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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私人高利贷有质库、质举、举贷等多种形式，政府规定的贷款月利率为4%～6%，但实际贷款利率相差很大，相当多的远远超过政府规定上限。唐代私人借贷法律较为完备，借贷文契较为规范，政府禁止郡县官僚放贷取利、禁止“驱良人为奴婢抵债”及在“寄附部人”内部放贷，禁止贷款利息超过本金两倍，并规定负债违契应处笞、杖刑。借贷文契的规范与借贷法规的完备，展示了唐代货币借贷经济发展的趋势，已开了两宋文书契约经济发展的前河。
私人高利贷的形式
质库
亦称收质、纳质，收质放贷的商铺称为“质柜”、“柜坊”、“僦柜”，与后世的当铺相仿。贷者先将质物送交质柜得钱，约期还本付息，再取回质物。所借本金称为“母钱”，利息称为“子钱”，付息还本后再取回货物，史书上称为“僦柜质钱”。
《资治通鉴》卷227胡三省注称：“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由此可知，唐时经营货币兑换的柜坊很多就是经营这种高利贷的，“以物质钱”则说明了僦柜“质库”的基本特点。
中唐时期，私人高利贷规模已非常庞大，柜坊往往成为政府出现财政危机时紧急借贷的对象。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二月，朝廷“借商人钱”时，就曾“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其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结果使得“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资治通鉴》第227卷）。收质放贷队伍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质举
这是一种需要提供物品押贴的民间借贷方式，它与质库不同，抵押品不需要交给放债人保管，而是借债人与高利贷主约定以特定物品作为抵押，将来不能偿还贷款时，由放债人收取该抵押品作偿。
唐代借债人的质押物，首先是宅舍。如《太平广记》第172卷所载楚州淮阴农“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即是以宅舍质押的例证。元和四年三月，宪宗诏令京兆尹访魏征子孙，报知魏征故居已“质卖更数姓，析为九家”，宪宗令“出内库钱二百万赎之”（《唐会要》第45卷）。魏征故居移入他人之手，就由于以房舍抵押借贷无力偿还造成的。名臣段秀实的义坊诸院，到宣宗时也“典在人”，宣宗特“赐庄宅钱收赎”（《长安志》第7卷崇义坊条）。宰相之孙杜牧祖传“屋三十间，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樊川文集》第16卷《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可见质举借贷，已成为官僚、贵族门庭衰落时常用的借贷方式，宅舍是他们常用的抵押品。
其次，是田地。按照均田制推行时期的政府规定，田地不得抵押借贷。唐初政府一再申告：“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通典》第2卷）但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商品货币经济的抬头，土地买卖越来越频繁，中唐以后以田地抵押借贷已成为很常见的现象。贞元中，卢群拜滑郑节度使，将寓居郑州时质典的良田文契“分付所管令长，令召还本主，时论称美”（《旧唐书·卢群传》）。那些田主显然是以田地抵押借贷，无力偿还后田地遂归节度使卢群所有。
再次，是牛羊、粮食等等。小自耕农借贷时由于不动产不足，往往用牛羊、粮食等质举借贷。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甚至还有贫民以衣物为抵押品的借贷文契。
举贷
亦称举放、出举，是由保证人担保的举贷方式，当时也颇为流行。唐代借贷文契中一般都写明，放贷人“用钱追索之日”举钱人“索即须还”，如果无力偿付且无物品抵偿，便“一仰妻儿、保人”，必须由妻子或者保人代偿，以保证贷金按期收回。
借贷利率
唐朝政府对民间私人借贷的利息，先后有过不同的规定，一般规定月利率为4%～6%。
《唐六典》卷6比部郎中员外郎条注：“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踰五分。出息债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官不理。”规定最高月利息率为5%，如果利息超过本金后再计息索债，或者计复利（民间称驴打滚利），政府不予保护。
