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合作并不等同于和谐”，国际关系理论名宿罗伯特·基欧汉此言，也适用于中日韩三边合作。
3月21日，中日韩外长会谈在韩国首尔举行，这是3年来的首次三国外长会。尽管外界猜测这次会谈会否为曾两度取消的中日韩首脑会晤做铺垫，但显然，阻碍三国合作的因素（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一个也没有消失。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对于中日韩三边合作来说，进程（process）往往比进展（progress）更具深意。
中日韩三边合作，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东盟制造”。1997年，在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邀请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参加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形成了“东盟10 3”框架。1999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10 3”框架下，单独举行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以早餐会的形式）。2002年，依然是在“东盟10 3”框架下，非正式的早餐会升级为正式的三边领导人会晤。2003年，中日韩领导人签署促进三边合作的宣言。
首次独立于“东盟10 3”框架的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则是由福田康夫首相在2007年“东盟10 3”会议期间提议，2008年12月在日本福冈举行的。2011年9月，中日韩三边合作的首个实体机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韩国首尔正式开始运作，时任韩国总统为李明博。
从东南亚到东北亚，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地点的“回归”经历了近10年。三国合作从“务虚”的领导人会晤到建立推进“务实”合作的实体机构，经历了更长时间。中日韩三边合作呈现这种低速运转的特征，主要是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使然。1999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早餐会的低姿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区域合作外交主要对象是东盟，中国-东盟自贸区构想也是在那段时间开始运作。随后中日韩合作“低速运转”，却与双边关系以及各自的对外战略直接相关。中日韩领导人早餐会的举行，得益于小渊惠三首相的力推，但此后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对三国合作的热度明显不如小渊惠三。
虽然小泉纯一郎因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在2005年和2006年两度取消，但他也是参加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最多的日本首相。这也是为何不能仅以领导人会晤与否衡量中日韩合作的原因之一。
中日韩自贸区（FTA）问题是检验三国合作的重要指标。2002年中国提出建立中日韩FTA倡议，但这一倡议从2003年开始在三国学界“研究”，直到2009年鸠山由纪夫首相期间才进入政府层面。2013年中日韩正式启动FTA谈判，但三国间的政治互动却因安倍晋三首相的右倾行为而遭遇挫折。
中日韩领导人会晤陷入停滞，对三边合作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还不至于让三边合作脱轨。日本同志社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寺田贵称，中日韩三边合作的特征是“低调”和“渐进”。在他看来，这种方式虽然耗时，却能使三国政府维持强化三边融合的动机，即使在政治上困难的时期。事实上，中日韩三边合作已进入不可逆的阶段。尽管中日以及韩日双边政治关系都未能解冻，但并未影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继续。除了在首尔运作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三国合作框架还包括18个部长级会谈、60多个政府间磋商机制以及100多个合作项目，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保等诸多领域。
中日韩三边合作的产生以及实际运作充满了悖论，但这些悖论基本上都是合理的。
在东亚区域贸易合作问题上，中日两国曾展开激烈的“倡议竞争”：中国提出“东盟10 3”，日本提出“东盟10 6”。但几乎在中日“倡议竞争”的同一时段，诞生了独立于这两个倡议的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被认为是推动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因果推论关系值得商榷。三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形成，是在双边模式下实现的。作为双边关系微妙复杂的东亚前三大经济体，中日韩在区域合作制度问题上，都不可能不带有地缘战略的考虑。
以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为例，中国对日出口额占总出口额中的比例，从2002年的14.9%下降到2012年的7.4%;同期在进口上这一比例从19.1%降为10.6%。也就是说，在经贸领域，日本对中国来说分量已大幅下降。但在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者安德鲁·杨看来，中国的考虑不局限在单纯的经贸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寻求在这一地区弱化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三边合作框架尽管依然没有政治影响力，但的确提供了一个推进其长远战略目标的制度框架”。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卞始源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日韩三边合作使日韩两国能同时管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与中国的经济伙伴关系。卞始源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却忽略了日韩的差异性。中国对日美同盟的担忧，与对韩美同盟的担忧，决不在一个数量级。这里的真正悖论在于，尽管在实力上远不及中日，但韩国在推进中日韩三边合作中优势比中日更明显。在中日韩三角关系中，韩国具有充当协调者的天然特征。从综合实力上说，韩国“小”到不对中日构成战略威胁，但却“大”到中日都无法忽视它的作用。安德鲁·杨也认为，在东北亚历史上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身份，使韩国处在能协调和平衡三边合作日程的独特位置，“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设在首尔而不是北京或东京，并非巧合”。
