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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君毅通过体察死亡文化探究精神的实在，从而在精神活动的认知中完善自我意识，并在对心本体的追溯中寻找到生命信念的根基，进而在道德自我的觉醒中实现对死亡的超越。唐君毅在考量生死中始终关注道德的价值，为个人生命与道德自我的契合提供了依据，有助于人们在死亡的观照下重塑对生命的责任感，使人生在追求道德自我的过程中变得更有意义。
关键词： 死亡 精神 心本体 道德自我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死问题的拷问逐渐被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质追求所淡化，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目标的缺失让人们生活变成了生存。唐君毅先生通过对现实世界中死亡问题的追问来探究精神的实在，从而在精神活动的认知中完善自我意识，并在对心本体的追溯中寻找到生命信念的根基，实现认知意义上的本体论向道德意义的本体论过渡，进而在道德自我的觉醒中实现对死亡的超越。根植于人的天性之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决定着人认知的最终意义，唐君毅先生在考量生死中所呈现的本体论思想始终关注着道德的价值，体现了对人文价值的关怀，为个人生命与人类历史文化长河的契合提供了依据，有助于人们在死亡的观照下重塑对生命的责任感，提高现代人的生活品质，进而在追求道德自我的过程中使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一、精神实在的探究
生死问题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生与死作为我们自然生命的起点与终结，贯穿于我们的生命活动之中。在当今社会，重生轻死的意识充斥于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唐君毅先生认为“人生之全体，必须包含死来了解。最高的哲学智慧，必须包含死之智慧”[1]。在唐君毅先生看来，死亡问题应当置于人生之中，因为与其他生命相比，只有人才能真正地意识到死亡问题，并且有着对死亡问题探知的本性冲动。死会作为人生的必然性终结，“常置死于目前，在未死之时先期迎接死，而置‘死’于有生之中，正人之所以得超死而永生之一道也”[2]121，也只有这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态度才能为生的无限可能带来希望。
人从出生开始就在走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但人死后有何归宿，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以为生者解惑，进而影响其对生的认识和规划。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人死灯灭的观念，肉体的销毁会让精神无立锥之地，在这里唐君毅先生认为精神是存续在世间的，并不仅仅单纯以肉体为依托，而且肉体的消灭并不代表精神的消灭，也不是人生命的最终归宿，它只是类似于一条射线上的节点，代表着生命的精神仍然会跨越这个端点继续向前，死亡只是为了证明生命的肉体存在形式曾經存在过。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首先要从人本身谈起，人在自然界中生存，目的是为了维持肉体的存活，但是人的精神并非仅仅停留在生存技巧的寻求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环境的变化会使人产生由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跃迁，情感、理想等脱离生存目的的因素会逐渐充斥于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为肉体存续的服务空间会被逐步压缩。此时唐君毅先生认为：“人之所以要身体存在，是为的人要生活，然而人不只生活在身体中，而通常是生活在身体之外之自然世界、家庭国家之人群世界、历史文化之世界中。在此生活中，人之精神是处处向着在其自己的身体之上之外的物事，而不是只向着其自己的身体的。”[2]96由此可见，人最终追求的并非是身体的存在，人只是借身体的存在来实现其精神活动。
生命活动的体现包含了精神活动和肉体活动，通常人们都会把生命活动的路程看作一个片段，但是唐君毅先生把生命化为一种射线般的存在，这种视角的生命认识颠覆了对传统生命的定义，精神活动超越了肉体活动使生命得以全新的延续，并通过精神活动对物体进行意识的附着，化为同世界万物共生的存在。这体现在精神活动的痕迹往往会蔓延于人类的文化生活之中，儒家所讲求的立德、立功、立言无不体现出人对精神不朽的追求，以唐君毅先生的生命视角看，这些精神成果是一种精神活动的体现形式，人们通过这些精神文化成果实现了横跨古今的精神交流。
