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6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八一大楼接见调整组建后的军委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并发表重要讲话，标志着我军中央军委机关调整组建工作的基本完成。这次中央军委总部机关调整改革，在原有四总部职能基础上，调整组建了15个军委职能部门，以“多部制”取代“总部制”，由“军委办事机构”替代“总部领导机关”。这是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重大进展，也意味我军延续八十多年的总部体制正式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我军总部体制是历史形成的，本文旨在回顾总部领导体制在我军历史上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探寻其历史沿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早在南昌起义时，我党就在起义部队中设立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并任命刘伯承为参谋长。1928年7月，在中央军事部内设立参谋科。1930年2月，党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军事部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各地红军，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设参谋部，由刘伯承任部长，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1930年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在红军中设立参谋部，参谋部主要由作战、训练、交通、谍报、工农武装等科组成。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简称中革军委。新成立的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部部长（后改称总参谋长）。其职能主要是保障中央军委首长指挥作战，负责红军军事训练。1932年，宁都会议后不久，刘伯承与叶剑英对调，出任总参谋长。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下设总参谋部，主要职能部门包括：作战局、情报局、通信局、管理局、训练局、动员局。由于红军总部在中央苏区，因此，这时的总参谋部既是红军的总司令部，又是红一方面的总司令部。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会师后，总参谋部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同年9月，原总参谋部机关一分为二，一部奉命在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的带领下随左路军行动，在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争取四方面军同志北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党中央所在的右路军行动的机关大部，北上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部。同年11月，改称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先后由叶剑英、刘伯承、肖劲光担任总参谋长。这一时期，由于红军领导指挥体制变化较大，且作战频繁，军委总参谋部也多次变动，且内部机构不断调整，职能部门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
南昌起义时，为加强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我党在前敌委员中下设总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1930年8月，中央决定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内设立总政治部，军委秘书鲁易兼任主任。但由于受当时条件限制，总政治部的工作机构尚未正式建立起来。1931年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军委副主席毛泽东兼任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由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央苏区，因此，此时的总政治部也肩负着红一方面政治部的职能。同年11月，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简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负责从政治上指导全国红军，确保党的领导。1932年1月，根据中革军委常委会议决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但仍隶属于中革军委领导。同年6月至12月，总政治部随军参加反围剿作战，中革军委决定在瑞金成立后方政治部，1933年6月取消。1935年11月，又改称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又称中共中央局军委会总政治部），分前方和后方两部分。1936年5月，党中央、军委发布西征作战计划，并决定军委前方政治部兼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其人员一分为二，大部分人员随军西征，组成西方野战军政治部，少数人员与军委后方政治部合并成立军委总政治部，随党中央及军委留在后方，统一领导全军政治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适应红军作战及建设发展的总要求，总政治部经过多次调整，先后建立过组织部、秘书处、宣传部、敌工部、青年工作部、地方工作部、红军最高裁判所等十余个工作部门，为适应抗日需要，后期又成立了抗日战线部。这一时期，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陳昌浩先后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
红军成立初期，后勤工作领导机构基本上沿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在部队中设立军需处、军医处、留守处等分管有关业务。1931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经理部、财务部、军医处。同年11月，新成立的中革军委陆续组建总经理部、总军医处、总兵站和抚恤委员会。翌年4月又设立后方办事处，同年9月，总经理部改称总供给部，总军医处改称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改称总兵站运输部。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后方办事处，统一领导部队供给与后方医院工作。1936年9月，军委后方勤务部成立，总管军委后方勤务工作，管理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运输部和总动员部。这一时期，由于红军装备和编制不统一，后勤保障多由各部队自行解决，后勤工作机构还很不健全，保障体制还很不完善，全军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后勤保障体制。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适应新的形势要求，8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作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机构，统一领导各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和军事建设。中央军委总部设在延安，对外称八路军延安总部，总部机关包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后勤部门。1939年1月，成立后方勤务部。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军委参谋部的组织系统及任职人员》的通令，原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改称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即总参谋部），中央军委设参谋长领导总参谋部工作，肖劲光、滕代远、王若飞、叶剑英先后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总参谋部设部长，聂鹤亭、陈奇涵、许光达先后担任参谋部部长。1941年9月之后，中央军委作战部实际履行军委总参谋部职责。初期，军委总参谋部下设第1至第4局，分别负责作战指挥、情报技侦、通信联络、教育训练工作，1938年11月，军委决定第1局与第4局合并，撤销第4局序列。
