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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有过多次的大规模撤退，几乎每一个撤退都是由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组织的，只有在中国，一位民营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影响整个民族生命的大撤退
1938年秋末，一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在湖北宜昌进行，负责运输的就是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
1925年10月，时年32岁的重庆人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花8000元购买了一艘小轮船，创立了以航运为主要业务的民生公司。那以前，他参加过同盟会，从事过反清保路运动和五四运动，做过师范学校校长和报社记者、主编。
由于经营得法，民生公司在成立之后，规模便迅速扩大。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
1937年底，卢作孚到武汉不久，国民政府改组。卢作孚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
卢作孚的次子、现任民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说，卢作孚“一反过去不愿担任政治上的职务的决定，接受了这一任命，他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担负起救国的重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遭到严重损失，迁出的工厂不及10％。抢运过程中，民生公司即发挥了重要作用。卢国纪写到：“国难当头的这一年，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而运费，只有平时的一半。”
“民生公司的任务开始了”
1938年秋，武汉也危在旦夕。
10月上旬，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延缓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我的父亲设法拒绝了这个命令，”卢国纪在书中写道，“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绝敌路的做法。”
卢作孚的抗命后来被证明是非常英明的。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时，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多入川人员等待入川。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曾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日军正向宜昌推进。
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10月23日，卢作孚到达宜昌，指挥这场后来被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摆在卢作孚面前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余天的时间内运走。而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整整一年。
早在1937年8月，当卢作孚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参加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时，他就已经给民生公司职工发去了电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这个时候，卢作孚再次发出号召：“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大撤退60多年后，央视的《记忆》曾评价道：“二战期间曾经有过多次的大规模的撤退，几乎每一个撤退都是由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组织，只有在中国，一位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影响整个民族生命的这么一次大撤退。如果没有这次大撤退，中国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卢作孚到宜昌的当天晚上，就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彻夜开会，于次日清晨拿出了抢运方案。卢作孚采取的是“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以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研究室主任赵晓玲向《商务周刊》介绍说，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这样，“川江中水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了，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为了尽快抢送难民和物资，卢作孚还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用以运载轻型物资。
1938年12月，经过20多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了40天之后，宜昌大撤退结束。“这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战前1936年全年的运量。”民生实业公司研究室研究员赵晓铃对本刊说：“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赵晓玲说：“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但是，整个撤退任务并没有结束。”赵晓铃补充道。1939年9月和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湘桂兵工厂和宜昌分别抢运了5000吨和1.6万吨器材到后方。据不完全统计，民生公司从上海、南京、芜湖、武汉和宜昌抢运入川各类物资，仅兵工器材即达16余万吨，航空油弹器材3.35万吨，共计19.6万吨。
关于抗战非常时期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赵晓铃指出，卢作孚始终重视的都是努力实现公司的宗旨，他要求“全体船员行动起来，表现服务精神”。不仅如此，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轮船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37元运费，其他公物收40元，民间器材每吨只收60—80元，这样的运价，只相当平时的1/10。
据说，卢作孚曾经向民生员工们提出的口号：“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
1940年6月，宜昌失守。敌机开始对重庆的疯狂轰炸。由于宜昌抢运的成功，民生公司的船舶和码头设施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1941年8月22日，民生公司“民俗”轮从巴东运送伤病官兵及旅客入川，轮船驶至巫山青石洞，忽遇敌机7架。一番俯冲、扫射后，船被炸沉，250人死亡。
在包括宜昌大撤退在内的抗战初期抢运中，民生公司先后有117人牺牲，76人致残。根据民生公司研究室的资料：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公司总共被炸船舶69艘，厂房2间，栈房1间，办公室13间，码头1座，损失总计价值法币42多亿元。”此外，民生公司还损失了价值3390英镑、1670.2港元、3789.4美元和82451.9缅币（均为当时价值）的五金器材。