如此來说，人对精神活动的追求就应当能够超越其对肉体活动的追求，但是在正常的生活中无法准确把握人的精神活动与肉体活动何以为重，所以这个问题的认证需要借助于把人置于生命终结的临界点上。人在临死前都会对生前死后进行安排，这种放弃对肉体活动得以获得精神存续的做法反映出人的“意志与精神之本性与其所向，是超越其求延续其身体的生存时间的欲望之上”[2]95-96。由此可见，精神活动的重要性决定了人的至高追求应当体现在其对精神活动的追求过程中。
因此，唐君毅先生通过对死亡的深层解读，将精神活动的触角在人文世界中进一步延伸，使生命的容量得到了进一步扩充，充分体现了精神活动在生命征程中的重要内涵，同时也在探究精神实在的过程中兴起了追求本体的冲动。
二、心本体的追溯
生命化为了永恒的存在，依托于精神能够与世间万物相合，这种生死观源于对把心灵视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心灵上升为心本体，成为宇宙万物存在的最高的共同本质。那么关于死亡的超越就意味着对心本体的追问寻溯，由此形而上的根源才能从根本意义上明确死亡超越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意义。
世界存在并出场呈现在时间的面前，那么时间的流逝会造成世界存在的退场，唐君毅先生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都可以被怀疑为非真实的存在，但这并不是否定现实世界中万物的存在，而是指出其非真实性的一面。现实世界在流转的时间面前充满了脆弱，这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但这种非真实性与悲观情绪是因为人渴望有意义价值的事物能够得以永恒存在，并且这种人关于有意义价值的事物的渴望是真实的。而这种渴望中有意义价值的事物被唐君毅先生看作为真、善、美的存在，但这种真、善、美的存在是现实世界所没有的，那么这种关于真、善、美的渴望并非仅仅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心理结果，它的存在应当是具有超越于现实世界的根源性存在。既然这种根源性的存在不在现实世界的范围之内，但是它却又使人拥有对真、善、美这些恒在事物的渴望，这种渴望来源于这个根源性存在对人的思想的渗透。唐君毅先生认为，这种根源性存在“即我自认为与之同一者，当即我内部之自己……此内部之自己，我想，即是我心之本体，即是我们不满显示世界之生灭、虚幻、残忍不仁、不完满，而要求其恒常、真实、善与完满的根源”[3]80。 唐君毅先生通过怀疑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和对此悲观情绪的感受，证实了这种对具有意义价值的事物的追求具有真实性，进而推出心本体的存在。既然具有永恒性的心本体可以赋予精神以无限性，那么为什么无限的精神要与有限的肉体相关联呢？唐君毅先生认为认识世界依靠外物对人身体的感官作用，而关于认识的这个世界是身体与外物接触后所开辟的世界，只有精神与肉体的交汇才能打破身体与外物的隔膜，在身体与外物接触的交点处的认识即是心本体所表现出来的认知。
心本体的肯定得到逻辑论证之后，心本体之所以能解决死亡超越问题来源于其自身的超越性。唐君毅先生认为心本体是内在于自我而又超越自我的存在，心可以通过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而了解世间万物，此时心的目的并不在于事物本身，它可以从一事物的了解跨越到对另一事物的了解，不受任何对象事物的局限而超越了其所了解的事物，这种横向的超越在空间上使心本体能够与世间万物建立起和谐共生的关联，心本体通过附着于事物的认识把自我与外物彰显于现实世界之中，化为充斥于内外的精神实体。此外，唐君毅先生指出，“人我共同之心之本体，即现实世界之本体”[3]87，由此心本体在自我与外物之上沟通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连接，构成了涵盖整个现实世界的本体。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成果可以通过心的把握而实现对时间的超越，而这些精神成果中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关于真、善、美的精神价值，这种纵向的超越使心本体能够把时间跨度范围内的万物汇聚于现实世界之中，其化为了纵连古今的精神实体，在表现现实世界的同时也在超越着现实世界。
唐君毅先生在形而上的世界中推论出了心本体的存在，它悬置于时空之上的特性赋予了其内在的超越性，进而在新本体的追溯中为现实世界的死亡超越找寻到了信念的根基，但“在他看来，生命的世界还不是究极的世界，因为在生命的世界中尚無自觉的价值意识，尚处在‘无明’状态”[4]。因此，由心本体构筑的世界需要进一步向具有道德价值的世界跃迁，使人在精神的内在演进中获得了终极价值追求过程中的慰藉。
三、道德自我的觉醒
在唐君毅先生看来，心本体的超越性化为了心灵去不断追求新认识的内在推动力，在推动人的精神上升过程中求得道德价值的统一，在此意义上由人自觉体现出来的精神即是道德自我。道德自我通过把一切生活道德化，使现实世界成为精神的实在，此时，生与死的界限在这种精神实在中已然被抹去，对死亡的超越便意味着道德自我的觉醒。