1937年lO月，中央军委在延安成立总政治部，统一负责和领导前后方部队的政治工作。193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军委总政治部对外称八路军总政治部。这一时期，总政治部主任先后由任弼时、王稼祥、刘少奇担任，总政治部下属工作部门主要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敌军工作部、联络部、锄奸部、民运部、直属工作部、秘书处等。 抗战初期，中央军委设有供给部、卫生部等后勤工作机构，负责领导后勤供给和卫生工作。1939年1月，中央军委成立后方勤务部，领导和管理后方勤务工作，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全军在八路军总部基础上设立人民解放军总部，总部设总司令、副总司令和参谋长，分别由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担任。同时，中央军委下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三个工作机构。
解放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部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军委作战部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中央军委作战部继续履行总参谋部职责，管理总参谋部下辖各局的业务工作。中央军委不再设参谋长，改由总参谋部设总参谋长，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兼任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兼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947年8月之后，总参谋长一职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总参谋部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指挥各战场部队执行作战任务。初期，总参谋部下设第一、第二、第三局，1948年5月，恢复抗战时撤销的第四局。1949年3月，成立航空局。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一直由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兼任，抗战胜利后，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总政治部机关大部分干部根据中央指示，奔赴东北等各战略区，各业务部门也随之取消，只保留两个研究室和秘书组。
1945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杨立三为军委后勤部部长，但军委后勤部的工作机构却没有建立起来，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还是由各部队自己负责，没有形成统一的后勤保障体制。1948年，周恩来领导全军后勤工作后，命令杨立三组建军委后方勤务部。同年6月，军委后方勤务部在河北西柏坡成立，设军需、兵工军械、兵站运输三个参谋组。1949年4月，迁入北平的军委后方勤务部与华北军区后勤部合并，后改称总后方勤务部。由于这一时期，我军的后勤工作仍然是中央统一领导，各战略区、各野战军独立保障，因此，中央军委和总部后勤领导机关人员较少，机构简单。
新中国成立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既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又是全军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领导机关。1950年军委总部体制陆续进行了调整，并于同年9月，成立了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1952年改称总干部部）。1954年，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不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委员会，同年9月，党中央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因此，各总部统一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部，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均隶属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随后，中央军委又相继调整、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至此，中央军委形成了八大总部领导体制。
1957年，中央军委根据《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以及八总部体制在实战中暴露出的问题，决定对总部机关进行调整和裁减，先后撤销了总干部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和总财务部，撤销部门职能并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恢复了解放前形成的三总部体制。“文化大革命”时期，三总部机关的体制編制及职能发挥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与破坏，总政治部机关一度陷入瘫痪状态，1967年11月，总政治部被中央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直到1969年11月才恢复办公。总参谋部与总后勤部的一些职能部门也被撤并，科研、军工等管理体制被变更，不少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工作被取消，严重影响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同时大量国家机关与国防工业部门被纳入军队序列，使得军队领导机构庞大臃肿。1975年以后，我军开始压缩军队员额，调整编制体制，三总部的编制体制也随之多次作出精简、调整。1982年，中央军委决定，炮兵、工程兵、装甲兵等兵种的领导机构编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以加强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能力，加强对各兵种的集中统一领导。1985年，根据中央军委精简整编要求，三总部机关再次进行精简调整，改革体制。1998年，为加强我军装备建设，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发展道路，加强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军武器装备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作为全军装备工作领导机关，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全军装备工作。至此，人民军队四总部领导体制基本形成。
正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所说：“总部制是历史形成的，对推动我军建设发展、保证各项重大任务完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形势和任务发展，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为此，中央军委、习主席适时调整改革军委总部体制，成立军委办公厅、军委联合参谋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后勤保障部、军委装备发展部、军委训练管理部、军委国防动员部、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军委科技委、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军委审计署和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十五个职能部门，实行军委多部门制，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中央军委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有效地发挥军委机关在军委、战区和军种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作用。
