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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周刊》：您对4月2日的G20伦敦峰会怎么看?
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它比很多人预想的要更成功。在峰会召开前，法国和德国做了一些愚蠢的举动。他们太想施加自己的政治压力，我原本担心他们可能会牺牲峰会的成果。另外一个潜在的阻碍是直到最近才消除的，即美国奥巴马团队中还有一些职位没有填补，因此主办方英国担心美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团队来参加峰会，好在结果让人满意。峰会公报是一个重要的成果，涉及了很多重要话题。各方达成的共识也比我此前所预想的要多。综合来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峰会。当然，其经济成效尚需时日才能显现。
《商务周刊》：在峰会之前，您对中国方面的想法有哪些担心，峰会的结果会让中国很满意吗?
戴维斯：中国处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上。几个月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一个很好的经济刺激案，以国际标准来说，那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计划。因此对于未来可能实行的新刺激方案，我认为中国没有的压力。从监管的角度看。中国因为当年有很多银行坏账，所以一直倾向于使用更严格的监管体制，因此实施更严格的资本控制对中国来说也不成问题。但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香港和澳门的情况会引起一些人的担心。
当然，最难处理的还是IMF补充资金的问题，钱从哪儿来，投票权要不要改变?结果IMF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新的信用机制(credit facility)，并达成无需改变投票权的新借款条件。这样IMF投票权问题也就暂时被搁置了。中国也不是一无所获。他在新改组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中获得了席位，这是以往中国得不到的。因此。整体而言，中国应该很乐于见到峰会的成果。
《商务周刊》：峰会上强调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监管体系，多年来这方面一直缺失，但您认为这个新体系会产生效用吗?
戴维斯：我不得不相信它会产生效用，我在去年3月出版的书中就建议，应该将“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Council)，执委会应纳入中国等新的成员。现在这一点实现了，正式的名字叫“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和我的建议几乎相同。架构上的变化，并不一定就能带来结果的变化，但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而且我想IMF也接受了将金融稳定委员会作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核心，成为各项国际监管制度的执行者的想法。
《商务周刊》：中国成为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员后，可以做什么?
戴维斯：回顾过去几年。我们现在能看到，中国的极大贸易顺差和美国的极大贸易逆差带来的全球贸易不均衡是这次危机的部分原因，这一点大家都承认。但大家对此有何行动没有一致的答案。因为一个“论坛”不是解决这种问题的地方。在此之前，没有相关的人来讨论该怎么应对，现在，新的“委员会”将讨论金融体系的状况，监视金融泡沫的产生，有相关的人来讨论并制定对策。尽管还是会有政治意愿对某些话题加以影响，但总是有了一个地方来做决定。
《商务周刊》：那要让金融稳定委员会产生效用。需要去除哪些障碍?
戴维斯：首先，要确定怎样执行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和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其次，是如何确定哪些对冲基金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哪些对冲基金应该被监管，还有就是对于信用评级机构应该采取怎样的监管措施的问题。因此，执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另外，委员会还必须有能力监控每个国家的金融系统稳定性。
《商务周刊》：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戴维斯：过去这些年来的情况是，经济的全球化速度非常快，但却没有一个全球治理架构。G7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化的监管体系，但G7产生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垒球治理体系在成形，追赶早已在前的经济全球化步伐。如若不然，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而这对大家都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中国。因为如果全球贸易一旦崩塌，中国将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一个全球治理架构，来应对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过去的全球化是由市场主导的，接下来全球化将更强调监管。
《商务周刊》：能否说G20是这个新的全球治理组织?
戴维斯：是的，在此之前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来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然，它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如何运行，这并不令人惊奇。此前，IMF做了一些，但主要是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缺乏资金的国家提供贷款，它起不到金融监管的作用。金融监管只能靠各国主动联手，在自发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达成共识。这在以前是缺位的，现在金融稳定委员会填补了这一空白，也是G20试图达到的目标。
《商务周刊》：您怎么看中国提出来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如何缓解中国对于持有的美元储备贬值的担心?
戴维斯：眼下更重要的解决办法，是让IMF获得更多资源。特别提款权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我认为还需要很长时间。
关于中国与美元的问题，我想这个局面也是中国自己造成的。我不明白中国为什么要将如此高比例的外汇储备放在美元资产上。全球有25％的储备投在欧元上，但中国持有欧元的比例却极为微小。中国自身有能力去做分散投资，但却没有这样做。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我问过中国的官员，他们说这是出于流动性的考虑，美国国债比其他投资工具更易于变现等等。但我觉得这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中国不希望激怒美国。美国不断购买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国则借债给美国以作补偿。中国愿意这么做，这无甚非议，但若据此提出抱怨，这就不对了。中国也尝试通过设立主权投资基金来进行分散投资，短期来看这些投资的收益不高，但长远而言，这是好的开始。
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它比很多人预想的要更成功。在峰会召开前，法国和德国做了一些愚蠢的举动。他们太想施加自己的政治压力，我原本担心他们可能会牺牲峰会的成果。另外一个潜在的阻碍是直到最近才消除的，即美国奥巴马团队中还有一些职位没有填补，因此主办方英国担心美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团队来参加峰会，好在结果让人满意。峰会公报是一个重要的成果，涉及了很多重要话题。各方达成的共识也比我此前所预想的要多。综合来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峰会。当然，其经济成效尚需时日才能显现。
《商务周刊》：在峰会之前，您对中国方面的想法有哪些担心，峰会的结果会让中国很满意吗?