从现实角度出发，人们普遍都会追求快乐和幸福，唐君毅先生并不否定快乐和幸福本身，快乐和幸福可以构成道德生活的精神基础，但是有鉴于西方民众对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追逐，他否定把快乐和幸福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观念，因为那样的人生观会让人陷入不自觉、不自主之中，而使人丢失真正的自由。唐君毅先生指出，真正的自由应该是道德生活中的自觉，道德生活就是以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相比于支配物的经济生活、支配他人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支配的是自己。此外，文化生活其实从属于道德生活，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都是以道德自我为根本宗旨。“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5]。可见，道德自我能够统摄一切文化活动的最高追求，并且这一切文化活动都会出现道德价值的踪迹。
道德生活在唐君毅先生看来需要人能够自觉地支配自己和改造自己，由此才能体验到真正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生活的自觉所追求的是一种自律的生活，讲求在自我反省中实现自我的觉醒，一切事物都可以从人的内心本真中寻求到，人们的追问其实就是为了获得应该追求什么的答案，这里的“应该”一词正印证着道德的应该，追求应该追求的目标体现了道德的行为特性，遵从主体自我命令并自我践行的行为为道德自我实现超越死亡奠定了基础。
道德自我意味着超越现实的自我，那么道德自我的觉醒需要与心本体有着相契合的特性。唐君毅先生认为道德心理可以使超越现实的自我化为了一种道德自我，这种道德自我就是能够以道德理性自觉地支配自己的自我，从而超越受限于现实时空下受欲望和冲动所支配的自我。这种道德自我的建立，使心本体化为了一种精神实在，进而与现实世界合而为一，其“不仅贯穿了道德实践的意味，而且把本体论引向与人相关的世界、人的生活世界，这就为他以后把道德自我推扩为生命存在打下了基础”[6]。
此外，唐君毅先生认为道德自我能够超越死亡源于其具备真、善、美的美好品质，这意味着一切的真、善、美都恒定于本心之中，人们都能够在道德自我中寻求永恒的存在，只不过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所以人关于生死价值的追求其实就是求得真、善、美的上升之路，与之相对的假、丑、恶则被唐君毅先生归结于“一念之陷溺”，这是因为“一念的重要，乃在于一念之差，就可以有天堂地狱之别。一念的自反自觉，人可以由自然生活转到真正的道德生活。一念的墮落，人可以由现实世界滑向地狱”[7]。正是由于人的这种“一念之陷溺”，使得人陷溺于自己的欲求之中而忘却了自己的本心。因此，对于如何将此时的现实自我从现实的陷溺中解放出来，唐君毅先生认为应当使人的行为和心理道德化，这就需要在人接受道德的认知中不断强化其道德意识，使之内化于自身的心理之中，令道德心理与自身想法所契合，此时人们便可以去体验自身所产生的种种应有的道德想法，并且在此过程中保持道德的选择自由，使之能够在践行各种道德想法的过程中触碰道德之本原，从而自觉寻求一种合乎道德的自我生活方式以完成生活的道德化。可见，当体悟到道德本原的所在之时，人们便具有充分的自信使其道德生活得以迅速发展，实现道德自我在现实陷溺中的觉醒。
人的精神需要依托于现实世界的肉体，但精神的超升使死亡不再具有终结的含义，而道德自我的觉醒把心本体内置于人的肉体之中，把心本体化为了一种主体的存在，进而可以把现实世界中人的一切活动赋以崇高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在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中逐渐完成道德意义的本体统一，使道德自我化为一种精神的实在，在人文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实现自我的升华和对死亡的超越。
唐君毅先生在对死亡的理解过程中明确了精神的永恒价值，他在形而上的世界中找寻到心本体的存在，并且其内在的超越性为死亡的超越奠定了根基，进而通过道德自我的觉醒赋予了人一切活动以崇高的价值和意义，促使心本体完成道德意义上的本体归置，使在人文世界中得以超越的自我能够化为一种精神实在，从而在对死亡的终极关怀中找寻到道德价值追求的依据。这种对生死的思考，体现了唐君毅先生对传统儒家生死智慧的继承与超越，他所主张的是从心本体的归属、道德自我的实践中实现对死亡的超越，并在追求道德自我的过程中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从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无疑会感召人们形成自怡的生死态度，有助于人们在物欲的世界中重塑对生命的责任感，进而实现对当下生活的道德实践。
参考文献：
[1]唐君毅.哲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897.
