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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青在美国进修期间，收获更大的是价值观的领悟：家庭并不是纯粹的私人空间，整个社会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为中心建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孩子的中产，都喜欢以家庭为中心在外活动
蓝青(化名)要求自己每天在10个小时内完成全部工作，平时晚上拒绝应酬，所有工作餐都在中午。星期六星期日则是家庭日，没有应酬，没有工作。每年，她都会对全家的生活做年度安排，实际一点的，是年初的家庭会议，提出该年度关键词：比如2007年度是“理财、安静、整洁”，到了2008年则是“节约、运动”。浪漫一点的，是每年全家的海外旅游，她对全家旅游的定义是“三个人，脱离所有的社会关系，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一起”。
蓝青生于60年代末，名牌大学博士，现在一所上海知名高校任教。之前，她是一家IT报纸的总编，多年在文化多元的媒介和公关界工作。她的社会标签属于“中产阶级”，而她正努力在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中实践全球化价值观——以家庭为基本的社会活动单位，用心爱护婚姻和家庭。
全球范围内最近一次的婚姻保卫战的故事要从上世纪80年代末讲起。美国一些富豪开始赞助在校园内推广的“贞节运动”，年轻的女性如果在一份协议上签字将贞操保持到18岁，就能获得一笔奖金。除了道德和宗教的召唤之外，一些家庭公共政策研究者开始研究修改与婚姻家庭相关的税制，从制度干预上奖励稳固的婚姻制度。
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启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此前靠制度和封闭维系稳定的中国社会，一脚踏入了美国前20年文化解放的时代。“60年代后出生这一代人正好进入感情选择期。他们算是解放后第一代在感情上开始自由选择的群体。”被称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的编剧王海令鸟说。
从90年代初期，美国有3个州开始试点“忠诚契约”：人们在结婚时可以选择普通的婚书，也可以选择与州政府签署这种特别的契约——将来一旦因为感情出轨导致婚姻破裂，不贞者将赔付更多。
培根在《论婚姻》中说：“一种好的风俗，能教化出情感坚贞严肃的男子汉，例如像尤利西斯(Ulysses)那样，他曾抵制美丽女神的诱惑，而保持了对妻子的忠贞。”而现实证明，在面对和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相矛盾的婚姻制度时，一种好的风俗，实际起源于一种有效的约束制度。美国自80年代开始的民间活动和制度建设，伴随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在美国社会形成——从80年代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强调社会公共利益，而不认为家庭是纯粹的私人空间。”
蓝青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美国。
“1995年，我有机会去美国一家电视台见习联合制片人的工作。但获得签证的时候我怀孕了。我就问给我职位的美国方，怎么办？美国人很简单，一切以孩子为重，所有工作推后。”
第二年，孩子出生后，蓝青才到美国开始工作。“我住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集中的意大利人社区，每到周末，几乎每栋房子都亮起灯，开家庭Party。那种温馨深深感染了我。我发现，整个社会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为中心建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孩子的，都喜欢以家庭为中心在外活动。”
而在这片土地上，另一个“我们”的世界却显得有些黯淡。蓝青旅美时曾暂住一间洛杉矶的旅馆，邻屋住着一位中国女孩，怀了身孕，签证早就过期了，每天躲在宾馆里吃方便面，为的是熬到孩子出生，孩子便可以拥有美国身份。
这样的单身母亲不是特例，蓝青当时看到在美国的很多中国家庭离异。这是心怀美好生活梦想的中国人，经济自由后，为着个人的自由而颠沛流离，放弃家庭圆满的岁月，“甚至不惜把自己‘黑’掉”。