日本学者仁井田陞著《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辑录令文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收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限定民间借贷依凭私契，可以自由议价，但是月利不得超过6%，最高偿还额为借款本钱的一倍。
到唐代中后期，随着“钱重物轻”趋势的加剧，高利贷利率日渐上升，政府为此又作了许多限制性的规定，试图限制民间借贷利率的飚升。开元二十五年户部格：“天下私举质，宜肆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宋刑统》第26卷引文）同时还规定：“诸出举，两情合同私契，取利过正条者，任人纠告，利物并入纠人。”规定私人借贷月利4%，官府贷款月利5%，超过借贷文契约定利率收取利息的，借债人可以举报，贷款人多收的将判给举报人。开元后，政府又多次申述过“肆分收利”的规定。
唐代政府规定的民间借贷年利率高达48%～72%，远远高出一般农户借款生产的收益水平，是典型的高利贷。从吐鲁番出土的私人借贷文书看，唐代民间借贷利率主要由借、贷双方约定，政府规定形同虚设。显庆五年张利富举钱契书明“举取银钱拾文，月别生利钱壹文”（仁井田陞著《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为月利1%，比令文规定低了很多。大谷1036号文书书明“柒（分）生利”（王永兴著《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按注》第908页），即月利7%，比令文规定的高出许多。伯3453文书写明贷生绢一疋、绵绫一疋，利息正好两疋（《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按注》第915页），利息与本金相当。
总之，唐代政府多次颁令，规定私人借贷利息率为月利四分、五分、六分不等，但是民间实际借贷利率从月利一分到七分，与政府令文规定出入颇多。政府规定利息“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但据太和年间调查，两京举债人有利息超过本金十倍以上的（《唐会要》第93卷），有的民间高利贷甚至绵延数代，“主保既无，资产亦竭”（《文苑英华》第422卷《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负债者已经破家亡产。
民间借贷文契
唐代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活跃，经济活动中的契约文书逐渐普及，民间借贷一般也都有借贷文契。借贷文契不仅是贷主据以收本取息的依据，而且是发生借贷纠纷时官府勘断的证明，一般要求款项分明，不生歧义。长庆四年三月，朝廷规定借贷事项“在三十年前”，如果“主保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宋刑统》第26卷引《唐长庆四月三月三日制》），实际上规定了政府法律保障文契的有效时限。
从内容上看，一般的借贷文契都包括：（1）举钱时间；（2）举钱人名姓藉贯；（3）贷钱人名姓籍贯；（4）举钱数量、利率、偿还期限；（5）抵押或纳质物品。最后是贷钱人、举钱人、保人、证明人（知见人）的签名和指押。至于文契上的“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两和立契，画指为信”等语，则是当时文契上的一般套语。
西州是唐代经略西域的战略要地，崇化乡与敦煌县“从化乡”等乡名类似，都有“归化”、“慕化”的含义，有大量的归朝入籍的粟特人居住。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新唐书·西域传下》），有着经商逐利的传统，私人高利贷活动一直很活跃。与他们杂处的汉户富商左憧憙承其流风，也精于逐利，从其墓中发掘出来的举钱文契不止一份，一份文书中还记载他曾一次被盗银钱五百文，可见是一个职业放贷的富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都不铸造银币，西州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波斯银币作为区域主币流通，郑海石举贷的所谓“银钱”即波斯银币。
