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宜昌市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市档案局退休局长孙维玉发言呼吁保护现存宜昌城区平和里的两处日军慰安所旧址。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将这一呼吁以第26期《简报》报送市委市政府，简报送出的第二天，市长、分管副市长相继在《简报》上批示，要求文化局做好前期调研。当年10月，市文化局组织专班进行调研并认定后，即以文化局的名义首先在城区平和里挂牌保护，后经是炎黄文化研究会办公室报请市公证处并依法公证。
关键词：退休局长 日军慰安所 宜昌女性 凌辱 尊严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264-08
一、一份简报从学界直达市长
在宜昌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市档案局原局长孙维玉先生呼吁：城区平和里现存两处“慰安所”旧址，见证了侵华日军的一段历史，应当挂牌保护。我用随身携带的手提，将这一信息迅速敲打成炎黄文化研究会的《简报》稿，很快就打印出来，报送后正赶上市委机关收发室取文件。
其实，孙维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早在2000年就已经引起了相关媒体的不断关注，直到2007年7月，《长江商报·深度报道》的记者尤义、刘飞超还曾专程来宜采访过他，并在该报7月25日整版刊登了《宜昌侵华日军“慰安所”寻迹》的调查报告。孙维玉介绍说：侵华日军仅仅在宜昌城区就曾辟出十余处“慰安所”，现在仅存平和里两处“慰安所”旧址，依然住有居民。
《简报·孙维玉呼吁保护现存宜昌城区的两处日军慰安所旧址》送出的第二天，李乐成市长在《简报》上批示：“请张永红市长阅酌”。分管文化工作的张副市长对此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将《简报》批示到市文化局王永平局长和分管历史文化的李小军副局长：“请永平、小军同志先摸清情况，然后请有关专家商议”。为落实市长在研究会《简报》的批示精神，市文化局委派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清平先生对此进行调研。
张清平是宜昌市知名地域文化学者，也是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的骨干会员，他接受调研任务之后，立即电话与我商量调查线路和步骤，通报孙维玉同志，并约定三人会面的地点和时间。谁知维玉比我们还兴奋，中秋节、国庆节两节刚过，维玉就把他积攒的一匣子关于“慰安妇”的资料提到炎黄文化研究会办公室。我与维玉先交流、看资料、走访平和里。清平匆匆了结赶急的公务之后，立马就会同我和维玉一起进入状态。
经过资料的审核、现场的考察和对知情人的进一步采访，我与清平一致认为：孙维玉同志考察“平和里慰安所旧址”的选题得当而及时，调查细致而研究深入，结论是慎重的，建议也是可行的。我与清平所以得出上述看法，是因为如下原因：
其一，2000年孙维玉同志退休至2004年间，他找到并五次采访平和里日军“慰安所”知情人陈忠孝老人，留下一沓采访记录并经陈老过目且最近老人主动致书认可。2000年9月25日，维玉邀约陈忠孝到平和里接受三峡电视台记者现场采访，陈忠孝一一指认。
其二，被访人陈忠孝当时（现在一样）思维清晰、表达准确、情绪稳定，所述真实性与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与日本知名作家千田夏光所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翻译出版的《随军慰安妇》一书披露的情景相吻合、相印证。
其三，2000年之后，孙维玉对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的调研成果逐步被中央、省市媒体披露，接受了海内外媒体受众的检验，到目前为止，不仅无一人对此表示异议，而且，网上的点击率很高。
其四，孙维玉同志曾任《湖北日报》记者、西陵区副区长、市档案局局长多年，其工作态度一向认真，其调研方法是合乎科学的，其调研路径的选择是正确的。
其五，“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的调研成果受到了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高度重视，中心主任苏智良先生多次来信指导并对孙维玉的研究给予充分肯定。
本人捕捉这一信息后，及时通过炎黄文化研究会的《简报》上报。《简报》犹如一座桥梁，直达市政府，沟通了学界与市长。由于市长的重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之后，日军慰安所再一次引起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和热心市民的关注，我们感到欣慰。
据了解，本市一些人士对于我们挖掘、保护平和里慰安所旧址不理解、认为不值得、甚至认为不应当。他们觉得这样的奇耻大辱忘记得越快越好。此说不敢赞同。尚且不说“平和里慰安所旧址”包含的历史内涵，即使不对日军慰安妇制度进行价值评价，仅仅作为一个事实存在，也应当保留这样的历史档案。要毁坏顷刻之间，一旦想恢复它的原貌，却永远也不可能了。再说，目前世界上不止韩国、朝鲜、台湾、东南亚一些受慰安妇制度之害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坚持穷追猛打日本军国主义的慰安妇制度，欧美国家以及世界人权组织，早就参与并坚持下来。中国更是成立了“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官方的、半官方的、民间的研究机构，对日军慰安妇制度及其戕害中国女性的历史事实不仅进行了抢救性的收集，而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笔者曾以“我们为什么关注平和里日军慰安所”为题，从“平和里日军慰安所见证了军国主义的罪行；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意味着中国妇女的屈辱；平和里日军慰安所警醒了当今国人的自尊”等三个方面对此题进行了阐述，试图正面回应。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我们做了当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当做的事情。
二、退休干部沉浸于旧址的考证
2000年孙维玉先生从宜昌市档案局局长的位置退休以后，继续寻找他一心收集的地域文化资料，一次在档案馆藏书室意外发现一册日文书籍，随手翻翻，立马就被吸引，书中的《宜昌作战》一章，假借汉字居多，意思能猜个大概。至于书中刊载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宜昌的大量地图，识别问题不太大。这本日文书让孙维玉欲读不懂，欲罢不能。后来他自费请人翻译了书中的目录和几个关键章节，原来，这本书名叫《日军231联队史》，书中大量的记叙发生在宜昌。该书所附《宜昌市街地略图》虽未注明街道名称，但宜昌的地形地貌、山势水流、街道的布局和走向，作为老宜昌并且是退休档案局长的孙维玉回忆如昨。他根据“略图”标注的“F”，普遍寻访，逐一排查，终于在二马路平和里找到了“F”的位置，初步判断，5号和7号就是该书记载的当年日军在宜设立的慰安所。2000年时，旧址的房屋格局依旧，其讲究与风格，依稀可见当年，楼上楼下，走廊宽展，每层6个单间。
好不容易找到了慰安所旧址，又寻历史见证人。一有闲暇，孙维玉就在慰安所旧址附近寻觅，矢志不移。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孙维玉找到了一位见证当年历史的老人——陈忠孝，陈老步履如常、思维与言谈清晰。真所谓必然包含在偶然之中。如果没有慰安所在平和里存在的必然，没有孙维玉诸位始终如一追寻的必然，岂有今日维玉和陈老两个满怀历史责任感的宜昌人的偶然相遇？
陈忠孝生于1926年，宜昌陷落时，他父母双亡，没能逃出宜昌，在环城南路一带的“难民区”也就是所谓“良民区”安顿下来。据他回忆，当年他在附近一家汉阳人开的“奎星楼”餐馆当堂倌，餐馆处于军事区和难民区之间，很多日本人在餐馆吃饭。餐馆也被日军改名为“日华餐馆”。 当年难民区的“良民”必须学习日文，一方面是沟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日本需要借此灌输奴化教育、进行文化侵略。
陈忠孝回忆说：平和里日军设立了四个“慰安所”，他还听说，宜昌城区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慰安所。孙维玉邀约陈忠孝现场查看，老人家不仅一一指认了“慰安所”的位置，而且用日文写下这四个“慰安所”的名字：一力馆、国际馆、阿也美馆、阿也美本馆。在当年的“国际馆”，陈老一眼就认出楼道里摆放的几张床架，就是“慰安所”遗留的榻榻米。居然，居然！可惜，孙维玉当时的呼吁没有得到应有的反馈，后来的一场火灾，将这两层楼的慰安所旧址烧得四壁皆空。
当年，十几岁的陈忠孝根据老板安排，专为日军官兵和慰安妇送饭，必须随叫随到，准点送达，而且夜间送饭次数居多。因为糊口的需要，陈忠孝非常熟悉“慰安所”。他回忆，“慰安所”里有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慰安妇”30多名，一律穿和服。其中有两名宜昌人，一个陈某，住在陶朱路附近；另一个李某某，住九码头老宜昌剧院附近。建国以后，陈忠孝在宜昌多次见过这两位“慰安妇”制度的直接受害人。日前，地域文化学者、市外办原主任郑幸哉先生就此事此人告诉笔者：陈某先是慰安妇事件的受害人，后来成了一名日本军官的太太，个子高高的，胖胖的，显得很富态。新中国建立后，曾在解放路一家鞋店当会计。按照当时的政治气候，陈某自是安全部门关注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作为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郑幸哉先生多次接触过她。孙维玉进一步了解：20世纪末，宜昌健在的“慰安妇”制度的直接受害人陈某，住在陶朱路附近；一位叫李某某，住九码头老宜昌剧院附近。孙维玉还知道，陈某曾经向有关部门陈述过他被迫做“慰安妇”的痛苦经历，甚至请相关人士替她写一封控告信寄到通过日本驻华使馆，通过使馆转交日本政府，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含恨去世了。
2010年10月11日，我通过维玉提供的线索，在市教研中心张旭东主任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在中心工作的陈忠孝老人之子陈海林先生，得知老人依然健康并获得他的电话号码，立马联系上正在仙桃市女儿家暂住的陈忠孝老人，他思维清晰依然，对当年接受孙局长访问一事记忆犹新，在电话交谈中向我再一次表示：“平和里慰安所旧址”确有其事，年后我回宜昌，回来后我愿意再一次指认“平和里5号和7号日军慰安所旧址”。在电话里，陈老还很“专业”地对我说：“孙局长当年采访我的记录写得很准确，我们当时都缺乏证据意识，可惜那时我看了却没在记录上签字，我一定会写个字据回来，用文字认可我看过的孙局长的那个采访记录。”果然，电话之后没几天，陈老就把“声明”寄回来了。陈老写道：“声明：我陈忠孝2001年接受孙维玉同志就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询问）的陈述及孙维玉同志的记录都是我的意思。陈忠孝2010年10月17日”。为了进一步确认陈老的宜昌籍贯和身份，为以后司法公证平和里慰安所旧址的历史事实做资料准备，陈老的儿子陈海林先生又根据我的要求，将其父亲陈忠孝的宜昌户籍簿复印件送到炎黄文化研究会办公室。父子俩爱国爱乡，情真意切。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1937年7月7日夜间爆发于北京郊外的，一开始称为“华北事变”，同年8月13日夜，扩展到了上海。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战线铺得很开，不仅需要投入大量兵力，并且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得到应有的补充和保证。日军进入中国国土以后，开始曾经大肆强奸中国妇女，性病交叉感染，一时蔓延，日军棘手。
