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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既是工商业的繁华之都，又是革命志士、民主战士抗争的场所。五四以来，上海曾汇聚众多热血青年，为争取民主、为民族解放，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这其中有一位人物留在了工商联的史册上，他叫施复亮。
叶村走出一位“非孝”的男孩
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有一个群山环抱、清静自然、风景秀丽的山村。这个小山村叫叶村。1899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施复亮出生在一户农民家庭。施复亮祖籍浙江诸暨，青少年时用名存统。他曾化名为方国昌，用的笔名比较多，主要有伏量，复量，光亮等。9岁那年，他进入私塾，启蒙的是《三字经》、《大学》、《中庸》等书,并能通篇背诵。1910年，他直接进入叶村初等小学二年级读书，各科成绩颇优。按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1915年施存统进县城长山高等小学读书。在长山高等小学，他学业分数以国文为第一。1917年19岁时，他投奔在杭州当营长的大舅，在大舅家住了半年。那年夏天，他考取位于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在一师，施存统思想有几次变化，起先想做军官的他却想成为教育家。后来读了《进化》和《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等书，深受“真自由、真平等”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想成为思想家。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以及各种新思潮渗入江浙一带，也渗入一师。一师校长经亨颐颇有远见，提倡新思想、赞赏白话文。教师中有誉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沈次九，都是新派。这时，施存统与后来成为中共和青年团早期发起人和领导人的俞秀松，与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即夏衍）等进步青年过往甚密，他们一起读《新青年》，共同创办宣传新思想，倡导新文化的《浙江新潮》。
1919年春，施存统的母亲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导致双目失明，兼患其它疾病。父亲非但没有为她医治，而且时常打骂和虐待其母。其母去世时年仅45岁，这对施存统的刺激很大，他苦苦思索，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我爱母亲，可是父亲虐待母亲；我要对母亲尽孝，就要反对父亲；可是，对父亲同样要尽孝，我又不能反对他。他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一挥而就写成了《非孝》一文，发表于《浙江新潮》。此文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舆论哗然，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引起轰动杭州的“一师风潮”。校长辞职，施存统被迫离开学校，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他被称为是“非孝”的男孩。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最早的团中央书记
正当《非孝》遭到传统势力抨击时，陈独秀在1920年1月《新青年》上发表了随感录，赞叹《浙江新潮》以及《非孝》一文。离开学校的施存统与俞秀松、傅彬然等同赴北平参加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是五四时期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汇合而成，并付诸于实践的一个学生团体。这个团体的目标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起先，这些学生憧憬着“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他们开办食堂、放电影和洗衣服，精神上非常快乐。但经济毕竟是维持生活的基础，有限的募集款用尽之后，原本不切实际的具体问题暴露无遗，团员之间矛盾和裂痕渐渐显露。3个月以后，工读互助团难以为继，无奈之下，只能解散。
1920年3月下旬，施存统来到上海，他没能进工厂做工，而是与陈独秀、戴季陶等人频繁接触。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组织的星期评论社有他的身影，陈独秀组织在澄衷中学举行的“五一”纪念大会，他是参加者。陈独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是成员之一。施存统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并有幸参与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的创建，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同年6月,施存统受戴季陶资助赴日本养病和留学，在东京，他仅用了半年时间基本克服了语言障碍。从1921年1月起，他就开始大量翻译日文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寄往国内报刊分期发表，仅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刊登的就有北泽新次郎著《劳动问题》，河上肇的《社会主义底进化》，山川均的《现代文明底经济基础》，植田好太郎的《劳动运动底和组合运动底进化》。他同时还发表了《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文。这些著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日本，施存统除译著文外，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与周佛海组成“共产党日本小组”，并担任小组负责人，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按理施存统作为“共产党日本小组”负责人出席会议，因周佛海长时间没有回国，施存统照顾周佛海而推荐他为出席会议代表。施存统错过了铭刻在中共历史丰碑的机遇。此后，施存统在东京发展了后来成为农民运动领袖的彭湃等十多人加入中共组织。同年12月，他因参与日本共产党人活动被捕，关押十多天，1922年1月，被驱逐回国。