[2]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宋志明.中国现代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8.
[5]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
[6]单波.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60.
[7]张祥浩.唐君毅思想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108.
关键词： 死亡 精神 心本体 道德自我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死问题的拷问逐渐被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质追求所淡化，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目标的缺失让人们生活变成了生存。唐君毅先生通过对现实世界中死亡问题的追问来探究精神的实在，从而在精神活动的认知中完善自我意识，并在对心本体的追溯中寻找到生命信念的根基，实现认知意义上的本体论向道德意义的本体论过渡，进而在道德自我的觉醒中实现对死亡的超越。根植于人的天性之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决定着人认知的最终意义，唐君毅先生在考量生死中所呈现的本体论思想始终关注着道德的价值，体现了对人文价值的关怀，为个人生命与人类历史文化长河的契合提供了依据，有助于人们在死亡的观照下重塑对生命的责任感，提高现代人的生活品质，进而在追求道德自我的过程中使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一、精神实在的探究
生死问题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生与死作为我们自然生命的起点与终结，贯穿于我们的生命活动之中。在当今社会，重生轻死的意识充斥于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唐君毅先生认为“人生之全体，必须包含死来了解。最高的哲学智慧，必须包含死之智慧”[1]。在唐君毅先生看来，死亡问题应当置于人生之中，因为与其他生命相比，只有人才能真正地意识到死亡问题，并且有着对死亡问题探知的本性冲动。死会作为人生的必然性终结，“常置死于目前，在未死之时先期迎接死，而置‘死’于有生之中，正人之所以得超死而永生之一道也”[2]121，也只有这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态度才能为生的无限可能带来希望。
人从出生开始就在走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但人死后有何归宿，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以为生者解惑，进而影响其对生的认识和规划。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人死灯灭的观念，肉体的销毁会让精神无立锥之地，在这里唐君毅先生认为精神是存续在世间的，并不仅仅单纯以肉体为依托，而且肉体的消灭并不代表精神的消灭，也不是人生命的最终归宿，它只是类似于一条射线上的节点，代表着生命的精神仍然会跨越这个端点继续向前，死亡只是为了证明生命的肉体存在形式曾經存在过。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首先要从人本身谈起，人在自然界中生存，目的是为了维持肉体的存活，但是人的精神并非仅仅停留在生存技巧的寻求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环境的变化会使人产生由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跃迁，情感、理想等脱离生存目的的因素会逐渐充斥于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为肉体存续的服务空间会被逐步压缩。此时唐君毅先生认为：“人之所以要身体存在，是为的人要生活，然而人不只生活在身体中，而通常是生活在身体之外之自然世界、家庭国家之人群世界、历史文化之世界中。在此生活中，人之精神是处处向着在其自己的身体之上之外的物事，而不是只向着其自己的身体的。”[2]96由此可见，人最终追求的并非是身体的存在，人只是借身体的存在来实现其精神活动。
生命活动的体现包含了精神活动和肉体活动，通常人们都会把生命活动的路程看作一个片段，但是唐君毅先生把生命化为一种射线般的存在，这种视角的生命认识颠覆了对传统生命的定义，精神活动超越了肉体活动使生命得以全新的延续，并通过精神活动对物体进行意识的附着，化为同世界万物共生的存在。这体现在精神活动的痕迹往往会蔓延于人类的文化生活之中，儒家所讲求的立德、立功、立言无不体现出人对精神不朽的追求，以唐君毅先生的生命视角看，这些精神成果是一种精神活动的体现形式，人们通过这些精神文化成果实现了横跨古今的精神交流。