说到这里，有必要特别推荐一本充满良知的好书。1988年12月，林怀秋、夏文秀翻译并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知名作家千田夏光所著《随军慰安妇》，是一部公正、严肃的纪实著作。
据考，千田夏光出生于当时的所谓“关东州”大连，并在那里求学，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亲身感受。作为日本作家，他本着人类的良知，以无畏的精神，冲破重重阻力，站在被侵略、被压迫人民一边，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客观地反映了侵华日军的残暴，为不计其数的受难妇女鸣冤叫屈。日本著名和平人士高木俊朗以“安魂之碑”为题著文代序，称赞这部著作是考察21世纪女性问题“贵重的资料”。
《随军慰安妇》第12页说，在日军的报告书中，统计的性病患者极少。为什么？丑，都不愿意自己说出去。实际数字往往是统计数的5~7倍。哪怕是在旧陆军中，性病也是可耻的。军队首先怜惜战伤、公伤，此为一等症；内科疾患为二等症；性病被列为最低的三等，洗澡的顺序安排在最后，使用的手巾也是红色的。一旦得了性病，就根本别指望晋级了。
千田夏光为进一步探寻日军“慰安妇”的秘密，以开展《随军慰安妇》的写作，有幸接触了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妇产科医生，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开始时，军方正是出于军队保证战斗力而需要生理安全女性的考虑，麻生应招为日军军医少尉被送往上海战线，在战败之前他从中国到东南亚，经历了许多战场。在战后三十多年，麻生接受千田夏光采访时回忆他第一次接触“慰安妇”体检的情形时说：地点是上海，时间是1938年早春，他与另一位妇产科医生一道，给第一批慰安妇做了身体检查。
日军在占领武昌以后，为了保证日军的“战斗力”不受性病的骚扰，从1938年开始，军方在武汉正式设立了许许多多的所谓“慰安所”，从日本、韩国游说、招募了一批“慰安妇”，其巨大的缺口则由中国妇女填补。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后，企图通过长江三峡直逼中国陪都重庆，发动了所谓“宜昌作战”。日军为此在宜昌集结了大量兵力，对“慰安妇”相应的需求可想而知。
《随军慰安妇》第81至82页，记述了当时在关东军负责后方工作的一个叫原善四郎的少校参谋（后升中校），就“慰安妇”需求量有一个匡算：依据作战兵员要求的程度、士兵手上的现钱以及女性肉体的承受能力，这位当事人计算出：70万军队需要2万名慰安妇。《随军慰安妇》第91页引述韩国的一位作家的调查说：“一个排配上两三名，作为天皇的恩赐品，给在性欲上饥饿的士兵当玩物”。
如此，侵华日军在宜大量集结而伴生出“慰安妇”需求相应巨大。根据现有的资料，在宜昌被辟为军事区的平和里，日军至少开设了四家“慰安所”。
调研期间，我们阅读了维玉收集的有关宜昌“慰安所”的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相关照片以及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先生给孙维玉同志的3封来信，现场察看了平和里5号、7号旧址周围（本文截稿时，又与孙维玉到平和里现场，不知为什么，那里的街道号牌换了，7号变成了3号，5号还是5号），走访了当地居民，沿着5号陈旧不堪的木梯，登上了后来搭建的第三层阁楼。
我们三人现场勘定：平和里5号、7号旧房框架完整，砖木结构的建筑年代在七十年以上，占地约200平方米。此处应该是陈忠孝指认的日军的“国际馆”、“一历馆”慰安所旧址。5号楼房产为市港务局所有，居住于5号一楼的谭姓老人为港务局一作业区退休工人。7号楼房产为一私人所有。
平和里慰安所旧址一经发现、认定，从2000年起，先后有《新华社》、《中国档案报》、《湖北日报》、《长江商报》、《楚天都市报》及本地媒体等多家媒体报道，市电视台曾有专题采访，旧址得到了媒体和受众的普遍关注。
三、慰安所一度遍布宜昌
从1940年6月12日日军攻占宜昌，到1945年9月11日中国军队在当阳接受日军投降、9月18日宜昌县召开抗日胜利庆祝大会，宜昌被日军占领长达五年之久，宜昌是否有过慰安所？以前大众和媒体对此并不十分清楚。
一度宜昌曾设多个日军慰安所。据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逐字逐行搜集统计：在宜昌设有10个慰安所，城区平和里4所，夷陵区鸦雀岭镇3所，当阳3所（古佛寺、淯溪、穿心店）。
曾任驻宜日军警备司令官、侵华日军11军39师团231联队队长梶浦银次郎所著侵华回忆录、日文版——《日军231联队史》第170面的插页《宜昌市街地略图》中，用连续的符号“∩”标注了环城北路、环城东路、环城南路、环城西路一带用铁丝网围住的一小片“难民区”，用“F”标注了平和里日军慰安所的准确地点。
提起这本书的来历，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典故。但凡研究宜昌地域文化的人，鲜有不识郑老郑幸哉者。郑老是市外办退休主任，80岁有余，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于地域文化资料的收集。笔者呼吁保护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的文章见报以后，郑老眼疾，家人读给他听，他注意到拙文中提及的日文著作《日军231联队史》，后来就此专门带信给我。我原本不了解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它何以从日本到宜昌、何以存放在宜昌市档案馆？原来，时任外办主任的郑老是“一本经”。我以此请教，他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向我娓娓道来：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广岛的退伍老兵曾经一拨儿一拨儿地到宜昌来，总数不下于两百人，干什么？到郊区点军、窑湾凭吊在宜阵亡的“战友”、“兄弟”，他们的骨灰当年存放在那里的岩缝中。原来，这些远方客人都是当年侵华日军的官兵，他们思念的阵亡战友、弟兄，这些亡者既是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受害于日本军国主义。按照当时国家的对日政策，市外办接待了他们，将他们领到目的地，让他们在那里烧香烧纸，念念有词，市外办工作人员一旁远远地注视着。
郑老曾经亲自接待过一个叫天草靖夫的来访者，他向我们提议：广岛和宜昌应当结为“兄弟城市”或者“姊妹城市”，永不再战，世代友好。按照当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还不敢彼此称兄道弟、呼妹唤姊，倒是可以叫“友好城市”。外办主任郑幸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市里、省里乃至外交部报告，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接着又有位名叫小林一夫的日本广岛中日友好促进会会员，态度更为诚恳，多次来宜，一心促成宜昌与广岛结为“兄弟城市”。终于，中日两市的民间一致认同：相互结为“友好城市”，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郑老还说，宜昌与广岛既然有这样的缘分，相互之间的来来往往就更加频繁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小林一夫又一次来宜时，将曾任驻宜日军警备司令官、侵华日军11军39师团231联队队长梶浦银次郎所著侵华回忆录、日文版《日军231联队史》一书，送给接待他的时任副市长，副市长将这本书交给了市外办，指示外办交给市档案局保存该书。孙维玉先生之所以发现平和里日军慰安所一事，正是得益于这一日文原著，得益于这本书使用的假借汉字，得益于该书插页用“F”标注的“慰安所”。
郑老还谈到，平和里日军慰安所除了5号和7号还有一处。那一处早在1945年就已经被夷为平地。其后，一个叫刘耀堂的商人，在那里盖起一栋名为“旋宫饭店”的旅社。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民银行由其负责人李明伦主持，在那块地方盖起一栋职工宿舍。
不错。郑老的记忆力真好。这栋宿舍所在地正是前述另一见证人、当年在“奎星楼”餐馆当堂倌的陈忠孝，2001年向孙维玉指认的“阿也美馆”和“阿也美本馆”所在地。
人说老者是一本书。哪怕在信息社会的今天，我更要说老者是一本史书。在厘清平和里旧址的调研、考证中，我有幸得到了郑幸哉、孙维玉诸位长者的指点，可谓幸哉。
千田夏光采访过一位朝鲜知情人，这位知情人的如下一段话，让我们理解关于慰安妇资料的寻觅何以如此艰难，他说：“奸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见败局已定时，把从这块土地拉去当挺身队的记录全部烧毁，没有留下准确的受害者资料。”这个国家把当上了慰安妇的妇女称为挺身队。日本对朝鲜尚且如此防范，对数亿人口的中国，必是倍加小心，防范更甚。看来，要悉数清点中国“慰安妇”受害人，怕是永无可能了。
不过，一个大体的、合理的匡算总是有的。《随军慰安妇》第21页首先触及这个数据：据说日军动员和使用的慰安妇的总数，从1938—1945年有8万或者10万，而其大部分，是朝鲜女性。书中说，大量录用朝鲜慰安妇，主要是她们比中国人保密。中国人对侵华日军何以不“保密”？ 《随军慰安妇》未能进一步分析中国人不“保密”的原因，不过，料想读者对此自有见地。
该书第80页再说：从中日战争开始总计算一下，日本征集的慰安妇应该超过10万人。
该书第138页再匡算：1945年8月15日，日本陆军的总兵力约555万，其中日本本土235万，320万散布在从中国大陆到南方战线上。另外，日本本土没有慰安妇，有慰安妇的只是外地部队。按70万军人需要2万慰安妇计算，在外陆军320万人，就需要9.1万慰安妇，也有人推算过需要10万慰安妇。
该书第139页记述一个叫伊藤晃三的日军士兵回忆更具体：“在每个村镇驻屯时，都有慰安妇。大致估计，一个营约有15~20个。伊藤现在还记得的是，每个星期五，她们就检查疾病，星期六发检查结果。”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先生介绍，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在２２个省份搜集口述、照片和实物证据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有受害者２０万人，而到2007年为止，幸存者仅剩４９人。
这是全国范围内慰安妇事实的一个数据。本地地域文化学者孙维玉诸位调研认定，日军在侵占宜昌期间，在宜昌城乡开设了大批日军慰安所。民间学术团体不可能进行大范围的详细调查，但从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慰安所在当阳等地普遍存在，惨状触目惊心。
《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第334页的“梶谷浅义罪行调查书”认定：梶谷浅义，39师团231联队9中队兵长。1944年，由汉口带来约40名中国妇女，在宜昌市和平巷（引者考查：“和平巷”当为平和里）开“慰安所”，强迫妇女为慰安妓女。1945年，又到汉口弄来许多中国妇女，在宜昌女公会内成立宜昌县日本将校食堂，名为招待，实为遭蹂躏。
