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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至2016年3月，整整八年的时间里，湖南省衡阳市换了三任市委书记，分别是张文雄、童名谦和李亿龙。如今，这三人已全部落马。
把视角聚焦在衡阳，不难发现：官员与局部政治生态相互影响的表象背后，隐藏的是一个老话题——“一把手”监督难。
“救火”书记生活糜烂
“大家都知道李亿龙到衡阳来是‘救火’的，但没想到他更坏。”2016年12月8日，衡阳一名副处级官员在市委大院内的办公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李亿龙到衡阳要“救”的“火”，是指2013年该市发生的人大代表贿选案。
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6名当选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达1.1亿余元人民币，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工作人员收受钱物。
彼时，担任衡阳市委书记的是童名谦。2013年12月18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童名谦接受组织调查。事后中央纪委的通报称，童名谦在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作为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人，不正确履行职责，对衡阳市人代会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后暴露出的贿选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肃查处，导致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2014年8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童名谦有期徒刑五年。
2013年3月，衡阳贿选案发，在怀化当了五年多市委书记的李亿龙被调赴衡阳“救火”。在怀化任职期间，李亿龙以强势著称，对此，当地人用“霸蛮”这个词描述他。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2016年11月23日，湖南省纪委发布消息：经查，李亿龙违反政治纪律，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且采取与他人串供、退赃等方式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贪图享乐，在生活上搞特殊化，长期使用公款雇用专职保姆为其提供生活服务；违反组织纪律，独断专行，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其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用公款支付个人费用；违反生活纪律，道德沦丧，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搞权色、钱色交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滥用职权，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李亿龙生活上非常糜烂，不是一般地烂。”衡阳市政府部门的一名副职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李亿龙落马前，网络上曾爆出他情妇的艳照，但李亿龙矢口否认。
“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李亿龙只交代了与多名女性不正当关系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拒不交代。这一点倒是与他的性格相符。”一名熟悉衡阳官场的知情人士称。
多个湖南政界的信源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李亿龙被湖南省纪委带走的当天，衡阳下辖的县级市耒阳市市长刘革生为送别不再担任市委书记的李亿龙，上门送了5万元钱。因当时李亿龙不在家，保姆代收后从中抽出了2万元，只转交给李亿龙3万元。李亿龙被带走时，这3万元钱被现场查获。
目前，刘革生已被免去市长职务。
暗查并检举前任
临危受命的“救火官员”一般都会被重用或提拔。
2014年8月，山西“塌方式腐败”被揭露后，多名官员入晋“救火”。
从中央纪委调任山西担任省纪委书记的黄晓薇，目前已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从重庆调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的吴政隆，目前已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从北京市平谷区委书记调任山西省大同市委书记的张吉福，目前已跻身山西省委常委。从中央纪委案件一室调任山西省纪委副书记的迟耀云，目前已被提拔担任文化部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与前述情况相比，李亿龙成为罕见的例外，而他的落马，则牵扯出了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文雄。
两个独立的湖南政界消息源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李亿龙落马后检举了张文雄，“湖南官场很多人都知道，李亿龙和张文雄是死对头”。