这份文契中“若郑延引不还左钱，任左牵掣郑家资杂物”的协定，来源于当时的相关法律规定。《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告官听断。若不告官司而强牵掣财物若奴婢畜产过本契者，坐赃论。”按照这一规定，负债不还需要取资物抵偿的，应当向政府举告裁决。如果在未经政府裁决的情况下，取物超过文契约定的本息，则比照犯赃论罪，所以文契中特意写明如举钱人无力偿还，贷款人有权自行取物抵偿。唐代可以抵债的资物，不仅仅包括家畜、田产、物产，还包括私有的奴婢。这份借契不仅约定，如约期不能偿债任由贷钱人取物抵债，还约定所取物产不交当年的资产税（即“庸”）。如果举钱人无力偿付，也没有资物可取，妻儿、保人则应代偿。
私人借贷的有关规定
禁止郡县官僚放贷取利
天宝九载十二月敕：“郡县官僚，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自今已后，更有此色，并追人影认一匹以上，其放债官先解见任，物仍纳官，有剩利者，准法处分。”（《唐会要》第69卷《县令》）敕文规定郡县官僚不得放贷取利，否则免职处分的同时没收放贷利得，并罚绢一匹。这道禁敕的本意，在于限制郡县官僚“割剥黎庶”。但是，放贷取利是各级官僚猎取货币的重要途径，不少官僚出资委派专人放贷，一纸禁令很难根绝。有唐一代，尽管政府明令禁止，各级官吏仍是一支实力雄厚的放贷生力军。
禁止“驱良人为奴婢抵债”
唐律禁止“驱良人为奴婢抵债”，规定如将良人作为奴婢质押，则判流刑。《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减一等。”唐律规定良人自卖为奴婢者判流刑，以良人为奴婢抵债者比照自卖为奴婢定罪，但流放里程要减三等。如果知道是良人仍然质抵放贷，仍处流刑。这些规定的本意，在于保证国家役税户（良人）不因质债而减少。
唐律规定举钱人无力偿还时，可以庸工代酬，即“计庸以当其值”。《唐律疏议·杂律疏议》称：“计庸以当债值，谓计一日三尺之庸，累折酬其值。”明确了庸工代酬的计价标准。
负债违契，应处笞、杖刑
《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且逾期二十日以上的，判“笞二十”，再超过二十日加笞二十，但最高判“杖六十”。负债到三十匹，同等逾期时间则刑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唐律同时规定，负债违契者判笞、杖刑后，仍然“各令备偿”，即官府勒令欠债人全额偿付。
禁止计复利及违法高利放贷
长安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敕：“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并法外生利，仍令州县严加禁断。”（《唐会要》卷88《杂录》）开元二十五年，朝廷重申此令。民间借贷利率本已很高，若回利作本（计复利），则利息支付数额将更为庞大，所以政府严禁计复利牟取暴利。唐朝政府多次下文约束民间借贷利率，禁止“法外生利”，但事实上民间借贷利率相差较大，超过法定利率上限的不少。
禁止在“寄附部人”内部放贷
唐朝有大量归附内迁的少数民族部族，政府严禁这些“寄附部人”内部放贷。《唐会要》第88卷《杂录》称：“应天下诸州县官，寄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唐时还禁止“寄附部人”、商胡出境到“蕃部”贸易和借贷。敦煌遗书《唐户部格残卷》载垂拱元年（685）八月二十八日敕：“诸蕃商胡，若有驱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搦。”物资赏赐是唐朝羁笼络“寄附部人”的主要手段，限制寄附部人放贷及贸易的目的，在于强化这种笼络作用，也防止大量禁止入蕃的物资流入周边蕃部。在禁止“寄附部人”内部放债及入蕃贸易的同时，也就禁止了寄附部人的入蕃借贷。
禁止子弟未经宗长同意私自质举借贷
唐律规定，未独立成户的子弟质举借钱，必须有宗长同署文契。开元二十五年，政府规定如“诸家长在”，子孙弟媳等不得将奴婢、六畜、田宅及其他财物“不告家长”私自质押，也不得私卖田宅。如要抵押举钱，必须获得地方政府确认，否则抵押无效，放贷人“钱没不追”（《唐会要》第88卷《杂录》）。元和五年十一月敕文进一步规定，如果“子弟凶恶，不告家长，私举公私钱，无尊长同署文书”，则放贷人（举钱主）和保人都应判“笞二十”，并与举钱人均摊交纳借钱本息（《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
禁止利息超过本金两倍
