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反腐倡廉建设的不断深入，商人牵出官员、官员吐出商人的案例数不胜数，“政商关系”由此成为一个舆论热词。经济新常态下，亟须构建平等、和谐、法治化的政商关系，所以，中央和市委多次强调：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会诊畸形政商关系
　　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汉学家费正清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呢？
　　费正清大师并不知道，在中国旧式政商关系史上，官员和商人不仅没有彼此独立的欲望，还经常努力向对方靠拢。
　　金钱和权力彼此纠缠之际，纵贯两千年的“孽缘”就此产生。
　　【沿革】
　　起始
　　战国时期，商鞅提出“事本禁末”之说，划定了士农工商不同阶级的政治地位。
　　其后，重农抑商战略成为封建政权的一种主要经济指导思想。
　　位列士农工商之尾的商人，由此產生了不安全感，对可以左右自己荣辱生死的权力心生觊觎；而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官员群体也以权力为资本，频频寻找“变现”的机会。
　　高潮
　　1860年以后，清政府启动洋务运动。通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合作形式，政府官员和商人迅速交融，改变了商人阶层的属性、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和社会地位。
　　这样的“合流”大潮一直持续到民国，产生了足以影响国运的畸形政商关系体——官僚资产阶级。
　　新表征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社会法制和经济契约制度建设滞后，加之政府和市场之间没有明确划界，给予了权力寻租空间，导致寻租资本和公共权力频频越位，一系列畸形的政商关系形态由此产生。
　　【类型】
　　当前，畸形政商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类型——
　　政商勾结型：
　　旧式政商关系中最直接也最常见的权钱交易方式，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勾肩搭背”。官员以权逐利，商人以利谋权，然后依权逐更大的利。我国古代就有商人“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的描述。当下，这个类型被赋予了新的称谓：“特殊利益集团。”
　　政商互变型：
　　首先是由官而商。一是官员和商人勾结，非法获利后“下海”洗钱；二是官员虽正常辞职，却将其掌握的剩余政治资源（如剩余权力、行政关系网、人情链、原有职务影响、内部信息等）作为生财资本，加盟企业谋取利益。
　　其次是由商变官。少数不法商人通过进入人大、政协、工商联攫取“红顶”，借助其政治资源和影响力为一己之私谋利。
　　政商割裂型：
　　新时期新形势下旧式政商关系的全新类型，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背对背”。在中央重拳反腐之下，一些党员干部为避免“被牵连”“负责任”，对企业正常诉求也敬而远之，表面上高喊“为企业服务”，实际上消极怠工，降低了服务效率。
　　【危害】
　　畸形的政商关系，堪称世界级“顽疾”。
　　2013年，欧盟发布成员国状况报告时，就将政商勾结列为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认为其大约造成了高达12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而在我国，政商关系让人感到担忧。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超过100名省部级及军级以上“老虎”落马，折翅的“苍蝇”更是数不胜数。而不论“老虎”还是“苍蝇”，其主要落马原因都不约而同指向同一个问题：畸形政商关系。
　　畸形政商关系的杀伤力，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