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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楚商一方面要反思、要批判、要自省，另一方面也应该从自身的特点中找出独到之处，在下一轮的发展中“后发先制”。
《支点》记者 周呈思 罗乐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再生活力，商帮则是民营企业的集合。
作为中国本土特殊的经济形态，商帮的发展对于经济、文化的推动力量不容小觑，从茶古马道到丝绸之路，商帮为中国经济发展史篆刻了一座又一座里程碑。
细察楚地沿革，工商传统厚重。这里有巨贾鄂君启、“商祖”范蠡，这里同样是徽商、晋商等著名商派的重要发展地。
时至近代，楚地又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东方芝加哥”美称誉满四海。
但是，浓厚的历史底蕴并未造就楚商的辉煌，楚商的复兴之路究竟在何方？
首期“思享家圆桌”，本刊请到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所所长、湖北商人和商业史研究专家徐凯希， 广东湖北商会会长、利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黎明，内蒙古湖北商会会长、内蒙古晟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常付田，，以及上海湖北商会会长、延华智能董事长胡黎明，为我们深刻解读楚商精神。
商帮文化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深远，是一个深刻而宏大的话题，并不只关乎某个商业群体的成败兴衰或某种管理制度的优胜劣汰。
《支点》：晋商“诚信进取”，徽商“见利思义、爱国救民”，那么楚商精神是什么？它的特征有哪些？
江黎明：湖北自古人杰地灵，经济富裕，是天下粮仓，也有陶朱公这样的大商家。虽然湖北的天时、地利以及历史背景，都十分适合商帮的成长，但是湖北的商人，没有共同的特征，所以我认为，楚商实际并未成型。
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商，以“抱团”、“共同进退”、“铁钢板一块”“里面鬼打鬼、外面滴水不进”著称，而提到粤商，人们就会想到“低调务实”。
可提到湖北人呢？就只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本意上说，九头鸟是具有智慧的神鸟，但是在形容湖北人时，就成了精明、算计、狡猾，这本不应该是湖北商人的共性与特征。
所以，对于楚商精神，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树立湖北商人的新精神、新形象，政府应该牵头，组织学者、在鄂商人以及外地的楚商，共同提炼楚商精神的优秀特质，并予以传播交流，最终才能形成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楚商精神。
常付田：湖北人骨子里就有一种大气，在全国的接受度都比较高。而且，湖北人不仅有“聪明”，而且有“智慧”，遇事思考全面，凡事三思而后行。其实，在很多地区的商帮中，都有湖北人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另外，湖北人绝对勤劳，楚国有“筚路蓝缕”开创基业的历史，也培养了楚人坚忍不拔的草根精神。所以，湖北人只要走出去，生命力都非常强。
虽然楚商有一些好的特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些不足。湖北人内部感觉并不团结，但楚商精神的树立，不能没有合作。同时，在树立楚商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保留优势，倡导做强弱势，这样才能够将楚商精神进行良好的提炼与发扬。
徐凯希：楚商精神不能够“以汉代楚”，虽然汉商对于楚商的研究至关重要，但是它并不能代替楚商。在沙市、宜昌、樊城，地方商会中也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东西。在汉口，客商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但在二级市场，湖北本地人则更有实力，是研究楚商不可忽略的部分。
汉口的被动开埠是近代楚商兴起之源，一汪水乡渐渐形成了“九省通衢”，张之洞则是近代中部地区工商业繁荣的总导演。
《支点》 ：为什么湖北很早就重新排列“士农工商”的顺序，却没有形成至今在全国仍叫得响的商帮文化？“中国之心”的地理优势为何没有推动楚商像徽商、浙商、晋商等商帮那样扎堆式的走向全国乃至走出国门？
徐凯希：湖北的地理优势，更多的带来了“官办”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张之洞在湖北十几年，对湖北近代工业体系和社会的近代化功不可没，但是，张之洞作为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督，在湖广18年，创办的企业造成了“官强民弱”的局面。
纵观湖北近代建设，每一轮发展都十分依赖国家投资，而当民间资本希望进驻时，却发现许多领域已经被“官办”覆盖，在本土尚且无法立足，又何谈“走出去”？
同时，楚商文化的缺失，一方面由于明清楚商的确没有太大作为，另一方面，我们对楚商的研究有些“厚古薄今”，动不动就爱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楚国。
其实，在清朝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楚商帮派——黄帮。这是一个把湖北和四川联系起来的家族企业，他们通过近百年的家族亲情牵系，开辟了四川和湖北的贸易。
黄帮棉商主要控制湖北的棉花市场，在湖北建立主要的销售网络收购棉花。1927年，湖北大革命初期，黄帮棉商调集了其在上海的资本1500万两白银，到湖北投资房地产。当时，“四大家”在武汉购置了千栋房产，同时还包括第一纱厂的股票，是当时湖北的第一号资本家。