蓝青的美国之行，在个人事业上的收获比不上价值观的领悟。她放弃了继续进修和工作的机会，回到了中国的家里。“我选择家庭并不代表我放弃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而是我对什么是全球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蓝青看来，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形成或遵循全球皆准的价值观，比如对快乐的共同追求，对幸福的理解趋同，以及对社会责任的一致回归。“不管身处哪片土地，我要过的是‘人’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上。”
这个时候，蓝青也注意到，自90年代末出现了一阵离婚的风潮：“婚姻似乎变成了一种个人资产重组。缺钱的找有钱的；有钱有地位的，把原配换掉，换上个青春貌美的。”国内正在重演美国20年前的“个人自由至上”后的状况。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协议离婚的手续。
王海令鸟认为，婚姻的变化，绝对是跟着经济走的。在中国，虽然公共政策的制定尚未出现转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有一批“中产”开始努力维护自己的婚姻。比如藍青正实践着自己“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丈夫出差，她和孩子也经常伴随。和朋友吃饭，双方都是全家出席。她还引入“商业管理”的模式进行家务统筹，设定家庭纪律和行为底线，“家庭也是一个小组织，没有纪律，队伍也不好带哦。”
在这个仍羞于表达真情的社会，蓝青在家庭内直接引入高语境的交流模式，倡导对伴侣表达超越身体本能以外的爱意。她喜欢问朋友：你每天对他(她)说几次“我爱你”？朋友有时会笑她。但她一脸真诚。
蓝青说，自己身边已经有了一批她称为比较健康的家庭：夫妻双方都受过良好教育，有过跨文化生活经历，经历过人生或职场的风雨，有比较成功的事业。大家的活动都喜欢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这些修复家庭和婚姻平衡的努力，至少让人们知道，当中国社会正处在“感情至上”的自由选择，并由此带来婚姻大面积的不稳定和焦虑时，“还有这样一个维护婚姻、重视家庭、重视社会责任的社会层面存在。”蓝青说。而美国历史的启示在于，推动风俗向好的制度建设，通常是在大面积的个体行动之后。
任何一代人的婚姻，都不免堆积出无穷的琐碎、厌烦、乏味……当美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经历了60年代自由到放荡的爱情生活的冲击后，1999年的电影《我们的故事》为为何要回归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做了一个最好的解释。电影中老牌美女米歇尔
蓝青(化名)要求自己每天在10个小时内完成全部工作，平时晚上拒绝应酬，所有工作餐都在中午。星期六星期日则是家庭日，没有应酬，没有工作。每年，她都会对全家的生活做年度安排，实际一点的，是年初的家庭会议，提出该年度关键词：比如2007年度是“理财、安静、整洁”，到了2008年则是“节约、运动”。浪漫一点的，是每年全家的海外旅游，她对全家旅游的定义是“三个人，脱离所有的社会关系，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一起”。
蓝青生于60年代末，名牌大学博士，现在一所上海知名高校任教。之前，她是一家IT报纸的总编，多年在文化多元的媒介和公关界工作。她的社会标签属于“中产阶级”，而她正努力在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中实践全球化价值观——以家庭为基本的社会活动单位，用心爱护婚姻和家庭。
全球范围内最近一次的婚姻保卫战的故事要从上世纪80年代末讲起。美国一些富豪开始赞助在校园内推广的“贞节运动”，年轻的女性如果在一份协议上签字将贞操保持到18岁，就能获得一笔奖金。除了道德和宗教的召唤之外，一些家庭公共政策研究者开始研究修改与婚姻家庭相关的税制，从制度干预上奖励稳固的婚姻制度。
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启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此前靠制度和封闭维系稳定的中国社会，一脚踏入了美国前20年文化解放的时代。“60年代后出生这一代人正好进入感情选择期。他们算是解放后第一代在感情上开始自由选择的群体。”被称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的编剧王海令鸟说。
从90年代初期，美国有3个州开始试点“忠诚契约”：人们在结婚时可以选择普通的婚书，也可以选择与州政府签署这种特别的契约——将来一旦因为感情出轨导致婚姻破裂，不贞者将赔付更多。