《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选辑的资料大都是日军败北之后，在法庭受审时的交代，态度和用语一见便知，但真实性是没问题的。
譬如，在当阳“老场”也开设了慰安所。《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第380页记载日军官黑濑市夫笔供：1942年9月至1943年7月，我是联队副官，命日本人门胁某开设慰安所，曾奸淫中国妇女7~10名，并限制他们的行动。1945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我在当大队长时，在当阳“老场”（引者：原文如此）做过同样的事情。
当阳穿心店同样有“慰安所”。上述史料第387页刊载了1954年7月14日日军232联队军官野泽秀夫笔供：1943年10月中旬，我是232联队第2大队第2机枪中队指挥班功绩系伍长，在当阳古佛寺盘踞时，会餐解散后，与同僚在“慰安所”将一名20岁左右的妇女强奸；1944年1月5日至4月上旬，在湖北省当阳县穿心店盘踞，外出游逛时，在“慰安所”将一名18岁左右的中国妇女前后3次奸淫；1944年5月，我是232联队第2大队第2机枪中队指挥班功绩系伍长，为了参加对空射击教育而到当阳出差的时候，在“慰安所”将一名2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奸淫；1944年12月上旬，我是232联队第2大队第2机枪中队指挥班功绩系军曹，为“庆祝晋级”而参加中队干部会餐。会餐解散后，在“慰安所”将一名2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奸淫。这里虽然没有说明“慰安所”所在的具体村庄，却交代了餐后士兵信步即到的事实，料想“慰安所”离野泽秀夫所在连队驻地不会太远，慰安所必定在军营或军营附近。
上述史料第422页记载：39师团驻防当阳期间，在当阳有一家叫“春屋”的由日本人经营之妓院。春屋原本是1942年间在荆门经营的妓院，跟随39师团司令部转移到当阳时，便在当阳开业，在师团之支援下经营，供日本将兵之玩乐。
上述史料第447页记载：日军溃退时，在津洋口、龙舟坪一带，捉走80多名中青年妇女，用两只木船送往沙市“皇军娱乐部”，大多数死在日军之手，少数生还者讲述那段经历，字字血泪。
可以肯定地说，宜昌因其紧扼长江咽喉、拱卫战时陪都重庆的重要军事地位，侵华日军决意发动的“宜昌作战”及其以后在宜的长期占领，众多的日军士兵使宜昌人民深受其害，宜昌妇女更是遭受超乎想象的屈辱。
四、国家认可的日军性奴隶的制度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被占领国及本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日军在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被国家默认的合法的强奸中心——慰安所。事情逐步暴露后，遭到了国际舆论一致的谴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先后于1996年和1998年通过有关报告指出：“慰安妇”制度是现代社会“有计划的强奸、性奴隶”行为。
显然，“慰安妇”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在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如果不是国家行为，不要说八年，一天都难以实行。事实上，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无论是从保护本国军队战斗力的角度，还是从保护本国妇女贞操的角度，日本政府都做到了极致。
《随军慰安妇》第181页披露，二战中日本被打败以后，被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国人占领，日本内务省（警察）和大藏省（财政）从日军占领中国的所作所为受到启发，急忙建立“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也就是日本政府为联合国军提供“慰安妇”，意思是叫这些占领军军人“请将就这些女人，别再向其他日本妇女伸手”。
这一招还真的保住了绝大多数日本女性的贞操。《随军慰安妇》第182页披露：日本“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的经费，由大藏省斡旋，由劝业银行以通融资金的形式共计3 300万日元。会计局长池田勇人（后任首相）说：“以这些钱能保住日本女性的贞操，还算便宜。”
日本自己成了失败者，它才明白“慰安妇”制度残忍的程度。《随军慰安妇》第184页披露：“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开设在东京、横须贺等联合国军大量进驻的土地上，募集来的女性大多数是失去亲人的战争牺牲者。她们还不知道在RAA卖身，一天之内得以二三十男人为对手才是慰安妇的实际情况，几经鼓捣后一些妇女应募而来。从1945年8月起，当大批美军开入日本的时候，RAA匆匆开业。这些女性一到目的地，第二天就要开始“工作”，下午如不在阴部涂上润滑药就会肿起来。日本人自己体验了才明白慰安妇制度残忍的程度，才明白那是人欲更是兽欲。据了解，曾经的日军日籍“慰安妇”过来人，没有一个到RAA去的，她们曾饱尝过“慰安妇”卖身痛苦的滋味，更尝过被军队和政府弃之如敝屣的滋味。
一名曾经充当美军慰安妇的日本妇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到1945年底，大约有35万名美兵进驻日本。在最高峰的时候，总共有7万名慰安妇为他们服务。
美军占领总部负责公共卫生和福利事务的高级官员休·麦克唐纳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美军占领部队也曾意识到日本慰安妇常常是被强迫的。他写道：“因为家里经济条件窘迫，物资缺乏，在父母的催促和劝说下，很多女子被迫接受了这份工作，有时候也夹带着一丝为帮助家庭自愿做出这种牺牲的想法。”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在他的《尴尬的失败：日本从二战中觉醒》一书中称：RAA让妓女为美军提供一次性服务的收费是15日元或1美元。
RAA的反人权行为，由于世界舆论的压力，驻日美军家属、尤其是以罗斯福总统夫人为代表的美国妇女界的强烈抗议，后来不得不由美国占领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下令将这些官办慰安所关闭。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三大反人道罪行之一，它与恶名昭彰的细菌部队——七三一用活人做实验、南京大屠杀——屠杀34万中国同胞一起，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耻辱。
《随军慰安妇》第1~5页序言断言，军队不会公开“慰安妇”制度这样的秘密。书中写道：公开军队这样的秘密，不仅仅是困难多。作者有时还受到宛似威胁的非难和妨害。遇到这种情况的，不只是本书作者一个人。1984年8月结束战争纪念日前后，在报纸上有无“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倒成了话题。其中谈了体验的旧军人，由于遭到了用电话和写信而进行的中伤、威胁、谩骂，不得不向报社求救，请求舆论的支持。
千田夏光出版《随军慰安妇》，揭露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秘密，更是需要不屈不挠的勇气。
《随军慰安妇》第224页一语道出了实情：回忆起来，第一个慰安所是1938年早春在上海郊外开办的。那时也是由兵站部直辖，也就是由“光辉”的皇军经营的。但是，不久，军方觉得由自己直接经营慰安所“有失体面”，于是交给了御用商人经营。在中国战线上所看到的部队直辖的慰安所，在形式上变成了御用商人经营。
这一段话在早已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人们一看就懂：一家企业由谁经营、由谁当总经理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家企业是谁开办的，谁是老板、谁是董事长，老板是该企业最终受益者。显然，慰安所由谁经营并不是要害，要害是日军及其政府在侵略战争中，根本就少不了慰安妇制度。
随军慰安妇所以成为制度，所以能够推行，其原因要追索至上海事变。上海事变中，日本军队强奸中国妇女的犯罪事件不断的发生，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之后随之而起的是毁财、抢掠、屠杀、强奸，不仅造成中国人更强烈的反日意识，也为此受到国际舆论对日本暴行的谴责。所以实行慰安妇制度，日军及其政府至少有两点考虑：一则，为避免士兵在侵略战争中强奸被侵略地区妇女，引发当地人更激烈的反抗，日军及其政府决定提供一种“性的慰安设备”使士兵得以发泄；更为重要的原因，慰安妇制度的提出，是为了减少因强奸而带来的性病问题的困扰。
从保证“战斗力”来看，日军干部会很自然地考虑慰安妇制度。《随军慰安妇》第15页对此进行了分析：日本陆军是以攻击为主，在防御的情况下也是以攻为守的。在日中战争的情况下，军方计划以四成或五成的兵力对付中国军队，如果性病蔓延直到出现一成的患病士兵的可能性，那么，干部也会考虑搜集一些从医学上来说是安全的女人来。
在这一制度下，全世界有数十万妇女被日军征为军妓。朝鲜中央通讯社指证朝鲜籍的“慰安妇”有20万人，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也认为中国妇女沦为“慰安妇”的有20万人，但两者的数据都是匡算。还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曾经沦为慰安妇的各国妇女达40万，甚至更多。
日本侵略军之残酷与野蛮掀开人类史上最黑暗一页，是任何文明社会所难以想象的，今日重提“慰安妇”的悲惨遭遇，是为了使后代不要忘记历史，也是提醒当今和以后的日本当政者在为他们前辈汗颜的同时，不忘历史的教训。
《随军慰安妇》第26页公布了日本陆军的“娱乐所规则”（引者：“慰安所”初期亦叫“娱乐所”），让原件曝光了“天皇之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绝密——陆军娱乐所规则：（1）本慰安所除陆军军人、军中文职人员（军中民夫在外）之外不许入内。入场者须持来慰安所的外出证。（2）入场者必须在传达室付款，付款后领取入场券及避孕套一个。（3）入场券价，军士、兵、文职人员，每人2元。（4）入场券只限当天有效。如当日不能入内，可凭券换回现金。但一旦将券交给女招待，就不能退还。（5）购券后，按指定房间号入室。时间限30分钟。（6）在入室的同时，将券交给女招待。（7）在室内禁止饮酒。（8）完毕后，立即退出房间。（9）不遵守规定及扰乱军风纪者责令退场。（10）不使用避孕套者，禁止接触女人。
铜铜铁铁的事实，真真切切的历史。慰安妇制度的受害人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中国学界有义务、有责任与日本学界一起，为那些受尽屈辱的中韩朝日“慰安妇”受害人张扬正义。
正因为慰安妇制度的确定、存在、实施是日本国家、政府的行为，才引起国家对国家的一系列抗议。世界各国对日军慰安妇制度早已深恶痛绝，战后一直对其声讨不断——
加拿大国会2007年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为二次大战期间强迫20多万亚洲妇女充当军妓一事道歉。