如此來说，人对精神活动的追求就应当能够超越其对肉体活动的追求，但是在正常的生活中无法准确把握人的精神活动与肉体活动何以为重，所以这个问题的认证需要借助于把人置于生命终结的临界点上。人在临死前都会对生前死后进行安排，这种放弃对肉体活动得以获得精神存续的做法反映出人的“意志与精神之本性与其所向，是超越其求延续其身体的生存时间的欲望之上”[2]95-96。由此可见，精神活动的重要性决定了人的至高追求应当体现在其对精神活动的追求过程中。
因此，唐君毅先生通过对死亡的深层解读，将精神活动的触角在人文世界中进一步延伸，使生命的容量得到了进一步扩充，充分体现了精神活动在生命征程中的重要内涵，同时也在探究精神实在的过程中兴起了追求本体的冲动。
二、心本体的追溯
生命化为了永恒的存在，依托于精神能够与世间万物相合，这种生死观源于对把心灵视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心灵上升为心本体，成为宇宙万物存在的最高的共同本质。那么关于死亡的超越就意味着对心本体的追问寻溯，由此形而上的根源才能从根本意义上明确死亡超越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意义。
世界存在并出场呈现在时间的面前，那么时间的流逝会造成世界存在的退场，唐君毅先生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都可以被怀疑为非真实的存在，但这并不是否定现实世界中万物的存在，而是指出其非真实性的一面。现实世界在流转的时间面前充满了脆弱，这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但这种非真实性与悲观情绪是因为人渴望有意义价值的事物能够得以永恒存在，并且这种人关于有意义价值的事物的渴望是真实的。而这种渴望中有意义价值的事物被唐君毅先生看作为真、善、美的存在，但这种真、善、美的存在是现实世界所没有的，那么这种关于真、善、美的渴望并非仅仅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心理结果，它的存在应当是具有超越于现实世界的根源性存在。既然这种根源性的存在不在现实世界的范围之内，但是它却又使人拥有对真、善、美这些恒在事物的渴望，这种渴望来源于这个根源性存在对人的思想的渗透。唐君毅先生认为，这种根源性存在“即我自认为与之同一者，当即我内部之自己……此内部之自己，我想，即是我心之本体，即是我们不满显示世界之生灭、虚幻、残忍不仁、不完满，而要求其恒常、真实、善与完满的根源”[3]80。 唐君毅先生通过怀疑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和对此悲观情绪的感受，证实了这种对具有意义价值的事物的追求具有真实性，进而推出心本体的存在。既然具有永恒性的心本体可以赋予精神以无限性，那么为什么无限的精神要与有限的肉体相关联呢？唐君毅先生认为认识世界依靠外物对人身体的感官作用，而关于认识的这个世界是身体与外物接触后所开辟的世界，只有精神与肉体的交汇才能打破身体与外物的隔膜，在身体与外物接触的交点处的认识即是心本体所表现出来的认知。
心本体的肯定得到逻辑论证之后，心本体之所以能解决死亡超越问题来源于其自身的超越性。唐君毅先生认为心本体是内在于自我而又超越自我的存在，心可以通过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而了解世间万物，此时心的目的并不在于事物本身，它可以从一事物的了解跨越到对另一事物的了解，不受任何对象事物的局限而超越了其所了解的事物，这种横向的超越在空间上使心本体能够与世间万物建立起和谐共生的关联，心本体通过附着于事物的认识把自我与外物彰显于现实世界之中，化为充斥于内外的精神实体。此外，唐君毅先生指出，“人我共同之心之本体，即现实世界之本体”[3]87，由此心本体在自我与外物之上沟通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连接，构成了涵盖整个现实世界的本体。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成果可以通过心的把握而实现对时间的超越，而这些精神成果中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关于真、善、美的精神价值，这种纵向的超越使心本体能够把时间跨度范围内的万物汇聚于现实世界之中，其化为了纵连古今的精神实体，在表现现实世界的同时也在超越着现实世界。
唐君毅先生在形而上的世界中推论出了心本体的存在，它悬置于时空之上的特性赋予了其内在的超越性，进而在新本体的追溯中为现实世界的死亡超越找寻到了信念的根基，但“在他看来，生命的世界还不是究极的世界，因为在生命的世界中尚無自觉的价值意识，尚处在‘无明’状态”[4]。因此，由心本体构筑的世界需要进一步向具有道德价值的世界跃迁，使人在精神的内在演进中获得了终极价值追求过程中的慰藉。
三、道德自我的觉醒
在唐君毅先生看来，心本体的超越性化为了心灵去不断追求新认识的内在推动力，在推动人的精神上升过程中求得道德价值的统一，在此意义上由人自觉体现出来的精神即是道德自我。道德自我通过把一切生活道德化，使现实世界成为精神的实在，此时，生与死的界限在这种精神实在中已然被抹去，对死亡的超越便意味着道德自我的觉醒。