李亿龙与张文雄的交集始于2006年。2006年，已经干了三年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的张文雄调任怀化市委书记，李亿龙则从省会长沙的市委常委、县级市浏阳市委书记调任怀化市长。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张文雄在怀化只当了一年市委书记就调回湖南省委继续担任副秘书长。
“据我所知，当时就是李亿龙把张文雄闹走的。”知情人士透露，李亿龙性格强势，而张文雄又比李亿龙年轻6岁，当时党政主要领导之间不和已成为怀化官场公开的秘密。
2008年3月，回到省委副秘书长位置上又干了一年左右的张文雄，被调任衡阳市委书记。同一年，李亿龙出任怀化市委书记。2011年12月，张文雄被提拔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童名谦接任衡阳市委书记。2013年3月，57岁的李亿龙调任衡阳市委书记，接替贿选案后离开衡阳的童名谦。
上述知情人士介绍，李亿龙来到衡阳就成立了一个调查组，专门搜集张文雄在衡阳期间的问题。
一名熟悉衡阳政界的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李亿龙到衡阳担任市委书记后，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曾义国找到李亿龙，“想动一动”，李亿龙就向曾义国了解张文雄在衡阳当书记期间的情况。曾义国不明就里，开始大谈张文雄的政绩，李亿龙不悦。在李亿龙的引导下，曾义国开始谈其掌握的张文雄的一些问题，李亿龙大喜：“这就对了嘛，说，就按这个思路说下去。”
2015年4月，曾义国被调任县级市常宁市委书记。2016年4月，李亿龙落马。两个月后，曾义国也落马。
李亿龙不仅通过下属调查政治对手，还试图利用媒体人。2016年12月13日，被羁押在衡阳看守所的前媒体人格祺伟通过其律师廖曜中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2013年4月，李亿龙到衡阳任职后，五天内要求《衡阳日报》换了三个报头。衡阳市一名副厅级官员通过中间人将此事告知了格祺伟，格祺伟随后在媒体上公开进行了披露。 几天后，李亿龙约他在办公室见了面，一方面主动示好，提出可以给他在衡阳宣传系统解决一个正科级待遇，一方面要求格祺伟说出其背后指使者。几个月后，在李亿龙的授意下，衡阳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了格祺伟。
“李亿龙的政治对手也在反攻他。没有这些人在背后支持，我也不敢去搞李亿龙。”格祺伟说。
2016年5月，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格祺伟有期徒刑六年。
“不是衡阳害了他们，是他们害了衡阳”
2016年12月初，一场围绕着衡阳三任市委书记落马的争论在网络上展开。一方认为，衡阳三任书记连续落马，与衡阳一贯不良的地方政治生态有关，而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意见。
“你要说童名谦是个坏人，我肯定不同意。”衡阳市委一名副处级官员说。在她眼里，童名谦就是一个糊涂官。
一名知情的衡阳官员介绍，当初有关贿选的举报材料呈送到童名谦的案头时，如果他批示严厉查处，可能他一点儿事都不会有。可是，他当时提出的意见是让受贿的市人大代表将钱退回去。
上述官员认为，童名谦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但缺乏决断力。面对贿选案，有决断力的人会立即去踩“刹车”，他却不敢，也不想去得罪人。他担心因此得罪人，晋升时没人给他投票。
“衡阳害了我，我也害了衡阳。”童名谦在出庭受审时这样说。
湖南省某政府机关的一名中层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童名谦的落马确实与衡阳有关。但张文雄和李亿龙并非如此。
多名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张文雄在官场的口碑不错，对衡阳的发展贡献也很大，但其妻涂爱芳四处打着张文雄的旗号接工程，对他的负面影响不小。
湖南保监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局2013年1月30日核准了涂爱芳担任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公开信息显示，涂爱芳是一家环保公司的股东。据知情人士透露，涂爱芳虽然在保险公司任职，但私下却沿着张文雄的任职轨迹一路接了不少绿化和污水处理工程，人称“涂姐”。
对于李亿龙的问题，多名受访的衡阳官员也认为与衡阳地方的政治生态关系不大。其中一名正处级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李亿龙在怀化的时候，就一直有人向中央纪委、省纪委告状，省纪委查过不止一次。因为他工作上有魄力，在贿选案之后把他放到衡阳，但是，那些恶习他没有改，到了衡阳也一点儿都没收敛。”
“对于张文雄和李亿龙，不是衡阳害了他们，而是他们害了衡阳，让衡阳被污名化。”上述衡阳官员说。
曾担任黑龙江省副厅级巡视专员的李克军认为，官员出事一般是四大因素的集合：一是整个官场生态，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制约，风气不正。二是局部生态，有的地方好些，有的地方差些。三是个人因素，有的严谨慎重些，有的张扬放肆些。四是偶发因素，如群体性事件引发、与某人矛盾激化、离奇事件引发关注、死磕上访或揭发者坚持不懈等等。官员落马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不能片面强调地域影响。
“要是符合组织程序，
还要你组织部干什么！”
一个地方连续数任市委书记落马的情况，并非衡阳独有。
根据纪检部门的通报和司法部门的司法判决可以看出，一地主要官员相继落马的一个共同点，是这些人走到哪里贪腐到哪里，而且一边贪腐一边被提拔。
江苏省常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太原市委原书记申维辰的判决中指出，其贪腐时间从1992年到2014年，时间跨度长达22年，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委托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岗位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541.96万元。