培根在《论婚姻》中说：“一种好的风俗，能教化出情感坚贞严肃的男子汉，例如像尤利西斯(Ulysses)那样，他曾抵制美丽女神的诱惑，而保持了对妻子的忠贞。”而现实证明，在面对和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相矛盾的婚姻制度时，一种好的风俗，实际起源于一种有效的约束制度。美国自80年代开始的民间活动和制度建设，伴随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在美国社会形成——从80年代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强调社会公共利益，而不认为家庭是纯粹的私人空间。”
蓝青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美国。
“1995年，我有机会去美国一家电视台见习联合制片人的工作。但获得签证的时候我怀孕了。我就问给我职位的美国方，怎么办？美国人很简单，一切以孩子为重，所有工作推后。”
第二年，孩子出生后，蓝青才到美国开始工作。“我住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集中的意大利人社区，每到周末，几乎每栋房子都亮起灯，开家庭Party。那种温馨深深感染了我。我发现，整个社会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为中心建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孩子的，都喜欢以家庭为中心在外活动。”
而在这片土地上，另一个“我们”的世界却显得有些黯淡。蓝青旅美时曾暂住一间洛杉矶的旅馆，邻屋住着一位中国女孩，怀了身孕，签证早就过期了，每天躲在宾馆里吃方便面，为的是熬到孩子出生，孩子便可以拥有美国身份。
这样的单身母亲不是特例，蓝青当时看到在美国的很多中国家庭离异。这是心怀美好生活梦想的中国人，经济自由后，为着个人的自由而颠沛流离，放弃家庭圆满的岁月，“甚至不惜把自己‘黑’掉”。
蓝青的美国之行，在个人事业上的收获比不上价值观的领悟。她放弃了继续进修和工作的机会，回到了中国的家里。“我选择家庭并不代表我放弃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而是我对什么是全球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蓝青看来，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形成或遵循全球皆准的价值观，比如对快乐的共同追求，对幸福的理解趋同，以及对社会责任的一致回归。“不管身处哪片土地，我要过的是‘人’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上。”
这个时候，蓝青也注意到，自90年代末出现了一阵离婚的风潮：“婚姻似乎变成了一种个人资产重组。缺钱的找有钱的；有钱有地位的，把原配换掉，换上个青春貌美的。”国内正在重演美国20年前的“个人自由至上”后的状况。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协议离婚的手续。
王海令鸟认为，婚姻的变化，绝对是跟着经济走的。在中国，虽然公共政策的制定尚未出现转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有一批“中产”开始努力维护自己的婚姻。比如藍青正实践着自己“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丈夫出差，她和孩子也经常伴随。和朋友吃饭，双方都是全家出席。她还引入“商业管理”的模式进行家务统筹，设定家庭纪律和行为底线，“家庭也是一个小组织，没有纪律，队伍也不好带哦。”
在这个仍羞于表达真情的社会，蓝青在家庭内直接引入高语境的交流模式，倡导对伴侣表达超越身体本能以外的爱意。她喜欢问朋友：你每天对他(她)说几次“我爱你”？朋友有时会笑她。但她一脸真诚。
蓝青说，自己身边已经有了一批她称为比较健康的家庭：夫妻双方都受过良好教育，有过跨文化生活经历，经历过人生或职场的风雨，有比较成功的事业。大家的活动都喜欢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这些修复家庭和婚姻平衡的努力，至少让人们知道，当中国社会正处在“感情至上”的自由选择，并由此带来婚姻大面积的不稳定和焦虑时，“还有这样一个维护婚姻、重视家庭、重视社会责任的社会层面存在。”蓝青说。而美国历史的启示在于，推动风俗向好的制度建设，通常是在大面积的个体行动之后。
任何一代人的婚姻，都不免堆积出无穷的琐碎、厌烦、乏味……当美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经历了60年代自由到放荡的爱情生活的冲击后，1999年的电影《我们的故事》为为何要回归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做了一个最好的解释。电影中老牌美女米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