欧洲议会2007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并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经济赔偿。
荷兰议会下院2007年全票通过一项动议，要求日本就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一事道歉，并对幸存者进行赔偿。
韩国国会通过议案，要求日本道歉。
菲律宾国会2007年提出议案，要求日本道歉。
那么，日本政府的态度怎样？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此事真相一直守口如瓶，对外界的质疑讳莫如深，后来一度态度有所松动。
1993年8月4日，由于有日本记者发现一份日军文件，显示日军曾经直接参与营运慰安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未经国会批准，即承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史称“河野谈话”。
1995年7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倡议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通过民间募款和政府资助的形式，向慰安妇支付约500万日元的赔偿金。但是在该基金会的赔偿计划公布后，由于赔偿条款规定慰安妇“若接受赔偿，则放弃控告日本政府的权利”。因此遭到各国慰安妇事件受害人的强烈抗议，大多数“慰安妇”制度受害人拒绝领取赔偿金。
2001年10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对于“慰安妇”所遭受的“难以估计的痛苦”，感到“悔恨及自责”。
2007年2月18日，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的悔罪态度又有了逆转，指称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中的《第121号决议文》是“无事证，也不具法律约束力”。
2007年3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当年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之说“缺乏证据”。3月11日，安倍晋三迫于舆论压力，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不得不说：日本政府继承河野谈话的立场，他由衷地向心灵受到创伤的慰安妇表示道歉。安倍晋三一向以“强硬派”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否真的转变了态度，难说。本文截稿前，笔者在网上看到中日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后，安倍急忙在台湾活动，还拜会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党首蔡英文。
2000年 6月14日，日本29名自民党国会议员和13名民主党国会议员共同连署，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整版广告，主张二战期间日军从未强征亚洲女性担任慰安妇。
总之，日本政府及其某些社会名流，对于日军慰安妇事件老是吞吞吐吐、躲躲闪闪，乃至前后矛盾，极右派甚至公然否定。
战后一直是日本盟友的美国，也忍受不了日本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反复复。2007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39票赞成、两票反对的票数通过《第121号决议文》，敦促日本政府为二次大战期间强征20万慰安妇的行为道歉。该决议文固然没有法律约束力，并且美国政府也不会因为“日本政府不道歉”而做出任何制裁措施。但是，美国的言辞虽然留有余地，但它毫不隐晦地表明：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国家认可的日军性奴隶的制度。
环顾历史，在战后的冷战状态下，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与日本结成了安全同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日本政府及其国内政界、军界、商界、文化教育界一些抛头露面的知名人士，未能对过去的战争罪行予以深刻反省，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变本加厉地美化侵略历史，篡改教科书，腐蚀下一代。同时也由于各国一些历史学家们一直将二战史的研究重心放在欧洲，世界各国的人们对日本当年的战争罪行了解得非常不够。这样的国际态势包含着极大的隐患，威胁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五、中日学界共树安魂之碑
2007年7月3日，《京华时报》披露：中国第一份“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报告公布。调查报告由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完成。调查委员会从2006年9月开始工作，2007年3月结束第一阶段工作，调查重点在山西省的5县市、海南省的两个县、云南省的6县市。他们的调查证实，在山西省的4个县内尚有16名幸存者，海南省某县有1名幸存者。这17位受害者被日军抓到军营内或军营附近的建筑物内持续实施性摧残。这17位受害者当年最小的为12岁，最大的21岁。
他们查明，日军设立慰安所的场所包括民间会馆、民宅、临时建筑等，日军还曾强占云南省腾冲县的庙宇。
有幸存活的慰安妇事件受害人揭露，慰安妇事件受害人的遭遇惨不忍睹，付出巨大：《随军慰安妇》第209页指出，“慰安妇”这种娼妇，却与一般的娼妇不同，多的时候一天得以100多位士兵为对手，因此连续三年，一多半就成了不孕之身，并患有对性的不感症；慰安妇除了被用作高强度的性奴隶外，还要遭受性病的毒害；有的慰安妇由于多次堕胎造成终身不孕；由于日本人力资源不够，慰安妇还不时充当护士，脚夫甚至被武装起来充当炮灰；日军为了掩盖罪证，在关键时刻，有些“慰安妇”甚至被集体枪杀；在中国“文革”时期，幸存的“慰安妇”事件受害人往往受到严重的歧视、迫害和侮辱。
日军占领宜昌以后，军队虽然已经实施了慰安妇制度，宜昌广大自由之身的妇女，惨遭的厄运并未因此有丝毫减轻，宜昌是受日军凌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在宜昌，女性同胞虽然也受尽日军加害的种种屈辱，但没有如此侧重细节真实的文字记录。既然《随军慰安妇》是中国翻译并公开出版的一本严肃的外文著作，本文为了让读者直观那段历史的真实，权衡再三，还是决定照录上述该书第270~271页那段对话——作家与“慰安妇”制度韩籍受害人的对话。
我感到这位韩籍受害人也许多少有些麻木了，可是，从她若无其事的谈话中，我感到的不只是作呕，更感到人性的悲哀，感到历史的无情，感到对未来的忧患。由此对我们宜昌的受害女性同胞，更添一份弄清受难真相的紧迫感。
《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数处记录宜昌市的长阳等县被掠走几十名良家妇女到外地为日军充当“慰安妇”的史实，那些受害人回到老家的却寥寥无几，即使幸存而活下来的受害人，也是既不能做人，更不能做女人，一身染病，生不如死。
中国慰安妇的问题，被时代挖掘出来，事实无情地摆放在中国人面前。真正奇耻大辱，然而必须面对。
就平和里旧址问题，承蒙孙维玉先生引荐之后，我与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进行了多次邮箱联系。在2010年10月26日的信函中，就我请教的旧址取名的问题，苏教授给我来函说：“有些地方就直接叫慰安所遗址。如云南龙陵董家沟慰安所遗址，黑龙江的叫军人会馆遗址。附件两照片是杭州西湖边慰安所遗址的石碑。供参考。苏智良。”同时附录了“日杭州将军路慰安所遗址石碑”照片。
云南的，杭州的，也许只能叫“遗址”。国务院委托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辑出版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所谓“遗址”是指“毁坏的年代较久的建筑物所在的地方”；而“旧址”是指“已经迁走或不存在的某个机构或建筑的旧时的地址”。宜昌市平和里名为“国际馆”、“一历馆”的日军慰安所“旧址”，是不争的事实，那里是现今已“不存在的”“慰安所”的房屋、地址，呼为“旧址”比较准确。
本人同孙维玉、张清平两位商定，就平和里5号、7号“慰安所”旧址问题，向政府建议：建议政府召开一个由地域文化学者参加的研讨会，获取进一步的信息，形成进一步的共识；考虑到宜昌的风俗，考虑到居住者的感受，建议将平和里5号日军慰安所旧址命名为“侵华日军国际馆旧址”，将平和里7号（最近又变3号门牌）日军慰安所旧址命名为“侵华日军一历馆旧址”立碑保护。既尊重了历史，又无碍于居住者；对已经腐朽的木楼梯和几处损坏的外墙建议由财政拨款原样翻修，居住者照样居住，但有义务保护房屋的安全。
上述建议刚刚送达到市文化局，就得知文化局高度重视，局长王永平很快派专门小组对上报的材料逐一审核，最终认可了“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的事实，并迅速以市文化局的名义，在平和里5号和7号背后的墙壁嵌进一块“日军侵华遗迹”的石碑，将这一见证历史的旧址，以政府职能部门的名义事先保护起来。这一举措是有远见的。
我感到，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除了以物质文化形态保护下来之外，还有必要以法律文书的形式保存下来，用法学术语来讲：让客观事实转变法律事实。为此我联系了司法机关，市公证处愿意为我的请求依法进行司法公证，公证处严主任更是热心指导。我们通过多种渠道联系到尚在仙桃市女儿家的见证人陈忠孝老人，陈忠孝爷爷毕竟近90岁的人了，怕有闪失而我们终生后悔，立即电话给他，请他写一字据见证平和里日军慰安所。老人家思维敏捷，果断应允，立马就委托他当局长的女婿将其手书见证书寄到宜昌。为此还不放心，陈爷爷在春节前专程回宜，在市司法局公证处严主任的指导和公证处工作人员参与下，按公证要求在现场指认并照相、摄像、笔录，最后按法定程序制成公证书。让这一历史事实，不仅载入历史，而且由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
我们呼吁保护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既不是翻出宜昌人的隐痛，而向伤口撒盐；也不是张扬宜昌人的屈辱，而让家乡丢脸；更不是复制宜昌人的仇恨，而向邻国示威。我们的举动，既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又是为了不忘的历史，还是为了呼应日本学界。中日携手，为中朝韩日各国受害妇女，共树安魂之碑，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留住历史记忆。
参考文献：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全史[Z].
[2]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7.
[3] [日]千田夏光.随军慰安妇[M].林怀秋，夏文秀，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2.
[4] 曾任驻宜日军警备司令官、侵华日军11军39师团231联队队长梶浦银次郎所著侵华回忆录、日文版《日军231联队史》[Z].