回国以后，党组织派施存统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当时上海、北平、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团组织。由于建团初期，团员成分复杂、组织不健全，没有开展活动，处于“无形停顿”状态。经过施存统等人的重新登记和整顿，健全了各地团组织，于同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施存统化名方国昌。而这个方国昌被推选为团中央书记。此后，方国昌除主持繁重的团务工作以外，还主编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组织领导“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声援“二七”大罢工、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对曹锟贿选和反对张国焘运动等。直至1923年8月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团代会，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他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辞去团中央书记职务，但仍保留团中央执行委员。建团初期这一年多的历史，为青年运动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改名为施复亮从疾行的列车上掉了下来
就在第二次团代会召开前夕，施存统受聘于上海大学讲授“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史”等。当时的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新型革命大学，上海大学的前身为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在闸北青岛路弄内。辞去团中央书记以后，他一边著文，一边在上海大学讲学。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认识了中共党员学生钟复光，二人经常讨论国家大事，逐渐相识相知相爱，恋人叫“复光”，施存统为此改名为“复亮”。1926年春，这对师生兼挚友在上海结为夫妇。此时，施28岁，钟24岁。钟复光的“光”照亮了他的心扉，他写了一首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进，还怕那桩。”从那时起，施复亮的名字便见诸于各种场合。婚后半年，施复亮赴广州，在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授“政治经济学”。1927年2月，随广州政府迁至武汉，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教官，后任政治部主任。
同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不久汪精卫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声称“宁汉合作”，实行清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惨重失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所有的革命者都受到了考验。引施复亮以为终身恨事的是在革命转折的关键时刻，他彷徨苦闷，不知何去何从。他在武昌家中隐居，写了一篇《悲痛中的自白》，脱离了党，铸成了他以后经常悔恨的错误。正如胡厥文、胡子昂、孙晓村等合著的《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施复亮同志》一文中所形容的，他从疾行的列车上掉了下来。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从事民主运动
历史往往使人浮想联翩。如果施存统没有照顾周佛海，自己参加了中共“一大”，此时此刻，或许他的名字已经广为流传，铭刻在中共历史的丰碑；如果施复亮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坚强挺过来，没有写《悲痛中的自白》，或许他早已损命于天际；或许他逃过一劫，成为革命领袖……错过就错过了，历史没有如果。
1928年以后，施复亮辗转于上海、北京、广西等地，在北师大、北大、民国大学讲授《资本论》等课程。一度回到金华老家“半耕半读”，1933年、1935年 2次赴日本，研究方向也渐渐转移到经济学、社会学。他的《经济学大纲》、《财政学大纲》、《中国现代经济史》在这一时期问世。
但是，施复亮有着被人记住的地方。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心灵交织和坎坷人生磨难之后，1940年施复亮随民生印刷厂（后改名为南方印书馆）迁往重庆，他们夫妇俩居住在重庆南山区。就在那一年8月22日，他的幼子，后来成为人民音乐家，以《祝酒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响遍祖国大地、留在新中国音乐史上的作曲家施光南出生于重庆南山区，人们都以施复亮夫妇有这么一位优秀的儿子而自豪。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印书馆人事变动，施复亮夫妇被迫离职。失业后的施复亮度日艰难，儿子施光南还不满一岁。有人劝说施复亮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混混饭吃。他说：“宁愿饿肚子，不投蒋介石。后经胡子昂介绍，任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编辑《四川经济季刊》。民建上海市委老领导董幼娴大姐曾有一篇回忆施复亮先生的文章，回忆她大学毕业后在施复亮领导的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3年的往事。在她印象里，施先生是一位“为人直爽、待人热情、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含糊”的长者。
抗战胜利后，施复亮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参加民主建国会的筹建，当选为常务理事，成为在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名噪一时的战士。1946年2月12日，施复亮在重庆较口事件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毒打以至脑震荡，值得指出的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施复亮是受伤最重的一位。他在医院、在伤痛中口述，让夫人钟复光笔录，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愤怒的抗议》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残暴。他在文中指出：“我对于这种事实，不能不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我们个人是被打了，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要向着我们所相信的方向进行的。”周恩来、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在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就赶往医院慰问了施复亮等人.
