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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位85后同事发微信给我：
“看了佳访《陈小鲁：晚来的道歉》之后我回忆起初中参加一个夏令营，同寝室一共有九个女孩，其中一个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招惹了其余七个中的一个，于是那七个女孩集体孤立她，并做了很多在我看来非常过分的举动，比如用扫帚把大家的剩饭扫进她的饭盒里面。
“我当时很想站出来维护那个被欺负的女孩，可是没有勇气，只是默默地不和那七个人站在一边，然后向夏令营的老师寻求帮助。我怕如果我和被孤立的女孩站在一边，七比一的局面就会变成六比二，第二天我的饭盒里就也会被倒迸剩饭剩菜……
“过了十几年我以为我早就忘了这件事了，可是没想到至今想起来还会感到内疚。”
二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以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每天15美元，期限两周。”
很快，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九名犯人，九名看守，六名候补。
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九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犯罪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警察，他们极尽“创造力”地虐待和侮辱“囚犯们”：用灭火器喷射、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几天之后，事情升级，他们不允许囚犯上厕所，整个监狱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他们甚至强迫囚犯模仿表演动物交配……
教授被惊呆了，他提前结束了实验。
三
據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 多数时候，我们的理智抑制魔鬼，逻辑、道理、规则、秩序和法律赋予我们理智。
而当集体无意识癫狂席卷的时候，个体情绪爆发，一个个魔鬼便被释放出来，到处游荡。苏联的大清洗、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学生们和如今每过不久就会爆发的凌虐同学案，在我看来，莫不如此。
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实验中揭示的“路西法效应”已经变成人尽皆知的常识：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鼓励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
四
据有关资料记载，“文革”中第一位遇难的教育工作者是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1966年8月，她被学校的一群初中女孩用带钉子的桌椅腿毒打，往头上淋屎尿，强迫她重复“我是牛鬼蛇神”。最后被折磨至死。
我问陈小鲁：“十几岁的孩子，为什么能爆发出这么巨大的力量，如此之凶狠野蛮地殴打自己的师长？”
他的声音是历尽千帆后的平和：“因为当时有阶级斗争的教育，就是不断地在人民当中群众当中划分‘敌我友’，你是‘敌人’呢，雷锋都说了嘛，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显然，陈小鲁陈述的同时，也带着调侃。
那一群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从未学习和了解过宪法，不明白世人皆有尊严和权利，她们满腔热血，以天真、热情、暴力和血腥完成着自以为正义甚至神圣的举动，直至一切都无法挽回。
五
人类文明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历经了无数恶魔蹂躏之后，道理、规则、法治终于成为了制约魔鬼的天使。
一劳永逸吗？
决不。当人们普遍不了解、不相信、不服膺道理、规则、法治的时候，魔鬼便会再度挣脱枷锁牢笼。
时至今日，依然时常听闻一群人毒打小三、人贩、小偷或凌虐同学，实质仍旧是丛林法则、拳头说话，自认为正义便私设公堂以暴制暴。在我看来，他们的骨子里依然丝毫不认同道理、规则和法治，始终信仰弱肉强食，谁铁腕就服谁。
六
我非常佩服陈小鲁们的勇气。 对于有些人，公开对自己伤害过的人说一句“我错了，对不起”难比登天。陈小鲁他们这些在古稀之年不堪内心折磨的红卫兵公开道歉之时收获的也多是嘲讽。
忏悔难在哪呢？
没有人道歉和担责，缺少彻底的反思和清算，不曾吸取教训、建立规则、敬畏法治，那么，一切的恐怖和荒诞都有可能随时卷土重来。
采访时，陈小鲁告诉我，他挨个儿询问和他对话过的36家媒体记者同一个问题——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年轻人都至少比他年轻了30年：“你们学过宪法吗？”得到的是几乎清一色的否定答案。
在并不习惯敬畏法律的社会，我们该如何重建宪法的权威？
七
1945年，一位叫作卡罗列维的意大利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基督止步于埃博利》。这本书是基于列维在1935年到1936年在卢卡尼亚的流放生涯而写成的。那是意大利的法西斯时代，前前后后大约有13000名不同政见者被墨索里尼遣送到南方的贫困山区。卢卡尼亚疟疾流行，农民愚钝、自闭、顽固不化，以至于连耶稣都不想去。
然而就是这蛮荒的生活环境，却给了理性主义者列维以巨大的启发：如火如荼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恰恰深深地埋藏在每个人的灵魂里。一旦人们拒绝承担个人责任，而是选择和集体并肩齐步，法西斯思想就有可能占据你的心灵。
两天前，我看到一位微博好友的读书笔记，他提及了苏联时期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他的感想在我看来是一句久违的常识：“她们并没有多少宏伟的‘主义’或多么疯狂的思想，她们仅仅是承担了个体的责任——独立地思考，并且不羞于传递这种思考。”
