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科学成果来自民间，因为民间人才多，与需求结合较紧。因而探索发现民间人才、扶植民间技术，就成为一国发展科教、文卫、社保、金融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金融系统全球化与人才网络全球化
台湾很早就提出亚太营运中心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台湾一直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个概念，总之没有欧美执行得那么有效，很多人认为这不是台湾不需要，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及自身的实力不够，没有很好地落实。
以上说法其实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绝对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今天的东亚新兴经济体，由于在制造业上面有了一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贸易顺差，这些顺差所积累的资本迫使他们对外投资，其中把投资和技术结合起来，掌握一定主动权的就是制造业的代工外包，以及少量的服务业外包，因为这些新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既没有掌握知识产权的集聚中心，也没有掌握资本的全球布局中心，他们只得选择发展一定层次的制造业以及高科技的代工业。
之所以这样，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既没有像华尔街那样可以把世界的资本通过自己的金融技术实现加工和营运中心的结合，也没有像美国硅谷那样把世界知识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交易、使用集中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放射，更没有美国那样的完善的教育、福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制度，以吸引世界的人才从而辐射全球，因而台湾即使有这样的超前意识，由于没有掌握根本的资本配置中心、知识配置中心、人才配置中心，那么其发展与意识就必然是脱节的。
再加上台湾的人才战略还是受传统地缘政治的限制，使之缺少金融网络、知识网络和人才网络的相互匹配，因而就没有发展速度和高度，台湾的亚太营运中心概念是到位了，但是资本和技术能力却不够，因而难以落实。
本来格里芬悖论是指一国货币随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增大，最后成为世界货币后，伴随的先是大量的贸易、资本顺差，这个时候世界各国就相应地贸易、资本逆差，货币贬值，正是这货币贬值，改变了经济低迷的趋势，因为促进了其出口，慢慢地反使自己经济强势起来，从而推进出口，而该货币由于顺差的累积不断升值，这又造成这个顺差国大量的出口减少，从而导致进出口逆差现象，以上过程的周期循环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格里芬悖论。
其实这个逆差，对于真正的发达国家并没有那么可怕，如果我们仔细分析GDP、GNP之间的区别与内涵，从而就可以得出格里芬悖论其实并没有那么顽固，如果破解了GDP和GNP之间的模糊，改变一下统计的角度，就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比较GDP和GNP
以中美为例比较GDP和GNP概念，如果外资占中国GDP1／5，而中国占美国1／10，假设中国持有的为美国国债，回报为5％以内，而美国在中国持有的是强势企业股权，回报为不低于10％，那么情况会如何?显然GDP现象掩盖了两个现象，一是其实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还是多于中国人，因为美国人的财富被中国的GDP算得多，而美国计算中国人占有的美国GDP少。二是中国由于金融技术、理念较为落后，同时中国对外企业法人和自然人，没有牢牢掌握海外资产的权益，因而不光只能投资于其国债，还不能掌控自己的资产，包括管理和营运，而美国人的资本手段、金融工具先进，美国对外的企业法人和自然人配合得较好，较为强势，牢牢地掌握这部分资产的权益，因此其不但可以直接投资企业以及资本市场，还从中获得远远大于其在本国的收益，而主动权不因在海外有丝毫减少。， 显然在这里GDP掩盖了财富最终的归宿，如果把GNP中外国这部分剥离，将会看到更为真切的数据。其实如果出现格里芬悖论的经济体，经济真正的强大，比如军事背景强大、产权自有度掌控强大，即使有更多的资产在海外，被别人统计，除了少量的税收，利润的大头还是自己的，关键的时候资金回笼救主还是得心应手的。从这个掌控资本的主动性、流动性方面而言，中国在外资产死的、呆的、滞的多于美国在外的资产，这样对比中美经济中特别是在GNP中外国部分，显然美国总体是占优的。
总之，要做到资本在输出的同时，还能保持比国内市场更大的回报，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流动性，那么资本输出后带来的效应就是正面的，而要做到这点，必须：