施复亮出院后，重庆的空气十分紧张，《新华日报》社被捣毁。蒋介石已策划发动全面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受到镇压，民主人士受到监视。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同志提议施复亮迅速离开重庆以免受到迫害。5月，施复亮与新华社的一些同志乘飞机迁往上海。施复亮在上海想找个工作维持生活，但是国民党教育部已密令全国各学校，不准聘用施复亮任教。其间，施复亮曾去主编《京沪月刊》，但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有反对蒋介石的内容而被辞绝了。施复亮没有工作，甚至连住房也没有着落。这时候，一位名叫周庚的中共地下党员帮助了施复亮，请他家人搬到他的家中居住，施复亮为此非常感谢这位在困难中接济他的人。
1948年他转道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建。1949年9月，施复亮出席新政协会议，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不久，施复亮出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说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位曾经在建党初期和民主革命时期做出功绩的民主战士。
与工商联的渊源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开创者
同样，施复亮也被工商联的历史所铭记。施复亮是经济学专家，发挥经济理论特长，在担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期间，他主持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条例》。
1951年3月31日，他应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会邀请，在上海向上千名工商界人士作了《关于劳动保险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详解了条例和实施细则出台背景以及劳动保险的基本原则，当时的《劳动保险条例》，资方和资方代理人不在范围之内，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纷纷写信到劳动部，反映这一情况。施复亮解释道：资方代理人不在劳动保险条例所规定的适用范围以内。资方代理人不享受劳动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劳动待遇，其理由与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完全不同，希望各企业的资方代理人不要因为自己不享受此种劳保待遇而发生误会。他说：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与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已经不同了。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无论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最近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都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抗美援朝的示威大游行，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自觉自发地参加各种工作。这是由于大多数工商业者已经开始认识工商业者的出路与全国人民的出路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出路就是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稳步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唯一可走的道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前途。这个前途不但不可怕，而且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不但在今天是有利，就是十多年二十年后转向社会主义的时候也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政权的构成部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都有代表参加，工商界有自己的组织——工商联和各行业同业公会，还有自己的政治团体，积极参加政府工作，拥护并执行政府政策。只要能遵守共同纲领，资方代理人与工人阶级同样光荣，不过所担任的工作和参加的组织不同罢了。资方代理人在符合全国人民总利益的大原则下，在遵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之下，适当地代表资方说话，保障资方利益，经营企业，争取发展，这是应该的。资方代理人必须把企业经营好，才能提高投资人的信心，鼓励投资人的投资，才能累积资金，发展企业。今天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资方代理人不享受此种劳保待遇，这不是说资方代理人有什么不对，也不是说资方代理人的地位是不光荣的。因为今天劳动保险条例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护雇佣劳动者，而且目前还在重点试行时期，同时政府对于资方代理人的权利，也是照顾到的。资方代理人的劳保待遇，可以用契约方式加以规定。施复亮建议：资方代理人应得红利的比例在百分之六十的红利中提出百分之十或十五，由股东会或董事加以规定。这种规定对于资方代理人的权利给予了保障。
演讲中，施复亮特别强调工商界应该与工会配合，共同做好劳动保障工作。有意思的是他把劳动保障工作比作革命工作。他说：“最困难的工作是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三十年成功了，其他事情还有比革命工作更困难吗？”此时此刻的施复亮，尽管是民主人士，但仍然流露出他这个早期革命者的情怀。
1952年，他参加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会，1953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他担任全联执委，之后10多年，他一直与工商联有着真真切切的联系。
作为劳动部第一副部长，施复亮严以律己。他烟酒不沾，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多余的钱参加储蓄，一旦公益事业需要，马上慷慨解囊。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捐款1145000元（旧币），河北水灾捐款2000元，支持家乡办学捐助2000元，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由于长期写作和开会，劳累过度，因病在家休养，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施复亮很少参加活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1970年11月施复亮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精彩、曲折、跌宕起伏的七十一年人生之路。