根据司法部门公布的法律文书和纪检部门的通报统计，除申维辰外，山西省太原市委原书记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杜善学，安徽省淮南市委原书记陈世礼、方西屏，河南省焦作市委原书记秦玉海，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原书记连子恒等，均在多个岗位存在贪腐行为，一路被带病提拔，且贪腐行为多发生在担任党政“一把手”期间。
“这不是哪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一把手’权力缺乏监督的问题。”上述湖南政界的知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李亿龙落马后，湖南一位省委常委到衡阳参加衡阳市委民主生活会。会上，这位省委常委质问在场的衡阳市委常委：“为什么没有人对李亿龙说不？”这位省委常委也对衡阳市相关部门的官员进行了批评。
“在衡阳，没有人敢不听李亿龙的。通过贿选案，他处分了一大批衡阳干部，又提拔了一大批顺从他的干部。”衡阳市一名副处级官员说。
一名知情人士介绍，李亿龙在人事安排上独断专行，经常在随意安排官员时对组织部官员说：“要是符合组织程序，还要你组织部干什么？”
在一次外出调研的考斯特中巴车上，李亿龙要求衡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提拔一名官员。这名负责人认为，提拔该官员不符合组织程序。李亿龙当着一车人大声训斥该负责人：“什么符合程序不符合程序，让你提拔就提拔。你不听，信不信我把你免掉？”
市委常委会上，基本都是李亿龙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包括市长都没有什么发言权。”上述知情人士说。
监督缺失，也并非所有官员都不能洁身自好。在山西的吕梁市和运城市都曾发生连续两任市委书记落马的情况，但也有例外。2015年4月，现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吕梁市委书记的高卫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曾担任运城市委书记，后两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到吕梁任职时，他的前两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
“个人是否把持得住成了关键。”湖南上述官员说。
李克军表示，“一把手”必须实现最大限度的权责对应，改变过分倚重自上而下监督，形成纪检、审计、人大常委会、媒体的立体监督体系更为重要，实现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监督才是关键。从反腐防腐制度化角度看，真正把权力关在法治笼子里才是关键。
（转自《南方周末》）
把视角聚焦在衡阳，不难发现：官员与局部政治生态相互影响的表象背后，隐藏的是一个老话题——“一把手”监督难。
“救火”书记生活糜烂
“大家都知道李亿龙到衡阳来是‘救火’的，但没想到他更坏。”2016年12月8日，衡阳一名副处级官员在市委大院内的办公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李亿龙到衡阳要“救”的“火”，是指2013年该市发生的人大代表贿选案。
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6名当选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达1.1亿余元人民币，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工作人员收受钱物。
彼时，担任衡阳市委书记的是童名谦。2013年12月18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童名谦接受组织调查。事后中央纪委的通报称，童名谦在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作为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人，不正确履行职责，对衡阳市人代会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后暴露出的贿选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肃查处，导致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2014年8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童名谦有期徒刑五年。
2013年3月，衡阳贿选案发，在怀化当了五年多市委书记的李亿龙被调赴衡阳“救火”。在怀化任职期间，李亿龙以强势著称，对此，当地人用“霸蛮”这个词描述他。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2016年11月23日，湖南省纪委发布消息：经查，李亿龙违反政治纪律，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且采取与他人串供、退赃等方式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贪图享乐，在生活上搞特殊化，长期使用公款雇用专职保姆为其提供生活服务；违反组织纪律，独断专行，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其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用公款支付个人费用；违反生活纪律，道德沦丧，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搞权色、钱色交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滥用职权，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李亿龙生活上非常糜烂，不是一般地烂。”衡阳市政府部门的一名副职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李亿龙落马前，网络上曾爆出他情妇的艳照，但李亿龙矢口否认。