胡黎明：虽然楚商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商帮文化，但在地方，却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以上海代表的长三角为例，楚商存在着“两高一快”的特征：学历高、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高、成长速度快。
首先，楚商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而且存在于各行各业的管理层中。据上海医疗分会统计，在上海，湖北籍主任以上资历的医师数目已经接近百人，这意味着，上海湖北商会的成员在任何医疗科室，都能找到主任医师会员。虽然湖北人在上海做金融，竞争压力大，但是在当地有一席之地的湖北籍精英群体正在不断扩大。同时，在上海的党政军各界，局级以上干部出现湖北人的比例越来越高。
其次，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湖北企业和创业者越来越多。苏州有天瑞，宁波有波导，杭州有海康威斯，上海有延华智能，湖北人掌控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
最后，楚商的成长速度非常快。每隔一年，你会发现，企业家名片上又多了新项目、新头衔，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来形容再确切不过。 湖北过去一直缺乏重商、尊商、亲商、扶商的文化氛围，即便在本土也没有商帮扎堆的特征。
《支点》：湖北企业家出门就是一条龙，但在本土却大多出现夭折或是长不大的现象，试问，我们应该共同为企业家、商家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成长氛围？
胡黎明：企业最希望政府能够营造的氛围，就是安全。对于企业而言，政府能够把规则讲清楚，告诉企业家们，什么不能做，什么可以做，帮助企业家坚守底线，是最重要的。另外，企业家需要多一些平等的政治待遇。
江黎明：湖北企业的夭折，并不是个案，而是普遍存在于第一代创业家中的现象。
由于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大多数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全凭胆量和直觉创业，所以企业中途夭折十分正常。在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中，除了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其他的几乎都不复存在了。
在湖北，鸿忠书记提出了“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这就是政府为企业家营造的重商氛围。但企业家不能真把自己当“老大”，有几个钱就开始“得瑟”，这样肯定活不长。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汉柜期货交易领风气之先，引进洋厂长、开设企业孵化器开全国先河，湖北商帮敢为人先的特质早已历经历史的验证。
《支点》：商帮精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地区的“软实力”。湖北在很多领域也有值得骄傲的商企拓新故事，但最终没有形成强大的气场，为什么？
常付田：湖北人遇事善于变通，却少了几分坚守。
2005年时，内蒙古的餐饮业都在传说一个叫黄鹤楼的鄂菜品牌，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包括后期进驻内蒙古的湘鄂情、艳阳天等，都是火了一阵，后来就悄无声息地被川菜、湘菜打败。这些企业在内蒙古的失败说明了什么？我个人的思考是，湖北人适应环境的能力非常强，但却非常善变。以餐饮为例，刚去的时候，地道的湖北味儿，慢慢地，和当地菜结合、扩大经营的范围……现在再去，已经完全尝不出湖北味儿了。而正是如此，本来应该成为固定客源的湖北人不去了，而当地人又不适应这种“非正宗”的菜品，这些企业现在就很不景气。
不仅是湖北企业在外地，湖北本地的企业，也有这个特点。历史上，襄棉纺纱十分厉害，在1980年代，襄棉一年的利润就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元，到了后期，襄棉的管理层认为，光纺纱不行，得织布，还要上服装，这样变化太多了之后，企业不堪重负，连年亏损。
如今，社会已经进入了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民营企业能做的，都是过度竞争的行业，如果在过度竞争的行业中还想贪大，做垮的风险就很高。
所以，我们应该在领域内坚守，先做精、做实、做强，然后再做大，这样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企业。
《支点》：楚商精神未来的成长路径是什么？
胡黎明：探寻楚商精神，首先要探寻湖北思想。
在湖北的传统观念中，有轻商思想。我是湖北沙市人，在学生时代，沙市经济比较发达，这里从事服务业的，大部分都是温州人，理发、修鞋、弹棉花……马路上叫的都是浙江口音。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邻居的一个大龄女青年和弹棉花的温州人谈恋爱，被家长说成是“没有出息”，甚至认为“嫁给这种人是不应该的”。在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才是年轻人的正经前途。
现在，我们的观念却有了180°大转弯，认为落后是专注读书的结果。当我们读书时，人家已经开始创业，于是我们输在了起跑线上。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思想产物，但我们应该正视自身的发展路线。一个商帮的兴起，不仅要看历史，而且要看后发优势。
过去20年的发展，造就了浙商、晋商、粤商、闽商等，但同时，我们也累积了自身资源，良好的教育就是我们的最大资本。
楚商不喜欢按规则出牌，这对于日常交流不算是一件好事，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但反过来，这也正是企业家精神中谋变创新的源泉。