第一，不能仅有资本输出、没有配套的人才输出，要做到既有资本输出，也有人才输出，可以部分实现人才本土化，但是要通过自有市场，掌握资本的主动权和知识的主动权，这样，无论如何输出，无论GDP如何被统计减少，都不能说明自己的经济实力减少，反而会使之加强。
第二，在格里芬悖论拐点诞生前，假设汇率与利率大致同时、同步升值，一种情况是国内外资产同时升值，相互之间的差价小，套利交易小，还有一种情况，国内外资本升值不一样，产生了一定的差价，实现了一定的套利，如果是国内升值快，容易造成资本内流，而国外升值快则相反，不是热钱流入，就是热钱反转，对于经济都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如果在外企业和人，能够通过金融和知识的权力掌握主动权，那么就可能减少对自己经济的破坏。
在以上情况中，如果该国货币是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它可以通过一定的铸币税来赢利、转嫁损失，如果不是世界货币，却是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也可以部分转移损失，比如如果人民币在IMF、WB中占有一定的份额，像日元、欧元、英镑一样，也是可以的。
在传统经济三要素中土地、劳动力、资本具有相对较小的流动性，而在新经济三要素中，信息、信用、知识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做好金融网络和人才网络的同步配套，仅输出资本，相当于完全的产权信托、经营信托，不利于GNP通过企业产权、自然人产权占优，会出现如日本、荷兰那样的模式，也就是输出仅富了别人，尽管在外的GNP中企业权益不少，但是自然人掌握的权益却不多，最后是自己很可能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荷兰、日本尽管曾经是世界经济强国，但是当格里芬悖论出现后，国内GDP优势没有成功地转化为国际的GNP优势，相当于自己把自己掏空，而西班牙、葡萄牙、英美都做得较好，当GDP占优的时候，同时逐步培养人才、资本配套的外流，占据海外市场，当GDP不占优的时候，加上海外GNP还占优，总的还是可以保持优势地位。
英美联手几乎强盛了几百年，先是英国强盛上百年，接下来由于英国资本和人才是配套的外流，于是这个占优被移植到美国，于是美国接手英国的繁荣，又是一个上百年。当英国在欧洲遇到困难的时候，同文同种的美国义无反顾地救助，达到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长期地占优。
即使本轮危机，先是华尔街危机，这个时候伦敦金融街占优，英国支持美国，当华尔街转强的时候，伦敦金融街转弱，美国又支持英国，资金在华尔街与伦敦金融城流动，却套走别人的利益，比如人民币就在夹缝之中左右受敌。
金融系统全球化与人才网络全球化
台湾很早就提出亚太营运中心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台湾一直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个概念，总之没有欧美执行得那么有效，很多人认为这不是台湾不需要，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及自身的实力不够，没有很好地落实。
以上说法其实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绝对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今天的东亚新兴经济体，由于在制造业上面有了一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贸易顺差，这些顺差所积累的资本迫使他们对外投资，其中把投资和技术结合起来，掌握一定主动权的就是制造业的代工外包，以及少量的服务业外包，因为这些新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既没有掌握知识产权的集聚中心，也没有掌握资本的全球布局中心，他们只得选择发展一定层次的制造业以及高科技的代工业。
之所以这样，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既没有像华尔街那样可以把世界的资本通过自己的金融技术实现加工和营运中心的结合，也没有像美国硅谷那样把世界知识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交易、使用集中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放射，更没有美国那样的完善的教育、福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制度，以吸引世界的人才从而辐射全球，因而台湾即使有这样的超前意识，由于没有掌握根本的资本配置中心、知识配置中心、人才配置中心，那么其发展与意识就必然是脱节的。
再加上台湾的人才战略还是受传统地缘政治的限制，使之缺少金融网络、知识网络和人才网络的相互匹配，因而就没有发展速度和高度，台湾的亚太营运中心概念是到位了，但是资本和技术能力却不够，因而难以落实。
