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转眼间文博名家王世襄先生（公元1914年-2009年）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尽管是阴阳两隔，王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他的学术文章仍让晚辈铭记不忘。王先生在众多文博领域用心m凝成的研究成果随着时光的流失不仅未被湮没，反而更加光彩熠熠。今年是王世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值此缅怀追忆之时，我与王先生“忘年之交”的难忘时光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我和于世襄先生相识于1987年。当时，我还是文物出版社的一位年轻编辑，为了完成《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卷的前期策划，特地到东城芳嘉园登门拜访。王先生尽管是这本书的主编，此时已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术力作《髹饰录》、《中国古代漆器》和《明式家具珍赏》，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却虚怀若谷，很好相处。我们在一起讨论了此书的框架和编撰提纲，后来又一道去外地出差，编选文物，收集材料。王先生的言谈举止，使我明白了怎样去做学问，怎样才叫真才实学而不是徒有虚名。他当时住在东城芳嘉园老宅，我住在东四九条胡同，相距不算太远。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还骑着车，挎着菜篮子，通过那条南北向的小街，一大早就到我住的那座四合院来找我谈书稿的事。我也时常到他家去求教，逐渐与袁苓猷师母熟悉起来。王先生成了我内心深处极为佩服的学术楷模。
　　随后数年，我主要是在编辑古代建筑方面的图书，与王先生在编辑业务上的交往不算太多。不过，王先生到文物出版社来买书和路过沙滩北大红楼时却总要来看我，出版了新书也总是一本不差的赠给我阅读。我有时候去看望他，他总要把刚写完的书稿给我看，偶尔还绘声绘色地为我朗读几段。我对王先生的为人和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他的学术成果也更加留意。渐渐地，我萌生了想向世人介绍这位大俗大雅的长辈学者的想法。本世纪初，当我策划《中国文博名家画传》系列丛书时，立刻想到了王世襄先生，想到了他走过的跌宕起伏的的人生道路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公元20世纪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轨迹。2001年初，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先生。开始时，王先生有些推辞，认为自己不值得多写，所做的一切都是志趣使然，没有什么。经过我再三恳求，先生最终欣然应允，令我十分感激。在编著的过程中，我得到了王先生的鼎力支持。他提供了相关的生平材料和书籍，多次为我回顾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人生与治学经历，亲自审阅了编著提纲，文稿写成后又对其中的史料做了订正，并在年事已高、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为此书尽可能地寻找他的生平照片，还亲自前往文物出版社摄影室指导拍他的书影。正是由于有了王先生的如此关怀和悉心指导，我才能够有信心利用数月的业余时间撰写成《王世襄画传》，并在此书出版后一版再版，得到海内外广大关心和热爱王先生的读者的认可。王先生审读此书后也很满意，在我保存的此书的扉页利用晚辈的笔名题写了“知我者晨舟也”的赠语，以资鼓励。2002年，他又把在海内外已经享有盛誉的《明式家具珍赏》中文简体字版的出版权再次交给文物出版社，并让我负责出版。此书目前已成为中国中高档文物图集中销量最高和影响最为广泛的图书。
　　回顾我与王先生的忘年之交，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面对海内外媒体对他的众多评述，王先生曾一再对我说“我不是什么‘京城第一玩家’”。看看王先生在年近七十岁以后才逐步出版的几十部图书，人们就会明白他是一位勤奋耕耘于中华文明沃土、大俗大雅、“玩”中有心积累，不经意间创造出了“世纪绝学”的文化大家。追寻王先生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众多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真可谓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令人目不暇接。下面从五个方面对其学术成果进行概述。
　　对明式家具的收藏与研究。王先生对古代家具，尤其是历明入清的“明式家具”的研究始于上世纪40年代初。经过四十多年的倾囊以求，共搜集明式家具达七十九件，其中不乏明代宋牧仲紫檀大画案、两件成对的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和四件一堂的紫檀牡丹纹扇面形南官帽大椅等传世重器。不仅如此，他还结合收藏、工匠制作和古代文献，先后撰写了十余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编著了几本颇有特色的明式家具图集，在国内收藏界掀起了一股“明式家具热”。特别是多语种、多版本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的先后问世，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研究基础，被海外学者称为明式家具研究的“圣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古代漆器领域的上下求索。