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中共七大选出来的“五大书记”之一，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子女们一起生活的时间比一般家长要短得多。但他言传身教，教子有方。因此，他虽英年早逝，其家风却影响至深。
　　疼爱子女，拒绝放纵
　　 任弼时的大女儿任远志出生不到百天就跟着母亲陈琮英坐了将近一年牢，后来被送回湖南老家寄养，直到15岁才见到自己的父亲。二女儿任远征出生在长征途中，隨后也被送回湖南老家寄养，直到10岁时才又见到任弼时。三女儿任远芳出生在莫斯科，在她一岁多时，任弼时就奉命回延安工作，留下她像“野孩子”一样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慢慢长大。她对父母几乎没有印象，直到1950年她11岁多，任弼时到苏联养病，才得以与父亲重逢。只有1940年生于延安的幼子任远远与任弼时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但也不过10年。而任远志、任远征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4年，任远芳与父亲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仅有5个月。
　　 父母总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子女，总是想给子女多一分疼爱，任弼时也是这样一个普通父亲。他疼爱子女，却不溺爱，也不会像有些家长为了补偿自己对子女的“亏欠”而放纵子女。任远志到他身边后，任弼时把她送到延安中学住校读书，吃的是延安当时规定的三种伙食标准的最低档大灶。在西柏坡，傅锺找任弼时汇报工作，他留傅锺在机关小食堂吃饭。傅锺看见孩子们在身边，就要他们一同去小食堂吃饭，但任弼时不允许自己的小孩去享受首长待遇，硬要他们回家吃饭。土改时群众将地主家一只玩具老鼠顺手送给6岁的任远远，他玩得很开心，任弼时发现后，教育他不能拿别人的东西，让他把玩具老鼠退回去。
　　以身作则，一生“三怕”
　　 无论妻子还是子女，都知道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
　　 任弼时曾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并遭受电刑，严刑与工作过劳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任弼时曾住的景山东街，房子比较狭小，办公室离马路才两三米，噪音很大。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工作和休息，要他搬家，但他坚持不搬：“搬家要用很多的钱，而且还要另一个机关让出来，一个人怎么好去影响一个机关呢？”组织上想把他住的房子修缮粉刷一下，他说能将就着住，就不必整修，免得给组织上和同志们增加麻烦。就这样，他在景山东街一直住到逝世。
　　 任弼时给子女讲大道理的时候并不多，他事事处处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他们，使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对民族对人民有用的人。在生活上，哪怕是一些很小的事，他也要求很严。他经常嘱咐子女们：一定要节约水电，电灯要人走灯关，还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用自来水时不要开得太大，用完水龙头要关紧;不要在墙上随便钉钉子挂衣服;窗子开了，一定要钩好，不然风一吹就要打破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