本来格里芬悖论是指一国货币随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增大，最后成为世界货币后，伴随的先是大量的贸易、资本顺差，这个时候世界各国就相应地贸易、资本逆差，货币贬值，正是这货币贬值，改变了经济低迷的趋势，因为促进了其出口，慢慢地反使自己经济强势起来，从而推进出口，而该货币由于顺差的累积不断升值，这又造成这个顺差国大量的出口减少，从而导致进出口逆差现象，以上过程的周期循环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格里芬悖论。
其实这个逆差，对于真正的发达国家并没有那么可怕，如果我们仔细分析GDP、GNP之间的区别与内涵，从而就可以得出格里芬悖论其实并没有那么顽固，如果破解了GDP和GNP之间的模糊，改变一下统计的角度，就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比较GDP和GNP
以中美为例比较GDP和GNP概念，如果外资占中国GDP1／5，而中国占美国1／10，假设中国持有的为美国国债，回报为5％以内，而美国在中国持有的是强势企业股权，回报为不低于10％，那么情况会如何?显然GDP现象掩盖了两个现象，一是其实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还是多于中国人，因为美国人的财富被中国的GDP算得多，而美国计算中国人占有的美国GDP少。二是中国由于金融技术、理念较为落后，同时中国对外企业法人和自然人，没有牢牢掌握海外资产的权益，因而不光只能投资于其国债，还不能掌控自己的资产，包括管理和营运，而美国人的资本手段、金融工具先进，美国对外的企业法人和自然人配合得较好，较为强势，牢牢地掌握这部分资产的权益，因此其不但可以直接投资企业以及资本市场，还从中获得远远大于其在本国的收益，而主动权不因在海外有丝毫减少。， 显然在这里GDP掩盖了财富最终的归宿，如果把GNP中外国这部分剥离，将会看到更为真切的数据。其实如果出现格里芬悖论的经济体，经济真正的强大，比如军事背景强大、产权自有度掌控强大，即使有更多的资产在海外，被别人统计，除了少量的税收，利润的大头还是自己的，关键的时候资金回笼救主还是得心应手的。从这个掌控资本的主动性、流动性方面而言，中国在外资产死的、呆的、滞的多于美国在外的资产，这样对比中美经济中特别是在GNP中外国部分，显然美国总体是占优的。
总之，要做到资本在输出的同时，还能保持比国内市场更大的回报，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流动性，那么资本输出后带来的效应就是正面的，而要做到这点，必须：
第一，不能仅有资本输出、没有配套的人才输出，要做到既有资本输出，也有人才输出，可以部分实现人才本土化，但是要通过自有市场，掌握资本的主动权和知识的主动权，这样，无论如何输出，无论GDP如何被统计减少，都不能说明自己的经济实力减少，反而会使之加强。
第二，在格里芬悖论拐点诞生前，假设汇率与利率大致同时、同步升值，一种情况是国内外资产同时升值，相互之间的差价小，套利交易小，还有一种情况，国内外资本升值不一样，产生了一定的差价，实现了一定的套利，如果是国内升值快，容易造成资本内流，而国外升值快则相反，不是热钱流入，就是热钱反转，对于经济都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如果在外企业和人，能够通过金融和知识的权力掌握主动权，那么就可能减少对自己经济的破坏。
在以上情况中，如果该国货币是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它可以通过一定的铸币税来赢利、转嫁损失，如果不是世界货币，却是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也可以部分转移损失，比如如果人民币在IMF、WB中占有一定的份额，像日元、欧元、英镑一样，也是可以的。
在传统经济三要素中土地、劳动力、资本具有相对较小的流动性，而在新经济三要素中，信息、信用、知识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做好金融网络和人才网络的同步配套，仅输出资本，相当于完全的产权信托、经营信托，不利于GNP通过企业产权、自然人产权占优，会出现如日本、荷兰那样的模式，也就是输出仅富了别人，尽管在外的GNP中企业权益不少，但是自然人掌握的权益却不多，最后是自己很可能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荷兰、日本尽管曾经是世界经济强国，但是当格里芬悖论出现后，国内GDP优势没有成功地转化为国际的GNP优势，相当于自己把自己掏空，而西班牙、葡萄牙、英美都做得较好，当GDP占优的时候，同时逐步培养人才、资本配套的外流，占据海外市场，当GDP不占优的时候，加上海外GNP还占优，总的还是可以保持优势地位。
英美联手几乎强盛了几百年，先是英国强盛上百年，接下来由于英国资本和人才是配套的外流，于是这个占优被移植到美国，于是美国接手英国的繁荣，又是一个上百年。当英国在欧洲遇到困难的时候，同文同种的美国义无反顾地救助，达到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长期地占优。
即使本轮危机，先是华尔街危机，这个时候伦敦金融街占优，英国支持美国，当华尔街转强的时候，伦敦金融街转弱，美国又支持英国，资金在华尔街与伦敦金融城流动，却套走别人的利益，比如人民币就在夹缝之中左右受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