对中国古代漆器源流和形制的精辟阐述，是王先生几十年学术研究中始终未曾放松的极为重要的工作，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他以古代典籍的考释为出发点，密切结合出土文物，辅以匠师世袭相传的口碑与示范操作而形成的“三位一体”的治学风格。他从1948年至1998年，长达半个世纪对《髹饰录》的解说和反复修订就是鲜明的例证。其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古代漆器的学术文章，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漆器》和《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卷等大型图集，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继承竹刻家学的再创造。王先生对竹刻艺术的研究兴趣源于两位舅父（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压）。他在整理他们的文章和藏品中，结合相关的文献和当代匠师的佳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在整理二舅《刻竹小言》的基础上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有关竹刻艺术的图录《竹刻艺术》，随后又与侨居美国的翁万戈先生合编了英文版的《中国竹刻图录》，不久还在大陆和台湾先后出版了《竹刻》和《竹刻鉴赏》两书，将古今民间制作与收藏的竹刻艺术品上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
　　始终不曾忘情的书画与雕塑。王先生的母亲金章是画鱼名家。他自幼受母亲的熏陶，习文练字，对书画与雕塑有浓厚的兴趣。他年轻时由玩耍到用功的转折点就是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开始专心编著《中国画论研究》一书。此后几十年，大凡有机会，他都情不自禁地要在这一钟爱的领域下功夫。也许是用情太深，要求太高，因此除了散篇画论见诸报刊，他的《中国画论研究》一书尘封半个多世纪后才在本世纪初问世。
　　玩出来的“世纪绝学”。从小到大、玩兴十足的王先生，除了京城一般人喜好的听戏和养鸟，其他玩意儿几乎无不涉猎。其中有养鸽子、斗蛐蛐、怀鸣虫、范匏器、绘葫芦、架大鹰、训獾狗以及品尝美味佳肴。如果仅此而已，算一位“玩儿家”也就罢了，他却通过与众多玩儿家广泛交游，耳濡目染，结合文献，整理评述，使市井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于不经意间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他在这些方面发表的名篇有《鸽哨带来的空中音乐》（《中国建设》1963年第11期）、《谈匏器》（发表于1979年）、《中国名菜谱》北京和福建风味卷序言（发表于1988年）、《范匏绝艺庆重生》（《燕都》1992年第5期）、《秋虫六忆》（发表于1993年）、《冬虫篇》（发表于1993年）、《大鹰篇》（《中国文化》1994年第8期）和《獾狗篇》（《中国文化》1994年第9期）。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北京鸽哨》（三联书店1989年版）、《蟋蟀谱集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说葫芦》（香港壹出版社1993年版）和《明代鸽经清宫鸽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新旧世纪之交，年过九旬的王世襄依然笔耕不辍。他借元代画家钱舜举所作《锦灰堆》画卷多绘虾尾、鸡翎、蚌壳、莲房一类食剩无用之物的蕴意，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锦灰堆》交三联书店出版。从1999年出版《锦灰堆》三卷，到2003年推出《锦灰二堆》两卷，再到2005年发表《锦灰三堆》以及2007年问世的《锦灰不成堆》，共计收录了他的文章二百余篇、诗词一百六十六首，并影印了他的手迹和书目，反映了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学术追求。除此之外，他还把除了明式家具的其他藏品编选成八开精装图录《自珍集》，展示了坚守自珍、化平凡为神奇的大家风范。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以九十五岁的高龄从容而完美地划上了他传奇人生的句号。王世襄先生的逝世，无疑是中国文博界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众多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是后人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逾越的。他所留下的“世纪绝学”，堪称宝贵的文化财富。作为晚辈，我们所要做的是以虔诚之心，领悟王先生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之意，继承王先生的遗志，始终把王先生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楷模，竭尽所能把他奉献给世人的众多文化成果广泛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神奇而卓越的文博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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