（本文选自：军事史林 2016年07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早在南昌起义时，我党就在起义部队中设立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并任命刘伯承为参谋长。1928年7月，在中央军事部内设立参谋科。1930年2月，党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军事部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各地红军，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设参谋部，由刘伯承任部长，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1930年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在红军中设立参谋部，参谋部主要由作战、训练、交通、谍报、工农武装等科组成。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简称中革军委。新成立的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部部长（后改称总参谋长）。其职能主要是保障中央军委首长指挥作战，负责红军军事训练。1932年，宁都会议后不久，刘伯承与叶剑英对调，出任总参谋长。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下设总参谋部，主要职能部门包括：作战局、情报局、通信局、管理局、训练局、动员局。由于红军总部在中央苏区，因此，这时的总参谋部既是红军的总司令部，又是红一方面的总司令部。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会师后，总参谋部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同年9月，原总参谋部机关一分为二，一部奉命在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的带领下随左路军行动，在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争取四方面军同志北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党中央所在的右路军行动的机关大部，北上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部。同年11月，改称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先后由叶剑英、刘伯承、肖劲光担任总参谋长。这一时期，由于红军领导指挥体制变化较大，且作战频繁，军委总参谋部也多次变动，且内部机构不断调整，职能部门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
南昌起义时，为加强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我党在前敌委员中下设总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1930年8月，中央决定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内设立总政治部，军委秘书鲁易兼任主任。但由于受当时条件限制，总政治部的工作机构尚未正式建立起来。1931年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军委副主席毛泽东兼任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由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央苏区，因此，此时的总政治部也肩负着红一方面政治部的职能。同年11月，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简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负责从政治上指导全国红军，确保党的领导。1932年1月，根据中革军委常委会议决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但仍隶属于中革军委领导。同年6月至12月，总政治部随军参加反围剿作战，中革军委决定在瑞金成立后方政治部，1933年6月取消。1935年11月，又改称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又称中共中央局军委会总政治部），分前方和后方两部分。1936年5月，党中央、军委发布西征作战计划，并决定军委前方政治部兼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其人员一分为二，大部分人员随军西征，组成西方野战军政治部，少数人员与军委后方政治部合并成立军委总政治部，随党中央及军委留在后方，统一领导全军政治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适应红军作战及建设发展的总要求，总政治部经过多次调整，先后建立过组织部、秘书处、宣传部、敌工部、青年工作部、地方工作部、红军最高裁判所等十余个工作部门，为适应抗日需要，后期又成立了抗日战线部。这一时期，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陳昌浩先后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
红军成立初期，后勤工作领导机构基本上沿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在部队中设立军需处、军医处、留守处等分管有关业务。1931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经理部、财务部、军医处。同年11月，新成立的中革军委陆续组建总经理部、总军医处、总兵站和抚恤委员会。翌年4月又设立后方办事处，同年9月，总经理部改称总供给部，总军医处改称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改称总兵站运输部。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后方办事处，统一领导部队供给与后方医院工作。1936年9月，军委后方勤务部成立，总管军委后方勤务工作，管理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运输部和总动员部。这一时期，由于红军装备和编制不统一，后勤保障多由各部队自行解决，后勤工作机构还很不健全，保障体制还很不完善，全军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后勤保障体制。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适应新的形势要求，8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作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机构，统一领导各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和军事建设。中央军委总部设在延安，对外称八路军延安总部，总部机关包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后勤部门。1939年1月，成立后方勤务部。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军委参谋部的组织系统及任职人员》的通令，原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改称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即总参谋部），中央军委设参谋长领导总参谋部工作，肖劲光、滕代远、王若飞、叶剑英先后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总参谋部设部长，聂鹤亭、陈奇涵、许光达先后担任参谋部部长。1941年9月之后，中央军委作战部实际履行军委总参谋部职责。初期，军委总参谋部下设第1至第4局，分别负责作战指挥、情报技侦、通信联络、教育训练工作，1938年11月，军委决定第1局与第4局合并，撤销第4局序列。