你看，摆脱“魔鬼”的第一步，居然就是这么简单。
（摘自《这个时代这些人》）
一位85后同事发微信给我：
“看了佳访《陈小鲁：晚来的道歉》之后我回忆起初中参加一个夏令营，同寝室一共有九个女孩，其中一个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招惹了其余七个中的一个，于是那七个女孩集体孤立她，并做了很多在我看来非常过分的举动，比如用扫帚把大家的剩饭扫进她的饭盒里面。
“我当时很想站出来维护那个被欺负的女孩，可是没有勇气，只是默默地不和那七个人站在一边，然后向夏令营的老师寻求帮助。我怕如果我和被孤立的女孩站在一边，七比一的局面就会变成六比二，第二天我的饭盒里就也会被倒迸剩饭剩菜……
“过了十几年我以为我早就忘了这件事了，可是没想到至今想起来还会感到内疚。”
二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以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每天15美元，期限两周。”
很快，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九名犯人，九名看守，六名候补。
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九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犯罪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警察，他们极尽“创造力”地虐待和侮辱“囚犯们”：用灭火器喷射、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几天之后，事情升级，他们不允许囚犯上厕所，整个监狱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他们甚至强迫囚犯模仿表演动物交配……
教授被惊呆了，他提前结束了实验。
三
據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 多数时候，我们的理智抑制魔鬼，逻辑、道理、规则、秩序和法律赋予我们理智。
而当集体无意识癫狂席卷的时候，个体情绪爆发，一个个魔鬼便被释放出来，到处游荡。苏联的大清洗、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学生们和如今每过不久就会爆发的凌虐同学案，在我看来，莫不如此。
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实验中揭示的“路西法效应”已经变成人尽皆知的常识：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鼓励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
四
据有关资料记载，“文革”中第一位遇难的教育工作者是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1966年8月，她被学校的一群初中女孩用带钉子的桌椅腿毒打，往头上淋屎尿，强迫她重复“我是牛鬼蛇神”。最后被折磨至死。
我问陈小鲁：“十几岁的孩子，为什么能爆发出这么巨大的力量，如此之凶狠野蛮地殴打自己的师长？”
他的声音是历尽千帆后的平和：“因为当时有阶级斗争的教育，就是不断地在人民当中群众当中划分‘敌我友’，你是‘敌人’呢，雷锋都说了嘛，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显然，陈小鲁陈述的同时，也带着调侃。
那一群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从未学习和了解过宪法，不明白世人皆有尊严和权利，她们满腔热血，以天真、热情、暴力和血腥完成着自以为正义甚至神圣的举动，直至一切都无法挽回。
五
人类文明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历经了无数恶魔蹂躏之后，道理、规则、法治终于成为了制约魔鬼的天使。
一劳永逸吗？
决不。当人们普遍不了解、不相信、不服膺道理、规则、法治的时候，魔鬼便会再度挣脱枷锁牢笼。
时至今日，依然时常听闻一群人毒打小三、人贩、小偷或凌虐同学，实质仍旧是丛林法则、拳头说话，自认为正义便私设公堂以暴制暴。在我看来，他们的骨子里依然丝毫不认同道理、规则和法治，始终信仰弱肉强食，谁铁腕就服谁。
六
我非常佩服陈小鲁们的勇气。 对于有些人，公开对自己伤害过的人说一句“我错了，对不起”难比登天。陈小鲁他们这些在古稀之年不堪内心折磨的红卫兵公开道歉之时收获的也多是嘲讽。
忏悔难在哪呢？
没有人道歉和担责，缺少彻底的反思和清算，不曾吸取教训、建立规则、敬畏法治，那么，一切的恐怖和荒诞都有可能随时卷土重来。
采访时，陈小鲁告诉我，他挨个儿询问和他对话过的36家媒体记者同一个问题——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年轻人都至少比他年轻了30年：“你们学过宪法吗？”得到的是几乎清一色的否定答案。
在并不习惯敬畏法律的社会，我们该如何重建宪法的权威？
七
1945年，一位叫作卡罗列维的意大利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基督止步于埃博利》。这本书是基于列维在1935年到1936年在卢卡尼亚的流放生涯而写成的。那是意大利的法西斯时代，前前后后大约有13000名不同政见者被墨索里尼遣送到南方的贫困山区。卢卡尼亚疟疾流行，农民愚钝、自闭、顽固不化，以至于连耶稣都不想去。
然而就是这蛮荒的生活环境，却给了理性主义者列维以巨大的启发：如火如荼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恰恰深深地埋藏在每个人的灵魂里。一旦人们拒绝承担个人责任，而是选择和集体并肩齐步，法西斯思想就有可能占据你的心灵。
两天前，我看到一位微博好友的读书笔记，他提及了苏联时期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他的感想在我看来是一句久违的常识：“她们并没有多少宏伟的‘主义’或多么疯狂的思想，她们仅仅是承担了个体的责任——独立地思考，并且不羞于传递这种思考。”
你看，摆脱“魔鬼”的第一步，居然就是这么简单。
（摘自《这个时代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