[5] 张忠民，刘开美，李发刚.宜昌文化丛书·宜昌历史述要[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6] 李泉总，李发刚.名人与宜昌·历代名人志士在宜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7] 宜昌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多期宜昌文史资料[Z].[责任编辑 王玉妹]
关键词：退休局长 日军慰安所 宜昌女性 凌辱 尊严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264-08
一、一份简报从学界直达市长
在宜昌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市档案局原局长孙维玉先生呼吁：城区平和里现存两处“慰安所”旧址，见证了侵华日军的一段历史，应当挂牌保护。我用随身携带的手提，将这一信息迅速敲打成炎黄文化研究会的《简报》稿，很快就打印出来，报送后正赶上市委机关收发室取文件。
其实，孙维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早在2000年就已经引起了相关媒体的不断关注，直到2007年7月，《长江商报·深度报道》的记者尤义、刘飞超还曾专程来宜采访过他，并在该报7月25日整版刊登了《宜昌侵华日军“慰安所”寻迹》的调查报告。孙维玉介绍说：侵华日军仅仅在宜昌城区就曾辟出十余处“慰安所”，现在仅存平和里两处“慰安所”旧址，依然住有居民。
《简报·孙维玉呼吁保护现存宜昌城区的两处日军慰安所旧址》送出的第二天，李乐成市长在《简报》上批示：“请张永红市长阅酌”。分管文化工作的张副市长对此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将《简报》批示到市文化局王永平局长和分管历史文化的李小军副局长：“请永平、小军同志先摸清情况，然后请有关专家商议”。为落实市长在研究会《简报》的批示精神，市文化局委派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清平先生对此进行调研。
张清平是宜昌市知名地域文化学者，也是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的骨干会员，他接受调研任务之后，立即电话与我商量调查线路和步骤，通报孙维玉同志，并约定三人会面的地点和时间。谁知维玉比我们还兴奋，中秋节、国庆节两节刚过，维玉就把他积攒的一匣子关于“慰安妇”的资料提到炎黄文化研究会办公室。我与维玉先交流、看资料、走访平和里。清平匆匆了结赶急的公务之后，立马就会同我和维玉一起进入状态。
经过资料的审核、现场的考察和对知情人的进一步采访，我与清平一致认为：孙维玉同志考察“平和里慰安所旧址”的选题得当而及时，调查细致而研究深入，结论是慎重的，建议也是可行的。我与清平所以得出上述看法，是因为如下原因：
其一，2000年孙维玉同志退休至2004年间，他找到并五次采访平和里日军“慰安所”知情人陈忠孝老人，留下一沓采访记录并经陈老过目且最近老人主动致书认可。2000年9月25日，维玉邀约陈忠孝到平和里接受三峡电视台记者现场采访，陈忠孝一一指认。
其二，被访人陈忠孝当时（现在一样）思维清晰、表达准确、情绪稳定，所述真实性与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与日本知名作家千田夏光所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翻译出版的《随军慰安妇》一书披露的情景相吻合、相印证。
其三，2000年之后，孙维玉对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的调研成果逐步被中央、省市媒体披露，接受了海内外媒体受众的检验，到目前为止，不仅无一人对此表示异议，而且，网上的点击率很高。
其四，孙维玉同志曾任《湖北日报》记者、西陵区副区长、市档案局局长多年，其工作态度一向认真，其调研方法是合乎科学的，其调研路径的选择是正确的。
其五，“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的调研成果受到了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高度重视，中心主任苏智良先生多次来信指导并对孙维玉的研究给予充分肯定。
本人捕捉这一信息后，及时通过炎黄文化研究会的《简报》上报。《简报》犹如一座桥梁，直达市政府，沟通了学界与市长。由于市长的重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之后，日军慰安所再一次引起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和热心市民的关注，我们感到欣慰。
据了解，本市一些人士对于我们挖掘、保护平和里慰安所旧址不理解、认为不值得、甚至认为不应当。他们觉得这样的奇耻大辱忘记得越快越好。此说不敢赞同。尚且不说“平和里慰安所旧址”包含的历史内涵，即使不对日军慰安妇制度进行价值评价，仅仅作为一个事实存在，也应当保留这样的历史档案。要毁坏顷刻之间，一旦想恢复它的原貌，却永远也不可能了。再说，目前世界上不止韩国、朝鲜、台湾、东南亚一些受慰安妇制度之害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坚持穷追猛打日本军国主义的慰安妇制度，欧美国家以及世界人权组织，早就参与并坚持下来。中国更是成立了“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官方的、半官方的、民间的研究机构，对日军慰安妇制度及其戕害中国女性的历史事实不仅进行了抢救性的收集，而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笔者曾以“我们为什么关注平和里日军慰安所”为题，从“平和里日军慰安所见证了军国主义的罪行；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意味着中国妇女的屈辱；平和里日军慰安所警醒了当今国人的自尊”等三个方面对此题进行了阐述，试图正面回应。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我们做了当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当做的事情。
二、退休干部沉浸于旧址的考证
2000年孙维玉先生从宜昌市档案局局长的位置退休以后，继续寻找他一心收集的地域文化资料，一次在档案馆藏书室意外发现一册日文书籍，随手翻翻，立马就被吸引，书中的《宜昌作战》一章，假借汉字居多，意思能猜个大概。至于书中刊载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宜昌的大量地图，识别问题不太大。这本日文书让孙维玉欲读不懂，欲罢不能。后来他自费请人翻译了书中的目录和几个关键章节，原来，这本书名叫《日军231联队史》，书中大量的记叙发生在宜昌。该书所附《宜昌市街地略图》虽未注明街道名称，但宜昌的地形地貌、山势水流、街道的布局和走向，作为老宜昌并且是退休档案局长的孙维玉回忆如昨。他根据“略图”标注的“F”，普遍寻访，逐一排查，终于在二马路平和里找到了“F”的位置，初步判断，5号和7号就是该书记载的当年日军在宜设立的慰安所。2000年时，旧址的房屋格局依旧，其讲究与风格，依稀可见当年，楼上楼下，走廊宽展，每层6个单间。
好不容易找到了慰安所旧址，又寻历史见证人。一有闲暇，孙维玉就在慰安所旧址附近寻觅，矢志不移。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孙维玉找到了一位见证当年历史的老人——陈忠孝，陈老步履如常、思维与言谈清晰。真所谓必然包含在偶然之中。如果没有慰安所在平和里存在的必然，没有孙维玉诸位始终如一追寻的必然，岂有今日维玉和陈老两个满怀历史责任感的宜昌人的偶然相遇？
陈忠孝生于1926年，宜昌陷落时，他父母双亡，没能逃出宜昌，在环城南路一带的“难民区”也就是所谓“良民区”安顿下来。据他回忆，当年他在附近一家汉阳人开的“奎星楼”餐馆当堂倌，餐馆处于军事区和难民区之间，很多日本人在餐馆吃饭。餐馆也被日军改名为“日华餐馆”。 当年难民区的“良民”必须学习日文，一方面是沟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日本需要借此灌输奴化教育、进行文化侵略。
陈忠孝回忆说：平和里日军设立了四个“慰安所”，他还听说，宜昌城区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慰安所。孙维玉邀约陈忠孝现场查看，老人家不仅一一指认了“慰安所”的位置，而且用日文写下这四个“慰安所”的名字：一力馆、国际馆、阿也美馆、阿也美本馆。在当年的“国际馆”，陈老一眼就认出楼道里摆放的几张床架，就是“慰安所”遗留的榻榻米。居然，居然！可惜，孙维玉当时的呼吁没有得到应有的反馈，后来的一场火灾，将这两层楼的慰安所旧址烧得四壁皆空。
当年，十几岁的陈忠孝根据老板安排，专为日军官兵和慰安妇送饭，必须随叫随到，准点送达，而且夜间送饭次数居多。因为糊口的需要，陈忠孝非常熟悉“慰安所”。他回忆，“慰安所”里有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慰安妇”30多名，一律穿和服。其中有两名宜昌人，一个陈某，住在陶朱路附近；另一个李某某，住九码头老宜昌剧院附近。建国以后，陈忠孝在宜昌多次见过这两位“慰安妇”制度的直接受害人。日前，地域文化学者、市外办原主任郑幸哉先生就此事此人告诉笔者：陈某先是慰安妇事件的受害人，后来成了一名日本军官的太太，个子高高的，胖胖的，显得很富态。新中国建立后，曾在解放路一家鞋店当会计。按照当时的政治气候，陈某自是安全部门关注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作为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郑幸哉先生多次接触过她。孙维玉进一步了解：20世纪末，宜昌健在的“慰安妇”制度的直接受害人陈某，住在陶朱路附近；一位叫李某某，住九码头老宜昌剧院附近。孙维玉还知道，陈某曾经向有关部门陈述过他被迫做“慰安妇”的痛苦经历，甚至请相关人士替她写一封控告信寄到通过日本驻华使馆，通过使馆转交日本政府，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含恨去世了。
2010年10月11日，我通过维玉提供的线索，在市教研中心张旭东主任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在中心工作的陈忠孝老人之子陈海林先生，得知老人依然健康并获得他的电话号码，立马联系上正在仙桃市女儿家暂住的陈忠孝老人，他思维清晰依然，对当年接受孙局长访问一事记忆犹新，在电话交谈中向我再一次表示：“平和里慰安所旧址”确有其事，年后我回宜昌，回来后我愿意再一次指认“平和里5号和7号日军慰安所旧址”。在电话里，陈老还很“专业”地对我说：“孙局长当年采访我的记录写得很准确，我们当时都缺乏证据意识，可惜那时我看了却没在记录上签字，我一定会写个字据回来，用文字认可我看过的孙局长的那个采访记录。”果然，电话之后没几天，陈老就把“声明”寄回来了。陈老写道：“声明：我陈忠孝2001年接受孙维玉同志就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询问）的陈述及孙维玉同志的记录都是我的意思。陈忠孝2010年10月17日”。为了进一步确认陈老的宜昌籍贯和身份，为以后司法公证平和里慰安所旧址的历史事实做资料准备，陈老的儿子陈海林先生又根据我的要求，将其父亲陈忠孝的宜昌户籍簿复印件送到炎黄文化研究会办公室。父子俩爱国爱乡，情真意切。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1937年7月7日夜间爆发于北京郊外的，一开始称为“华北事变”，同年8月13日夜，扩展到了上海。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战线铺得很开，不仅需要投入大量兵力，并且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得到应有的补充和保证。日军进入中国国土以后，开始曾经大肆强奸中国妇女，性病交叉感染，一时蔓延，日军棘手。