1937年lO月，中央军委在延安成立总政治部，统一负责和领导前后方部队的政治工作。193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军委总政治部对外称八路军总政治部。这一时期，总政治部主任先后由任弼时、王稼祥、刘少奇担任，总政治部下属工作部门主要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敌军工作部、联络部、锄奸部、民运部、直属工作部、秘书处等。 抗战初期，中央军委设有供给部、卫生部等后勤工作机构，负责领导后勤供给和卫生工作。1939年1月，中央军委成立后方勤务部，领导和管理后方勤务工作，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全军在八路军总部基础上设立人民解放军总部，总部设总司令、副总司令和参谋长，分别由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担任。同时，中央军委下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三个工作机构。
解放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部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军委作战部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中央军委作战部继续履行总参谋部职责，管理总参谋部下辖各局的业务工作。中央军委不再设参谋长，改由总参谋部设总参谋长，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兼任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兼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947年8月之后，总参谋长一职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总参谋部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指挥各战场部队执行作战任务。初期，总参谋部下设第一、第二、第三局，1948年5月，恢复抗战时撤销的第四局。1949年3月，成立航空局。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一直由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兼任，抗战胜利后，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总政治部机关大部分干部根据中央指示，奔赴东北等各战略区，各业务部门也随之取消，只保留两个研究室和秘书组。
1945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杨立三为军委后勤部部长，但军委后勤部的工作机构却没有建立起来，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还是由各部队自己负责，没有形成统一的后勤保障体制。1948年，周恩来领导全军后勤工作后，命令杨立三组建军委后方勤务部。同年6月，军委后方勤务部在河北西柏坡成立，设军需、兵工军械、兵站运输三个参谋组。1949年4月，迁入北平的军委后方勤务部与华北军区后勤部合并，后改称总后方勤务部。由于这一时期，我军的后勤工作仍然是中央统一领导，各战略区、各野战军独立保障，因此，中央军委和总部后勤领导机关人员较少，机构简单。
新中国成立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既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又是全军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领导机关。1950年军委总部体制陆续进行了调整，并于同年9月，成立了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1952年改称总干部部）。1954年，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不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委员会，同年9月，党中央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因此，各总部统一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部，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均隶属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随后，中央军委又相继调整、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至此，中央军委形成了八大总部领导体制。
1957年，中央军委根据《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以及八总部体制在实战中暴露出的问题，决定对总部机关进行调整和裁减，先后撤销了总干部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和总财务部，撤销部门职能并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恢复了解放前形成的三总部体制。“文化大革命”时期，三总部机关的体制編制及职能发挥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与破坏，总政治部机关一度陷入瘫痪状态，1967年11月，总政治部被中央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直到1969年11月才恢复办公。总参谋部与总后勤部的一些职能部门也被撤并，科研、军工等管理体制被变更，不少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工作被取消，严重影响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同时大量国家机关与国防工业部门被纳入军队序列，使得军队领导机构庞大臃肿。1975年以后，我军开始压缩军队员额，调整编制体制，三总部的编制体制也随之多次作出精简、调整。1982年，中央军委决定，炮兵、工程兵、装甲兵等兵种的领导机构编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以加强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能力，加强对各兵种的集中统一领导。1985年，根据中央军委精简整编要求，三总部机关再次进行精简调整，改革体制。1998年，为加强我军装备建设，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发展道路，加强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军武器装备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作为全军装备工作领导机关，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全军装备工作。至此，人民军队四总部领导体制基本形成。
正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所说：“总部制是历史形成的，对推动我军建设发展、保证各项重大任务完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形势和任务发展，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为此，中央军委、习主席适时调整改革军委总部体制，成立军委办公厅、军委联合参谋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后勤保障部、军委装备发展部、军委训练管理部、军委国防动员部、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军委科技委、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军委审计署和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十五个职能部门，实行军委多部门制，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中央军委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有效地发挥军委机关在军委、战区和军种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作用。
（本文选自：军事史林 2016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