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爱面子可以类比为“舆论监督”。但是，对于这种简单类比，还需要分析一下。舆论监督活动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是监督者，二是被监督者，两者的身份和角色都非常明确。但在爱面子现象中，被监督者往往比较明确，监督者一般比较模糊。而且，现代舆论监督，主要是公共媒体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而在爱面子的行为中，则体现为生活周围的群众对于某一个人的监督。现代舆论监督针对的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是，爱面子行为，几乎涉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爱面子是现代舆论监督的微缩版，用徐霞客的话说。叫做“具体而形微”。但是，现代舆论监督是否脱胎于爱面子?还是不要乱下结论。
　　从好的方面说，舆论监督可以部分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爱面子也可以防止一个人不符合公共道德地乱来。但是，两者有一个巨大的区别。舆论监督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被监督者是被动的，而爱面子的被监督者带有不少主动成分。因此，爱面子有时候不需要旁人的议论，只需要内心的原则。其导致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一个人在做出个人决定的时候，总是要考虑周围人的看法，不太敢与社会主流意识对着干。
　　从坏的方面看，舆论媒体的发达，不可能天天都在搞监督，大量的时间都在搞八卦，搞一些无聊的东西。因此，在爱面子这一现象中，自然也就出现众口铄金的现象。上个世纪30年代的影星阮玲玉就是在爱面子这种状态下，被舆论杀死的。那些与爱面子配套的造谣、流言、窃窃私语的动作、似有若无的眼神等等，完全可以类比为现代无事生非的狗仔队。
　　在舆论监督领域，有一个概念很重要，那就是公开性。以往的爱面子行为，大多都符合公开性的原则，否则，个人做的事情别人不知道，也谈不上爱面子。为什么爱面子到现代经常被嘲笑呢?因为，公开性原则现在一般只针对公共权力，而对于个人，公开性原则已经被个人隐私所取代。由于有了个人隐私的法定权利，很多个人的事情都不用暴露在别人的目光里，爱面子也就变得没有意义。某种程度上说，在个人行为方面，现代社会公开性的舆论监督原则，基本上已经失去。
　　爱面子变得过时还有一个原因是监督标准的变化。此外。过去社会里，人群流动较少，住在附近的人基本上都互相认识，甚至连祖宗八代都知晓，互相了解底细，使得爱面子和舆论监督容易出现。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大，周围的陌生人远远超过熟悉的人，即便住在对门也不一定认识。这种状况也导致爱面子和舆论监督失去作用。
　　然而，在崇尚自由、保护个人隐私的时代，爱面子作为针对个人的舆论监督，并非一无是处。例如，现代社会容易导致亲情的冷漠，有些人在赡养老人方面做得很差。现代法律只能管到他是否支付赡养费或虐待老人等明文规定的内容。如果子女对于老人只是态度恶劣。但不影响吃饭穿衣，法律并不能起作用。如果这个人没有爱面子的习惯，他很有可能在邻居的鄙视和谴责声中，大义凛然地“虽千万人，吾往矣”，一意孤行地违抗孝敬原则，因为他根本不需要面子，反而可能指责周围人干涉隐私，好管闲事。
　　对于爱面子这一行为，我们现在难以给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说它是好还是坏。过度关注他人的私人行为，把公开性原则推广到所有私人领域，已经不被很多人接受。但是。如果把爱面子作为一种个人自我监督，它还是一个很有益处的事情。
　　虽然现代社会普遍原则已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标准难以统一，但是，爱面子者的自我监督，说明他们坚持着某种个人原则。而且，不管社会普遍原则如何变化或堕落。他们也决心不随波逐流，相信自己的原则是正确的。就凭这份坚持，爱面子的人也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不管社会如何多样化，有些基本原则还是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如果爱面子的人没有自己坚信的原则，只在乎别人的议论，那么，这个多样化的社会，多样化的议论，一定会把他搞得晕头转向，生不如死。
　　过去的爱面子，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公开性原则下，对于个人行为来自外部的舆论监督。现代社会真正的爱面子，更多是来自个人原则的自我监督。虽然自我监督并不一定彻底有效，但是，在个人行为外部监督几乎消失殆尽的局面下，爱面子的自我监督比毫无监督要强得多，否则，一个人很容易变成“不要脸”。
　　需要说明的是，舆论监督对于公共权力并不具有审判权，很多时候只是公众意见的集中导向。爱面子问题也一样。虽然对于个人行为，在最后的底线上，有法律把守大门，但是，很多个人行为并不触犯法律，却触犯群体的道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爱面子作为针对个人的舆论监督，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编辑　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