“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李亿龙只交代了与多名女性不正当关系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拒不交代。这一点倒是与他的性格相符。”一名熟悉衡阳官场的知情人士称。
多个湖南政界的信源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李亿龙被湖南省纪委带走的当天，衡阳下辖的县级市耒阳市市长刘革生为送别不再担任市委书记的李亿龙，上门送了5万元钱。因当时李亿龙不在家，保姆代收后从中抽出了2万元，只转交给李亿龙3万元。李亿龙被带走时，这3万元钱被现场查获。
目前，刘革生已被免去市长职务。
暗查并检举前任
临危受命的“救火官员”一般都会被重用或提拔。
2014年8月，山西“塌方式腐败”被揭露后，多名官员入晋“救火”。
从中央纪委调任山西担任省纪委书记的黄晓薇，目前已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从重庆调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的吴政隆，目前已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从北京市平谷区委书记调任山西省大同市委书记的张吉福，目前已跻身山西省委常委。从中央纪委案件一室调任山西省纪委副书记的迟耀云，目前已被提拔担任文化部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与前述情况相比，李亿龙成为罕见的例外，而他的落马，则牵扯出了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文雄。
两个独立的湖南政界消息源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李亿龙落马后检举了张文雄，“湖南官场很多人都知道，李亿龙和张文雄是死对头”。
李亿龙与张文雄的交集始于2006年。2006年，已经干了三年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的张文雄调任怀化市委书记，李亿龙则从省会长沙的市委常委、县级市浏阳市委书记调任怀化市长。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张文雄在怀化只当了一年市委书记就调回湖南省委继续担任副秘书长。
“据我所知，当时就是李亿龙把张文雄闹走的。”知情人士透露，李亿龙性格强势，而张文雄又比李亿龙年轻6岁，当时党政主要领导之间不和已成为怀化官场公开的秘密。
2008年3月，回到省委副秘书长位置上又干了一年左右的张文雄，被调任衡阳市委书记。同一年，李亿龙出任怀化市委书记。2011年12月，张文雄被提拔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童名谦接任衡阳市委书记。2013年3月，57岁的李亿龙调任衡阳市委书记，接替贿选案后离开衡阳的童名谦。
上述知情人士介绍，李亿龙来到衡阳就成立了一个调查组，专门搜集张文雄在衡阳期间的问题。
一名熟悉衡阳政界的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李亿龙到衡阳担任市委书记后，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曾义国找到李亿龙，“想动一动”，李亿龙就向曾义国了解张文雄在衡阳当书记期间的情况。曾义国不明就里，开始大谈张文雄的政绩，李亿龙不悦。在李亿龙的引导下，曾义国开始谈其掌握的张文雄的一些问题，李亿龙大喜：“这就对了嘛，说，就按这个思路说下去。”
2015年4月，曾义国被调任县级市常宁市委书记。2016年4月，李亿龙落马。两个月后，曾义国也落马。
李亿龙不仅通过下属调查政治对手，还试图利用媒体人。2016年12月13日，被羁押在衡阳看守所的前媒体人格祺伟通过其律师廖曜中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2013年4月，李亿龙到衡阳任职后，五天内要求《衡阳日报》换了三个报头。衡阳市一名副厅级官员通过中间人将此事告知了格祺伟，格祺伟随后在媒体上公开进行了披露。 几天后，李亿龙约他在办公室见了面，一方面主动示好，提出可以给他在衡阳宣传系统解决一个正科级待遇，一方面要求格祺伟说出其背后指使者。几个月后，在李亿龙的授意下，衡阳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了格祺伟。
“李亿龙的政治对手也在反攻他。没有这些人在背后支持，我也不敢去搞李亿龙。”格祺伟说。
2016年5月，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格祺伟有期徒刑六年。
“不是衡阳害了他们，是他们害了衡阳”
2016年12月初，一场围绕着衡阳三任市委书记落马的争论在网络上展开。一方认为，衡阳三任书记连续落马，与衡阳一贯不良的地方政治生态有关，而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意见。
“你要说童名谦是个坏人，我肯定不同意。”衡阳市委一名副处级官员说。在她眼里，童名谦就是一个糊涂官。
一名知情的衡阳官员介绍，当初有关贿选的举报材料呈送到童名谦的案头时，如果他批示严厉查处，可能他一点儿事都不会有。可是，他当时提出的意见是让受贿的市人大代表将钱退回去。