唐代政府规定，私债延续十年以上，利息超过本金两倍，如果举钱人及保人死亡，且没有留下家产，则政府可以裁决免债（《唐会要》第88卷《杂录》）。太和中，政府曾大规模地赦免过利息超过本金三至十倍的官高利贷，私人高利贷可能也要求相应捐免，所以上引郑海石举钱契中特意写明“公私债券停征，此物不在停限。”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这些规定多数具文虚设，私人高利贷利息超过本金两倍仍催取不息的不在少数。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私人高利贷的形式
质库
亦称收质、纳质，收质放贷的商铺称为“质柜”、“柜坊”、“僦柜”，与后世的当铺相仿。贷者先将质物送交质柜得钱，约期还本付息，再取回质物。所借本金称为“母钱”，利息称为“子钱”，付息还本后再取回货物，史书上称为“僦柜质钱”。
《资治通鉴》卷227胡三省注称：“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由此可知，唐时经营货币兑换的柜坊很多就是经营这种高利贷的，“以物质钱”则说明了僦柜“质库”的基本特点。
中唐时期，私人高利贷规模已非常庞大，柜坊往往成为政府出现财政危机时紧急借贷的对象。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二月，朝廷“借商人钱”时，就曾“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其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结果使得“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资治通鉴》第227卷）。收质放贷队伍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质举
这是一种需要提供物品押贴的民间借贷方式，它与质库不同，抵押品不需要交给放债人保管，而是借债人与高利贷主约定以特定物品作为抵押，将来不能偿还贷款时，由放债人收取该抵押品作偿。
唐代借债人的质押物，首先是宅舍。如《太平广记》第172卷所载楚州淮阴农“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即是以宅舍质押的例证。元和四年三月，宪宗诏令京兆尹访魏征子孙，报知魏征故居已“质卖更数姓，析为九家”，宪宗令“出内库钱二百万赎之”（《唐会要》第45卷）。魏征故居移入他人之手，就由于以房舍抵押借贷无力偿还造成的。名臣段秀实的义坊诸院，到宣宗时也“典在人”，宣宗特“赐庄宅钱收赎”（《长安志》第7卷崇义坊条）。宰相之孙杜牧祖传“屋三十间，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樊川文集》第16卷《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可见质举借贷，已成为官僚、贵族门庭衰落时常用的借贷方式，宅舍是他们常用的抵押品。
其次，是田地。按照均田制推行时期的政府规定，田地不得抵押借贷。唐初政府一再申告：“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通典》第2卷）但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商品货币经济的抬头，土地买卖越来越频繁，中唐以后以田地抵押借贷已成为很常见的现象。贞元中，卢群拜滑郑节度使，将寓居郑州时质典的良田文契“分付所管令长，令召还本主，时论称美”（《旧唐书·卢群传》）。那些田主显然是以田地抵押借贷，无力偿还后田地遂归节度使卢群所有。
再次，是牛羊、粮食等等。小自耕农借贷时由于不动产不足，往往用牛羊、粮食等质举借贷。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甚至还有贫民以衣物为抵押品的借贷文契。
举贷
亦称举放、出举，是由保证人担保的举贷方式，当时也颇为流行。唐代借贷文契中一般都写明，放贷人“用钱追索之日”举钱人“索即须还”，如果无力偿付且无物品抵偿，便“一仰妻儿、保人”，必须由妻子或者保人代偿，以保证贷金按期收回。
借贷利率
唐朝政府对民间私人借贷的利息，先后有过不同的规定，一般规定月利率为4%～6%。
《唐六典》卷6比部郎中员外郎条注：“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踰五分。出息债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官不理。”规定最高月利息率为5%，如果利息超过本金后再计息索债，或者计复利（民间称驴打滚利），政府不予保护。
