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向来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专栏作家法雷尔（Paul B. Farrell）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标题颇为耸动的文章：《华尔街，一群缺乏道德良知的赌徒》，言辞激烈地指斥华尔街利用神经系统科学从美国9500万大众投资者那里窃取财富。法雷尔指出华尔街聘请专家们利用高科技的神经经济学数据、策略和算法来控制投资者非理性的大脑。
　　最近十年来，行为经济学兴起引发的所谓的脑科学“革命”已然成了投资者的噩梦——他们三分之一的财产被华尔街偷走，而他们本来是希望通过华尔街专业的财富管理获取收益的。华尔街存在的意义就只剩一个了：为自己赚钱，这一切似乎地球人已经无力阻挡了。这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们显然已经忘却了他们祖先视荣誉如生命的风范。
　　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人就在理论上清楚地证明了人性中的自利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自利会对整个社会都产生积极作用。但是在他同样不朽的巨著《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提醒人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这样才能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才能维系经济健康运行。所以，市场经济下的“自利”绝不应该是那种罔顾他人的极端自私，而是符合社会需要、能与他人利益共存的自我利益。或者说“自利”不是对自身欲望的放纵，而是在道德、法律等等制度的约束下对合理个人利益的追求。
　　可是现在华尔街以“损人”的方式来“利己”的做法，不仅远离了当初他们祖先坦荡无私的浪漫田园诗情怀，而且也背弃了亚当·斯密现实主义的敦敦教诲。当然，华尔街人士可以争辩说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法律之内，好像是说只要是合法的就应该不受指摘。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斯密对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强调，无疑就是看到了以国家强制力保证的正式法律制度，其适用范围与作用的效果都是有限度的。很多情况下要有效地解决问题，更需要的是法律以外的东西。
　　2002年，通用电气的传奇英雄韦尔奇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正面角色。韦尔奇在2001年退休，然而通用电气仍在为他的豪华生活支付账单，包括高级公寓、私人厨师和佣人的服务、乡村俱乐部活动以及乘坐波音飞机周游世界的费用，甚至日常食物、酒水和订阅报刊杂志的开支也算在内。在舆论的一片哗然中，通用电气解释说这些待遇是在1996年签订的退休合同中约定好的，韦尔奇也很干脆地表示：“我值这个价！”后来在好友巴菲特的建议下，韦尔奇向通用电气董事会提出修改退休福利协议，取消了所有的额外福利计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中对于公司高管过高的福利待遇，法律是无能为力的，最终起作用的是道德压力。
　　更典型的是2009年AIG滥发奖金事件。在金融危机中，已经陷入经营困境并接受政府援助的美国保险业巨头AIG居然坚持向部分高管支付了1.65亿美元的奖金。AIG发言人表示，这是在履行公司与高管先前签订的合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也指出，在法律上政府无权阻止AIG发奖金。但如此不合情理的行为引发了美国举国上下的声讨，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因此激动得失声，他说：“对不起，我的嗓子被愤怒堵住了。”最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部分高管归还了奖金。
　　市场经济要顺畅运行，肯定首先需要正式法律制度的保障，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仅仅依赖于法律是不够的。法律有其力所不能及之处，我们还需要在全社会培育良好的商业道德氛围，以弥补法律之不足。（支点杂志2013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