向，更不用说内政和外交政策了。
　　最富有的俄罗斯企业家通过与政府部门沟通，如今能够为自己的企业争取到合法的经营权、免税条件或获得公共项目的合同，但他们在政治层面没有发言权。的确，俄罗斯许多企业家对国家的某些运行方式并不是很满意，但他们更倾向于根据现有条件改变自己的策略，而不是去挑战或改变整个政治环境。在《福布斯》列出的前25名俄罗斯“寡头”当中，不下10个在海外拥有的商业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境内的资产总额。所以，那些在普京当政之前已经积累起财富的“寡头”们更愿意退出俄罗斯本土的生意，而不是向政治新贵们发起挑战。相比之下，那些依靠着政府关系发家致富的“寡头”无论如何都会选择继续效忠于现行体制。

两种世界观

　　更重要的一个错误认知是许多分析家还认为俄罗斯的政治决策层和商业精英们并不齐心，对俄罗斯国内的企业施压会扩大俄罗斯国内的分歧，最终带来政治上的改变。
　　至少从2013年开始，普京就采取了一系列所谓的“精英本土化”行动，以限制那些拥有双重国籍、外国居留权或海外银行账户的人继续担任行政官员。据许多分析家观察发现，尽管在联邦政府机构、国家杜马或地方行政机构里，仍然有大量的官员持有外国护照或拥有海外资产，但是克里姆林宫反复重申和下达执行（精英本土化的）命令。这就意味着在俄罗斯现行的官僚体系中，个人制裁对一大批政治精英们是毫无效果的，因为他们完全出于国内的原因主动转移了国外资产或放弃了海外居留权，而俄罗斯200多万公务员、军事人员以及行政高官是不允许随便造访国外的，更不用说那些涉密人员。
　　普京对其下属的“制裁”显然比西方国家政府的制裁更为有效，但除此之外，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对俄罗斯“寡头”进行制裁时还需考虑另一个层面的变化。
　　西方国家民众普遍认为，俄罗斯的超级富豪就是《福布斯》排行榜上列出的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那123位，他们的固定形象是拥有欧洲的古堡和超豪华游艇。但这也会形成误导。这些富豪只是俄罗斯有钱人中的一部分——也许是“最文明”的那些人，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多年前就已经被公之于众，他们旗下的企业与国际会计机构合作多年，因此他们在俄罗斯境内外的资产几乎都有公开的记录和审计。
　　但与此同时，近些年造就出来的一批俄罗斯“超级新富豪”，他们在普京“精英本土化”的政策环境中成长起来，已经十分本土化，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都明显地更加倾向于在俄罗斯国内聚敛财富。如果说老一辈“寡头”天然地喜欢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并且在国外购买资产，那么新一辈“寡头”已经完全改弦易辙了。现在喜欢在欧洲国家购买房产的多是俄罗斯的中产阶层，拥护普京的企业家和官僚们大多都把财富留在俄罗斯本土。比如，曾担任俄罗斯农业部长的叶莲娜·斯克伦尼克被瑞士官方查出在苏黎世一家银行的私人账户里藏匿了6000万瑞士法郎，而接替她担任农业部长的亚历山大·特卡霍夫则在其家乡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拥有超过65万公顷的肥沃土地，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此外，特卡霍夫还选择在（俄罗斯的）黑海岸边购买房产而不是法国的蓝色海岸。 　　近年来，俄罗斯的腐败官员们大都停止了海外洗钱行动，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购买俄罗斯国内的资产或是投资俄罗斯国内的企业。俄罗斯国内的调查记者不止一次地报道，拥有商业头脑的官僚们开始收购和参与地方的零售链、商业中心、公用网络以及其他商业项目。而且这一进程还在不断加速。
　　这些内部变化新趋势对宏观经济是有影响的，而且从其他观察角度也是显而易见的。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官僚腐败是众人皆知的，而且腐败程度至今未减。与2013年相比，俄罗斯联邦2020年的财政预算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二（或者16.8万亿卢布，约合2200亿美元），但是2017年-2020年间俄罗斯的资本外流只有2013年-2016年的一半不到。要知道，包括公务员在内的俄罗斯普通居民的人均收入从2013年开始是呈逐渐下降趋势的，与2014年-2015年那个时期相比，俄罗斯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逐渐在衰退，所以有理由相信这些增加的预算支出大多流入了腐败官员的口袋，随后又被转移到国内的各个投资项目里。
　　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尽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近些年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使用信用卡和其他电子支付方式进行的消费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例由2012年的10%左右跃升到2020年底的75%。由于前所未有的对现金的需求，俄罗斯央行不得不将卢布的纸币流通量提升将近5万亿，这占到俄罗斯2020年GDP的4.6%，而这些增加的流通货币中90%都是大面额的纸币。相比较而言，美元的纸币在全球范围流通，但加起来也只不过占美国GDP的不到10%，而且有一半以上都是在美国境外流通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从2012年开始，俄罗斯的警察和调查部门就陆陆续续从落马的腐败官员家中搜出大量现金——最大的一笔现金查没达到了120亿卢布（约合2000万美元），而且这些丑闻屡见不鲜。
　　所有这些迹象都说明，西方国家的制裁很难精确打击到那些靠腐败行为而发家的俄罗斯巨富，而被制裁的那些个体恰恰是俄罗斯国内比较亲西方的那一部分富豪，与其他人相比，他们对普京的强硬路线多多少少是持批评态度的。
　　所以，在当今的俄罗斯，两种富豪的特点是清晰可辨的：第一种代表了“旧财富”，更具有世界性，对国际商业和海外资产的依赖性也更强;第二种主要由“新财富”组成，他们的财富力量更侧重于俄罗斯国内的交易和并购，他们与国家权力机构的联系更紧密，对他们财富来源是否合法或者是否被外国驱逐比起上一代“寡头”来都更加淡漠。
　　这两类富豪的行为动机和世界观有本质的区别，在俄罗斯不断将自身塑造成为“被围困的堡垒”的同时，这些新富豪们无论从主观意愿上还是从经济行为上也心甘情愿沦为附庸。他们更加保守，对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也更加支持，面对西方国家可能施加的制裁也更加无动于衷。即使这些新富豪中有些人成为了制裁对象，国家也会出手相助，例如在2017年4月俄罗斯联邦通过了著名的“季姆琴科法案” （格纳迪·季姆琴科是普京的一个老朋友），该法案明确规定，所有遭受外国政府制裁的俄罗斯公民，将由俄罗斯联邦政府负责赔偿被没收的财产。到目前为止，只有季姆琴科享受了这一法案带来的好处，但是普京的拥护者们大都赞赏俄罗斯越来越“独立”的表现，他们积极响应俄罗斯的进口替代政策，从政府积极推动的国内投资项目中大肆获利。