日本学者仁井田陞著《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辑录令文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收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限定民间借贷依凭私契，可以自由议价，但是月利不得超过6%，最高偿还额为借款本钱的一倍。
到唐代中后期，随着“钱重物轻”趋势的加剧，高利贷利率日渐上升，政府为此又作了许多限制性的规定，试图限制民间借贷利率的飚升。开元二十五年户部格：“天下私举质，宜肆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宋刑统》第26卷引文）同时还规定：“诸出举，两情合同私契，取利过正条者，任人纠告，利物并入纠人。”规定私人借贷月利4%，官府贷款月利5%，超过借贷文契约定利率收取利息的，借债人可以举报，贷款人多收的将判给举报人。开元后，政府又多次申述过“肆分收利”的规定。
唐代政府规定的民间借贷年利率高达48%～72%，远远高出一般农户借款生产的收益水平，是典型的高利贷。从吐鲁番出土的私人借贷文书看，唐代民间借贷利率主要由借、贷双方约定，政府规定形同虚设。显庆五年张利富举钱契书明“举取银钱拾文，月别生利钱壹文”（仁井田陞著《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为月利1%，比令文规定低了很多。大谷1036号文书书明“柒（分）生利”（王永兴著《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按注》第908页），即月利7%，比令文规定的高出许多。伯3453文书写明贷生绢一疋、绵绫一疋，利息正好两疋（《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按注》第915页），利息与本金相当。
总之，唐代政府多次颁令，规定私人借贷利息率为月利四分、五分、六分不等，但是民间实际借贷利率从月利一分到七分，与政府令文规定出入颇多。政府规定利息“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但据太和年间调查，两京举债人有利息超过本金十倍以上的（《唐会要》第93卷），有的民间高利贷甚至绵延数代，“主保既无，资产亦竭”（《文苑英华》第422卷《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负债者已经破家亡产。
民间借贷文契
唐代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活跃，经济活动中的契约文书逐渐普及，民间借贷一般也都有借贷文契。借贷文契不仅是贷主据以收本取息的依据，而且是发生借贷纠纷时官府勘断的证明，一般要求款项分明，不生歧义。长庆四年三月，朝廷规定借贷事项“在三十年前”，如果“主保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宋刑统》第26卷引《唐长庆四月三月三日制》），实际上规定了政府法律保障文契的有效时限。
从内容上看，一般的借贷文契都包括：（1）举钱时间；（2）举钱人名姓藉贯；（3）贷钱人名姓籍贯；（4）举钱数量、利率、偿还期限；（5）抵押或纳质物品。最后是贷钱人、举钱人、保人、证明人（知见人）的签名和指押。至于文契上的“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两和立契，画指为信”等语，则是当时文契上的一般套语。
西州是唐代经略西域的战略要地，崇化乡与敦煌县“从化乡”等乡名类似，都有“归化”、“慕化”的含义，有大量的归朝入籍的粟特人居住。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新唐书·西域传下》），有着经商逐利的传统，私人高利贷活动一直很活跃。与他们杂处的汉户富商左憧憙承其流风，也精于逐利，从其墓中发掘出来的举钱文契不止一份，一份文书中还记载他曾一次被盗银钱五百文，可见是一个职业放贷的富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都不铸造银币，西州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波斯银币作为区域主币流通，郑海石举贷的所谓“银钱”即波斯银币。
这份文契中“若郑延引不还左钱，任左牵掣郑家资杂物”的协定，来源于当时的相关法律规定。《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告官听断。若不告官司而强牵掣财物若奴婢畜产过本契者，坐赃论。”按照这一规定，负债不还需要取资物抵偿的，应当向政府举告裁决。如果在未经政府裁决的情况下，取物超过文契约定的本息，则比照犯赃论罪，所以文契中特意写明如举钱人无力偿还，贷款人有权自行取物抵偿。唐代可以抵债的资物，不仅仅包括家畜、田产、物产，还包括私有的奴婢。这份借契不仅约定，如约期不能偿债任由贷钱人取物抵债，还约定所取物产不交当年的资产税（即“庸”）。如果举钱人无力偿付，也没有资物可取，妻儿、保人则应代偿。