我认为，楚商一方面要反思、要批判、要自省，另一方面也应该从自身的特点中找出独到之处，在下一轮的发展中“后发先制”。
《支点》记者 周呈思 罗乐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再生活力，商帮则是民营企业的集合。
作为中国本土特殊的经济形态，商帮的发展对于经济、文化的推动力量不容小觑，从茶古马道到丝绸之路，商帮为中国经济发展史篆刻了一座又一座里程碑。
细察楚地沿革，工商传统厚重。这里有巨贾鄂君启、“商祖”范蠡，这里同样是徽商、晋商等著名商派的重要发展地。
时至近代，楚地又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东方芝加哥”美称誉满四海。
但是，浓厚的历史底蕴并未造就楚商的辉煌，楚商的复兴之路究竟在何方？
首期“思享家圆桌”，本刊请到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所所长、湖北商人和商业史研究专家徐凯希， 广东湖北商会会长、利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黎明，内蒙古湖北商会会长、内蒙古晟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常付田，，以及上海湖北商会会长、延华智能董事长胡黎明，为我们深刻解读楚商精神。
商帮文化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深远，是一个深刻而宏大的话题，并不只关乎某个商业群体的成败兴衰或某种管理制度的优胜劣汰。
《支点》：晋商“诚信进取”，徽商“见利思义、爱国救民”，那么楚商精神是什么？它的特征有哪些？
江黎明：湖北自古人杰地灵，经济富裕，是天下粮仓，也有陶朱公这样的大商家。虽然湖北的天时、地利以及历史背景，都十分适合商帮的成长，但是湖北的商人，没有共同的特征，所以我认为，楚商实际并未成型。
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商，以“抱团”、“共同进退”、“铁钢板一块”“里面鬼打鬼、外面滴水不进”著称，而提到粤商，人们就会想到“低调务实”。
可提到湖北人呢？就只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本意上说，九头鸟是具有智慧的神鸟，但是在形容湖北人时，就成了精明、算计、狡猾，这本不应该是湖北商人的共性与特征。
所以，对于楚商精神，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树立湖北商人的新精神、新形象，政府应该牵头，组织学者、在鄂商人以及外地的楚商，共同提炼楚商精神的优秀特质，并予以传播交流，最终才能形成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楚商精神。
常付田：湖北人骨子里就有一种大气，在全国的接受度都比较高。而且，湖北人不仅有“聪明”，而且有“智慧”，遇事思考全面，凡事三思而后行。其实，在很多地区的商帮中，都有湖北人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另外，湖北人绝对勤劳，楚国有“筚路蓝缕”开创基业的历史，也培养了楚人坚忍不拔的草根精神。所以，湖北人只要走出去，生命力都非常强。
虽然楚商有一些好的特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些不足。湖北人内部感觉并不团结，但楚商精神的树立，不能没有合作。同时，在树立楚商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保留优势，倡导做强弱势，这样才能够将楚商精神进行良好的提炼与发扬。
徐凯希：楚商精神不能够“以汉代楚”，虽然汉商对于楚商的研究至关重要，但是它并不能代替楚商。在沙市、宜昌、樊城，地方商会中也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东西。在汉口，客商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但在二级市场，湖北本地人则更有实力，是研究楚商不可忽略的部分。
汉口的被动开埠是近代楚商兴起之源，一汪水乡渐渐形成了“九省通衢”，张之洞则是近代中部地区工商业繁荣的总导演。
《支点》 ：为什么湖北很早就重新排列“士农工商”的顺序，却没有形成至今在全国仍叫得响的商帮文化？“中国之心”的地理优势为何没有推动楚商像徽商、浙商、晋商等商帮那样扎堆式的走向全国乃至走出国门？
徐凯希：湖北的地理优势，更多的带来了“官办”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张之洞在湖北十几年，对湖北近代工业体系和社会的近代化功不可没，但是，张之洞作为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督，在湖广18年，创办的企业造成了“官强民弱”的局面。
纵观湖北近代建设，每一轮发展都十分依赖国家投资，而当民间资本希望进驻时，却发现许多领域已经被“官办”覆盖，在本土尚且无法立足，又何谈“走出去”？
同时，楚商文化的缺失，一方面由于明清楚商的确没有太大作为，另一方面，我们对楚商的研究有些“厚古薄今”，动不动就爱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楚国。
其实，在清朝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楚商帮派——黄帮。这是一个把湖北和四川联系起来的家族企业，他们通过近百年的家族亲情牵系，开辟了四川和湖北的贸易。
黄帮棉商主要控制湖北的棉花市场，在湖北建立主要的销售网络收购棉花。1927年，湖北大革命初期，黄帮棉商调集了其在上海的资本1500万两白银，到湖北投资房地产。当时，“四大家”在武汉购置了千栋房产，同时还包括第一纱厂的股票，是当时湖北的第一号资本家。
胡黎明：虽然楚商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商帮文化，但在地方，却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以上海代表的长三角为例，楚商存在着“两高一快”的特征：学历高、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高、成长速度快。