1941年9月的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民生公司有30艘轮船抗战有功受到嘉奖。
战需运输与北碚实验
抗战中，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任务绝不仅仅是组织救亡而已。
宜昌大撤退后，大后方的水陆运输面临着缺乏柴油和滇渝线没有公路两大困难。“柴油缺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我的父亲已预见到这一点，并决定建造一批烧煤的船，以代替烧油的船。”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写道。从1938年末开始，还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和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的卢作孚便组织包括民生公司员工在内的大规模人力，开展改造轮船的工作。
滇渝线事关抗战必需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输送的关键问题。通过精心选择，卢作孚决定在四川东部和南部修建两条水陆联运线。据卢国纪讲，那两条水陆联运线是抗战期间大后方的两条极为重要的运输线，也是支撑抗日战争的两条生命线。
1940年7月，卢作孚受命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并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采用著名的运粮“几何计划”，解决了棘手的战时大后方粮食运输问题。
在抗战时期，重庆北碚因迁入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学校和大批居民而被称为“陪都中的陪都”，这里市政建设进展很快，城市功能齐全，该地区文风很盛，民众教育活跃。而此前，卢作孚实际上一直在这里进行社会改革实验。他一贯的观点是：“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1930年代初的两三年里，卢作孚为使北碚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创办了新的科学事业——中国西部科学院、新的教育事业——兼善中学、新的工矿事业——三峡染织工厂和天府煤矿公司，以及新的卫生事业——地方医院。
待到强敌压境之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知名专家学者荟萃北碚，继续他们的科研和教育事业。这一时期，不少重要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在北碚写成或出版，重庆北碚成了一块保存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的“民主的特区”。
抗战之后，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在官僚资本的压制下，依然坚持发展，并将其远洋航线延展到东南亚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两年，在卢作孚组织下，民生公司18艘海外轮船先后回归祖国。而1950年8月10日签署的《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标志着民生公司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
据说，对卢作孚，毛泽东也有一个赞语：“搞交通运输，不要忘记卢作孚。”
1952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二，卢作孚，这位抗战前长江上游最大民营企业的创办者、抗战中“中国工业史上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缔造者，因遭诋毁拉拢腐蚀国家干部，愤而在重庆家中自杀。
卢作孚的孙子，现任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卢铿回忆说：“（祖父的去世）在我的所有的记忆当中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祖父的一份遗物，上面写到：‘愿人人皆为园艺家，把世界建成花园一样’，其他的，我没看到半个铜板。”
1938年秋末，一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在湖北宜昌进行，负责运输的就是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
1925年10月，时年32岁的重庆人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花8000元购买了一艘小轮船，创立了以航运为主要业务的民生公司。那以前，他参加过同盟会，从事过反清保路运动和五四运动，做过师范学校校长和报社记者、主编。
由于经营得法，民生公司在成立之后，规模便迅速扩大。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
1937年底，卢作孚到武汉不久，国民政府改组。卢作孚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
卢作孚的次子、现任民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说，卢作孚“一反过去不愿担任政治上的职务的决定，接受了这一任命，他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担负起救国的重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遭到严重损失，迁出的工厂不及10％。抢运过程中，民生公司即发挥了重要作用。卢国纪写到：“国难当头的这一年，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而运费，只有平时的一半。”
“民生公司的任务开始了”
1938年秋，武汉也危在旦夕。
10月上旬，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延缓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我的父亲设法拒绝了这个命令，”卢国纪在书中写道，“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绝敌路的做法。”
卢作孚的抗命后来被证明是非常英明的。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时，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多入川人员等待入川。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曾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日军正向宜昌推进。
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10月23日，卢作孚到达宜昌，指挥这场后来被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摆在卢作孚面前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余天的时间内运走。而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整整一年。