叶村走出一位“非孝”的男孩
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有一个群山环抱、清静自然、风景秀丽的山村。这个小山村叫叶村。1899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施复亮出生在一户农民家庭。施复亮祖籍浙江诸暨，青少年时用名存统。他曾化名为方国昌，用的笔名比较多，主要有伏量，复量，光亮等。9岁那年，他进入私塾，启蒙的是《三字经》、《大学》、《中庸》等书,并能通篇背诵。1910年，他直接进入叶村初等小学二年级读书，各科成绩颇优。按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1915年施存统进县城长山高等小学读书。在长山高等小学，他学业分数以国文为第一。1917年19岁时，他投奔在杭州当营长的大舅，在大舅家住了半年。那年夏天，他考取位于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在一师，施存统思想有几次变化，起先想做军官的他却想成为教育家。后来读了《进化》和《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等书，深受“真自由、真平等”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想成为思想家。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以及各种新思潮渗入江浙一带，也渗入一师。一师校长经亨颐颇有远见，提倡新思想、赞赏白话文。教师中有誉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沈次九，都是新派。这时，施存统与后来成为中共和青年团早期发起人和领导人的俞秀松，与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即夏衍）等进步青年过往甚密，他们一起读《新青年》，共同创办宣传新思想，倡导新文化的《浙江新潮》。
1919年春，施存统的母亲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导致双目失明，兼患其它疾病。父亲非但没有为她医治，而且时常打骂和虐待其母。其母去世时年仅45岁，这对施存统的刺激很大，他苦苦思索，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我爱母亲，可是父亲虐待母亲；我要对母亲尽孝，就要反对父亲；可是，对父亲同样要尽孝，我又不能反对他。他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一挥而就写成了《非孝》一文，发表于《浙江新潮》。此文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舆论哗然，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引起轰动杭州的“一师风潮”。校长辞职，施存统被迫离开学校，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他被称为是“非孝”的男孩。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最早的团中央书记
正当《非孝》遭到传统势力抨击时，陈独秀在1920年1月《新青年》上发表了随感录，赞叹《浙江新潮》以及《非孝》一文。离开学校的施存统与俞秀松、傅彬然等同赴北平参加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是五四时期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汇合而成，并付诸于实践的一个学生团体。这个团体的目标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起先，这些学生憧憬着“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他们开办食堂、放电影和洗衣服，精神上非常快乐。但经济毕竟是维持生活的基础，有限的募集款用尽之后，原本不切实际的具体问题暴露无遗，团员之间矛盾和裂痕渐渐显露。3个月以后，工读互助团难以为继，无奈之下，只能解散。
1920年3月下旬，施存统来到上海，他没能进工厂做工，而是与陈独秀、戴季陶等人频繁接触。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组织的星期评论社有他的身影，陈独秀组织在澄衷中学举行的“五一”纪念大会，他是参加者。陈独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是成员之一。施存统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并有幸参与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的创建，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同年6月,施存统受戴季陶资助赴日本养病和留学，在东京，他仅用了半年时间基本克服了语言障碍。从1921年1月起，他就开始大量翻译日文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寄往国内报刊分期发表，仅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刊登的就有北泽新次郎著《劳动问题》，河上肇的《社会主义底进化》，山川均的《现代文明底经济基础》，植田好太郎的《劳动运动底和组合运动底进化》。他同时还发表了《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文。这些著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日本，施存统除译著文外，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与周佛海组成“共产党日本小组”，并担任小组负责人，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按理施存统作为“共产党日本小组”负责人出席会议，因周佛海长时间没有回国，施存统照顾周佛海而推荐他为出席会议代表。施存统错过了铭刻在中共历史丰碑的机遇。此后，施存统在东京发展了后来成为农民运动领袖的彭湃等十多人加入中共组织。同年12月，他因参与日本共产党人活动被捕，关押十多天，1922年1月，被驱逐回国。