说到这里，有必要特别推荐一本充满良知的好书。1988年12月，林怀秋、夏文秀翻译并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知名作家千田夏光所著《随军慰安妇》，是一部公正、严肃的纪实著作。
据考，千田夏光出生于当时的所谓“关东州”大连，并在那里求学，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亲身感受。作为日本作家，他本着人类的良知，以无畏的精神，冲破重重阻力，站在被侵略、被压迫人民一边，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客观地反映了侵华日军的残暴，为不计其数的受难妇女鸣冤叫屈。日本著名和平人士高木俊朗以“安魂之碑”为题著文代序，称赞这部著作是考察21世纪女性问题“贵重的资料”。
《随军慰安妇》第12页说，在日军的报告书中，统计的性病患者极少。为什么？丑，都不愿意自己说出去。实际数字往往是统计数的5~7倍。哪怕是在旧陆军中，性病也是可耻的。军队首先怜惜战伤、公伤，此为一等症；内科疾患为二等症；性病被列为最低的三等，洗澡的顺序安排在最后，使用的手巾也是红色的。一旦得了性病，就根本别指望晋级了。
千田夏光为进一步探寻日军“慰安妇”的秘密，以开展《随军慰安妇》的写作，有幸接触了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妇产科医生，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开始时，军方正是出于军队保证战斗力而需要生理安全女性的考虑，麻生应招为日军军医少尉被送往上海战线，在战败之前他从中国到东南亚，经历了许多战场。在战后三十多年，麻生接受千田夏光采访时回忆他第一次接触“慰安妇”体检的情形时说：地点是上海，时间是1938年早春，他与另一位妇产科医生一道，给第一批慰安妇做了身体检查。
日军在占领武昌以后，为了保证日军的“战斗力”不受性病的骚扰，从1938年开始，军方在武汉正式设立了许许多多的所谓“慰安所”，从日本、韩国游说、招募了一批“慰安妇”，其巨大的缺口则由中国妇女填补。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后，企图通过长江三峡直逼中国陪都重庆，发动了所谓“宜昌作战”。日军为此在宜昌集结了大量兵力，对“慰安妇”相应的需求可想而知。
《随军慰安妇》第81至82页，记述了当时在关东军负责后方工作的一个叫原善四郎的少校参谋（后升中校），就“慰安妇”需求量有一个匡算：依据作战兵员要求的程度、士兵手上的现钱以及女性肉体的承受能力，这位当事人计算出：70万军队需要2万名慰安妇。《随军慰安妇》第91页引述韩国的一位作家的调查说：“一个排配上两三名，作为天皇的恩赐品，给在性欲上饥饿的士兵当玩物”。
如此，侵华日军在宜大量集结而伴生出“慰安妇”需求相应巨大。根据现有的资料，在宜昌被辟为军事区的平和里，日军至少开设了四家“慰安所”。
调研期间，我们阅读了维玉收集的有关宜昌“慰安所”的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相关照片以及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先生给孙维玉同志的3封来信，现场察看了平和里5号、7号旧址周围（本文截稿时，又与孙维玉到平和里现场，不知为什么，那里的街道号牌换了，7号变成了3号，5号还是5号），走访了当地居民，沿着5号陈旧不堪的木梯，登上了后来搭建的第三层阁楼。
我们三人现场勘定：平和里5号、7号旧房框架完整，砖木结构的建筑年代在七十年以上，占地约200平方米。此处应该是陈忠孝指认的日军的“国际馆”、“一历馆”慰安所旧址。5号楼房产为市港务局所有，居住于5号一楼的谭姓老人为港务局一作业区退休工人。7号楼房产为一私人所有。
平和里慰安所旧址一经发现、认定，从2000年起，先后有《新华社》、《中国档案报》、《湖北日报》、《长江商报》、《楚天都市报》及本地媒体等多家媒体报道，市电视台曾有专题采访，旧址得到了媒体和受众的普遍关注。
三、慰安所一度遍布宜昌
从1940年6月12日日军攻占宜昌，到1945年9月11日中国军队在当阳接受日军投降、9月18日宜昌县召开抗日胜利庆祝大会，宜昌被日军占领长达五年之久，宜昌是否有过慰安所？以前大众和媒体对此并不十分清楚。
一度宜昌曾设多个日军慰安所。据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逐字逐行搜集统计：在宜昌设有10个慰安所，城区平和里4所，夷陵区鸦雀岭镇3所，当阳3所（古佛寺、淯溪、穿心店）。
曾任驻宜日军警备司令官、侵华日军11军39师团231联队队长梶浦银次郎所著侵华回忆录、日文版——《日军231联队史》第170面的插页《宜昌市街地略图》中，用连续的符号“∩”标注了环城北路、环城东路、环城南路、环城西路一带用铁丝网围住的一小片“难民区”，用“F”标注了平和里日军慰安所的准确地点。
提起这本书的来历，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典故。但凡研究宜昌地域文化的人，鲜有不识郑老郑幸哉者。郑老是市外办退休主任，80岁有余，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于地域文化资料的收集。笔者呼吁保护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的文章见报以后，郑老眼疾，家人读给他听，他注意到拙文中提及的日文著作《日军231联队史》，后来就此专门带信给我。我原本不了解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它何以从日本到宜昌、何以存放在宜昌市档案馆？原来，时任外办主任的郑老是“一本经”。我以此请教，他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向我娓娓道来：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广岛的退伍老兵曾经一拨儿一拨儿地到宜昌来，总数不下于两百人，干什么？到郊区点军、窑湾凭吊在宜阵亡的“战友”、“兄弟”，他们的骨灰当年存放在那里的岩缝中。原来，这些远方客人都是当年侵华日军的官兵，他们思念的阵亡战友、弟兄，这些亡者既是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受害于日本军国主义。按照当时国家的对日政策，市外办接待了他们，将他们领到目的地，让他们在那里烧香烧纸，念念有词，市外办工作人员一旁远远地注视着。
郑老曾经亲自接待过一个叫天草靖夫的来访者，他向我们提议：广岛和宜昌应当结为“兄弟城市”或者“姊妹城市”，永不再战，世代友好。按照当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还不敢彼此称兄道弟、呼妹唤姊，倒是可以叫“友好城市”。外办主任郑幸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市里、省里乃至外交部报告，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接着又有位名叫小林一夫的日本广岛中日友好促进会会员，态度更为诚恳，多次来宜，一心促成宜昌与广岛结为“兄弟城市”。终于，中日两市的民间一致认同：相互结为“友好城市”，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郑老还说，宜昌与广岛既然有这样的缘分，相互之间的来来往往就更加频繁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小林一夫又一次来宜时，将曾任驻宜日军警备司令官、侵华日军11军39师团231联队队长梶浦银次郎所著侵华回忆录、日文版《日军231联队史》一书，送给接待他的时任副市长，副市长将这本书交给了市外办，指示外办交给市档案局保存该书。孙维玉先生之所以发现平和里日军慰安所一事，正是得益于这一日文原著，得益于这本书使用的假借汉字，得益于该书插页用“F”标注的“慰安所”。
郑老还谈到，平和里日军慰安所除了5号和7号还有一处。那一处早在1945年就已经被夷为平地。其后，一个叫刘耀堂的商人，在那里盖起一栋名为“旋宫饭店”的旅社。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民银行由其负责人李明伦主持，在那块地方盖起一栋职工宿舍。
不错。郑老的记忆力真好。这栋宿舍所在地正是前述另一见证人、当年在“奎星楼”餐馆当堂倌的陈忠孝，2001年向孙维玉指认的“阿也美馆”和“阿也美本馆”所在地。
人说老者是一本书。哪怕在信息社会的今天，我更要说老者是一本史书。在厘清平和里旧址的调研、考证中，我有幸得到了郑幸哉、孙维玉诸位长者的指点，可谓幸哉。
千田夏光采访过一位朝鲜知情人，这位知情人的如下一段话，让我们理解关于慰安妇资料的寻觅何以如此艰难，他说：“奸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见败局已定时，把从这块土地拉去当挺身队的记录全部烧毁，没有留下准确的受害者资料。”这个国家把当上了慰安妇的妇女称为挺身队。日本对朝鲜尚且如此防范，对数亿人口的中国，必是倍加小心，防范更甚。看来，要悉数清点中国“慰安妇”受害人，怕是永无可能了。
不过，一个大体的、合理的匡算总是有的。《随军慰安妇》第21页首先触及这个数据：据说日军动员和使用的慰安妇的总数，从1938—1945年有8万或者10万，而其大部分，是朝鲜女性。书中说，大量录用朝鲜慰安妇，主要是她们比中国人保密。中国人对侵华日军何以不“保密”？ 《随军慰安妇》未能进一步分析中国人不“保密”的原因，不过，料想读者对此自有见地。
该书第80页再说：从中日战争开始总计算一下，日本征集的慰安妇应该超过10万人。
该书第138页再匡算：1945年8月15日，日本陆军的总兵力约555万，其中日本本土235万，320万散布在从中国大陆到南方战线上。另外，日本本土没有慰安妇，有慰安妇的只是外地部队。按70万军人需要2万慰安妇计算，在外陆军320万人，就需要9.1万慰安妇，也有人推算过需要10万慰安妇。
该书第139页记述一个叫伊藤晃三的日军士兵回忆更具体：“在每个村镇驻屯时，都有慰安妇。大致估计，一个营约有15~20个。伊藤现在还记得的是，每个星期五，她们就检查疾病，星期六发检查结果。”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先生介绍，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在２２个省份搜集口述、照片和实物证据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有受害者２０万人，而到2007年为止，幸存者仅剩４９人。
这是全国范围内慰安妇事实的一个数据。本地地域文化学者孙维玉诸位调研认定，日军在侵占宜昌期间，在宜昌城乡开设了大批日军慰安所。民间学术团体不可能进行大范围的详细调查，但从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慰安所在当阳等地普遍存在，惨状触目惊心。
《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第334页的“梶谷浅义罪行调查书”认定：梶谷浅义，39师团231联队9中队兵长。1944年，由汉口带来约40名中国妇女，在宜昌市和平巷（引者考查：“和平巷”当为平和里）开“慰安所”，强迫妇女为慰安妓女。1945年，又到汉口弄来许多中国妇女，在宜昌女公会内成立宜昌县日本将校食堂，名为招待，实为遭蹂躏。
《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选辑的资料大都是日军败北之后，在法庭受审时的交代，态度和用语一见便知，但真实性是没问题的。