从外交偏好来看，在区域合作机制上，日本总倾向于拉更多“同盟”入伙，从而稀释中国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支持中日韩三边合作似乎令人费解。但对日本来说，在尽一切可能与中国接触的同时，也尽一切可能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这并不矛盾。这一点在日本的FTA战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也积极参与中日韩FTA以及东盟主导的RECP谈判。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FTA战略是其地缘政治战略的逻辑延伸。此外，日本对中日韩三边合作的“低承诺”是显而易见的。在日本外务省中，处理中日韩三边合作事务的是区域政策课，而不是级别更高的东北亚课。
中日韩合作的另一悖论在于，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没有正相关性，呈现“双轨运行”的态势。寺田贵将此称为东北亚区域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他提到，当双边关系因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而紧张之际，三边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的谈判却能稳步推进，但这又不意味着双边关系能得以改善。中日韩三国都处在国家身份重构的背景下，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一方会把经济与安全合作放到比国家身份更优先的位置。
如果仅从政治、经济以及战略利益最大化来分析，很难找到中日韩走在一起探讨三边合作的足够理由。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理论，都无法解释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动机和可能的前景。区域融合的最终结果与相关国家的政策偏好并不完全匹配，即使是区域内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也不能绝对做到意圖与结果的完美契合。合作的过程往往会创造新的利益和关切，也会影响国家的政策行为偏好，从而影响成本-利益核算。二战结束以来，中日韩都不是东亚区域机制的主导者，三国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伴随着中日韩双边和三边关系的进化。
传统上中日韩政治都带有“国家中心主义”的色彩，这意味着国家对民众的影响力和动员力都相对较强。但至少在外交议题上，这种情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尽管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反日情绪，但韩国智库峨山研究所2014年2月所做的调查显示，赞成改善韩日关系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68.3%，反对的仅为27.3%;赞成举行韩日首脑峰会的比例（54.9%）明显高于反对的比例（38.8%）。70多年前日本在中国搞军事扫荡，在中日关系依然紧张的今天，中国游客大量拥入日本“扫货”，这种变化的意义绝不能仅仅视为带有“喜感”。谁能轻视中日两国这种互动背后的深刻含义呢？
事实上，中日韩三国政府都在推动这种“进化”的深入，差别只体现在力度的大小上。现阶段中日韩三边合作最具实质意义的领域，是那些针对具体议题的功能性合作。从技术层面看，如果中日韩只着眼于功能性合作，那么把级别限定在部长级就足够了。但中日韩合作的启动源于三国领导人的会面，合作框架中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这种顶层设计，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中日韩领导人政治意志的体现。令人遗憾的是，扑朔迷离的东亚局势，使政治意志与政治现实之间充满了不确定性。
3月21日，中日韩外长会谈在韩国首尔举行，这是3年来的首次三国外长会。尽管外界猜测这次会谈会否为曾两度取消的中日韩首脑会晤做铺垫，但显然，阻碍三国合作的因素（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一个也没有消失。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对于中日韩三边合作来说，进程（process）往往比进展（progress）更具深意。
低姿态运转
中日韩三边合作，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东盟制造”。1997年，在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邀请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参加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形成了“东盟10 3”框架。1999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10 3”框架下，单独举行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以早餐会的形式）。2002年，依然是在“东盟10 3”框架下，非正式的早餐会升级为正式的三边领导人会晤。2003年，中日韩领导人签署促进三边合作的宣言。
首次独立于“东盟10 3”框架的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则是由福田康夫首相在2007年“东盟10 3”会议期间提议，2008年12月在日本福冈举行的。2011年9月，中日韩三边合作的首个实体机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韩国首尔正式开始运作，时任韩国总统为李明博。
从东南亚到东北亚，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地点的“回归”经历了近10年。三国合作从“务虚”的领导人会晤到建立推进“务实”合作的实体机构，经历了更长时间。中日韩三边合作呈现这种低速运转的特征，主要是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使然。1999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早餐会的低姿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区域合作外交主要对象是东盟，中国-东盟自贸区构想也是在那段时间开始运作。随后中日韩合作“低速运转”，却与双边关系以及各自的对外战略直接相关。中日韩领导人早餐会的举行，得益于小渊惠三首相的力推，但此后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对三国合作的热度明显不如小渊惠三。
虽然小泉纯一郎因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在2005年和2006年两度取消，但他也是参加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最多的日本首相。这也是为何不能仅以领导人会晤与否衡量中日韩合作的原因之一。
中日韩自贸区（FTA）问题是检验三国合作的重要指标。2002年中国提出建立中日韩FTA倡议，但这一倡议从2003年开始在三国学界“研究”，直到2009年鸠山由纪夫首相期间才进入政府层面。2013年中日韩正式启动FTA谈判，但三国间的政治互动却因安倍晋三首相的右倾行为而遭遇挫折。