回国以后，党组织派施存统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当时上海、北平、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团组织。由于建团初期，团员成分复杂、组织不健全，没有开展活动，处于“无形停顿”状态。经过施存统等人的重新登记和整顿，健全了各地团组织，于同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施存统化名方国昌。而这个方国昌被推选为团中央书记。此后，方国昌除主持繁重的团务工作以外，还主编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组织领导“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声援“二七”大罢工、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对曹锟贿选和反对张国焘运动等。直至1923年8月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团代会，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他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辞去团中央书记职务，但仍保留团中央执行委员。建团初期这一年多的历史，为青年运动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改名为施复亮从疾行的列车上掉了下来
就在第二次团代会召开前夕，施存统受聘于上海大学讲授“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史”等。当时的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新型革命大学，上海大学的前身为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在闸北青岛路弄内。辞去团中央书记以后，他一边著文，一边在上海大学讲学。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认识了中共党员学生钟复光，二人经常讨论国家大事，逐渐相识相知相爱，恋人叫“复光”，施存统为此改名为“复亮”。1926年春，这对师生兼挚友在上海结为夫妇。此时，施28岁，钟24岁。钟复光的“光”照亮了他的心扉，他写了一首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进，还怕那桩。”从那时起，施复亮的名字便见诸于各种场合。婚后半年，施复亮赴广州，在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授“政治经济学”。1927年2月，随广州政府迁至武汉，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教官，后任政治部主任。
同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不久汪精卫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声称“宁汉合作”，实行清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惨重失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所有的革命者都受到了考验。引施复亮以为终身恨事的是在革命转折的关键时刻，他彷徨苦闷，不知何去何从。他在武昌家中隐居，写了一篇《悲痛中的自白》，脱离了党，铸成了他以后经常悔恨的错误。正如胡厥文、胡子昂、孙晓村等合著的《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施复亮同志》一文中所形容的，他从疾行的列车上掉了下来。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从事民主运动
历史往往使人浮想联翩。如果施存统没有照顾周佛海，自己参加了中共“一大”，此时此刻，或许他的名字已经广为流传，铭刻在中共历史的丰碑；如果施复亮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坚强挺过来，没有写《悲痛中的自白》，或许他早已损命于天际；或许他逃过一劫，成为革命领袖……错过就错过了，历史没有如果。
1928年以后，施复亮辗转于上海、北京、广西等地，在北师大、北大、民国大学讲授《资本论》等课程。一度回到金华老家“半耕半读”，1933年、1935年 2次赴日本，研究方向也渐渐转移到经济学、社会学。他的《经济学大纲》、《财政学大纲》、《中国现代经济史》在这一时期问世。
但是，施复亮有着被人记住的地方。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心灵交织和坎坷人生磨难之后，1940年施复亮随民生印刷厂（后改名为南方印书馆）迁往重庆，他们夫妇俩居住在重庆南山区。就在那一年8月22日，他的幼子，后来成为人民音乐家，以《祝酒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响遍祖国大地、留在新中国音乐史上的作曲家施光南出生于重庆南山区，人们都以施复亮夫妇有这么一位优秀的儿子而自豪。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印书馆人事变动，施复亮夫妇被迫离职。失业后的施复亮度日艰难，儿子施光南还不满一岁。有人劝说施复亮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混混饭吃。他说：“宁愿饿肚子，不投蒋介石。后经胡子昂介绍，任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编辑《四川经济季刊》。民建上海市委老领导董幼娴大姐曾有一篇回忆施复亮先生的文章，回忆她大学毕业后在施复亮领导的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3年的往事。在她印象里，施先生是一位“为人直爽、待人热情、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含糊”的长者。
抗战胜利后，施复亮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参加民主建国会的筹建，当选为常务理事，成为在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名噪一时的战士。1946年2月12日，施复亮在重庆较口事件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毒打以至脑震荡，值得指出的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施复亮是受伤最重的一位。他在医院、在伤痛中口述，让夫人钟复光笔录，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愤怒的抗议》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残暴。他在文中指出：“我对于这种事实，不能不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我们个人是被打了，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要向着我们所相信的方向进行的。”周恩来、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在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就赶往医院慰问了施复亮等人.
