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作为西方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之一，两千多年来争讼不断，有人认为整个西方思想史就是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反思与注解。现行的高中教材中对这一事件也广泛引用，人民版必修一《卓尔不群的雅典》一课中学习思考问题，探讨雅典民主政治暴露的问题；人教版必修三《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作为背景材料，呈现一幅附有文字说明的《苏格拉底之死》油画，介绍了他因言获罪的始末。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解读，教学中至少有两点值得去反思：“苏格拉底之死是可避免的，为何选择死”，这源于他对民主和法律的尊重精神；当自由与民主发生冲突时什么是正义？这些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或许更具指导意义。
　　反思一：“苏格拉底之死是可避免的，为何选择死”
　　若苏氏早点离开雅典，也就没有后来的死刑判决。当时的雅典法律规定任何成年公民，在认清雅典政治组织和法律性质后，若有不满，可以带着自己的财产自由离开。如果苏氏对雅典真的是恨之切，完全可以离开雅典；在他因 “腐蚀青年”和“亵渎神灵”两条罪状被判处死刑之后，也有机会选择逃亡，而且众多朋友和弟子已经安排好让他越狱，并准备好一大笔钱。据史书记载，很多急切判处他死刑的人并不是真心想让他死，只是想教训这个喋喋不休的人，因为他批评人的方式总是绵里藏针：“他不直指人家的错处，而且态度很谦和，像是毫无成见，只是一步步向你请教，结果你的错误自己暴露出来，这种情形是最为狼狈难堪的”。苏格拉底对雅典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日益不满，但没有离开雅典，实际上就是默认个人与城邦之间的契约关系。他也没有屈服于陪审团：倘若他愿意装可怜的话，或许陪审员不会判他死刑，因为雅典法庭上允许这么做，也经常这么做。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死刑判决之后，他也没有选择逃亡，而是坦然选择了死。
　　死刑执行前，好友克力同曾劝苏格拉底抓紧逃亡，而他却认为假定他准备从这里逃走，雅典的法律就会来这样质问他：“苏格拉底，你打算干什么？你想采取行动来破坏我们的法律，损害我们的国家，难道能否认吗？如果一个城邦已公开的法律判决没有它的威慑力，可以为私人随意取消和破坏，你以为这个城邦还能继续生存而不被推翻吗？”以上内容记载在柏拉图著作《克力同篇》，其副标题很有意思——“兼论义务—伦理”，可见城邦是靠一系列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契约组成。苏格拉底一生除了三次服兵役外一直生活在雅典，享受了雅典公民权和悠闲的生活，还不停与人探讨着各种哲学问题。权利已经享用，现在的问题是要用生命履行公民对城邦的义务。历史就是这么吊诡，他活着并没有促进社会正义，而他的死却暗合了他对正义的认知。苏格拉底虽针砭民主政治的弊端，却用接受不公的判决来践行对民主程序的尊重和法律精神的信仰。这对西方影响深远：2000年美国大选，小布什凭借在佛罗里达的争议选票以选举人票271︰266票微弱优势胜过戈尔，但是普选票上戈尔多了50多万张。戈尔虽不满，但“为了我们人民的团结与民主的力量，我作出让步”，接受选举结果——因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总统是间接选举，由选举人票产生，而非普选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宪法大体上保持了200多年的稳定性，而20世纪中国出现了17部宪法，也许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对民主规则与宪法精神的尊重上吧！
　　反思二：当自由与民主发生冲突时，何为正义？
　　“苏格拉底之死”反映了自古希腊以来困扰西方的一个政治命题，即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正义到底是基于个人自由还是多数人民主。我们必须首先来界定“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观念，自由是个体概念，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如“天赋人权”；民主是群体概念，强调基于多数人形成的国家权力至上性，如“人民主权”。这两个观念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张力。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恐怖主义就是“苏格拉底之死”的现代版：罗伯斯庇尔说“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而我们就是人民”，当以人民公意（民主）乱判死刑。据统计，在共和元年有3.5万人被处决，其中有85%的人只是不同政见而非反革命，这就不仅清除了精神自由，连生命自由也要剥夺。人类应该放慢自己的脚步。几年前的美洲大陆就给人提供了平衡自由与民主之间张力的一种方法。美国学者罗尔斯探讨正义论时，提出一个词典式排序问题，他认为自由先于民主，因为自由是先验的（与生俱来的），而基于民主的公共权力是个人让渡的，是后天的，并进一步提出他的正义观：第一原则是自由，第二原则是机会平等（民主）；两者相互冲突时，第一原则高于第二原则。虽然罗尔斯讨论的理论处于纯粹状态，但对认识古希腊与现代西方的差别有很大启示。
　　透过“苏格拉底之死”， 我们往往可以看到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和多数人的偏见，还应该看到苏格拉底对民主法制的尊重以及对社会正义的追索。作为高中教师，要认真挖掘教材内容和反思既成定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并改进教学。
　　（责任编辑庞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