中日韩领导人会晤陷入停滞，对三边合作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还不至于让三边合作脱轨。日本同志社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寺田贵称，中日韩三边合作的特征是“低调”和“渐进”。在他看来，这种方式虽然耗时，却能使三国政府维持强化三边融合的动机，即使在政治上困难的时期。事实上，中日韩三边合作已进入不可逆的阶段。尽管中日以及韩日双边政治关系都未能解冻，但并未影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继续。除了在首尔运作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三国合作框架还包括18个部长级会谈、60多个政府间磋商机制以及100多个合作项目，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保等诸多领域。
合理性悖论
中日韩三边合作的产生以及实际运作充满了悖论，但这些悖论基本上都是合理的。
在东亚区域贸易合作问题上，中日两国曾展开激烈的“倡议竞争”：中国提出“东盟10 3”，日本提出“东盟10 6”。但几乎在中日“倡议竞争”的同一时段，诞生了独立于这两个倡议的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被认为是推动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因果推论关系值得商榷。三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形成，是在双边模式下实现的。作为双边关系微妙复杂的东亚前三大经济体，中日韩在区域合作制度问题上，都不可能不带有地缘战略的考虑。
以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为例，中国对日出口额占总出口额中的比例，从2002年的14.9%下降到2012年的7.4%;同期在进口上这一比例从19.1%降为10.6%。也就是说，在经贸领域，日本对中国来说分量已大幅下降。但在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者安德鲁·杨看来，中国的考虑不局限在单纯的经贸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寻求在这一地区弱化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三边合作框架尽管依然没有政治影响力，但的确提供了一个推进其长远战略目标的制度框架”。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卞始源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日韩三边合作使日韩两国能同时管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与中国的经济伙伴关系。卞始源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却忽略了日韩的差异性。中国对日美同盟的担忧，与对韩美同盟的担忧，决不在一个数量级。这里的真正悖论在于，尽管在实力上远不及中日，但韩国在推进中日韩三边合作中优势比中日更明显。在中日韩三角关系中，韩国具有充当协调者的天然特征。从综合实力上说，韩国“小”到不对中日构成战略威胁，但却“大”到中日都无法忽视它的作用。安德鲁·杨也认为，在东北亚历史上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身份，使韩国处在能协调和平衡三边合作日程的独特位置，“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设在首尔而不是北京或东京，并非巧合”。
从外交偏好来看，在区域合作机制上，日本总倾向于拉更多“同盟”入伙，从而稀释中国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支持中日韩三边合作似乎令人费解。但对日本来说，在尽一切可能与中国接触的同时，也尽一切可能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这并不矛盾。这一点在日本的FTA战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也积极参与中日韩FTA以及东盟主导的RECP谈判。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FTA战略是其地缘政治战略的逻辑延伸。此外，日本对中日韩三边合作的“低承诺”是显而易见的。在日本外务省中，处理中日韩三边合作事务的是区域政策课，而不是级别更高的东北亚课。
中日韩合作的另一悖论在于，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没有正相关性，呈现“双轨运行”的态势。寺田贵将此称为东北亚区域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他提到，当双边关系因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而紧张之际，三边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的谈判却能稳步推进，但这又不意味着双边关系能得以改善。中日韩三国都处在国家身份重构的背景下，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一方会把经济与安全合作放到比国家身份更优先的位置。
进化型合作
如果仅从政治、经济以及战略利益最大化来分析，很难找到中日韩走在一起探讨三边合作的足够理由。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理论，都无法解释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动机和可能的前景。区域融合的最终结果与相关国家的政策偏好并不完全匹配，即使是区域内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也不能绝对做到意圖与结果的完美契合。合作的过程往往会创造新的利益和关切，也会影响国家的政策行为偏好，从而影响成本-利益核算。二战结束以来，中日韩都不是东亚区域机制的主导者，三国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伴随着中日韩双边和三边关系的进化。
传统上中日韩政治都带有“国家中心主义”的色彩，这意味着国家对民众的影响力和动员力都相对较强。但至少在外交议题上，这种情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尽管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反日情绪，但韩国智库峨山研究所2014年2月所做的调查显示，赞成改善韩日关系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68.3%，反对的仅为27.3%;赞成举行韩日首脑峰会的比例（54.9%）明显高于反对的比例（38.8%）。70多年前日本在中国搞军事扫荡，在中日关系依然紧张的今天，中国游客大量拥入日本“扫货”，这种变化的意义绝不能仅仅视为带有“喜感”。谁能轻视中日两国这种互动背后的深刻含义呢？
事实上，中日韩三国政府都在推动这种“进化”的深入，差别只体现在力度的大小上。现阶段中日韩三边合作最具实质意义的领域，是那些针对具体议题的功能性合作。从技术层面看，如果中日韩只着眼于功能性合作，那么把级别限定在部长级就足够了。但中日韩合作的启动源于三国领导人的会面，合作框架中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这种顶层设计，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中日韩领导人政治意志的体现。令人遗憾的是，扑朔迷离的东亚局势，使政治意志与政治现实之间充满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