譬如，在当阳“老场”也开设了慰安所。《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第380页记载日军官黑濑市夫笔供：1942年9月至1943年7月，我是联队副官，命日本人门胁某开设慰安所，曾奸淫中国妇女7~10名，并限制他们的行动。1945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我在当大队长时，在当阳“老场”（引者：原文如此）做过同样的事情。
当阳穿心店同样有“慰安所”。上述史料第387页刊载了1954年7月14日日军232联队军官野泽秀夫笔供：1943年10月中旬，我是232联队第2大队第2机枪中队指挥班功绩系伍长，在当阳古佛寺盘踞时，会餐解散后，与同僚在“慰安所”将一名20岁左右的妇女强奸；1944年1月5日至4月上旬，在湖北省当阳县穿心店盘踞，外出游逛时，在“慰安所”将一名18岁左右的中国妇女前后3次奸淫；1944年5月，我是232联队第2大队第2机枪中队指挥班功绩系伍长，为了参加对空射击教育而到当阳出差的时候，在“慰安所”将一名2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奸淫；1944年12月上旬，我是232联队第2大队第2机枪中队指挥班功绩系军曹，为“庆祝晋级”而参加中队干部会餐。会餐解散后，在“慰安所”将一名2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奸淫。这里虽然没有说明“慰安所”所在的具体村庄，却交代了餐后士兵信步即到的事实，料想“慰安所”离野泽秀夫所在连队驻地不会太远，慰安所必定在军营或军营附近。
上述史料第422页记载：39师团驻防当阳期间，在当阳有一家叫“春屋”的由日本人经营之妓院。春屋原本是1942年间在荆门经营的妓院，跟随39师团司令部转移到当阳时，便在当阳开业，在师团之支援下经营，供日本将兵之玩乐。
上述史料第447页记载：日军溃退时，在津洋口、龙舟坪一带，捉走80多名中青年妇女，用两只木船送往沙市“皇军娱乐部”，大多数死在日军之手，少数生还者讲述那段经历，字字血泪。
可以肯定地说，宜昌因其紧扼长江咽喉、拱卫战时陪都重庆的重要军事地位，侵华日军决意发动的“宜昌作战”及其以后在宜的长期占领，众多的日军士兵使宜昌人民深受其害，宜昌妇女更是遭受超乎想象的屈辱。
四、国家认可的日军性奴隶的制度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被占领国及本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日军在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被国家默认的合法的强奸中心——慰安所。事情逐步暴露后，遭到了国际舆论一致的谴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先后于1996年和1998年通过有关报告指出：“慰安妇”制度是现代社会“有计划的强奸、性奴隶”行为。
显然，“慰安妇”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在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如果不是国家行为，不要说八年，一天都难以实行。事实上，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无论是从保护本国军队战斗力的角度，还是从保护本国妇女贞操的角度，日本政府都做到了极致。
《随军慰安妇》第181页披露，二战中日本被打败以后，被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国人占领，日本内务省（警察）和大藏省（财政）从日军占领中国的所作所为受到启发，急忙建立“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也就是日本政府为联合国军提供“慰安妇”，意思是叫这些占领军军人“请将就这些女人，别再向其他日本妇女伸手”。
这一招还真的保住了绝大多数日本女性的贞操。《随军慰安妇》第182页披露：日本“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的经费，由大藏省斡旋，由劝业银行以通融资金的形式共计3 300万日元。会计局长池田勇人（后任首相）说：“以这些钱能保住日本女性的贞操，还算便宜。”
日本自己成了失败者，它才明白“慰安妇”制度残忍的程度。《随军慰安妇》第184页披露：“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开设在东京、横须贺等联合国军大量进驻的土地上，募集来的女性大多数是失去亲人的战争牺牲者。她们还不知道在RAA卖身，一天之内得以二三十男人为对手才是慰安妇的实际情况，几经鼓捣后一些妇女应募而来。从1945年8月起，当大批美军开入日本的时候，RAA匆匆开业。这些女性一到目的地，第二天就要开始“工作”，下午如不在阴部涂上润滑药就会肿起来。日本人自己体验了才明白慰安妇制度残忍的程度，才明白那是人欲更是兽欲。据了解，曾经的日军日籍“慰安妇”过来人，没有一个到RAA去的，她们曾饱尝过“慰安妇”卖身痛苦的滋味，更尝过被军队和政府弃之如敝屣的滋味。
一名曾经充当美军慰安妇的日本妇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到1945年底，大约有35万名美兵进驻日本。在最高峰的时候，总共有7万名慰安妇为他们服务。
美军占领总部负责公共卫生和福利事务的高级官员休·麦克唐纳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美军占领部队也曾意识到日本慰安妇常常是被强迫的。他写道：“因为家里经济条件窘迫，物资缺乏，在父母的催促和劝说下，很多女子被迫接受了这份工作，有时候也夹带着一丝为帮助家庭自愿做出这种牺牲的想法。”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在他的《尴尬的失败：日本从二战中觉醒》一书中称：RAA让妓女为美军提供一次性服务的收费是15日元或1美元。
RAA的反人权行为，由于世界舆论的压力，驻日美军家属、尤其是以罗斯福总统夫人为代表的美国妇女界的强烈抗议，后来不得不由美国占领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下令将这些官办慰安所关闭。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三大反人道罪行之一，它与恶名昭彰的细菌部队——七三一用活人做实验、南京大屠杀——屠杀34万中国同胞一起，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耻辱。
《随军慰安妇》第1~5页序言断言，军队不会公开“慰安妇”制度这样的秘密。书中写道：公开军队这样的秘密，不仅仅是困难多。作者有时还受到宛似威胁的非难和妨害。遇到这种情况的，不只是本书作者一个人。1984年8月结束战争纪念日前后，在报纸上有无“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倒成了话题。其中谈了体验的旧军人，由于遭到了用电话和写信而进行的中伤、威胁、谩骂，不得不向报社求救，请求舆论的支持。
千田夏光出版《随军慰安妇》，揭露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秘密，更是需要不屈不挠的勇气。
《随军慰安妇》第224页一语道出了实情：回忆起来，第一个慰安所是1938年早春在上海郊外开办的。那时也是由兵站部直辖，也就是由“光辉”的皇军经营的。但是，不久，军方觉得由自己直接经营慰安所“有失体面”，于是交给了御用商人经营。在中国战线上所看到的部队直辖的慰安所，在形式上变成了御用商人经营。
这一段话在早已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人们一看就懂：一家企业由谁经营、由谁当总经理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家企业是谁开办的，谁是老板、谁是董事长，老板是该企业最终受益者。显然，慰安所由谁经营并不是要害，要害是日军及其政府在侵略战争中，根本就少不了慰安妇制度。
随军慰安妇所以成为制度，所以能够推行，其原因要追索至上海事变。上海事变中，日本军队强奸中国妇女的犯罪事件不断的发生，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之后随之而起的是毁财、抢掠、屠杀、强奸，不仅造成中国人更强烈的反日意识，也为此受到国际舆论对日本暴行的谴责。所以实行慰安妇制度，日军及其政府至少有两点考虑：一则，为避免士兵在侵略战争中强奸被侵略地区妇女，引发当地人更激烈的反抗，日军及其政府决定提供一种“性的慰安设备”使士兵得以发泄；更为重要的原因，慰安妇制度的提出，是为了减少因强奸而带来的性病问题的困扰。
从保证“战斗力”来看，日军干部会很自然地考虑慰安妇制度。《随军慰安妇》第15页对此进行了分析：日本陆军是以攻击为主，在防御的情况下也是以攻为守的。在日中战争的情况下，军方计划以四成或五成的兵力对付中国军队，如果性病蔓延直到出现一成的患病士兵的可能性，那么，干部也会考虑搜集一些从医学上来说是安全的女人来。
在这一制度下，全世界有数十万妇女被日军征为军妓。朝鲜中央通讯社指证朝鲜籍的“慰安妇”有20万人，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也认为中国妇女沦为“慰安妇”的有20万人，但两者的数据都是匡算。还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曾经沦为慰安妇的各国妇女达40万，甚至更多。
日本侵略军之残酷与野蛮掀开人类史上最黑暗一页，是任何文明社会所难以想象的，今日重提“慰安妇”的悲惨遭遇，是为了使后代不要忘记历史，也是提醒当今和以后的日本当政者在为他们前辈汗颜的同时，不忘历史的教训。
《随军慰安妇》第26页公布了日本陆军的“娱乐所规则”（引者：“慰安所”初期亦叫“娱乐所”），让原件曝光了“天皇之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绝密——陆军娱乐所规则：（1）本慰安所除陆军军人、军中文职人员（军中民夫在外）之外不许入内。入场者须持来慰安所的外出证。（2）入场者必须在传达室付款，付款后领取入场券及避孕套一个。（3）入场券价，军士、兵、文职人员，每人2元。（4）入场券只限当天有效。如当日不能入内，可凭券换回现金。但一旦将券交给女招待，就不能退还。（5）购券后，按指定房间号入室。时间限30分钟。（6）在入室的同时，将券交给女招待。（7）在室内禁止饮酒。（8）完毕后，立即退出房间。（9）不遵守规定及扰乱军风纪者责令退场。（10）不使用避孕套者，禁止接触女人。
铜铜铁铁的事实，真真切切的历史。慰安妇制度的受害人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中国学界有义务、有责任与日本学界一起，为那些受尽屈辱的中韩朝日“慰安妇”受害人张扬正义。
正因为慰安妇制度的确定、存在、实施是日本国家、政府的行为，才引起国家对国家的一系列抗议。世界各国对日军慰安妇制度早已深恶痛绝，战后一直对其声讨不断——
加拿大国会2007年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为二次大战期间强迫20多万亚洲妇女充当军妓一事道歉。
欧洲议会2007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并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经济赔偿。
荷兰议会下院2007年全票通过一项动议，要求日本就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一事道歉，并对幸存者进行赔偿。
韩国国会通过议案，要求日本道歉。