上述官员认为，童名谦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但缺乏决断力。面对贿选案，有决断力的人会立即去踩“刹车”，他却不敢，也不想去得罪人。他担心因此得罪人，晋升时没人给他投票。
“衡阳害了我，我也害了衡阳。”童名谦在出庭受审时这样说。
湖南省某政府机关的一名中层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童名谦的落马确实与衡阳有关。但张文雄和李亿龙并非如此。
多名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张文雄在官场的口碑不错，对衡阳的发展贡献也很大，但其妻涂爱芳四处打着张文雄的旗号接工程，对他的负面影响不小。
湖南保监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局2013年1月30日核准了涂爱芳担任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公开信息显示，涂爱芳是一家环保公司的股东。据知情人士透露，涂爱芳虽然在保险公司任职，但私下却沿着张文雄的任职轨迹一路接了不少绿化和污水处理工程，人称“涂姐”。
对于李亿龙的问题，多名受访的衡阳官员也认为与衡阳地方的政治生态关系不大。其中一名正处级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李亿龙在怀化的时候，就一直有人向中央纪委、省纪委告状，省纪委查过不止一次。因为他工作上有魄力，在贿选案之后把他放到衡阳，但是，那些恶习他没有改，到了衡阳也一点儿都没收敛。”
“对于张文雄和李亿龙，不是衡阳害了他们，而是他们害了衡阳，让衡阳被污名化。”上述衡阳官员说。
曾担任黑龙江省副厅级巡视专员的李克军认为，官员出事一般是四大因素的集合：一是整个官场生态，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制约，风气不正。二是局部生态，有的地方好些，有的地方差些。三是个人因素，有的严谨慎重些，有的张扬放肆些。四是偶发因素，如群体性事件引发、与某人矛盾激化、离奇事件引发关注、死磕上访或揭发者坚持不懈等等。官员落马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不能片面强调地域影响。
“要是符合组织程序，
还要你组织部干什么！”
一个地方连续数任市委书记落马的情况，并非衡阳独有。
根据纪检部门的通报和司法部门的司法判决可以看出，一地主要官员相继落马的一个共同点，是这些人走到哪里贪腐到哪里，而且一边贪腐一边被提拔。
江苏省常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太原市委原书记申维辰的判决中指出，其贪腐时间从1992年到2014年，时间跨度长达22年，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委托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岗位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541.96万元。
根据司法部门公布的法律文书和纪检部门的通报统计，除申维辰外，山西省太原市委原书记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杜善学，安徽省淮南市委原书记陈世礼、方西屏，河南省焦作市委原书记秦玉海，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原书记连子恒等，均在多个岗位存在贪腐行为，一路被带病提拔，且贪腐行为多发生在担任党政“一把手”期间。
“这不是哪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一把手’权力缺乏监督的问题。”上述湖南政界的知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李亿龙落马后，湖南一位省委常委到衡阳参加衡阳市委民主生活会。会上，这位省委常委质问在场的衡阳市委常委：“为什么没有人对李亿龙说不？”这位省委常委也对衡阳市相关部门的官员进行了批评。
“在衡阳，没有人敢不听李亿龙的。通过贿选案，他处分了一大批衡阳干部，又提拔了一大批顺从他的干部。”衡阳市一名副处级官员说。
一名知情人士介绍，李亿龙在人事安排上独断专行，经常在随意安排官员时对组织部官员说：“要是符合组织程序，还要你组织部干什么？”
在一次外出调研的考斯特中巴车上，李亿龙要求衡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提拔一名官员。这名负责人认为，提拔该官员不符合组织程序。李亿龙当着一车人大声训斥该负责人：“什么符合程序不符合程序，让你提拔就提拔。你不听，信不信我把你免掉？”
市委常委会上，基本都是李亿龙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包括市长都没有什么发言权。”上述知情人士说。
监督缺失，也并非所有官员都不能洁身自好。在山西的吕梁市和运城市都曾发生连续两任市委书记落马的情况，但也有例外。2015年4月，现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吕梁市委书记的高卫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曾担任运城市委书记，后两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到吕梁任职时，他的前两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
“个人是否把持得住成了关键。”湖南上述官员说。
李克军表示，“一把手”必须实现最大限度的权责对应，改变过分倚重自上而下监督，形成纪检、审计、人大常委会、媒体的立体监督体系更为重要，实现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监督才是关键。从反腐防腐制度化角度看，真正把权力关在法治笼子里才是关键。
（转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