戴维斯：中国处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上。几个月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一个很好的经济刺激案，以国际标准来说，那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计划。因此对于未来可能实行的新刺激方案，我认为中国没有的压力。从监管的角度看。中国因为当年有很多银行坏账，所以一直倾向于使用更严格的监管体制，因此实施更严格的资本控制对中国来说也不成问题。但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香港和澳门的情况会引起一些人的担心。
当然，最难处理的还是IMF补充资金的问题，钱从哪儿来，投票权要不要改变?结果IMF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新的信用机制(credit facility)，并达成无需改变投票权的新借款条件。这样IMF投票权问题也就暂时被搁置了。中国也不是一无所获。他在新改组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中获得了席位，这是以往中国得不到的。因此。整体而言，中国应该很乐于见到峰会的成果。
《商务周刊》：峰会上强调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监管体系，多年来这方面一直缺失，但您认为这个新体系会产生效用吗?
戴维斯：我不得不相信它会产生效用，我在去年3月出版的书中就建议，应该将“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Council)，执委会应纳入中国等新的成员。现在这一点实现了，正式的名字叫“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和我的建议几乎相同。架构上的变化，并不一定就能带来结果的变化，但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而且我想IMF也接受了将金融稳定委员会作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核心，成为各项国际监管制度的执行者的想法。
《商务周刊》：中国成为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员后，可以做什么?
戴维斯：回顾过去几年。我们现在能看到，中国的极大贸易顺差和美国的极大贸易逆差带来的全球贸易不均衡是这次危机的部分原因，这一点大家都承认。但大家对此有何行动没有一致的答案。因为一个“论坛”不是解决这种问题的地方。在此之前，没有相关的人来讨论该怎么应对，现在，新的“委员会”将讨论金融体系的状况，监视金融泡沫的产生，有相关的人来讨论并制定对策。尽管还是会有政治意愿对某些话题加以影响，但总是有了一个地方来做决定。
《商务周刊》：那要让金融稳定委员会产生效用。需要去除哪些障碍?
戴维斯：首先，要确定怎样执行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和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其次，是如何确定哪些对冲基金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哪些对冲基金应该被监管，还有就是对于信用评级机构应该采取怎样的监管措施的问题。因此，执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另外，委员会还必须有能力监控每个国家的金融系统稳定性。
《商务周刊》：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戴维斯：过去这些年来的情况是，经济的全球化速度非常快，但却没有一个全球治理架构。G7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化的监管体系，但G7产生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垒球治理体系在成形，追赶早已在前的经济全球化步伐。如若不然，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而这对大家都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中国。因为如果全球贸易一旦崩塌，中国将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一个全球治理架构，来应对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过去的全球化是由市场主导的，接下来全球化将更强调监管。
《商务周刊》：能否说G20是这个新的全球治理组织?
戴维斯：是的，在此之前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来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然，它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如何运行，这并不令人惊奇。此前，IMF做了一些，但主要是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缺乏资金的国家提供贷款，它起不到金融监管的作用。金融监管只能靠各国主动联手，在自发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达成共识。这在以前是缺位的，现在金融稳定委员会填补了这一空白，也是G20试图达到的目标。
《商务周刊》：您怎么看中国提出来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如何缓解中国对于持有的美元储备贬值的担心?
戴维斯：眼下更重要的解决办法，是让IMF获得更多资源。特别提款权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我认为还需要很长时间。
关于中国与美元的问题，我想这个局面也是中国自己造成的。我不明白中国为什么要将如此高比例的外汇储备放在美元资产上。全球有25％的储备投在欧元上，但中国持有欧元的比例却极为微小。中国自身有能力去做分散投资，但却没有这样做。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我问过中国的官员，他们说这是出于流动性的考虑，美国国债比其他投资工具更易于变现等等。但我觉得这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中国不希望激怒美国。美国不断购买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国则借债给美国以作补偿。中国愿意这么做，这无甚非议，但若据此提出抱怨，这就不对了。中国也尝试通过设立主权投资基金来进行分散投资，短期来看这些投资的收益不高，但长远而言，这是好的开始。