首先，楚商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而且存在于各行各业的管理层中。据上海医疗分会统计，在上海，湖北籍主任以上资历的医师数目已经接近百人，这意味着，上海湖北商会的成员在任何医疗科室，都能找到主任医师会员。虽然湖北人在上海做金融，竞争压力大，但是在当地有一席之地的湖北籍精英群体正在不断扩大。同时，在上海的党政军各界，局级以上干部出现湖北人的比例越来越高。
其次，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湖北企业和创业者越来越多。苏州有天瑞，宁波有波导，杭州有海康威斯，上海有延华智能，湖北人掌控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
最后，楚商的成长速度非常快。每隔一年，你会发现，企业家名片上又多了新项目、新头衔，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来形容再确切不过。 湖北过去一直缺乏重商、尊商、亲商、扶商的文化氛围，即便在本土也没有商帮扎堆的特征。
《支点》：湖北企业家出门就是一条龙，但在本土却大多出现夭折或是长不大的现象，试问，我们应该共同为企业家、商家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成长氛围？
胡黎明：企业最希望政府能够营造的氛围，就是安全。对于企业而言，政府能够把规则讲清楚，告诉企业家们，什么不能做，什么可以做，帮助企业家坚守底线，是最重要的。另外，企业家需要多一些平等的政治待遇。
江黎明：湖北企业的夭折，并不是个案，而是普遍存在于第一代创业家中的现象。
由于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大多数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全凭胆量和直觉创业，所以企业中途夭折十分正常。在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中，除了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其他的几乎都不复存在了。
在湖北，鸿忠书记提出了“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这就是政府为企业家营造的重商氛围。但企业家不能真把自己当“老大”，有几个钱就开始“得瑟”，这样肯定活不长。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汉柜期货交易领风气之先，引进洋厂长、开设企业孵化器开全国先河，湖北商帮敢为人先的特质早已历经历史的验证。
《支点》：商帮精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地区的“软实力”。湖北在很多领域也有值得骄傲的商企拓新故事，但最终没有形成强大的气场，为什么？
常付田：湖北人遇事善于变通，却少了几分坚守。
2005年时，内蒙古的餐饮业都在传说一个叫黄鹤楼的鄂菜品牌，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包括后期进驻内蒙古的湘鄂情、艳阳天等，都是火了一阵，后来就悄无声息地被川菜、湘菜打败。这些企业在内蒙古的失败说明了什么？我个人的思考是，湖北人适应环境的能力非常强，但却非常善变。以餐饮为例，刚去的时候，地道的湖北味儿，慢慢地，和当地菜结合、扩大经营的范围……现在再去，已经完全尝不出湖北味儿了。而正是如此，本来应该成为固定客源的湖北人不去了，而当地人又不适应这种“非正宗”的菜品，这些企业现在就很不景气。
不仅是湖北企业在外地，湖北本地的企业，也有这个特点。历史上，襄棉纺纱十分厉害，在1980年代，襄棉一年的利润就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元，到了后期，襄棉的管理层认为，光纺纱不行，得织布，还要上服装，这样变化太多了之后，企业不堪重负，连年亏损。
如今，社会已经进入了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民营企业能做的，都是过度竞争的行业，如果在过度竞争的行业中还想贪大，做垮的风险就很高。
所以，我们应该在领域内坚守，先做精、做实、做强，然后再做大，这样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企业。
《支点》：楚商精神未来的成长路径是什么？
胡黎明：探寻楚商精神，首先要探寻湖北思想。
在湖北的传统观念中，有轻商思想。我是湖北沙市人，在学生时代，沙市经济比较发达，这里从事服务业的，大部分都是温州人，理发、修鞋、弹棉花……马路上叫的都是浙江口音。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邻居的一个大龄女青年和弹棉花的温州人谈恋爱，被家长说成是“没有出息”，甚至认为“嫁给这种人是不应该的”。在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才是年轻人的正经前途。
现在，我们的观念却有了180°大转弯，认为落后是专注读书的结果。当我们读书时，人家已经开始创业，于是我们输在了起跑线上。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思想产物，但我们应该正视自身的发展路线。一个商帮的兴起，不仅要看历史，而且要看后发优势。
过去20年的发展，造就了浙商、晋商、粤商、闽商等，但同时，我们也累积了自身资源，良好的教育就是我们的最大资本。
楚商不喜欢按规则出牌，这对于日常交流不算是一件好事，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但反过来，这也正是企业家精神中谋变创新的源泉。
我认为，楚商一方面要反思、要批判、要自省，另一方面也应该从自身的特点中找出独到之处，在下一轮的发展中“后发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