早在1937年8月，当卢作孚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参加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时，他就已经给民生公司职工发去了电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这个时候，卢作孚再次发出号召：“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大撤退60多年后，央视的《记忆》曾评价道：“二战期间曾经有过多次的大规模的撤退，几乎每一个撤退都是由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组织，只有在中国，一位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影响整个民族生命的这么一次大撤退。如果没有这次大撤退，中国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卢作孚到宜昌的当天晚上，就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彻夜开会，于次日清晨拿出了抢运方案。卢作孚采取的是“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以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研究室主任赵晓玲向《商务周刊》介绍说，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这样，“川江中水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了，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为了尽快抢送难民和物资，卢作孚还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用以运载轻型物资。
1938年12月，经过20多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了40天之后，宜昌大撤退结束。“这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战前1936年全年的运量。”民生实业公司研究室研究员赵晓铃对本刊说：“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赵晓玲说：“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但是，整个撤退任务并没有结束。”赵晓铃补充道。1939年9月和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湘桂兵工厂和宜昌分别抢运了5000吨和1.6万吨器材到后方。据不完全统计，民生公司从上海、南京、芜湖、武汉和宜昌抢运入川各类物资，仅兵工器材即达16余万吨，航空油弹器材3.35万吨，共计19.6万吨。
关于抗战非常时期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赵晓铃指出，卢作孚始终重视的都是努力实现公司的宗旨，他要求“全体船员行动起来，表现服务精神”。不仅如此，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轮船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37元运费，其他公物收40元，民间器材每吨只收60—80元，这样的运价，只相当平时的1/10。
据说，卢作孚曾经向民生员工们提出的口号：“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
1940年6月，宜昌失守。敌机开始对重庆的疯狂轰炸。由于宜昌抢运的成功，民生公司的船舶和码头设施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1941年8月22日，民生公司“民俗”轮从巴东运送伤病官兵及旅客入川，轮船驶至巫山青石洞，忽遇敌机7架。一番俯冲、扫射后，船被炸沉，250人死亡。
在包括宜昌大撤退在内的抗战初期抢运中，民生公司先后有117人牺牲，76人致残。根据民生公司研究室的资料：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公司总共被炸船舶69艘，厂房2间，栈房1间，办公室13间，码头1座，损失总计价值法币42多亿元。”此外，民生公司还损失了价值3390英镑、1670.2港元、3789.4美元和82451.9缅币（均为当时价值）的五金器材。
1941年9月的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民生公司有30艘轮船抗战有功受到嘉奖。
战需运输与北碚实验
抗战中，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任务绝不仅仅是组织救亡而已。
宜昌大撤退后，大后方的水陆运输面临着缺乏柴油和滇渝线没有公路两大困难。“柴油缺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我的父亲已预见到这一点，并决定建造一批烧煤的船，以代替烧油的船。”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写道。从1938年末开始，还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和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的卢作孚便组织包括民生公司员工在内的大规模人力，开展改造轮船的工作。
滇渝线事关抗战必需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输送的关键问题。通过精心选择，卢作孚决定在四川东部和南部修建两条水陆联运线。据卢国纪讲，那两条水陆联运线是抗战期间大后方的两条极为重要的运输线，也是支撑抗日战争的两条生命线。
1940年7月，卢作孚受命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并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采用著名的运粮“几何计划”，解决了棘手的战时大后方粮食运输问题。
在抗战时期，重庆北碚因迁入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学校和大批居民而被称为“陪都中的陪都”，这里市政建设进展很快，城市功能齐全，该地区文风很盛，民众教育活跃。而此前，卢作孚实际上一直在这里进行社会改革实验。他一贯的观点是：“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1930年代初的两三年里，卢作孚为使北碚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创办了新的科学事业——中国西部科学院、新的教育事业——兼善中学、新的工矿事业——三峡染织工厂和天府煤矿公司，以及新的卫生事业——地方医院。
待到强敌压境之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知名专家学者荟萃北碚，继续他们的科研和教育事业。这一时期，不少重要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在北碚写成或出版，重庆北碚成了一块保存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的“民主的特区”。
抗战之后，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在官僚资本的压制下，依然坚持发展，并将其远洋航线延展到东南亚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两年，在卢作孚组织下，民生公司18艘海外轮船先后回归祖国。而1950年8月10日签署的《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标志着民生公司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
据说，对卢作孚，毛泽东也有一个赞语：“搞交通运输，不要忘记卢作孚。”
1952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二，卢作孚，这位抗战前长江上游最大民营企业的创办者、抗战中“中国工业史上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缔造者，因遭诋毁拉拢腐蚀国家干部，愤而在重庆家中自杀。
卢作孚的孙子，现任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卢铿回忆说：“（祖父的去世）在我的所有的记忆当中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祖父的一份遗物，上面写到：‘愿人人皆为园艺家，把世界建成花园一样’，其他的，我没看到半个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