西方制裁打擊了谁？

　　随着俄罗斯经济陷入停滞，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降低，以及石油给俄罗斯带来的现金流随着全球努力削减碳排放而与日俱减，俄罗斯精英内部可供分配的财富也面临越来越少的窘境。这种情况自然催生了另一种动机——重新分配现有的资产，毫无疑问仍在其位的腐败官员和“西罗维基党”在这一过程中占尽优势（编者注：“西罗维基党”指围绕在普京身边的强力集团，主要由前克格勃成员和其他执法部门的官员组成）。
　　老“寡头”们的影响力会进一步遭到削弱，对他们的制裁会让新权贵们趁机夺走他们的资产，至少他们的资产价值因为制裁而大幅缩水。过去七年里，因为美国的制裁，俄罗斯铝业大王奥列格·杰里帕斯卡所拥有的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市值从275亿美元跌到了42亿美元。所以普京身边的人反而会更加欢迎西方的制裁。进一步讲，任何来自国外的对俄罗斯私营经济部门的打击，都会使围绕在权力周围的精英们受益。
　　所以，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西方国家认为那些老“寡头”仍然对克里姆林宫保持影响力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任何在俄罗斯内部发生的精英之间的争斗，获胜的一方肯定是那些将资产留在俄罗斯国内并使其合法化的。那些能够毫发无损地将公司变卖（或者适当贱卖）进而将资产转移出国外的人也肯定会继续这么做。所以对所谓的“寡头”们的制裁几乎相当于吹响了开始掠夺的号角，而这些掠夺不会受到任何阻拦。
　　西方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仍然坚信，俄罗斯精英集团内部发生的争斗最终会导致政权的瓦解。争斗确实产生了，但是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企业家们最终没能改变俄罗斯的国内进程。即使假设他们当中有些人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起而反抗，他们的企业也会被打垮，最终由国家或那些更忠实的人来接管，像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列昂尼德·涅夫兹林、叶夫根尼·舍夫丘克、帕维尔·杜洛夫、谢尔盖·彼得罗夫这些大富豪以及更多的不太知名的企业家，无一例外。
　　把制裁的重点对象从官员转移到企业家身上，如果这些人没有直接参与国有项目或没有在国资企业任职，将会导致俄罗斯商业团体遭受进一步掠夺。而这些制裁又会导致强力部门的话语权上升，他们控制的资产和收入也会进一步增加，比起使用经济手段来讲，克里姆林宫动用强力部门对付那些旧“寡头”更容易得手。
　　当前俄罗斯的经济困局经常被拿来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相提并论，但我认为这样类比并不恰当。当今的俄罗斯与苏联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们的社会构成不同，人们的生活目标不同，社会治理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但是，如果人们一定要找到某些与当年相似之处，我建议人们把关注点放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苏联精英阶层，他们当中大多数成长于苏联相对自由的五六十年代，那时苏联社会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对未来的改变和发展也充满希望。一旦进入到体制当中，这些人会欢迎和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他们让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推行得更彻底，最终不可逆转。
　　如今的俄罗斯，那些不依靠权力附庸而成长起来的俄罗斯企业家更有潜力扮演类似的角色。即使在新“寡头”们崛起期间，这些企业家也参与到国际供应链中，并与西方世界产生联系。当俄罗斯发生改变的条件渐渐形成之时，他们也立即会成为积极的拥护者。俄罗斯精英内部的分裂肯定会发生，但是并不会像西方的决策者所期望的那样立刻发生，而且是在强力部门将老“寡头”们的影响力完全铲除之前。我想说的是，那些对俄罗斯“寡头”进行制裁的建议只会带来相反的效果。由于俄罗斯财富构成的巨大变化，西方国家通过制裁所谓的“寡头”而达到改变俄罗斯行为方式的目的恐怕要落空。
　　（翻译、编辑：郝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