施复亮出院后，重庆的空气十分紧张，《新华日报》社被捣毁。蒋介石已策划发动全面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受到镇压，民主人士受到监视。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同志提议施复亮迅速离开重庆以免受到迫害。5月，施复亮与新华社的一些同志乘飞机迁往上海。施复亮在上海想找个工作维持生活，但是国民党教育部已密令全国各学校，不准聘用施复亮任教。其间，施复亮曾去主编《京沪月刊》，但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有反对蒋介石的内容而被辞绝了。施复亮没有工作，甚至连住房也没有着落。这时候，一位名叫周庚的中共地下党员帮助了施复亮，请他家人搬到他的家中居住，施复亮为此非常感谢这位在困难中接济他的人。
1948年他转道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建。1949年9月，施复亮出席新政协会议，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不久，施复亮出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说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位曾经在建党初期和民主革命时期做出功绩的民主战士。
与工商联的渊源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开创者
同样，施复亮也被工商联的历史所铭记。施复亮是经济学专家，发挥经济理论特长，在担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期间，他主持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条例》。
1951年3月31日，他应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会邀请，在上海向上千名工商界人士作了《关于劳动保险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详解了条例和实施细则出台背景以及劳动保险的基本原则，当时的《劳动保险条例》，资方和资方代理人不在范围之内，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纷纷写信到劳动部，反映这一情况。施复亮解释道：资方代理人不在劳动保险条例所规定的适用范围以内。资方代理人不享受劳动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劳动待遇，其理由与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完全不同，希望各企业的资方代理人不要因为自己不享受此种劳保待遇而发生误会。他说：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与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已经不同了。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无论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最近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都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抗美援朝的示威大游行，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自觉自发地参加各种工作。这是由于大多数工商业者已经开始认识工商业者的出路与全国人民的出路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出路就是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稳步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唯一可走的道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前途。这个前途不但不可怕，而且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不但在今天是有利，就是十多年二十年后转向社会主义的时候也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政权的构成部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都有代表参加，工商界有自己的组织——工商联和各行业同业公会，还有自己的政治团体，积极参加政府工作，拥护并执行政府政策。只要能遵守共同纲领，资方代理人与工人阶级同样光荣，不过所担任的工作和参加的组织不同罢了。资方代理人在符合全国人民总利益的大原则下，在遵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之下，适当地代表资方说话，保障资方利益，经营企业，争取发展，这是应该的。资方代理人必须把企业经营好，才能提高投资人的信心，鼓励投资人的投资，才能累积资金，发展企业。今天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资方代理人不享受此种劳保待遇，这不是说资方代理人有什么不对，也不是说资方代理人的地位是不光荣的。因为今天劳动保险条例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护雇佣劳动者，而且目前还在重点试行时期，同时政府对于资方代理人的权利，也是照顾到的。资方代理人的劳保待遇，可以用契约方式加以规定。施复亮建议：资方代理人应得红利的比例在百分之六十的红利中提出百分之十或十五，由股东会或董事加以规定。这种规定对于资方代理人的权利给予了保障。
演讲中，施复亮特别强调工商界应该与工会配合，共同做好劳动保障工作。有意思的是他把劳动保障工作比作革命工作。他说：“最困难的工作是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三十年成功了，其他事情还有比革命工作更困难吗？”此时此刻的施复亮，尽管是民主人士，但仍然流露出他这个早期革命者的情怀。
1952年，他参加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会，1953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他担任全联执委，之后10多年，他一直与工商联有着真真切切的联系。
作为劳动部第一副部长，施复亮严以律己。他烟酒不沾，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多余的钱参加储蓄，一旦公益事业需要，马上慷慨解囊。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捐款1145000元（旧币），河北水灾捐款2000元，支持家乡办学捐助2000元，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由于长期写作和开会，劳累过度，因病在家休养，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施复亮很少参加活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1970年11月施复亮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精彩、曲折、跌宕起伏的七十一年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