私人借贷的有关规定
禁止郡县官僚放贷取利
天宝九载十二月敕：“郡县官僚，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自今已后，更有此色，并追人影认一匹以上，其放债官先解见任，物仍纳官，有剩利者，准法处分。”（《唐会要》第69卷《县令》）敕文规定郡县官僚不得放贷取利，否则免职处分的同时没收放贷利得，并罚绢一匹。这道禁敕的本意，在于限制郡县官僚“割剥黎庶”。但是，放贷取利是各级官僚猎取货币的重要途径，不少官僚出资委派专人放贷，一纸禁令很难根绝。有唐一代，尽管政府明令禁止，各级官吏仍是一支实力雄厚的放贷生力军。
禁止“驱良人为奴婢抵债”
唐律禁止“驱良人为奴婢抵债”，规定如将良人作为奴婢质押，则判流刑。《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减一等。”唐律规定良人自卖为奴婢者判流刑，以良人为奴婢抵债者比照自卖为奴婢定罪，但流放里程要减三等。如果知道是良人仍然质抵放贷，仍处流刑。这些规定的本意，在于保证国家役税户（良人）不因质债而减少。
唐律规定举钱人无力偿还时，可以庸工代酬，即“计庸以当其值”。《唐律疏议·杂律疏议》称：“计庸以当债值，谓计一日三尺之庸，累折酬其值。”明确了庸工代酬的计价标准。
负债违契，应处笞、杖刑
《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且逾期二十日以上的，判“笞二十”，再超过二十日加笞二十，但最高判“杖六十”。负债到三十匹，同等逾期时间则刑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唐律同时规定，负债违契者判笞、杖刑后，仍然“各令备偿”，即官府勒令欠债人全额偿付。
禁止计复利及违法高利放贷
长安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敕：“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并法外生利，仍令州县严加禁断。”（《唐会要》卷88《杂录》）开元二十五年，朝廷重申此令。民间借贷利率本已很高，若回利作本（计复利），则利息支付数额将更为庞大，所以政府严禁计复利牟取暴利。唐朝政府多次下文约束民间借贷利率，禁止“法外生利”，但事实上民间借贷利率相差较大，超过法定利率上限的不少。
禁止在“寄附部人”内部放贷
唐朝有大量归附内迁的少数民族部族，政府严禁这些“寄附部人”内部放贷。《唐会要》第88卷《杂录》称：“应天下诸州县官，寄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唐时还禁止“寄附部人”、商胡出境到“蕃部”贸易和借贷。敦煌遗书《唐户部格残卷》载垂拱元年（685）八月二十八日敕：“诸蕃商胡，若有驱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搦。”物资赏赐是唐朝羁笼络“寄附部人”的主要手段，限制寄附部人放贷及贸易的目的，在于强化这种笼络作用，也防止大量禁止入蕃的物资流入周边蕃部。在禁止“寄附部人”内部放债及入蕃贸易的同时，也就禁止了寄附部人的入蕃借贷。
禁止子弟未经宗长同意私自质举借贷
唐律规定，未独立成户的子弟质举借钱，必须有宗长同署文契。开元二十五年，政府规定如“诸家长在”，子孙弟媳等不得将奴婢、六畜、田宅及其他财物“不告家长”私自质押，也不得私卖田宅。如要抵押举钱，必须获得地方政府确认，否则抵押无效，放贷人“钱没不追”（《唐会要》第88卷《杂录》）。元和五年十一月敕文进一步规定，如果“子弟凶恶，不告家长，私举公私钱，无尊长同署文书”，则放贷人（举钱主）和保人都应判“笞二十”，并与举钱人均摊交纳借钱本息（《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
禁止利息超过本金两倍
唐代政府规定，私债延续十年以上，利息超过本金两倍，如果举钱人及保人死亡，且没有留下家产，则政府可以裁决免债（《唐会要》第88卷《杂录》）。太和中，政府曾大规模地赦免过利息超过本金三至十倍的官高利贷，私人高利贷可能也要求相应捐免，所以上引郑海石举钱契中特意写明“公私债券停征，此物不在停限。”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这些规定多数具文虚设，私人高利贷利息超过本金两倍仍催取不息的不在少数。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