菲律宾国会2007年提出议案，要求日本道歉。
那么，日本政府的态度怎样？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此事真相一直守口如瓶，对外界的质疑讳莫如深，后来一度态度有所松动。
1993年8月4日，由于有日本记者发现一份日军文件，显示日军曾经直接参与营运慰安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未经国会批准，即承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史称“河野谈话”。
1995年7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倡议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通过民间募款和政府资助的形式，向慰安妇支付约500万日元的赔偿金。但是在该基金会的赔偿计划公布后，由于赔偿条款规定慰安妇“若接受赔偿，则放弃控告日本政府的权利”。因此遭到各国慰安妇事件受害人的强烈抗议，大多数“慰安妇”制度受害人拒绝领取赔偿金。
2001年10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对于“慰安妇”所遭受的“难以估计的痛苦”，感到“悔恨及自责”。
2007年2月18日，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的悔罪态度又有了逆转，指称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中的《第121号决议文》是“无事证，也不具法律约束力”。
2007年3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当年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之说“缺乏证据”。3月11日，安倍晋三迫于舆论压力，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不得不说：日本政府继承河野谈话的立场，他由衷地向心灵受到创伤的慰安妇表示道歉。安倍晋三一向以“强硬派”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否真的转变了态度，难说。本文截稿前，笔者在网上看到中日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后，安倍急忙在台湾活动，还拜会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党首蔡英文。
2000年 6月14日，日本29名自民党国会议员和13名民主党国会议员共同连署，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整版广告，主张二战期间日军从未强征亚洲女性担任慰安妇。
总之，日本政府及其某些社会名流，对于日军慰安妇事件老是吞吞吐吐、躲躲闪闪，乃至前后矛盾，极右派甚至公然否定。
战后一直是日本盟友的美国，也忍受不了日本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反复复。2007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39票赞成、两票反对的票数通过《第121号决议文》，敦促日本政府为二次大战期间强征20万慰安妇的行为道歉。该决议文固然没有法律约束力，并且美国政府也不会因为“日本政府不道歉”而做出任何制裁措施。但是，美国的言辞虽然留有余地，但它毫不隐晦地表明：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国家认可的日军性奴隶的制度。
环顾历史，在战后的冷战状态下，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与日本结成了安全同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日本政府及其国内政界、军界、商界、文化教育界一些抛头露面的知名人士，未能对过去的战争罪行予以深刻反省，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变本加厉地美化侵略历史，篡改教科书，腐蚀下一代。同时也由于各国一些历史学家们一直将二战史的研究重心放在欧洲，世界各国的人们对日本当年的战争罪行了解得非常不够。这样的国际态势包含着极大的隐患，威胁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五、中日学界共树安魂之碑
2007年7月3日，《京华时报》披露：中国第一份“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报告公布。调查报告由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完成。调查委员会从2006年9月开始工作，2007年3月结束第一阶段工作，调查重点在山西省的5县市、海南省的两个县、云南省的6县市。他们的调查证实，在山西省的4个县内尚有16名幸存者，海南省某县有1名幸存者。这17位受害者被日军抓到军营内或军营附近的建筑物内持续实施性摧残。这17位受害者当年最小的为12岁，最大的21岁。
他们查明，日军设立慰安所的场所包括民间会馆、民宅、临时建筑等，日军还曾强占云南省腾冲县的庙宇。
有幸存活的慰安妇事件受害人揭露，慰安妇事件受害人的遭遇惨不忍睹，付出巨大：《随军慰安妇》第209页指出，“慰安妇”这种娼妇，却与一般的娼妇不同，多的时候一天得以100多位士兵为对手，因此连续三年，一多半就成了不孕之身，并患有对性的不感症；慰安妇除了被用作高强度的性奴隶外，还要遭受性病的毒害；有的慰安妇由于多次堕胎造成终身不孕；由于日本人力资源不够，慰安妇还不时充当护士，脚夫甚至被武装起来充当炮灰；日军为了掩盖罪证，在关键时刻，有些“慰安妇”甚至被集体枪杀；在中国“文革”时期，幸存的“慰安妇”事件受害人往往受到严重的歧视、迫害和侮辱。
日军占领宜昌以后，军队虽然已经实施了慰安妇制度，宜昌广大自由之身的妇女，惨遭的厄运并未因此有丝毫减轻，宜昌是受日军凌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在宜昌，女性同胞虽然也受尽日军加害的种种屈辱，但没有如此侧重细节真实的文字记录。既然《随军慰安妇》是中国翻译并公开出版的一本严肃的外文著作，本文为了让读者直观那段历史的真实，权衡再三，还是决定照录上述该书第270~271页那段对话——作家与“慰安妇”制度韩籍受害人的对话。
我感到这位韩籍受害人也许多少有些麻木了，可是，从她若无其事的谈话中，我感到的不只是作呕，更感到人性的悲哀，感到历史的无情，感到对未来的忧患。由此对我们宜昌的受害女性同胞，更添一份弄清受难真相的紧迫感。
《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数处记录宜昌市的长阳等县被掠走几十名良家妇女到外地为日军充当“慰安妇”的史实，那些受害人回到老家的却寥寥无几，即使幸存而活下来的受害人，也是既不能做人，更不能做女人，一身染病，生不如死。
中国慰安妇的问题，被时代挖掘出来，事实无情地摆放在中国人面前。真正奇耻大辱，然而必须面对。
就平和里旧址问题，承蒙孙维玉先生引荐之后，我与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进行了多次邮箱联系。在2010年10月26日的信函中，就我请教的旧址取名的问题，苏教授给我来函说：“有些地方就直接叫慰安所遗址。如云南龙陵董家沟慰安所遗址，黑龙江的叫军人会馆遗址。附件两照片是杭州西湖边慰安所遗址的石碑。供参考。苏智良。”同时附录了“日杭州将军路慰安所遗址石碑”照片。
云南的，杭州的，也许只能叫“遗址”。国务院委托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辑出版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所谓“遗址”是指“毁坏的年代较久的建筑物所在的地方”；而“旧址”是指“已经迁走或不存在的某个机构或建筑的旧时的地址”。宜昌市平和里名为“国际馆”、“一历馆”的日军慰安所“旧址”，是不争的事实，那里是现今已“不存在的”“慰安所”的房屋、地址，呼为“旧址”比较准确。
本人同孙维玉、张清平两位商定，就平和里5号、7号“慰安所”旧址问题，向政府建议：建议政府召开一个由地域文化学者参加的研讨会，获取进一步的信息，形成进一步的共识；考虑到宜昌的风俗，考虑到居住者的感受，建议将平和里5号日军慰安所旧址命名为“侵华日军国际馆旧址”，将平和里7号（最近又变3号门牌）日军慰安所旧址命名为“侵华日军一历馆旧址”立碑保护。既尊重了历史，又无碍于居住者；对已经腐朽的木楼梯和几处损坏的外墙建议由财政拨款原样翻修，居住者照样居住，但有义务保护房屋的安全。
上述建议刚刚送达到市文化局，就得知文化局高度重视，局长王永平很快派专门小组对上报的材料逐一审核，最终认可了“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的事实，并迅速以市文化局的名义，在平和里5号和7号背后的墙壁嵌进一块“日军侵华遗迹”的石碑，将这一见证历史的旧址，以政府职能部门的名义事先保护起来。这一举措是有远见的。
我感到，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除了以物质文化形态保护下来之外，还有必要以法律文书的形式保存下来，用法学术语来讲：让客观事实转变法律事实。为此我联系了司法机关，市公证处愿意为我的请求依法进行司法公证，公证处严主任更是热心指导。我们通过多种渠道联系到尚在仙桃市女儿家的见证人陈忠孝老人，陈忠孝爷爷毕竟近90岁的人了，怕有闪失而我们终生后悔，立即电话给他，请他写一字据见证平和里日军慰安所。老人家思维敏捷，果断应允，立马就委托他当局长的女婿将其手书见证书寄到宜昌。为此还不放心，陈爷爷在春节前专程回宜，在市司法局公证处严主任的指导和公证处工作人员参与下，按公证要求在现场指认并照相、摄像、笔录，最后按法定程序制成公证书。让这一历史事实，不仅载入历史，而且由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
我们呼吁保护平和里日军慰安所旧址，既不是翻出宜昌人的隐痛，而向伤口撒盐；也不是张扬宜昌人的屈辱，而让家乡丢脸；更不是复制宜昌人的仇恨，而向邻国示威。我们的举动，既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又是为了不忘的历史，还是为了呼应日本学界。中日携手，为中朝韩日各国受害妇女，共树安魂之碑，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留住历史记忆。
参考文献：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全史[Z].
[2]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7.
[3] [日]千田夏光.随军慰安妇[M].林怀秋，夏文秀，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2.
[4] 曾任驻宜日军警备司令官、侵华日军11军39师团231联队队长梶浦银次郎所著侵华回忆录、日文版《日军231联队史》[Z].
[5] 张忠民，刘开美，李发刚.宜昌文化丛书·宜昌历史述要[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6] 李泉总，李发刚.名人与宜昌·历代名人志士在宜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7] 宜昌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多期宜昌文史资料[Z].[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