从现实角度出发，人们普遍都会追求快乐和幸福，唐君毅先生并不否定快乐和幸福本身，快乐和幸福可以构成道德生活的精神基础，但是有鉴于西方民众对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追逐，他否定把快乐和幸福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观念，因为那样的人生观会让人陷入不自觉、不自主之中，而使人丢失真正的自由。唐君毅先生指出，真正的自由应该是道德生活中的自觉，道德生活就是以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相比于支配物的经济生活、支配他人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支配的是自己。此外，文化生活其实从属于道德生活，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都是以道德自我为根本宗旨。“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5]。可见，道德自我能够统摄一切文化活动的最高追求，并且这一切文化活动都会出现道德价值的踪迹。
道德生活在唐君毅先生看来需要人能够自觉地支配自己和改造自己，由此才能体验到真正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生活的自觉所追求的是一种自律的生活，讲求在自我反省中实现自我的觉醒，一切事物都可以从人的内心本真中寻求到，人们的追问其实就是为了获得应该追求什么的答案，这里的“应该”一词正印证着道德的应该，追求应该追求的目标体现了道德的行为特性，遵从主体自我命令并自我践行的行为为道德自我实现超越死亡奠定了基础。
道德自我意味着超越现实的自我，那么道德自我的觉醒需要与心本体有着相契合的特性。唐君毅先生认为道德心理可以使超越现实的自我化为了一种道德自我，这种道德自我就是能够以道德理性自觉地支配自己的自我，从而超越受限于现实时空下受欲望和冲动所支配的自我。这种道德自我的建立，使心本体化为了一种精神实在，进而与现实世界合而为一，其“不仅贯穿了道德实践的意味，而且把本体论引向与人相关的世界、人的生活世界，这就为他以后把道德自我推扩为生命存在打下了基础”[6]。
此外，唐君毅先生认为道德自我能够超越死亡源于其具备真、善、美的美好品质，这意味着一切的真、善、美都恒定于本心之中，人们都能够在道德自我中寻求永恒的存在，只不过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所以人关于生死价值的追求其实就是求得真、善、美的上升之路，与之相对的假、丑、恶则被唐君毅先生归结于“一念之陷溺”，这是因为“一念的重要，乃在于一念之差，就可以有天堂地狱之别。一念的自反自觉，人可以由自然生活转到真正的道德生活。一念的墮落，人可以由现实世界滑向地狱”[7]。正是由于人的这种“一念之陷溺”，使得人陷溺于自己的欲求之中而忘却了自己的本心。因此，对于如何将此时的现实自我从现实的陷溺中解放出来，唐君毅先生认为应当使人的行为和心理道德化，这就需要在人接受道德的认知中不断强化其道德意识，使之内化于自身的心理之中，令道德心理与自身想法所契合，此时人们便可以去体验自身所产生的种种应有的道德想法，并且在此过程中保持道德的选择自由，使之能够在践行各种道德想法的过程中触碰道德之本原，从而自觉寻求一种合乎道德的自我生活方式以完成生活的道德化。可见，当体悟到道德本原的所在之时，人们便具有充分的自信使其道德生活得以迅速发展，实现道德自我在现实陷溺中的觉醒。
人的精神需要依托于现实世界的肉体，但精神的超升使死亡不再具有终结的含义，而道德自我的觉醒把心本体内置于人的肉体之中，把心本体化为了一种主体的存在，进而可以把现实世界中人的一切活动赋以崇高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在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中逐渐完成道德意义的本体统一，使道德自我化为一种精神的实在，在人文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实现自我的升华和对死亡的超越。
唐君毅先生在对死亡的理解过程中明确了精神的永恒价值，他在形而上的世界中找寻到心本体的存在，并且其内在的超越性为死亡的超越奠定了根基，进而通过道德自我的觉醒赋予了人一切活动以崇高的价值和意义，促使心本体完成道德意义上的本体归置，使在人文世界中得以超越的自我能够化为一种精神实在，从而在对死亡的终极关怀中找寻到道德价值追求的依据。这种对生死的思考，体现了唐君毅先生对传统儒家生死智慧的继承与超越，他所主张的是从心本体的归属、道德自我的实践中实现对死亡的超越，并在追求道德自我的过程中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从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无疑会感召人们形成自怡的生死态度，有助于人们在物欲的世界中重塑对生命的责任感，进而实现对当下生活的道德实践。
参考文献：
[1]唐君毅.哲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897.
[2]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宋志明.中国现代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8.
[5]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
[6]单波.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60.
[7]张祥浩.唐君毅思想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